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据报已请辞，在一地两检方案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就会离任。在五年半任期内，袁国强成为中共夺取香港全面管治权的先锋，引起的争议不比政务司司长少。如果说，前政务司司长林瑞麟、林郑月娥是中共的政制打手，那么，梁爱诗、袁国强就是中共的法制打手。更令人担忧的是，政务司、律政司沦陷令中共指挥特首时更得心应手，一旦财政司也沦陷，中共权贵就可以对香港予取予携。

 

三司制衡特首　可减缓香港沦陷

 

香港特首摆脱不了中共的钦点，其作为中共权贵家族代言人的角色越来越明显，在中共夺取香港全面管治权的过程中也越来越像傀儡。如果政务、律政、财政三司司长能恪守香港核心价值，在辅助特首管治的同时形成必要的制衡，自然可以减缓香港的沦陷。但20年来，三司沦陷了两个半，政务司司长成了稻草人，律政司易帅只会延续「依法治港」工具的角色，财政司司长就等着按中共权贵指令直接输送利益。

 

七任政务司司长中，陈方安生是「建华乱港」时代的香港良心，曾荫权秉承的是「打好呢份工」心态，许仕仁未见建树反陷入贪贿，唐英年视司长为特首的历练但未能如愿。林瑞麟因贯彻中共治港意志有功而破格晋升为「林D9」，主管政制事务局及政务司10年，对政改没有寸功，只落得「人肉录音机」之名。林郑月娥的最大贡献不在港人呼声日炽的政改，而在决定兴建西九故宫博物馆，以港地港钱献媚中共。政务司沦陷后，接任的张建宗无论是有心无力还是无心无力，无非都是林郑摆设的稻草人而已。

 

律政司司长是三司中最稳定的角色，20年来只有三任。梁爱诗因胡仙案、居留权释法、强推《基本法》23条立法而天怒人怨。黄仁龙几乎是无为而治，但总算坚守法治。但中共既需要政务司司长作为政制打手，也需要律政司司长作为法制打手，袁国强上任后肩负替中共征伐重任，因此有了政改三人组的角色，有了DQ民主派议员、严刑打压社运人士的恶行，有了把自阉当扩权作为一地两检法理依据的反智行为。

 

三司功能异化　司长人选不重要

 

之所以说财政司沦陷了半个，是因为五任司长中，有四位曾是特首热门人选或竞逐者，包括曾荫权、梁锦松、唐英年、曾俊华，他们的理财理念基本上未脱离港英的轨迹。但陈茂波不只是「囤地」囤成香港财爷，而且是梁振英的人马，又能坐上直通车过渡到林郑政府，岂能不令人猜测幕后的交易是甚么？岂能不令人担心，一旦政制、法制障碍扫除，中共权贵的魔手就会直接伸向香港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财政盈余。

 

中共构思一国两制的初衷及实施的初期，或许都是真诚的，因此把管治的重任交付特首，也容许三司具一定的制衡力量。但随着中共最高权力层几番更迭，权贵家族对香港政经利益的需索越来越逼切，三司对特首的制衡，特别是行政中立、司法独立精神的延续，已让中共难以继续忍受。于是，中共先是拿政务司司长开刀，再改造律政司司长，接下来必然是操控财政司司长，由此才能让特首发挥凌驾行政、立法、司法的超然傀儡功用，才能夺取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可以说，三司的功能异化后，司长人选已不再重要，听话的庸才多的是，趋炎附势的小人多的是。就像走了梁振英，就来了林郑月娥，如今走了袁国强，以后走了陈茂波，随时有人愿为中共权贵挺身而出，港人徒唤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