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十周年：知行合一”征文）
（曾建元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新台湾国策智库两岸关系组召集人）
当代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发展，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王炳章于美国纽约发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与《中国之春》杂志创刊为起点，历经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于纽约成立、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天安门事变，同年九月民主中国阵线于法国巴黎成立、一九九三年一月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暨民主中国阵线世界联合代表大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而爆发大分裂、一九九八年六月中国民主党国内组党、十一月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于加拿大多伦多成立，再经过二十一世纪初维权运动、《零八宪章》运动、中国茉莉花革命、民国复兴运动等等的发展，算来也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了。
这四十年间，世界冷战体制崩解，中国大陆和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都在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政左经右战略持续改革开放，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却也同时因为党国权贵资本主义的操作和信息监控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这一民主集中制党国体制进一步得到巩固，演化成标榜习核心和习思想的以习近平为中心的新型个人独裁统治。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则在台湾展开本土化和民主化的宁静革命进程，成为华人民主的典范，但也因为失去冷战体制世界体系的翼护，在整体经济的表现上为作为世界工厂和新兴市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超越，尽管个别而论，台湾已是一个发达的福利国家。台湾从蒋经国总统起，历任总统不论党派，均对民运提供了道义上的资助，但民运的发展却未见蓬勃成长，在大分裂后陷入派系的倾轧，也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从中分化的空子可钻，由是更进一步造成民运内部的相互猜忌和攻讦，令参与者和支持者感到心寒和失望而求去，时至今日，中国海外民运正面临着师老兵疲、青黄不接的困境。
对比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庞大的国家力量，民运组织想要单靠己力实现中国的民主化，直如蚍蜉撼树，那么，民运的前景何在，发展的策略为何？
海外民运一旦脱离本土，就会如同昔日的海外台湾独立运动，欠缺在本土进行大规模政治与社会动员的能力，而不可能作为革命党，认清了这一现实，则民运应当将工作目标集中于理念的传播、政策游说和海外公共关系的经营，如同当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纵使未在国内参与，便自然而然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在国际社会上的代言人一般。民运的价值就在于维持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国体制和所谓中国模式异议的象征，更进一步则是对于台湾作为华人世界民主经验典范的认同与支持，以对台湾的鞭策和期许证明中华民族实现宪政民主的可能性。
由于立场敌对于中国共产党，海外民运难免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欲消灭的政治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干涉他国内政，所以只能设法削弱民运在国内外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门的主要做法，则是对民运进行心理战，对民运工作者进行人格谋杀，制造内部信任危机，也正因民运之政治文化带有传统中国文化欠缺社群与公民精神的缺陷，也受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历年政治运动所导致人际互信脆弱的遗毒，更受中共国安工作的破坏与渗透，因而派系林立、组织分裂、各自为政和彼此猜疑，以致难以形成大气候，亦难以根本改善。
认识到民运的本质性困境和存在价值，则强求的团结反而毫无意义。民运要长期与党国专制政权斗争，依靠的就是反抗的意志和高揭维护人权与民主的旗帜，与中共斗争的场域是在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领域维持异议的象征，而非不自量力地从事军事反攻或安全破坏工作，故而民运的工作，应当公开透明，开诚布公，以昭公信，而无须故作神秘，而外界对民运组织和工作者的支持与否，也不应受无端生非的种种传闻所动摇，而应当从组织和个人的长期作为来进行衡量评估。
笔者曾在去年七月于中国民主论坛和民主中国阵线假日本国神奈川县三浦市举办的《2017年中、港、台政局演变与日本的中国政策》第六届中国民主论坛上发表专题演讲〈一个中国突围：试论台湾的非典型外交战略〉，于当中倡议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在外交、侨务、侨教和民运海外联络工作的整合，并主张基于国际谅解，以美国《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 Act）为典范，寻求非邦交国对台湾国家法人地位和参与国际组织资格的特殊安排，而此一目标的实现，自也应当寻求各国民间社会包括华人社会的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则要借助于在各国国会游说工作有成的各个华人团体或个人的合作，鼓励华人（华裔和华侨）关怀在地各国公共议题，争取主流社会的认同，进而将反对中国共产党对各国输出反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反对各国助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迫害、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国资本的渗透与掠夺，与各国的国家利益结合思考，上升为各国的公共政策。故而维持台湾的自由民主、永续繁荣和事实主权独立，就成为自由世界抵挡中华人民共和国霸权扩张的第一道防线。台湾的存在是民运工作的后盾和希望之所系，因此新一代的海外民运应当要与台湾的非典型外交建立协作关系，在各国对华关系与政策议题上，互相协助和支援。职是之故，我国对于民运组织与工作者的支持，应当以个别组织与个人的长期表现作为评估指标，尤应着重于具备在地国中国政策影响能力者，以导引民运深化与各国主流社会关系的经营，并因此而致力于人力的整合，促进其团结。我国还应警惕避免受到中共分化的误导，毋令善意的支持反而造成民运在有限资源的争夺下加速分裂与式微。
民运对台湾的支持，对各国对华政策的规划和布局上，能对外国社会提供更胜于台侨自己人的说服力，台湾对于民运的支持，也在彰显台湾对于中国境内受迫害人民与民族的民族感情和人道关怀。民主进步党执政后，中华民国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的变化，是影响民运与我国关系的关键。中国民运的存在和对于台湾的支持，对于维持台湾宪政民主以及事实主权独立之正当性，乃具有其作用与意义。民进党政府的民族主义立场，也对于我国内部统独各种政治力量的竞争与国家团结之间关系的平衡极为关键，在这一问题上，民进党政府应有面对国内政治生态、华人世界和国际关系的多重考虑，盖以宪政民主法治人权为中心的普世价值建构基于公民民族主义的台湾国家政治认同，以及建构以普世价值充实与更新的现代全球华人文化认同，两者实可以并行不悖。如何因应与民进党政府可能长期执政下的对台关系与立场，是民运所面临的重大思考，而民进党政府如何与中国民族主义进行对话与合作，也是台湾内部的重大辩论。但无论如何，这都不影响我国对于民运基于价值共识和道义情感上的支持，只是未来我国应整合涉外资源，鼓励海外民运向在地主流社会、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学人和华人新移民拓展公共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的政治发展颇令外界感到不安，党国权力向习近平的集中实祸福难料，这和党国专制独裁政权的本质有关，不能否认开明专制有其可能，只是放在人类的经验上机率太小。当中国民族主义结合共产党党国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展开以实现强国梦为目标的对外扩张时，中国的帝国主义幽灵就难免会浮现盘旋，而对于东亚区域秩序产生板块挤压式的动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在东海、台湾海峡、南海频频引起区域紧张的深层原因。面对崛起中的中国，各国政府和智库都需要熟悉中国事务的政策咨询对象，民运应当积极主动为世界承担起这一任务。基于对于民运深耕各国主流社会的发展方向上的期许，未来我国在民运的合作对象与项目上，应当多选择和扶植类此有能力影响在地主流社会和国家决策者，以利于将外交、侨务和中国大陆事务做有机的结合。
未来我国应持续资助海外中国民运，也应加强国内与海外社团以及亲台国际友人的联系，多多听取海外民运和各国学者对于我国大陆政策与外交政策的意见。所以我们建议民运应更多邀请各国关心中国民主化的政治界、学术界与民间社会运动界人士参与，以便世界各国社会和民意更多地认识中国、台湾与两岸关系；而在民运的经营上，鼓励更多青年留学生或中国大陆境内非政府组织工作者的参与，以延续薪火；而我国除了提供经济的资助外，也应思考鼓励亲台侨团和学术社群与各国在地的民运组织交流，让台湾有机会与中国大陆民间进步力量建立友谊、合作默契和共识，有机会共同参与未来民主中国和亚洲新秩序的缔造。
民国一百零七年一月三日晚八时 新竹香山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426-1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