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十周年：知行合一”征文）
我们的脚步踏着前人的生命和青春，象一支冗长的朝圣队伍，在洪荒和崇山峻岭中跋涉。感谢造化怜惜，赐我于之结识的福分，书生无长物，唯有秃笔一支奉上。
张纯珠住在中关村一个旧小区内，在他被捕前，那里是一派萧索景象。1992年，开食品厂的个体户张纯珠被捕，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那便是有名的自由民主党案，同案二十余人，受牵连者百计，这是自邓氏改革以来，中国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它和毛时代的政治案件不同：在毛时代，那些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的人们，绝大多数系无端受害；而1989年之后，主动向专制制度发起挑战的政治案件，正越来越多。
世道在不知不觉地变迁，在过去，专制政权习惯性地以政治原因为由向无辜者发难，政治迫害成了制造恐惧和徇私报复的利器；而到了今天，它又习惯地以非政治性罪名来掩盖其政治迫害的事实。这天长日久的渐变缓缓勾勒出一条专制秩序正在日渐衰败的曲线，而这悲怆的曲线，由无数人的苦难积累而成，天长日久之后，脚下渐渐显现出道路的迹象。
1989年在中国爆发的大规模请愿和抗议运动，推倒了东方阵营这一系列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骨牌效应不久蔓延到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在短时间内崩塌。可以摧毁地球几十次的核弹、覆盖三分之一人类的党组织、密布于这一阵营每一个角落的宣传机器和特务系统……这一切在人心的觉醒面前显得何其渺小而无力。
当学运乍起，张纯珠已经三十七岁，经营一家食品厂为业，家境虽不算殷实，在当时亦算得上小康之家。起初，他并不认为那场运动属于全国各阶层，仅仅认为是学生们的一场请愿。运动在他心目中属于学生，作为市民，为学生们站台助阵即可。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广场上去，时不时带些物品捐献给学生们，比如用于制作条幅的布料，有时也会参加到队列中，不过大部分时间里仅是在一旁，看看学生们有无需要出力相帮之事。
他象大部分北京市民一样，发乎纯粹地声援和支持学运，直到军队进城时，仍然相信形势仍可以在各界齐心协力之下扭转，当枪声传来，死伤消息众说纷纭。4号那天他下楼想要买菜，看见人们一辆小货车上载了具七、八岁男孩的尸首，身上好几处弹孔。悲恸木然的母亲守在一旁，人们面色凝重，话语低沉。他把身上的八块多钱取出来想捐给那位母亲，人们便纷纷群起捐款。而那位母亲却不愿接受，开车的司机自作主张替她收下。
“我回来后哭了好几天！”叙说起那一日的往事，冰凉场景仍在眼前。经营食品厂的愿望越来越淡薄，东欧剧变，华约解体的消息接踵而至，苏联正岌岌可危。“要是有人跟共产党干，我就找他们。”
去“找组织”跟共产党干的心愿到1991年迎来机会，他家楼上的邻居芮朝怀已经成为了自由民主党的一员，将张纯珠介绍给自由民主党一众同仁。那些日子他们有一件重要的事务是散发传单，由民主墙老运动员、前公交车司机刘京生主持。这件事需要一辆汽车助阵，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原先是雇了张纯珠一位朋友的面包车，因担心事发连累朋友，他便自己买了辆拉渣土的旧货车，载着列位四处张贴传单。这群人中有青年学生和普通市民，没有人称得上是训练有素的职业秘密革命家，所有人走到这一步都仅凭一腔激愤。胡石根先生曾经要求大家号召自己的素养，戒除抽烟等不良习气，但现实情况却不可能因为一两句号召而得到有效改观。有一些人知道自己迟早要遭到政治迫害的毒手，却不知道它何时到来，他们希望在迫害来临之前多做一些工作，无论多做多少，都是对未来民主中国的宝贵贡献；而另一些人则明白警方已经开始行动，随时准备收网。
张纯珠便是后者，他父亲是共产党的公安干部，他自己则早在十九岁那年便惨遭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1971年，插队知青张纯珠被“公安局军管会”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盗窃”。真正的原因是他顶撞了作风不端的大队干部，对方怀恨在心趁着政治运动报复。这位年纪轻轻的知青很快成了“运动员”，并在各次批斗会上拒不认错，何况他根本不晓得对方究竟要自己认的是什么错。那一年，“军管会”的那群文盲和法盲们，在一次批斗会后接着开了一场“公审会”，没有任何程序，更谈不上证据和讼辩，一群“犯人”们被挨个拉上来，宣读姓名和罪名后当场判决，张纯珠以“盗窃罪”被判刑五年，投入南泥湾劳改队。
象普通市民们的生活一样，他加入这个“反革命集团”，从未有过一丝要在风潮中“呼风唤雨”，或者要在未来留下什么个人印迹的念头。他开车、运输，为秘密行动尽自己微薄的本份，凭借坐牢经验，及年轻时受父亲工作的影响，才不多久他便意识到事态已经败露，暗探们正在不被发觉的角落里盯梢着。但他更加明白，自从见到这些人的第一天开始，自己就已经不能再退出。
“我对他们说：‘每一次你们给我一点钱，几块甚至一块都可以。以后万一出事，就说是你们租我的车用。’”，当时租一辆车的日价一般是几十块钱。他尽量地忘记每一个人的名字，除了开车之外，从不去询问甚至不去想关于传单的任何事，为即将来临的被捕做准备。
到了1992年的4月底，抓捕果然来临，自由民主党一众同仁悉数蒙难。“首犯”胡石根获刑20年，其余有康玉春17年，刘京生15年，王国齐11年，以下5-7年十余人，包括张纯珠、芮朝怀。
五年后出狱，这位一无所求的人，亦几乎一无所有，除了一位患有智力性疾病的十四岁儿子可以相依为命。失去了财产、家庭、岁月的父亲，从此拉扯儿子度日。为争取权益，他时常和访民们一道出没于信访局，那时候的上访大潮还远远不如今天这般汹涌澎湃，这些蒙冤受屈者们的事迹，若是曝光到新闻媒体上，仍可以引起一片惊奇。和如今的访民们就算是闹出人命也被舆论视为寻常的景象相比，当时访民的数量和曝光到途径、曝光率都远远低于今日。
象张纯珠这样敢于把自己的诉求尽量戳进公共视野的人，他们的维权行为也比今天的成功可能要高。为了父子二人一点可怜的生活权益，不知道又经历了多少抗争。天长日久，那孩子渐渐成长。
我去过他们家两次，去为他修理电脑，其中有一次遇上了他的儿子。那年轻人没有多少照顾自己的能力，一日三餐都需要依赖父亲照看。除了每天在外奔波衣食之外，儿子有没有吃饭是他一天中最要紧的事。那个家很简朴，亦不宽敞，收拾出一片开阔空间来，作为儿子的活动场所。最显眼的地方一套练拳击的沙袋和手套能用具，还有一些体育设施。因为不放心放儿子出门，又怕他一人在家，耽误了运动，对他发育不利。
“我儿子现在在练拳击呢！”有一天我听见他略带眉飞色舞地说，那言语间仿佛儿子即将成为一名优秀的拳击手。“打沙袋打得可有劲！”好象儿子正在与一位恶徒搏斗，或者终有一日会练就除暴安良的拳法，成就一番侠义。那时我并不知道他儿子是位病人，以为不过是寻常见惯的家长晒娃景象。
直到我见到他们父子，那后生长得筋骨强壮，此时方才明白那眉目飞扬之间，竟是何等深情。
2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案头”胡石根今又陷牢笼，当年的张纯珠、芮朝怀、高玉祥……这些市民们，他们自始至终未曾想过要去成为风潮中的角色，而是在风潮中和风潮后，为了良知和受害的人们尽一份单纯心力。他们牺牲了财产、年华之后，继续无声无息湮没在十几亿人中，鲜有人晓得其掌故、怜惜其身世。但我相信，至少我们脚下的土地会记得每一位生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