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发动“扫黑除恶”等于是在要求全党全国向薄熙来看齐，向王立军学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分析过至于为什么薄熙来在重庆的口号“打黑除恶专项行动”被习近平篡改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笔者之见，并非是要避“重庆打黑之嫌”—-习近平和当年的薄熙来面对外部世界对重庆打黑的强烈批判，都曾背诵了他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而是为了突显他习近平的“不是薄熙来，胜似薄熙来”。打是“打击”，扫指“横扫”；打黑的“打”字针对的是“点”，而扫黑的“扫”字针对的是“面”，不但是“面向全国”，而且还必须“不留死角”。正如习近平喜欢朗诵的“毛主席诗词”中所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而“行动”和“斗争”的区别在于，当年薄熙来的行动针对的只不过是“一时一事”，“阶段性”和“时效性”很强，而如今习近平将“行动”改成“斗争”，则是从持久和持续角度出发。即使从字面上理解也是如此。也是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
比起薄熙来当年的“打黑”中共官方媒体的解释是：仅一字之差，此次扫黑比打黑“更加全面深入”，“党中央重视程度前所未有”。“过去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这次扫黑是为了“夯实党的执政根基”。这次扫黑除了“打击黑恶势力本身，还要打击基层的腐败”，查处“微腐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组织建设”。
有外界评论文章《薄熙来当年打黑 习近平如今扫黑》中回顾了薄熙来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的过程和恶果：2009年至2011年，薄熙来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以公安局长王立军做先锋，发起“唱红打黑”，唱红，就是唱文革时期歌颂毛泽东的红歌，打黑，就是扫除邪恶势力，一时间，重庆成了黑恶势力遍地的罪恶之乡，司法局长文强成黑恶势力代表，被枪毙了；为关入监牢的一位富翁行使辩护职能的北京律师李庄也被判入大狱，一时，风声鹤唳。薄熙来在重庆展开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据媒体披露的部分数据，两年时间，大约5700人被诱捕、包括商人、警察、法官、政府官员和薄熙来的政治对手。后来，薄熙来夫人谷开来杀了人，开始被薄熙来冷落的王立军逃入美国领事馆，引爆薄王事件。薄熙来倒台，连习近平也表彰过的“唱红打黑”成了官媒笔下一个丑恶的词汇。打黑因无视法律程序，任意拘捕，滥用公权力，这一打黑被法律界揭发为“黑打”。
笔者在这里要纠正的是，事实上薄熙来倒台、王立军入狱后，中共官方媒体不但从未批判、质疑过“唱红打黑”四个字，反而是当时官方各级媒体都接到了不得在报道“薄熙来、王立军事件“的新闻和评论中涉及“唱红“和”打黑”的“中央下达的通知“。而当时的国内媒体上只有一些敢打”擦边球“的非官营网络媒体上让”唱红打黑“成为贬义词。而这也正是为什么习近平一直拖了六年时间，直到十九大成功把自己的”终身领袖“地位落实到党章里之后，才向监狱里的薄熙来兑现了”把重庆打黑除恶的成功经验推向全国“的承诺。
外界一篇题目为《习近平首度谈打黑 新“阎王”赵乐际的使命 》的评论文章中说：“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今年一月上旬召开的）十九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罕见提及“扫黑除恶”引发外界关注。在官场“阎王”王岐山打击党政军系统“老虎”“苍蝇”以及资本市场的金融“大鳄”之后，中纪委的接棒者赵乐际如何“打黑”成为值得期待的反腐新动向。
当时笔者即注意到，这篇评论是外界世界第一个注意到习近平内部讲话中早就使用过的“扫黑除恶“四个字终于被允许在公开报道中出现了。但矛盾的是，刊登这篇评论文章的网站时隔一日即又刊登出一篇《 究竟何为薄王遗毒？ 陈敏尔剑指唱红打黑》。文中说：2012年3月15日，重庆发生王立军事件后，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停职，从而折戟政坛，从此重庆开始了漫长的清除“薄王遗毒”进程。直到五年之后的2017年7月24日，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其主要罪名之一仍是“清除薄王遗毒不力”。孙落马后，重庆的权杖交到了第三位政治局委员陈敏尔手中，陈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之日即信誓旦旦清除“薄王遗毒”。那么，纷纷扰扰前后五六年，两任重庆市委书记先后跌了同一政治跤子，到底何为薄王遗毒？2018年1月13日，有港媒消息指，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波与重庆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王廷彦均遭贬职，上述两人为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期“唱红打黑”政治打手。周王两人在陈敏尔接替孙政才重庆市委书记一职之后，被紧急取消了中共十九大重庆党代表资格。迹象表明，在“薄王遗毒”扑所迷离几年之后，陈敏尔将清毒重点引向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开展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因为无视法律程序以及事实上广泛存在的严刑逼供，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从而被法律界讥为“黑打”，造成法制倒退。孙政才主政重庆五年来“清除薄王遗毒不力”，除了其个人慵懒无为，和何为“薄王遗毒”认识不清亦有莫大关系，上述薄熙来“唱红打黑”政治打手周波王廷彦两人在孙政才主政重庆时继续留任就是这种认识模糊和混乱的表现。此次清除“薄王遗毒”，孙政才之后主政重庆的陈敏尔，将运动引向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是进一步明确了“薄王遗毒”“毒”在何处。
其实，无论是孙政才主政也好，陈敏尔主政也好，在“清除薄王遗毒”过程中整肃的重庆各级官员都是从组织路线角度，而不是从政治路线角度，他们的降职也好，被易岗易地使用也好，原因都不是当年在薄熙来和王立军领导下充当了“唱红打黑”运动的马前卒，这和薄熙来及王立军本人倒台、入狱的原因都不是犯了“政治路线错误”——在重庆发动了唱红和打黑，而因为谷开来的杀人事件导致他们两个在组织路线上的“篡党夺权”之嫌被揭露，是同样道理。
而正是在习近平内部讲话中强调的“扫黑除恶”被公开报道出来的十天之后，习近平终于认为可以大张旗鼓地把自己当年亲自前往重庆大力支持、高度赞扬的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主导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的成功经验”变成自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如何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当年习近平亲临重庆对以薄熙来为首的重庆全体党政军要员情绪激昂，坚定地表示：(“重庆市委)开展‘打黑除恶’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深得民心、大快人心。重庆的‘打黑除恶’做得好…….‘打黑除恶’还要再接再厉地向纵深推进。”。按照薄熙来当时公开讲话中的说话，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兼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做过9次批示，“要求对重庆的一些作法认真总结和推广”！
七年之后，“不忘初心”的习近平用一纸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诏告全党全国：“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人民日报放下的“侠客岛”及时发表《这场全国性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到底什么来头？》一文，文中说：在重庆，薄熙来、王立军发起‘打黑’行动，利用政法机关制造了一大批‘黑社会’案件。事后，经过严格审查，这些案件中很多都是冤案、错案。由此可见，薄、王二人所打的‘黑’，纯粹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搞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王朝思想。如果没有政法机关的力量，很难想象薄、王二人有能力把重庆搞成‘家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