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关注西藏问题（网络图片）
（曾建元：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新台湾国策智库咨询委员兼两岸关系组召集人）
西藏为世界屋脊，是一个因为大陆板块挤压而隆起的高原。造山运动迄今还未结束，因此此地的地质敏感而脆弱。地势高耸，雪水自亚洲水塔融化而下，高屋建瓴，成为亚洲大陆各个文明的起源。黄河、长江成就了中国，恒河哺育了印度，湄公河滋养着东南亚。西藏有在南北极以外地球的第三极之称，冰山雪域维持了亚洲大陆气候与生态的平衡。西藏民族皈依了藏传佛教之后，原本与大自然搏斗的强悍个性逐渐消磨，敬天、节制与慈悲的种种美德，小农与游牧经济生活型态，使他们成为西藏自然环境永续发展以及周边民族生命存续的最佳守护者。
1949年，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支部，以及汉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现代变种，中国共产党在其与中华民国政府内战胜利后，于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次年12月，在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挑唆下，毛泽东基于西藏控制内陆亚洲的战略地位，迅速地抛弃了原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支持西藏民族自决的立场，将因冷战结构成型而无法渡过台湾海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向青藏高原，以军事逼迫西藏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1959年，作为大跃进运动一环的各省藏区土地改革运动引发的民族冲突扩散至拉萨，西藏法王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神谕的启示下，决心率领甘丹颇章王朝噶厦政府出亡印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乃宣布废除《十七条协议》，经数年筹备后设立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从此西藏民族以喜马拉雅山相隔藏印两地。
中共管制下的西藏在人权、宗教、国际战略地位，以及与西藏流亡政府关系的发展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共产党国威权统治，不断以狂热和恐怖的政治运动动员来进行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实验和对于政治异己的清洗，汉族人民即已受到恐怖统治的残酷镇压，对于西藏等少数民族而言，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则更兼有殖民统治的性质，其所受到的迫害、痛苦乃更甚于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但就像该宪法的所有人权条款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架构，在党国的民主集中制体制下，全都成为具文。表面上，西藏自治区和各省藏族自治州县各级地方政府首长都是由藏人出任，但权力实际掌握于各级党委员会书记之手，党委书记实际上由上级指派，各级党员代表亦然，各级党员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都是仪式性的，用以象征、宣示党的安排也是具有于民意基础的。自西藏解放以来，各级共产党党委书记，都是汉人，此则显示共产党对于藏人干部的不信任，也实质架空了政府部门里藏人首长与官员的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占领西藏的动机，便是着眼于西藏的国际战略地位，西藏居高临下，不仅在交通上可直扑内陆亚洲各国，更可控制各国水源，而由西藏发射的砲弹，在重力加速度之下，威力无比强大。西藏丰富蕴藏的自然资源，更直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须对价、取用不尽的资产。但居住于其上的藏人，是一个语言文化与汉人迥然不同的宗教化民族，而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宣称无神论却又崇拜物质与迷信暴力的政权，这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的统治，在内部深藏着不安定的因素。为了建立和巩固自身在西藏的统治正当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无所不用其极地对西藏传统的神权政治进行诋毁攻击，在无产阶级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用红卫兵对西藏文化遗产肆行恣意破坏。正如台湾在当时高举中华文化复兴一般，流亡印度的域外西藏，也就成为西藏宗教的传薪者，西藏各教派法脉无不出亡印度，重建传承，西藏人民也前仆后继翻越天险投奔达兰萨拉（dharamśālā），以保存西藏语言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香火。面对神权政治的批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则领导西藏流亡社区进行民主启蒙与民主转型，颁布《西藏流亡藏人宪章》和〈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引进天赋人权、权力分立与主权在民等观念，推行选举制度，最后将政权移交民选司政，此外并在全球推广藏传佛教，与科学、哲学和各宗教对话，提倡慈悲和仁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将西藏人民的苦难升华，转化为提升人类精神文明的柴薪，他将藏传佛教发扬光大，传遍全球，也使西藏民族的命运，受到全球的普遍同情。相形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境内强化社会控制和教化洗脑，千方百计防范流亡西藏和达赖喇嘛力量的渗透，则显得左支右绌，拙劣而粗暴。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完全统治西藏人民的心灵，最终只能再抬出班禅喇嘛来企图削弱达赖喇嘛的影响，但达赖喇嘛作为人间观世音菩萨，在藏传佛教中的神格地位无人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越介入西藏宗教内部事务，就越与达赖喇嘛的权威相冲突，也就对达赖喇嘛对西藏人民的号召力越感到畏惧。
达赖喇嘛继承印度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的非暴力抗争主张，反对西藏人民以卵击石般的武装起义，因而西藏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抗，自2009年2月起，便转化为自焚殉道的形式，而此则持续积累与扩散着西藏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满情绪。为了防患于未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做法，则是于社会控制更为变本加厉，如对异议者监控和司法迫害，在村落针对自焚或暴动实施联防与连坐，在各大寺院内派驻党支部和公安派出所，对西藏民间社会组织和佛学团体进行打压，宣扬爱国主义，抹黑侮蔑达赖喇嘛、媒体与网络中境外信息的过滤封锁、限制藏人出国等等，其中，对于达赖喇嘛，目前的做法则似乎有意与时间竞赛，以为等到达赖喇嘛圆寂，便有机会在境内扶立第十五世达赖喇嘛，收编流亡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下的西藏，防民甚于防贼，西藏人民的思想自由、宗教自由、表意自由、人身自由和参政自由的侵害最为严重，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今年公布的全球自由度评比，西藏的自由度在全球只胜过在伊斯兰国内战烽火中的叙利亚，人权状况之惨烈可见一斑。
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对于境内藏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或共产党干部，甚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个人，也一向不出恶言，他们深信在党国威权体制下，连党国干部都是身不由己的。他们透过各种关系网络联络或了解藏籍党官，对于藏籍党官都有所体谅。他们相信，在维护西藏民族的利益上，委身于中共政权的西藏官员和流亡西藏的立场是一致的。这是达赖喇嘛的智慧，保留了日后他们回家后与境内西藏买办和解重生的可能性。
西藏流亡政府关于西藏前途的立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实施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一中间道路立场是经由流亡社会西藏人民特别大会和西藏人民议会的双重确认的。2008年前后，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当年主办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乃在国际注目和压力下，装模作样地与西藏流亡政府进行会谈，达赖喇嘛表达了出席北京奥运会和五台山朝圣的意愿，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有所忌惮，对西藏谈判代表虚与委蛇。当西藏流亡政府依要求将自身对于西藏前途的主张整理成《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递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北京奥运也闭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转而指摘西藏流亡政府的主张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西藏问题的三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名副其实的西藏民族区域自治是变相独立云云，在10月的第八次会谈后便借故拒绝回到谈判桌上。201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诬指中间道路为变相分裂中国，西藏流亡政府图谋恢复神权制度，8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中间道路为变相的分裂要求，确认永不接受中间道路。藏中陷入难解的僵局。
国际社会对西藏情势发展的声援活动、成效与阻碍因素
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和一代高僧，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享有极高的声望，他长年来便藉着国际弘法的机会，寻求国际社会对流亡西藏的支持。各国政府为了维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则将接待达赖喇嘛来访视为政治筹码，借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利益或者提升执政党在其国内的支持度。美国和印度的捐助是西藏流亡政府最重要的外国捐助，两国也对流亡藏人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庇护，但两国也从未赋予西藏流亡政府任何国家法人的待遇，反而数度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西藏流亡政府主要透过经营国际民间社会，来强化其国际支持的基础。2000年在全球援救遭受软禁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行动中设立于美国的国际西藏网络（The International Tibet Network），是各国援藏团体的联盟，旗下一百八十个团体分成六大洲的地区网络，定期召开各洲与全球的会议，更新对西藏形势的了解，并凝聚各国援藏团体的友谊和信念。藏人行政中央派驻有观察员参与国际西藏网络的运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大国和强权，国际社会不可能为了公开支持流亡西藏而招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报复，但对于西藏的情势，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又无法袖手旁观，因此各国政府喜欢藉由与进行元首高峰会之时机，利用中国人爱面子讲交情的习性，就西藏当下迫切决需要的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说或施压，具体效果虽然有限，对于西藏人民却是一大鼓舞，让抗争者和受难者感到不孤独和温暖。各国援藏团体所发挥的作用，就是让西藏问题在各国形成公共议题和舆论压力，逼迫各国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达关切，以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的政策方向。
去年10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在达兰萨拉召开5-50论坛（The Five-Fifty Forum）《打造西藏的政治未来》（Shaping Tibet’s Political Future），邀集各国援藏团体代表和专家学者出席参加，洛桑僧格表达了对于达赖喇嘛回家和流亡藏人重返西藏问题的看法，认为有可能拖延下去，因此流亡西藏要有五到五十年的短程和长程的打算，最坏的情况，就是在未来五十年继续留住于印度，则流亡西藏必须考虑如何解决流亡藏人的流亡状态，寻求流亡社会永续的发展。
对于政府如何关注西藏情势的建议
1997年达赖喇嘛首度访问台湾之后，台藏人民惺惺相惜，双边关系迅速升温，西藏流亡政府在台湾设立代表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与台湾政府和民间社会有了直接的联系交往，虽然流亡西藏基于其国策，拒绝与被认为带有中国对西藏主权意涵的蒙藏委员会往来，但并不排斥与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互动，事实上，我国在1959年即由蒋中正总统发表〈告西藏同胞书〉，声明支持西藏民族自决，台湾民主化后，关于台湾前途的问题，和西藏前途的问题，都是源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迫，而民主自决，合乎普世价值，台藏立场乃无分轩轾。
对于西藏情势，我国国力有限，加以两岸官方关系冷却，不易居间着力调解。过去石之瑜教授曾对中国国民党做此提议，一度获得西藏流亡政府之重视，可见，西藏流亡政府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政治动态，相当期待我国能提供协助，以利于其政策之研拟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交涉。蔡英文总统推动新南向政策，流亡西藏与印度关系密切，亦可协助我国拓展与印度各方面之关系。与流亡西藏官方之关系，我国政府可锁定在情报交换合作的层面，其他则为对于流亡社会的人道援助，其中最重要者应为教育事业和医疗服务，笔者认为，对于流亡社会，我国最为无可取代的贡献，就是中文教育，我国可以鼓励流亡藏人来台湾升学，协助培养熟悉中国事务的人才。
蒙藏委员会裁撤之后，藏事业务仍应有专责单位继承，亦得与新南向工作配合，而作为政府对外政策之幕僚机构，笔者建议政府可设立独立法人之西藏研究中心，或将蒙藏文化中心转型改制为蒙藏研究中心，或者恢复设立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使之成为政府智库，用以培养与容纳藏事与新南向人才，也可以其开展与藏人行政中央之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之合作关系，进行人员互访培训和共同研究之计划，并作为台湾援藏团体对内与对外联系之平台。如此方不致于使我国过去长期累积的藏事成果逐渐涣散，也可以有一平台在陆委会之外运作，而可降低外界对于我国依旧矮化西藏地位之疑虑。
笔者亦有过订定《台湾西藏关系条例》之倡议，目的在解决流亡藏人身分之认定，因现行法将藏人列为大陆地区人民，导致无国籍之流亡藏人来台手续极为复杂，未来宜通过特别立法，由藏人行政中央担保，承认流亡藏人之身分或其大陆学历，以方便其来台工作、移民或留学，正好落实我国对藏之人道援助，岂不为美事一桩？
对于藏人为自由所作之奋斗，我国表达关怀之最有力的道义支持，就是邀请达赖喇嘛或司政来访，台藏民间对此期待甚殷，政府当作适时之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