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面对事实，面对藏民族的真正想法，允许藏人说出自己的想法，允许媒体交流沟通，是妥善处理西藏问题的第一关。
对于当代中国和国际政治中的“西藏问题”，生活在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的六百万藏人，到底是什么看法，这个问题决定了西藏问题在未来历史中的走向。可是，这个问题对于大多数汉人和中央政府来说，却不是那么有把握回答的。其原因是，威权制度下，统治者有一种难以逃脱的“自我误导”困境。
半个世纪来，中国是一个对言论加以管制的国家。即使是改革开放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社会在思想言论方面空前活跃的时候，对西藏问题的讨论，仍然属于严格管制的范畴。于是，各种媒体在西藏问题上全部失去功能，无法起到人们互相交流，上下沟通的作用。当整个国家在西藏问题上只有一个声音的时候，你就不可能知道这种声音是国家机器几十年宣传说服了群众，或是因为群众出于对国家机器的害怕而不再说出真话。久而久之，统治者却会被自己制造的统一舆论而误导，甚至成为自己制造出来的统一舆论的奴隶，想不被误导都很难。
这也是过去半个世纪里发生过一些疯狂而荒唐的事情，事后不可思议，当时却上上下下无人能出来反对的原因。过去半个世纪证明了这样一个规律：当一个话题，被严加管制，连一点自由讨论的空间也不给的时候，人们在这个话题上多半处于自我误导和互相误导的状态。往往在国家和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以后，人们会问，为什么当时没有人出来提出不同意见，为什么全民陷入思维的误区？
于是，当时就能够打破统一舆论的压力，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就特别可贵。最近，笔者读到了一位西藏老干部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表达了完全不同于官方报纸舆论的意见。信中说到，写信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担任过西藏自治区主席的职务。这一封信，反应了很多藏人平时没有说，或者没有机会说的话。
大西藏问题的由来和是非
国际政治中的“西藏问题”和国内政治中的“西藏问题”，其内容有所不同。在国际政治中，西藏问题主要是西藏的法律和政治地位问题，近年来则集中在西藏人民和藏民族的人权和民族自治权问题上；而在国内政治中，政府主导的舆论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所谓“大西藏”问题，以及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的谈判上。
这位藏族高干在信中指出，大西藏自治区的问题，现在是西藏和藏区藏族干部谈虎色变的一个敏感禁区，有点“文字狱” 的味道。但是，大西藏自治区的概念，其实是五十年代中共中央高层自己提出来的。1956年，中央就有过这个考虑，陈毅到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庆典的时候就谈了这个问题，为此还让藏族资格最老的共产党干部天宝到周边省份的藏区考察和征求意见，有藏区的周边省份的负责人其实都知道。1957年初，青海省的孙作宾省长在阿沛`阿旺`晋美路过青海时，还和阿沛正式谈过此事。可见，大西藏的概念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是后来西藏局势和汉藏关系发生了变化，此事才不了了之。
信中指出，按照我国宪法和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在藏族聚居地区，设立大西藏自治区，这种提法“是没错的” ，因为“从历史上看，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几个藏族地区与西藏过去的吐博政权是一个藏族地区，但在经过战争和时代变迁后，尤其是清朝政府为了利于其统治，有意将西藏的区域范围缩小分割，才形成今天的这种藏区格局。……他们总体上都是聚居在一个大的区域里，紧密相连而息息相通。”
但是，信中指出，他本人并不主张大西藏自治区，认为它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行。他透露，1987年，达赖喇嘛的姐夫彭措扎西到北京来的时候，他们在民族文化宫谈话，他就从经济、交通通信和周边省份的联系几个方面提出，大西藏在实际工作中的困难。他说，还有一个因素他没有讲，就是如果成立大西藏自治区，“某些汉族的民族情绪也需要加以重视才行。”
他说，“等到百八十年以后，藏族地区如果出问题的话，大藏族自治区这个问题可能也在其中。所以，我们不如现在就从各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疏导性的探讨，而不是堵住有此想法人的嘴。”
藏人心中的达赖喇嘛
信中透露，他在2005年就曾经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过报告，谈达赖喇嘛问题。他指出：“一定要承认达赖是信仰喇嘛教群众和喇嘛的根本活佛，这是西藏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而不是随便哪个人给他加上的这个王冠。” 为了在西藏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根本性的意识障碍仍然是如何对待达赖在西藏的影响力问题。西藏有句俗话，意思是让人说出内心真实想法的话，而不是说脖子以上的话。据我所知，藏族群众中，真正反对达赖的仅占极少数，西藏和藏区尊崇达赖的人仍是大多数。”
这封给政治局常委的信公开批评了李瑞环当年给达赖喇嘛戴的四顶政治帽子：“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扰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
他指出，这些年在藏族信教群众中批判达赖，造成了群众的逆反心理。“前两年《西藏日报》上竟有文章说，西藏有6 0 %多的群众是反对达赖的。像这种虚假报道再不能出现了，这完全是自欺欺人。前些年没收达赖照片期间，西藏有些普通群众和喇嘛们就表示，共产党可以收走达赖的照片，但我们的心是收不走的。”
他说，“西藏宗教上的许多问题都是围绕着达赖展开发生的。有一点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达赖并不单纯是某一世的达赖个体，而是整个西藏宗教政治体系传承下来的一个点。” 所以，“达赖这个政治死结不管有多难解都要解，因为你今天不解，明天这个死结可能会更大，更死，而达赖问题早晚要解决，不是我们主动来解决，就是在事件爆发中被动来解决。”
这封信，是一个藏族高级干部写给中央的政治建言。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这样做要冒极大风险。正因为如此，“逆耳忠言” 必定更真实地反应了藏族干部和群众的内心想法。这些想法，如今不说出来，或者没有机会说出来，也许风平浪静，却可能正在一个高原民族的内心酿成风暴。能面对事实，面对藏民族的真正想法，允许藏人说出自己的想法，允许媒体交流沟通，恐怕是未来中央政府有能力妥善处理西藏问题必然要过的第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