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民主中国”是党的基本路线明确规定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她与“富强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一起，共同构成了21世纪中叶将要建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四位一体”的基本内蕴。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1思想的指引下，在历史经验特别是现实国情的启迪和敦促下，我的笔耕生涯一直将研究和宣传“民主中国”作为“主旋律”。2004年以前写的文章，大都收入《民主建设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民主探求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两本书里了，只有一小部分不适宜公开发表的文字未得面世，被长期压在了自己的箱底里。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遇，将近“耳顺”之年的我学会了使用电脑；2006年春夏之交，又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成了一个网络作者并在网站设置了专栏。网络提供的更为宽松的舆论平台，打开了我的思想闸门，使我多年来向往和探讨“民主中国”的思想感悟像“井喷”一样汹涌而出，在较短时间里就发表了过去难以公之于世的几十万文字，其中有些还产生了较强的网络反响。但是，网络毕竟是一个虚拟世界，有优势也有局限性，我很希望能将这些文字转换到实体世界中来，这是本书得以酝酿的最初动因。
此外，改革开放30年间，虽然“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说法被经常提到，虽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被尊为党的思想路线，虽然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2，但是，由于历史因袭的惯性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唯上”、“唯书”现象在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之后仍然冠冕堂皇地招摇过市。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凡是最高领导人赞成的就不能反对，凡是“红头文件”反对的就不能赞成。我乃一介普通书生，缺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所需要的自信、坚毅和勇气，更有自家坛坛罐罐的掣肘和后顾之忧，故而不敢彻底地坚持“只唯实”，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说一些套话、空话甚至假话。这种现象，在前面提到的那两本拙著中也有体现。对此，我常常感到良心上的自责，很想撰写和出版一本尽可能说实话、说真话的书予以弥补，这也是促成此书的重要原因。
非常遗憾的是，鉴于时下社会语境的客观限制，虽经多方努力和争取，本书仍未能获得出版许可，只得选择了现在这种“内部研究和交流”方式。
马克思说：“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3.恩格斯强调：“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4，党员“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组织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5我们党的党章规定：“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是“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的党员权利。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也规定：“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办法求得解决”6.有这些论述和规定撑腰，我在此书所收文章中得以坦呈自己的认识和观点，敬望师长和朋友们不吝赐教。
本书以2006年以来笔者在网络上发表的文章为主体，同时还有另外三部分内容：一是《民主探求录》出版后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二是1979年至2006年间写作但不宜公开发表的文章，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和尚未发表的散文、杂文、文学批评及诗歌。本书正文10辑，是以“讲道理”为主轴的政论或准政论文章；附篇5辑，是以“抒感情”为主轴的其他文体。之所以要将这两类文字“合而为一”，固然是想将自己没有收入已出版拙著的东西汇总起来聊以自慰，更是因为这样可以将“理”和“情”融为一体，以“情”补“理”，以“情”释“理”。也就是说，这种编纂方式，不仅可以用“附篇”之“情”对“正文”之“理”予以补充，还可以对所持观点的事实和感情缘由进行诠释。
在新中国编年史上，由于民主建设严重滞后，曾经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悲剧，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千百万普通百姓都遭受了难以言喻的痛苦和祸患，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代价。党的十七大“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人民的心声，时代的呼唤。贯彻落实这个精神，必须要有实际举措，不能“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必须坚持既审慎又积极的进取态度，不能消极地踟躇徘徊；必须确立邓小平所倡导的“闯的精神”、“‘冒’的精神”，“大胆地试，大胆地闯”7，不能瞻前顾后、疑虑重重，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行而趑趄；必须有尽可能多的人奔走呼号、亲身躬行，不能明哲保身地袖手旁观、隔岸观火。本书的主要用意，就是想为践行这“四个必须”略尽绵薄。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雄辩地证明，只有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实现“民主中国”的宏伟目标，党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中华民族才能走出几千年来以军事暴力和宫廷政变为手段、以社会动荡和生灵涂炭为代价的政权更迭恶性循环，包括我们的子女及其后辈在内的所有华夏后裔才能沐浴在社会祥和的阳光之中，不再遭受包括我们在内的前人所经历的深重痛苦和灾难。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安宁和福祉，为了中华民族真正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应该为“民主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什么可犹豫和畏惧的。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我出生于解放战争胜利的炮火声中（我出生时，身为村武装部长的家父正带领民兵为解放临汾战役提供后勤保障和战地救护），是牵着新中国的衣襟长大的，几十年来一直与共和国同甘苦、共命运。值此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谨以此书向亲爱的祖国呈上自己的一片滚烫的赤子之心！
自跋
校完这本63万多字书稿的最后一页，心里的感觉比较复杂。一方面，总算了却一桩心事，确实有轻松和慰籍之感；另一方面，看着一堆难以走进实体世界的书稿，心里不禁又涌上了一种“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紫衣”的无奈和惆怅。作为一介书生，唯一能与社会沟通并向社会奉献的就是自己的文字。当这些文字被拒绝于实体世界之外时，无疑与农民在金秋时节不能收获、孕妇在十月怀胎之后不能分娩是一样的憋屈。
本书之所以被拒绝于实体世界之外，主要是因为讨论了许多比较敏感的现实政治问题，而且所持的相当一些观点不合时宜，与权威的主流说法不相符合。
早在1979年，《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文中说：“政治问题为什么不能讨论，难道只能在远离政治的地方实行讨论吗？”“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国家工作人员是社会的公仆；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有权就各种政治问题广泛地发表意见，进行讨论。”“正因为是政治问题”，“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更应当讨论，而且人民都可以参加讨论。”“讨论绝不是上面决定了的问题，让大家学习、体会、表态，异口同声地热烈拥护。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就是没有必要的讨论，就是对讨论自身的否定。”“没有对政治问题的讨论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很可惜，整整3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成效卓著，但政治问题仍然是不能在实体世界里公开讨论的禁区和禁脔，只能由执政者垄断。历史发展的浪涛在这里打了一个旋涡，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背负着5000年历史包袱的中华民族，政治改革的脚步实在是太沉重了。
当然，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善不可否认。我收入本书的这些不合时宜、针砭时弊的文稿，毕竟大都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刊发过了，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它们的作用，我也没有遭遇林昭、张志新那样的灭顶之灾。我很感谢经常刊发拙文并为我设置了专栏或文集的“”天益“、”炎黄春秋“、”中国选举与治理“等网站，很感谢几年来通过网络结识的各位友人，也很感谢在网络上阅读拙文的众多网友。赞成拙文观点者增加了我的自信，批评拙文观点者促使我进行冷静地反思，均使我进一步感受到了人生的价值和乐趣。
我更要感谢实体世界中我的诸位领导、师长和朋友，你们对我的理解、信任和帮助我都铭记在心，永生不忘。有的领导、师长和朋友对我恩德昭著，我本拟讲出姓名专门予以致谢的，但这样做有可能给你们带来某种不便，所以就忍痛割爱了，敬祈鉴解！
己丑年阳春三月于晋阳南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