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的笑脸与云南的阳光
中国外长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举行记者会的时候，有记者问，两人的会谈中是否提到人权问题，杨外长用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回答说：\”虽然目前北京气温比较低，但我相信世界上看到笑脸最多的地方是中国。\”
当然了，希拉里在北京接触到的大都是官僚和警察，以及教堂里由警察假扮的教友，他们脸上的笑容都是\”久经考验\”的。或者腰缠万贯，或者颐指气使，他们是高等华人，笑容自然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
而那些脸上没有笑容的人，统统被阻隔在高墙之外。希拉里在北京见到的惟一的脸上没有笑容的人，大概就是揭露艾滋病真相的高耀洁女士吧。年逾八旬的高女士曾被河南当局囚禁在家，经由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希拉里出面斡旋，才达成了访美之行。面对艾滋病泛滥的趋势，高耀洁能不忧心忡忡吗？她的脸上能有笑容吗？
北京的笑脸与云南的阳光相映生辉。看守所的囚徒李荞明死于一场公安部门宣布的\”躲猫猫\”游戏，引发了一场云南的形象危机。年仅三十九岁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承担起了为云南\”补妆\”的重任。
这个曾经当过新华社记者的年轻高官，果然是文采飞扬。他给记者发去了一则手机短信，简直就像是一首情深意切的诗歌：\”今天昆明阳光灿烂，虽有一丝薄雾，但是阳光依然跟往常一样，明媚地照耀着神奇美丽的云岭大地。云南的天空永远是最蔚蓝最清澈的。欢迎媒体朋友们多来云南沐浴阳光。\”
可惜的是，李荞明再也不能沐浴到这样美好的阳光了。还有许多跟他一样惨死的以及在底层挣扎的民众，也无法\”分配\”到这宝贵的阳光。他们在黑暗中哀哭切齿，昆明的春风、丽江的流水，大理的古韵，就在他们身边，却遥不可及。
杨外长引以为自豪的北京的笑脸，伍部长沐浴着的云南的阳光，温家宝在网络上举重若轻的民意秀，以及山西省长在矿难之后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眼泪，堪称近期中国大陆版的\”四大天王\”最火爆的花边新闻。
香港演艺圈的天王们喜欢冒充政客，装出一副爱国者顶天立地的模样来。比如，成龙大哥最近便对圆明园的几个破铜烂铁在法国被拍卖感到义愤填膺，简直就要施展他那无敌的功夫，到番邦去勇夺镇国之宝了。大陆的政客们却喜欢客串演员粉墨登场，他们的演技一个比一个高明，连职业演员也望尘莫及。既然温总理有此嗜好，遂上行下效，官场如戏场矣。
然而，治国毕竟不是演戏。一场总理领衔的网络问答秀，能够改变当局封网抓人的事实吗？而民气壅遏过甚，一旦怨毒之发，必定是\”与汝偕亡\”的结局。难怪大陆媒体人凌沧州对温总理进言说：与其充当政治影帝，不如开放媒体。
2、胡锦涛有权将\”北川\”改名为\”永昌\”吗？
零八年四川大地震，北川为震中所在，死伤累累，惨不忍睹。近日报载，胡锦涛将北川改名为永昌，《成都商报》上署名为王杨生的新闻如此写道：\”总书记在百忙中亲自为北川新县城取名，体现了总书记、党中央一贯地心中时刻牵挂着灾区人民，党和政府与人民心连心，让人感受到总书记的人格魅力和博大的爱民情怀，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和亲民爱民的政府形象。\”无良媒体，马屁成精，古今中外，莫过于此。恐怕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复生，不禁也要为之五体投地，向王记者拜师学艺呢。
胡锦涛的治国理论，一曰\”科学发展观\”，一曰\”和谐社会\”，一曰\”依法治国\”。胡锦涛试图用这三大法宝，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争锋。然而，此次悍然改名之举，既不\”科学\”，也不\”和谐\”，更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
命名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圣经中，上帝创造天地及亚当之后，便赐予亚当为万物命名之权力，此乃至高之荣耀。中国先贤孔子也说过，名不正，言不顺，可见命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在中国古代，皇帝拥有对时间、空间和其他人的命名权：皇帝可以选择年号，可以改变地名，可以将好名字赏赐给忠诚，也可以将某人冠以恶名以示惩罚。明朝的末代皇帝将\”朱\”姓赐给郑成功，人们便将郑成功称为\”国姓爷\”，可惜\”国姓爷\”亦未能挽救大明的江山；而清朝的雍正皇帝则将与之争夺帝位失败的兄弟们命名为\”猪\”、\”狗\”、\”羊\”，却浑然忘记了这些\”猪\”、\”狗\”、\”羊\”们跟自己有着同一个父亲。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党国元首们也喜欢使用命名权。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命名为\”右派\”和\”牛鬼蛇神\”，邓小平将追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命名为\”暴徒\”，有枪杆子支持的命名权确实无往而不利。胡锦涛不甘落后，灵机一动，大笔一挥，\”北川\”变成了\”永昌\”–这是一个多么吉利的新名字啊，这个地方从今以后将\”永远昌盛\”了！
然而，胡先生忘记了\”不折腾\”的宣誓，此次改名真是一次莫名其妙的大折腾。关于改名的程序，早有两部法规，一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二是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其中明确规定，改名之原则是\”不应重名，并避免同音\”、\”更改县名要经过国务院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以这两条来衡量，胡先生违法了。
首先，甘肃省已有了一个永昌县。甘肃是胡锦涛发迹的\”第二故乡\”，他在甘肃工作多年，难道不知道甘肃有永昌县吗？如果他真的不知道，则说明他从未真正\”深入基层\”；如果他知道了却仍然要改此一重名，则说明他文思枯竭、胸无半点墨。
其次，在\”任何人不得更改县名\”这条规定之后，并没有以括号注明\”共产党的总书记除外\”。所以，\”任何人\”也包括胡锦涛。换言之，在地名的问题上，胡锦涛不能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不能窃名器以自娱；而下级官员及媒体更不能卑躬屈膝、目无法纪，不能枉民意以求荣。
北川这个名字不能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为北川争名字，即为国民争人格。
3、奉习储君之令释放徐泽荣
习储君访问拉美，一边与委内瑞拉独裁政权翩翩起舞，一边在墨西哥发飙斥责\”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居然敢对党国的事情\”指手划脚\”。当年，胡储君尚未登基之时，在江泽民的监视之下如履薄冰，当了八年的小媳妇，这躲过了被罢黜的命运；如今，习储君刚刚当上实习生，便少年轻狂，豪言壮志，走的是与胡迥然不同的路子，他的强硬作风立即赢得了大陆愤青的追捧和爱戴。
习储君敢于这样做，一是因为这样的言语是\”政治正确\”，不像温总那样在外边为了讨好外国人承认\”普世价值\”，结果回国之后遭到左派的冷嘲热讽；二是因为中国已今非昔比，作为\”和平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完全可以挺起腰杆做人了。
有意思的是，在习储君的眼中，曾经无比正确的\”革命\”，居然与饥饿、贫困和折腾并列，变成了一个烫手的热山芋。既然以智囊自居的俞可平宣称民主是个\”好东西\”，那么与之相对应，革命便是个\”坏东西\”了。坏东西，如同沙士，如同毒奶粉，当然不能到处输出，因为中共要\”负责任\”了–不是对自己的老百姓负责任，而是对洋人负责任。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被\”革命\”、被\”折腾\”，忍受饥饿和贫困，住豆腐渣校舍、喝有毒奶粉，那是一种吃苦耐劳的美德呢。但外国朋友就免了吧，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就不要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里鼓噪了吧。
习储君不喜欢革命，因为他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五十年代便深受革命之苦。曾经贵为副总理的习仲勋失宠于毛泽东之后，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几十年的黑牢，差不多将牢底坐穿。习储君不喜欢革命，那么中国的老百姓有福了，而徐泽荣也应当被释放了。
徐泽荣是香港居民，获得英国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二零零零年，他被广州国安局逮捕，两年后被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等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其罪证居然是向韩国学者提供一本五十年前韩战的\”内部资料\”。知情人士透露，徐之被判处重刑，乃是因为他发表文章，披露了中共七十年代前后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在东南亚从事武装叛乱的真相–也就是习储君所说的\”输出革命\”。
当年，牛津大学以及欧美三百多位知名人士的抗议信，亦未能让徐泽荣获得自由。今天，既然习储君公开否定了\”输出革命\”，那么与习储君一样致力于解构\”输出革命\”的历史的学者徐泽荣就应当平反昭雪。徐泽荣在狱中苦熬了九年时间，记得他的港人愈来愈少。我记得只有《开放》杂志的总编辑金钟为此给当时的特首董建华写了一份公开信。而香港学界普遍保持沉默，让人为之齿冷–温文尔雅的教授们，真的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吗？
4、剑桥大学应当向谁道歉？
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致函温家宝，对\”扔鞋\”表示道歉。她对温家宝访问剑桥大学表示诚挚敬意，认为温家宝的演讲非常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发展的理解。她说，暴力行为与大学秉持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剑桥大学对此坚决反对。
我却认为，剑桥大学无须向温家宝道歉。那个向温家宝扔鞋的学生二十七岁了，是成年人，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即便受到检控，也是\”求仁得仁\”。而对于温家宝来说，既然要到民主国家而不是专制国家访问，要到真正的大学而非幼稚园（今天中国大陆的大学都是幼稚园）访问，就得有遭遇\”扔鞋\”的心理准备。布什总统被扔鞋，以色列外长被扔鞋，中共的喉舌和西方的左派媒体不都兴高采烈、幸灾乐祸吗？如今，同样的遭遇落到\”人民的好总理\”头上，你们才想起\”于己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了？
我感兴趣的不是那只鞋，而是扔鞋的那个德国学生愤怒的呐喊：\”他是个独裁者！\”这个世界太世故了，温家宝明明就是独裁者，却假装他不是。因为他率领着庞大的采购团。但是，这些订单大都是\”虚空的虚空\”。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回忆录中说，有一次美国商务部长布朗到中国获得了六十亿美元的生意，但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却悄悄透露说，实际的交易总额只有一千万美元。
这个世界的世故也连累了大学，本来该遗世独立的大学如今亦变得无比世故。近年来，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伊朗总统内贾德等独裁者频频光临欧美一流名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好不威风。为了迎接这些独裁者，并避免遭遇呛声的尴尬，大学当局甚至刻意挑选出席者，事先将某些特定群体的师生排除在外。这位德国学生算是\”漏网之鱼\”。在普遍的世故之中，唯有这位\”冷门专业\”（大陆媒体故意强调此一细节，企图以此贬低之）的博士生，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的孩子一样，说出了\”他是个独裁者\”这一再简单不过的真相。
剑桥大学确实应当道歉，不是向温家宝，而是向被独裁政权杀戮和欺压的中国民众道歉。大学当然秉持反对暴力的价值观，但什么是暴力呢？如果说向温家宝扔一只鞋而温毫发无损是暴力的话，中共的军队在一九八九年对手无寸铁、要求民主的北京学生和市民开枪是不是暴力呢？中共的军队在二零零八年对争取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西藏民众和僧侣开枪是不是暴力呢？中共的警察抓捕四川地震遇难学生的家长、抓捕三鹿毒奶粉受害婴儿的家长是不是暴力呢？剑桥大学应当向天安门母亲道歉，向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道歉，向四川地震死难学生的家长道歉，向三鹿毒奶粉受害者的家长道歉–这一切，温家宝都难逃其咎。而为了贪图贸易利益将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请上神圣的讲台，对于死者，对于死者家属，对于仍然在监狱中遭受酷刑和虐待的人士，这所标榜追求真理的学府能够无动于衷吗？
美国思想家布鲁姆指出，大学应当是\”人类真正的共同体，是追求真理者的共同体，是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存在共同体和友谊的地方……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政治，与大学形成了难以分解的关系\”。可惜的是，剑桥大学选错了道歉的对象，失落了大学薪火相传的自由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