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5月1日，我接到了北大留学生办公室的电话，要我“把3号的早上空出来”。老师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却没告诉我要干什么，只说“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3号早上9点左右，大家在留学生宿舍——勺园门口集合，一起前往中国学生住的42楼。我们在屋子里等了一个小时左右，原来，大家的“任务”是跟趁北大110周年校庆之际来校考察的胡锦涛总书记见面。
毕竟是第一次跟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见面，记得自己感到很兴奋，也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内心充满对北大的感激。我跟胡总书记握了约10秒钟的手，他的手掌比较湿，我心里在想：“是不是很疲惫，有压力？”胡总书记得知我是日本留学生时，其眼神和表情就有所反应，或许是3天后即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缘故吧。当时日中关系处于敏感时期，而且，因为“314”西藏事件，北京奥运圣火在传递到伦敦、巴黎和日本长野等地时，遭遇了抗议游行。胡总书记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我们简单交流了几句，我预祝他访日成功。
胡锦涛在师生代表座谈会上呼吁，“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北京大学一定要肩负起崇高使命和历史责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加快推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步伐。”
10年后，接班胡锦涛的习近平总书记于5月2日北大120周年校庆之际，到北大进行考察。我通过央视《新闻联播》的报道，看到这次习总书记来到马克思主义学院，走进阅览室，跟“正在就‘解读新时代’进行座谈的中外学生”互动交流。习总书记对在场的外国留学生说“要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文思想和发展阶段，特别需要了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比较胡锦涛和习近平在北大校庆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锦涛在将近2400字的讲话8次提到“社会主义”，习近平在5100多字的讲话中提到了27次；胡锦涛在给师生提出的希望里呼吁“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环境”，要求“切实把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出来”，从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而习近平重点主张“高校只有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才能办好，才能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习近平强调北大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办学政治正确方向”，这一方针在习近平新时代也只可能越来越浓，越来越深。习近平率领下的中国本着“党领导一切”这个写进了党章和宪法的方针，坚持走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北大就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说白了，就是北大姓党。如此直白的表态和氛围，我在北大上学期间（2003—2010）没有感受过，也没有听说过。
我是于2003年“非典”高峰之际来到北京的。之前对中国持有的印象就是共产主义、毛泽东、中山服、自行车等，坦率地说，赴华前也担心过自己被中式教育洗脑，从而失去原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
不过，从思想趋于保守、环境比较封闭的伊豆半岛乡下来到正处于改革开放，即将主办奥运的北京，住在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的留学生一起生活的勺园，我原有的许多偏见和成见被“颠覆”过来了。我在勺园的第一个室友是巴勒斯坦人、第二个是蒙古人、第三个是马来西亚人（均有高干子弟的“背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国际化和多样化。
我所在的国际关系学院的课堂也比较开放和活跃。我们大一时上的专业必修课《中国政治概论》，大概是同学们4年下来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吧。原因或许跟主讲人杨朝晖老师对中共政治的理性剖析和善意批判有关，我们当时也很享受课堂上基本不设禁忌的氛围和随时能听到的“TM的某某”。
2005年春季，由于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美化战争”的历史教科书等，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持续高涨，4月初在北京发生了“反日游行”。记得，发生游行的前一天晚上，搞政治工作的同学很紧张，到深夜还在工作，防止学生参加游行，掌握学生的动态。但很多同学还是去了，有的还参与了组织工作。
在那样一个环境下，由张海滨老师主讲的专业必修课《国际组织与国际关系》安排了一次课堂讨论，主题就是“日本该不该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张老师和同学们均很照顾我这个日本学生的感受，印象更深的，同时也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不少中国学生拿出自己的理由和依据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学生之间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甚至针锋相对。我还记得，学院的日本问题专家——梁云祥老师当时公开指出“日本‘入常’大势所趋”。这一主张与当时的中国对日舆论格格不入，我知道梁老师因此遭遇了一些骂声，但同时我也能感觉到，北大，无论是其环境还是师生，是允许，甚至鼓励不同的声音、立场、价值观之碰撞的。
我后来一边上学一边在中国媒体发声和写作。那个年代，北大食堂里放的大概是凤凰卫视，所以我开始在凤凰评论时事问题，同学们为我高兴，不少老师也鼓励我好好发声。至于《南方周末》，是北大留学生办公室的一个老师给我介绍了当年在北大国关的同学才有缘分合作的。后来这位跑时政的记者也给我介绍了一些同事，包括几个北大的校友。如今，其中不少人似乎都离开了该报，甚至媒体行业。当年在校园里无处不在的该报，如今似乎很少人在看，至少远不如微信朋友圈。至于凤凰，同学说这几年在食堂一般只放央视等国家电视台了。当然，凤凰本身，以及校友对凤凰的认识似乎也变了。
其实，从1989年以后，北大校园内的自由研究和独立表达就开始遭遇侵蚀和阻碍了。到每年6月4日前（尤其2009年那年），校园有警察巡回，学校当局也警惕学生闹事。至于课堂讨论和学术氛围，80年代在北大上学的几个老师也对我说过：现在的思想自由远远不如那个年代。我上学期间读过《讨伐中宣部》，其作者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后来被迫“辞职”了。经济学院的夏业良和法学院的贺卫方因主张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经常遭遇权力和舆论方面的惩罚和攻击，夏业良已被北大停止聘用，贺卫方至今还在北大任教，但其公共发声遭遇封杀。贺卫方在北大迎来120年校庆之际给《中国数字时代》撰稿写道：”百年校庆时学界的气氛还是比较宽松，如今却是如此压抑，对北大校庆的纪念活动，尤其是如何在这个时刻回顾历史，反思过往，并树立此后的学术与教育目标等，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不过，即使上街、示威、集会等不被允许，从我个人在校园的经历看，北大相对来讲还是鼓励学生挑战研究敏感的外交问题、重大的国家问题，而尽量少设禁忌，包容学生个性化，甚至另类化发展的地方。我本人就是其受益者之一。
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共当局对高校研究、教学、言论自由与独立的管制和压抑日益显著强化。2015年1月，以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为目的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而在与此相关的座谈会上，时任教育部长的袁贵仁表示，“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
无论如何，北大应该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锋，始终扮演外国人走进和了解当代中国的窗口，作为中外交流、中西理解的桥梁，北大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种底线，是中国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不能没有的空间。首任校长蔡元培树立的“高尚纯洁、兼容并包、独立自由”等北大精神，应该是坚守这一个底线的前提。如果丢了这些，北大就不是北大了，中国就没有大学了。
在这个意义上，北大迎来120周年前校庆之际发生的“岳昕事件”，令人深思。综合推断，岳昕与其同学行使学生权利申请信息公开的做法是合理合法的，即使在此过程中跟学院、校方有些误解和摩擦，我认为，北大作为以党中央为后盾的庞大机器，在脆弱和无奈的个体面前应该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宽容。我也跟其他校友讨论过，大家比较统一的看法是：校庆前夕的维稳需要可以理解，但连这么一点事情都不敢公开面对，不敢透明处理，北大还是我们的母校吗？在我看来，这大概是有关当局试图以压制的思维和方法控制局面，却没控制住，反而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的典型例子。
习近平在考察中向校领导们强调的一句话是令我深思最多的，他说“国家发展同大学发展相辅相成，我们要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办好高等教育，办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在体现中国特色上下功夫”。作为来自海外的北大校友，我希望能从母校看到中国大学的特点，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并从中学习。
不过，我有两点顾虑。
其一，北大接下来下功夫体现中国特色的过程中，绝对不应该忽略大学的本来面貌。大学首先是大学，其次是北京大学，然后才有可能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而大学是具有普遍特征和立足点的，如学术和研究的自由与独立，教育和交流的开放和民主，如果丢失了这些，不要说中国特色的大学，连大学都不是了。前一阵我有机会跟中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交流，我问，“您觉得今天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就是行政对教育的干预。” “岳昕事件”在我看来也与这一点不无有关。
第二，由于高校的行政化，甚至政治化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海外大学和学者难以跟中国的大学和学者进行坦诚的交流。今年2月份到复旦大学交流的日本学者跟我抱怨，“彻底变成了共产党的宣传基地，我没看到学者，丝毫没有学术。”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的老师、《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教授4月中接受日本《朝日新闻》专访时表示，“原来对改善对华关系持有积极态度的经济界和学术界现在不那么积极了。就学术界而言，大家觉得中国的学术自由被限制得实在很过分。”
我也深有同感，并相信，身在校园内的中国学者更有同感。那么，除了体现“中国特色”以外，如何尊重和遵从大学本来拥有的普遍规则和本来面貌，在我看来是北大能否成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所在。
加藤嘉一(Yoshikazu Kato)是日本作家、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文专著有《我所发现的美国》、 《爱国贼》、《中国的逻辑》等。“三国+1”是加藤嘉一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栏，记录他对日本、中国、美国三个国家及其互动的观察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