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2日，王丹在新浪网开设了“星子的博客”。这个低调的博客悄悄地存在了六个月之后，于3月12日被封。
在这半年中，“星子的博客”上总共贴出了94篇博文。文章大多短小亲切，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泛，其中包括介绍他在美国、英国的日常生活点滴，在台湾的见闻，自己崇拜的歌手、喜欢的作家，青少年时期的同窗好友，以及一些时事话题等。
王丹也以比较含蓄的方式，多次在博文中提到与六四以及纪念六四有关的话题。2008年9月20日，在题为“我们怎样纪念逝去的亲人？”的博文中，王丹写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来纪念逝去的亲人，朋友，或者同学。我的方式，就是在今年他们离开我们的那一天，穿白色的衣服表示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号召大家在六四纪念日当天穿白衣纪念遇难者。这段话后来一直以黑色粗体字的形式挂在博客的首页上。
尽管博客首页上有王丹的照片，而且博文中也有他与吾尔开希、戈扬等人的合影，但是在新浪网无数的博客中，“星子的博客”似乎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直到今年年初，每篇博文的点击数不过在100-200左右。
而在博客留言的网友，大多都知道博客的主人是谁。王丹也直接回复网友的留言，有时也就网友的留言专门写一篇博文。
网友们一直和王丹一起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难得的窗口，不少人在留言中呼吁要保持低调，以免博客被“和谐”。也有一些读者怕引起某些部门的注意，对知道王丹开博一事未敢声张。
到2月中旬为止，“星子的博客”的累积访问数还不足4万次。不过，在最近一个月内，访问数增加了近2万，每篇博文的点击数也提高到400多次，可见已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个“秘密”。
2009年2月13日，王丹在题为“如果我被和谐了”的博文中写道：
“作为一个很有自知之明，也很了解对方的人我看，我的这个可怜的小小博客早晚也得让人家给和谐了如果我被和谐了我一定还会转移到别的地方的现在我已经在做一些档案备份和资料转移的工作（咋搞的，整得跟野火春风斗古城似的……）？？？？？？
如果我被和谐了各位千万要记得在那一天穿一件白衣服哦你肯定知道我说得是哪一天“
3月初，有网友将王丹在剑桥的演讲记录贴在留言栏中，随后该留言被删除，但博客本身并未受到影响。王丹为此特地写了一篇博文给该网友，请大家理解新浪网管的难处，并说能保留这个传递信息的窗口，比所传递的信息本身更有意义。
网友们也议论说新浪的人应该知道这个秘密，并庆幸新浪内部也有人具有良知。
但是，3月12日登录“星子的博客”时，页面上只剩下“抱歉，你要访问的页面不存在或被删除”这几个字。
以下几篇文章均来自已被“和谐”的“星子的博客”。
******（转者注：这是“星子的博客”上贴出的第一篇文章。）
迷失在集体狂热中的林夕（2008-09-12 22：39：38）
喜欢王菲的歌的人，都不会忘记她的歌声中那些令人的情绪为之牵引的歌词：“不断演变的海岸线，长出了，最哀艳的水仙。”（《脸面》），“爱上一个认真的消遣，用一朵花开的时间；遇见一场烟花的表演，用一场轮回的时间。”（《流年》），“第一口蛋糕的滋味，第一件玩具带来的安慰，太阳上山，太阳下山，冰淇淋流泪；第二口蛋糕的滋味，第二件玩具带来的安慰，大风吹，大风吹，爆米花好美。”（《催眠》）……歌迷也都不会忘记，这些奇幻缠绵的词句出自天才词作者林夕之手。我也不例外，多年以来，我是把王菲跟林夕放在一起崇拜的，我想，没有对方，他们两个人都不会有今天的成就。而林夕，早已经超出了词作者的境界。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然而――世界上最怕的就是然而这两个字――然而我就看到了林夕最近为北京奥运会创作的歌曲。这首歌经过雷颂德作曲，张学友演唱，现在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天天播放。它的名字叫《红遍全球》，它的大致的歌词―――当然是出自林夕之手―――是这样的：
“ 好呀！好呀！中国人红起来！ / 好呀！好呀！畅爽呀！ / 好呀！好呀！中国人红起来！ / 好呀！好呀！畅爽呀！ / 为了这个时候 为了这个时候 / 我们力争上游滋味前所未有 / 这痛快的感受 哎 / 我们都等了很久 / 已等了很久 / 兴奋就拍手 兴奋就拍手 / 快乐就在手 快乐就在手 / 在鸟巢展翅的好手 / 创新宇宙都变成好朋友 / 好呀！好呀！中国人红起来！ / 好呀！好呀！畅爽呀！ / 好呀！好呀！中国人红起来！ / 好呀！好呀！中国人红起来！……”
不知道读者看到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我是马上有三个感觉：第一，真是恶心啊？！这也叫做歌词？这跟街上那些拉生意的吆喝有什么区别？第二，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有一首歌叫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词很简单，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反复重复，气势磅礴。当时全国上下传唱，妇孺皆知。林夕这首歌词，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简直是孪生兄弟，难怪我看起来这么眼熟。第三个反应，就是坚决不相信，不相信我的偶像会创作出这种垃圾。于是我上Google，上百度，最后只好承认这是事实。不信读者在Google上输入“红遍全球”就知道了。
一场奥运会办下来，中国陷入了集体的奥运狂热中，一切都必须围绕奥运会的主题，所有的人力物力必须参与到奥运会的工作中。每个人都要表现出对奥运，对中国的民族自尊的捍卫和弘扬。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病态。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那些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那些文化人，能够保持清醒和冷静，在民族情绪最狂热的时候不要迷失自我。但是看到林夕这样的创作，除了叹息你还能说什么呢？这样的作品，多年以后回顾，难道他不会汗颜吗？这样急就章的作品，这种完全不要艺术成分，只要迎合时代气氛和集体狂热的作品，出自这样一个优秀的天才作词者之手，我只能用惋惜来形容。
也许，还是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对。他在看了这首歌的歌词并且知道了词作者居然是林夕之后说―――奥运会是照妖镜。
******（转者注：以下两篇文章中均提到纪念六四。）
忘却是不道德的（2009年2月9日）
我要向各位推荐现在加州圣玛丽学院教书的学者徐贲的近作，书名就叫作《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10月）。
在他为本书写的序言中，徐贲介绍了著名伦理学家马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其《记忆的伦理》一书中，对于人类为什么必须记忆的问题的探讨。马各利特把记忆看作深厚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他指出，记忆是一种特别与伦理有关的责任，“人跟人的关系中有记忆的伦理责任，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仍还有记忆的道德责任。”面对过去，我们可以宽恕，但是不能忘却，因为忘却是不道德的。因此，徐贲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是以人性道德的理由记忆。他说：“籍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大责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
在那个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这样的论述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纪念那个周年，表面上看起来是面向历史；但是，从一个民族心灵和道德成长的意义上看，我们的纪念，实际上是在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基本道德，这是面向未来的建设工程。我们这个社会如果在那个事件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集体忘却，或者装作忘却，我们就是在维护一个不道德的社会，我们就是这个不道德社会的一员。因此，纪念那个周年的活动本身，就是我们民族的道德重建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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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Z网友（2009年2月18日）
Z网友你好：
在提到白衣行动的时候，你评论说：“但您设想中的动员亲朋好友都穿白衣服、甚至看到一个”被白色覆盖的中国“，我认为是过于理想化了。根据我的认识，在主流人群尤其是我的同龄人里，不知当年事情的是多数，知道的人里选择忘记的是多数，没忘记的人里假装忘记的是多数。这20年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从小受的教育、被灌输的”常识“，决定了他们不会像您盼望的那样制造出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只会在国家受到所谓外国的欺凌和侮辱时手拉手心连心地站出来，团结成一片红色的海洋。也许我悲观了。”
谢谢你认真的讨论。不过我还是没有你那么悲观，原因如下：
你对20岁左右的年轻人的失望我可以理解，甚至认同。但是，难道中国就只剩下20左右的一代人了吗？我是没有统计过，但是这一代年轻人占中国人口的比例不会超过30%吧。那些30岁以上的人应当都没有忘记过去，他们可是八十年代及其以前时期成长的，没有年轻一代被人诟病的先天问题，因此我的呼吁也可以说主要是向他们发出的。
如果他们也象年轻一代那样不愿说话，那就说明不是20岁这一代人的问题，是中国人的问题。而如果他们肯站出来，用最温和的方式表达心意，不要说每个人好了，30岁以上的中国人只要1000个中间有一个穿了白色的衣服，你算算那会不会到处是白色的星火吧。你觉得1000个人中都不会有一个敢于这样做吗？我也许不了解国内，但是我不相信事情会这么绝望和悲观。
话说回来，其实我们不要去管别人怎样，抱怨年轻一代也于事无补。与其抱怨和叹息，不如我们自己先穿上白衣，从我们自己做起。今天，你也许觉得你只是一个人，没有影响，但是你要知道，所谓影响，就是一个人一小群人慢慢积累出来的，它从来都不是一下子一个“人民”的形象，“世代”的形象呈现出来的。如果大家都能做好思想准备，就是哪怕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坚持，那么我保证，等你做起来之后，你一定会看到，其实很多人也站起来了。而中国现在缺少的，其实不是世代的觉醒，而是那些敢于在孤独中坚持去做韧性的战斗的少数人。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今天的中国，1000个人中有一个决定“明天开始，从我做起”，那么，中国的明天就不会远了。
也许我太乐观吧，可是你要知道，作为弱者，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
******（转者注：这篇文章是与台湾友人的通信。）
与友人通信之五（2008年9月25日）
第五封信
星子：
看了你的信有很多的感触。窗外是滂沱大雨，我在书房翻看着汉娜？鄂兰这个犹太女子从小到大的照片，她说过的一段话跃然而上：“我得说，男人总是极其不可思议地喜欢发挥影响力，我这是以某种程度的局外人角度来看的。我自己不想发挥影响力，我想要的是理解，如果其他人想像我所理解的来进行理解的话，那对我而言就像是回到家乡般的心满意足。。。。。。。”
星子你是个男人，我是个女人。你是个改革者运动者，我是个文学家小说家，你在共产体制下长大，我在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环绕的消费社会裡长大，想当然尔我们会有很多的歧异，但这个歧异，让我们的对话及理解更显有趣。
也许因为刚从德国捷克回来，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情境，有一种更为深刻紧密的张力，汉娜？鄂兰在担任（纽约客）特派员，前往耶路撒冷採访希特勒手下艾契曼大审后，写下的（艾契曼诉讼在耶路撒冷），其中有关于犹太人被屠杀多少也有犹太人自己消极性忍受所引起一事，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犹太人在遭受迫害后，又在英美强权扶植下重回巴勒斯坦建国，并把在那里生活了上千年的巴勒斯坦人赶走造成另一个民族的流亡，被施暴者又反过来便成施暴者，对这个民族我就真是很难理解了，他们面对日耳曼民族时可以如此虚弱，面对阿拉伯人时又可以这么狂暴，似乎有点精神分裂啊（我一点也没有不敬的意思，只是纳闷）。
纳粹极权时代，两个流亡的大文豪托玛斯？曼，及赫塞？赫曼，因为不见容于独裁政权，分别逃往美国及瑞士，托玛斯曼因为对纳粹政权的口诛笔伐，甚至遭到希特勒特务的暗杀威胁，这两位分别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作家，以他们对人性及命运的理解，用他们的文学成就抵抗了希特勒政治的恐吓威胁，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无声的革命，而且既优雅又美丽。当然哈维尔又是另外一种，而且世上少有，他的文学创造可以达到超越的美学美感，又可以用行动来完成社会的革命，这是极品，大概也只有像波西米亚这个充满狂想奇趣的地方，才会生出一个这么怪异的总统来吧，而且捷克二十世纪独立的第一任总统也是一个哲学家。
如果真要比，我比较愿意希望你像哈维尔，但是不要跟文学家公开论辩干起来，像哈维尔和米兰昆德拉一样，当然他们现在都老了，是惺惺相惜彼次拥抱珍视的老朋友，年轻的时候火气都大了点。
原来你也去过捷克，那我们接下来有很多话可聊了，但是你得先回答我上一封信关于对革命及革命者的一些看法。再聊。你的友人
回信
XX你好：
首先回答你关于革命的问题。因为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迷人的话题，古今中外，多少知识份子或文化人曾经为革命神魂颠倒，就说明革命这件事情自有它的魅力在。这种魅力，首先是它的激情导致的。
对我们这样的被文字薰陶过的人，内心里是渴望激情的，因为我们习惯于现实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一个用文字虚拟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现实生存的世界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到激情。从这个角度说，革命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吗啡，让我们超脱现实世界的无趣。另外一个魅力就是理想性。我相信有一部分人是追求一些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并不紧密相关的事情并从中得到一些高峰体验的，这样的情怀往往生出理想主义的冲动，尤其是当他们感受到周边的环境对自己有压抑的时候，会更倾向于寻求理想变为现实。我承认革命对我的吸引力就是激情和理想的诱惑。
但是，革命其实也是一种怪兽，就如同激情也会陷人于不义一样。我相信中共在创立的初期也是一些对革命充满向往，包含理想主义的知识份子组成的，他们的革命动机应当是无私与真诚的。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变化，看到他们在权力和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如何逐渐地让党性战胜了人性。看到在前苏联史达林时期，那些久经战争与死亡考验，在敌人的牢房里面面对酷刑挺直胸膛的老布尔什维克，仅仅因为审讯员说认罪对党是有利的，就不打自招地承认莫须有的罪名，然后心甘情愿地被史达林处决，我不禁内心战慄。要知道，这一切，也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因此，我对革命是抱着相当的矛盾心情的。今天的中国，也许可以避免战火式的革命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幸运。
你问到我对外界对我们中间一些人的批评的看法，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一些人不高兴。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有些人让大家失望，那基本上是外界的责任。首先，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个人的选择。如果今天有人要脱离我们的阵营，无论是经商还是返回国内，我都认为无可厚非，毕竟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多。那些没有付出过的人是不应当对他们过于苛刻的。其次，外界对一些人的批评也是很不公正的。比如对XX（转者注：此处指柴玲）。很多人不谅解她说过“你们留下我必须先如何如何”这类的话，但是却选择性地忘记了，事实上，真正留在最后的正是她本人。为什么大家只看言论不看行动呢？今天很多人在拼命指责弱者，这是公平的吗？如果是我，受到这样的不公平对待，恐怕也会心灰意冷吧？我经常遇到指责人，我都是回答说：“既然你觉得他们不好，那么可不可以请你来做？我相信你一样比他们做得好，你要不要做？毕竟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我们的事情，而是每个人的事情，为什么你可以什么都不做而只是一味指责呢？”我承认我们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今天那些成熟的人不愿意出来对抗极权，只有我们这些不成熟的人来做，这才是中国最大的悲哀。
我要停下了，不然真是“牢骚太盛防肠断”了。
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