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现在旅居美国的徐友渔是研究文革的专家，他本人也曾经历文革。日前他在台湾演讲时说，知青这一代掌权治国会出现“大奸大雄”现象，习近平显然想作“毛泽东第二”，文革正在中国社会回潮。
中国大陆自由派学者、文革亲历者与研究者徐友渔，应龙应台文化基金会邀请到台湾，以“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为题进行演讲。
徐友渔曾在大陆参与发起新公民运动，率先签署《零八宪章》。他坦言曾是“造反派红卫兵”，若能重回五十年前，他绝不支持文革。
徐友渔说，当惨烈的文革结束，连当时领导人都保证文革不会再发生，成为众人不言而喻的共识。但他观察，中国大陆正在倒退回黑暗时代，文革并非在“记忆中”，而正回到现实，他感到悲观、绝望。
徐友渔说：“居然逐渐地文革就是回来了，而且现在变成中国的现实，从社会底层一直到上面都有。上面是中国的领导人在模仿文革，想当毛泽东第二，这点是非常明显的；从底层来说，群众之间那种暴戾的情绪，都想中国发生那种变（化），就是在电线杆子上再吊死人，再把一个人当作走资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种上下的情绪，我觉得文化革命的东西是非常厉害的。”
不过徐友渔认为，文革不可能100%被复制，中国现在搞市场经济，再者，公民社会虽然受到极大的打压，仍有一定空间，就像胎儿已经出生，要重新收回到子宫里是做不到的。
现场有人提问相较台湾当局“文青治国”或温室里的青年“温青治国”，对岸当权者“知青治国”又有什么特点？
徐友渔回应，“知青治国”被炒得很热，因为习近平有过知青的经历，起初很多人抱着期望，认为知青了解中国现实，跟最下层民众有过同甘共苦，知青治国，繁荣昌盛指日可待，但当时他率先反对。
徐友渔提到中国理论家李泽厚曾预言总有一天轮到中国知青掌权，这一代人要么就是“旷世奇才”，要么就是“大奸大雄”。
徐友渔认为：“我觉得实际上很不幸，我的判断不是前面的一种，而是后面一种。现在搞浮夸风、搞个人崇拜的人，他的整个经历实际上对他起的作用，也可能是一种反面的作用。他们实际崇拜的还是毛泽东，他们内心世界是一个小毛泽东，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人间疾苦（的了解），根本没有起作用。”
徐友渔强调，误认文革是有言论、结社自由的美好年代，是人民日报、红旗这些党文宣虚构出的文革。文革的经验告诉世人，要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强人身上，得到的一定是空前绝后的灾难。
徐友渔认为，中国人的趾高气扬毫无道理，有些台湾人会怀疑民主、羡慕中国，建议他去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就能明辨是非，台湾人应该坚持自由民主价值。
徐友渔建议陆生带回台湾经验：“台湾学生至少我觉得要天真一些，他们可能很天真、理想主义、要简单一些，但这种简单，对中国大陆学生太宝贵了，中国大陆学生太势力、太复杂了一点，这也许不是学得来的东西，这让我在跟台湾民众接触时感动，我希望我身上也能有这优点，希望透过我的言说，使大陆民众也有天真、老实跟理想主义。”
台下有陆生困惑到底该左该右？徐友渔直言，他厌恶以左右区分人的立场，意识型态会掩盖很多具体分析，他勉励年轻人，在某些问题“左一点”、在某些问题“右一点”，就事论事，关心社会公义最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