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8年7月13日讯）养老金的赖账，也算沉船计划中。沉船计划背后隐藏着劫机犯与飞机上乘客有着辩证关系。死道友不似贫道就是胜利。只要牺牲的，不是共党的，不影响执政，都行，都算共党的胜利。劫机犯集团不出事，牺牲掉乘客，没事。朱成虎说牺牲掉西安以东也是这个逻辑。这里的主体只有中共和敌对力量，而老百姓仅仅是随时可以抛弃的炮灰。在镰刀锤子的党旗下，老百姓就是韭菜，普通官员就是螺丝钉。
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利用美军坑杀民国投降军队的事，美国把前国军杀了一百万，自然是毛泽东和共党的胜利。要知道毛泽东的政治筹划，一直有把国民党当做敌人，而且持续存在威胁作为前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517宣言，第一个理由就是国民党反动派。那时候已经统治十五年左右了。大概他认为黑五类等等文革的对象，都随时跟着民国走。也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所以得灭掉镇压掉。以此推理，只要共党还能执政，这次中美贸易战老百姓做出再大牺牲，都是胜利，因为他们不是共党核心集团。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说，只要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发生冲突，他们立刻就会出卖民族利益……“
就像国企一样，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嬗变进程，并不是朝市场化或者非市场化，而是朝沉船计划或阻挡遏制沉船计划。只有这个是真实的，是不是沉船计划的部分，是或者不是。其他的改革开放都是假的。沉船计划是改革开放唯一的真实，唯一的目的。结果伦理，恶劣结果都落在你身上，你从结果倒推过去，一个笑眯眯杀你和一个凶神恶煞地杀你，都是杀你，有何区别？意图美不美好，落不到你身上。
改革与革命的基础，都被富人先富逃离，给抽空了。改革与革命范式话语，与现实世界无关。改良派和对改良不满而生出来的革命派，智商真的低。
改良是先富带后富，先富都跑了，还怎么改良。
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官僚权贵集团的大规模海外移民的话，王朝政治之知识分子/民众矛盾尚且是一定限度内的，鲤鱼跃龙门，并不是一去不复返，而是要回馈于乡里，最后返回乡里。民国时期底层知识分子一边认为自己还是底层民众，一边以逃离和做人上人的渴望参加共党革命，等他们掌权之后享受着特权但内心自我良善化，还认为自己是底层民众。享受着特权，却以为着自己代表民众，天然具有对民众的代表权，乃至于自己的身体在场，就认为是民众的身体在场，自己的特就是底层民众的特权，自己就是底层民众（从而把底层民众排出出去），或者说自己先特权起来，会带动更穷人在将来即将特权（革命先享受特权，与改革先富起来，一脉相承）。从作为底层民众的自然代表，到自己就是民众，自己的身体就是人民，这就是知识分子/民众关系破碎的过程，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有自然代表权，98年之后新左派的崛起，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参与进入政治就是后面这种恶化。大规模海外移民，对中国大陆社会结构和连带关系社会契约之破坏是彻底摧毁的。改革之先富带后富的社会契约毁了，革命也变为不可能发生。知识分子官僚集团与底层民众之间是国内殖民的殖民战争，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空间争夺战，类似于动物本能的，是种族屠杀式的。简单的说，知识分子–官僚集团不仅不再代表民众，而且还是生存空间上的死敌：死道友不死贫道。
国内的大规模政治社会思潮，江湖几大派系，几乎没有一家重视到大规模海外移民带来的地壳板块沉入熔岩的总体决定性作用。
孙愿平说，谁鼓吹改革，就是一心承认49建政的合法性。
谁坚持改革，就是坚持中共的合法性，谁坚持“改革–革命”范式，谁就是中共的奸生子。
打着红旗反红旗，不管最后哪一方胜利，由于对峙过长，最后胜利的都是红旗。为了改变共党，包括改良和革命而默认中共建政的合法性，以认贼作父为前提，最后目的都会丧失，不仅改变不了中共，而且自己只会被中共改造或者被吸纳，改良成了延续专制的基础，革命成了造反–招安的投降式。事情是如此吊诡，意图伦理与结果伦理之间南辕北辙，为了改变共党，结果是强化坚持了共党。美国人冷战之后坚持接触改良中共，结果被中共拖下水，就像电影《后西游记》中试图用身体性爱度化拯救妓女的高佛门大护法紧罗纳，结果自己成了魔王“无天”。一个母亲被强奸而出生出来的“奸生子”为了改变自己的耻辱地位，只能努力挣钱或者做“人上人”来美化或者让人忘记“强奸”之历史事实，也就是49建政之不合法性。
革命之爆发需要富人无路可跑，被迫与穷人一起。
所以维权的提出，如同我一直所宣告的，在“改良与革命”之外，借“改良与革命”之壳上市，但本质上是另外一条河系，与“改良与革命”话语无关。
维权在“改革与革命”范式之外，是如何避开该问题的。按照道理来说，你到中共法院起诉维权，自然是肯定中共法律的合法性，中共法院的合法性，中共体制的合法性。但是维权的结果会暴露其合法性危机，已经是不争的现实。维权是依法维权，首先强调的是法律的合法性，那么之于是不是便宜了中共体制的合法性，中共49建政的合法性，变为次要问题，可以暴露和毁坏的问题，不会去掩盖。而改革只能强化，革命因为是宋江式“造反–招安”来回反复，以掘墓人的方式，被革命者的合法性幽灵会在革命者身上复活。维权以社会建设，以社会的多元性来稀释，来净化合法性上的暧昧，就像一个满身污泥的人，跳到湖里洗干净了。
旁枝而出，另起炉灶。邓小平所设定的“改革–革命”范式，并没有得以规制文革后的社会进程，其社会进程则是以从旁枝出而发展壮大的方式。其改革范式，仅仅在于以国家政权安全为中心，以财政安全为动力，也就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独立运行。而被凌驾被驾驭的中国社会，被大石头压着不得不以旁枝而出的方式生长，例如说维权就是在“改革–革命”范式之外，在另外一条河流河道中流淌，另起炉灶。还有例如说大规模移民于海外也是旁枝而出。从维权再到民国当归之复兴运动，美台关系升温之辐射，还是走旁枝走“例外因素”的河道，地下河的河道。与邓小平的“改革–革命”范式，“河水不犯井水”。“改革–革命”范式只能说是一井水一死水而已。
大规模移民海外，使各种共同体共同感破碎。毛泽东的闭关锁国，除了类似于斯巴达的怕外来风情的侵蚀，外来力量的颠覆，是不是还与克制民国之海外移民流动带来的社会结构撕裂，有关系。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让极大规模外国籍的国人容纳于内，背叛和伤害连带纽带关系，仅仅以“都是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作为藕断之丝连，政治认同归于虚无乃至于敌对，而仅仅靠文化认同，此时文化认同，“同是中国人”仅仅是先富起来的人对国内殖民的被殖民者进行殖民掠夺的欺骗工具，老乡老乡背后一枪。就像我2011年的文章《市场经济与穷人眼里的祖国》所描述的。大规模无形的内战和“人对人是狼”的吃人血馒头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主要部分，就相当于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人类历史上和民族国家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种政治认同极度稀薄，无政府主义漫布华林，文化认同仅仅作为国内殖民的“羊皮”的，这种恶劣是因为大规模海外移民而几十千倍几万倍而放大，移民不是源头，但是发酵膨胀剂。以民间立场来说，八十年代的改革派如今还沉湎在八十年代官方领导人与知识分子，乃至百姓“君民一体，官民一体”的幻境记忆里，能联系得上就是在八九后被赶出被极度边缘化的改革老人，被当做虚假希望化身的改革老人，也就是说除了投射白日意淫外，回忆外，没有实质性。除了六四后的镇压，大规模海外移民也是“官民不一体”的原因，我举个例子，2004年赵紫阳过世，因为向民间开放悼念一天，我跑去富强胡同六号去悼念。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和感到惊讶，移民于海外的赵紫阳孙女作为家属，对来来往往的客人，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心里想，可能她会认为，不同世界的人，蝼蚁们来我家干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