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十几岁时看过的一首诗，后来知道它出自美国艺术家希尔弗斯坦的风格独特的诗集《阁楼上的光》。小时候喜欢这首童话般的诗，现在依然喜欢，只不过不再把它当作单纯的童话来理解。我曾在自己写的第一篇纪念“六四”事件的文章中，凭记忆引用过诗中的句子，而在本文中我要用它引出的，是电影《刺杀肯尼迪》。
1963年11月22日中午，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榆树街遭枪击身亡。嫌犯奥斯瓦尔德落网，却又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枪杀，之后官方调查团沃伦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认定奥斯瓦尔德为唯一真凶，此案就此了结。美国民众普遍对调查报告持怀疑态度，认为案件绝非奥斯瓦尔德一人所为，背后应该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那几声枪响也许改变了历史的轨迹，但不会使历史就此停滞。风云变幻的二十八年过去，当人们已淡漠了总统遇刺事件的阴影时，曾参加过越南战争的奥利弗·斯通推出了他的惊世之作《刺杀肯尼迪》。影片中，肯尼迪遇刺后，达拉斯地方检察官加里森经过一番艰难的调查，得出了与官方截然不同的结论：案件并非奥斯瓦尔德一人所为，他只是这场预谋已久的政治暗杀的替罪羔羊，当时的副总统和其他一些政府高官才是真凶。暗杀的目的是中止肯尼迪从越南撤军的计划，从而维持关系着他们切身利益的军火贸易。加里森顶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起诉了其中的一名嫌疑人，但最终败诉。影片最后，加里森在媒体面前表示，他会在控告凶手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加里森说，查出凶手，总得有人去做，就像诗里说的，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影片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对刺杀真相的诠释，而在于对个体性的弘扬、对个人怀疑精神的肯定和对公民勇敢对抗邪恶政府的赞颂。反观我们的影视作品，早已成为烘托帝王将相和的精神麻药，在所谓国家大义的温床上，都能让荆轲和嬴政实现苟合。加里森所体现的个体性不是英雄式的个人主义，而是公民个人主义，这便是金庸和斯通的区别。加里森只是在尽一个公民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尽心尽力地做着一个检察官的本职工作，他在惊世骇俗般地颠覆官方主流价值的背后，是对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忠诚，对联邦党人的追寻，对正义和真理的维护，对程序规则的遵守。激情洋溢当中，加里森有着质朴的保守主义底线，这便是斯通比《华氏911》的导演摩尔更高明的地方。
影片最后，加里森在法庭上慷慨激昂而又不失真诚和理性的总结陈词，已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段落：
“肯尼迪总统和他被害的秘密终于与我们在我们的美国梦中相遇了，它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宪法核心是什么，我们的生命价值又是什么？一个国家的总统被杀害，在诸多疑问面前，它的司法机构却只会发抖，这个国家的民主又是什么？”
“每次我的办公室或你们――人民，提出并要求查看证据时，得到的答案永远是：国家安全机密。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被夺取了生命，还有什么国家安全可言？什么样的国家安全被允许夺走人民手中最基本的权利，并允许一个看不见的政府统治我们？这样的国家安全，当他看上去如此、闻上去如此、感觉上如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叫他：法西斯主义。”
“就如独立宣言中所说：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起破坏作用时，人们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一位博物学家说，一个爱国者必须随时随地准备与政府做斗争，以保护他的国家。”
“回想我们小时候，大多数人认为正义会自己降落在我们身边，美德是对美德最好的回报，正义总会战胜邪恶。长大后我们才明白，事情并不都是如此，每个人都必须为正义而斗争，而这并不容易。因为真理总会引起权贵们的恐慌，我们不得不冒着风险和他们斗争。我们为自己的信仰而斗争，这个国家依然是我们的。寻求真理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人生价值，如果真理已被政府谋杀，人民不再受到尊重，那这个地方就不是我们出生的那个国家，肯定也不会是我将与之终生厮守的那个国家。”
学者斯金纳说过，如果我们希望在政治社会中尽可能地享有自由，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首先做品德高尚的公民。“品德高尚的公民”即是指一种公共精神，作为国家的公民，当社会正义遭受侵害时，我们应当勇敢地对抗这种侵害以维护国家的自由，而国家的自由就是我们自己的自由。加里森在体现个体性的同时，他的言行也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负担社会政治责任的公共精神。当有记者指责加里森给政府抹黑时，他反问，一个欺骗人民的政府还值得我们拥护吗？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懂得区分国家和政府，政府并不等同于国家，握有公权力的它甚至随时都会破坏国家。一个富有公共精神的公民和爱国者，在依据宪法契约授予政府公权力的同时，必须时刻监督政府，并有权利也有责任随时对政府的行为提出质疑。政府说到底也是由人组成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公民可以宽容政府的错误，但绝不容许政府知错不改，甚至是一错再错。
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至今，大多数利维坦都已被关在了笼子里，但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马虎大意而疏于防范，利维坦随时都可能溜出来乱咬人，或者伸出爪子挠你一下。那些让人心悸的政治阴谋论，说到底无非就是如此，所以我们也大可不必悲观。刺杀肯尼迪事件是民主的耻辱，但绝不代表着民主的末路。法庭上慷慨陈词的加里森，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他毫不气馁的质疑精神是对权贵们最大的威慑。加里森愿意并且能够通过法律程序来提出质疑，这本身就体现着对峙双方的一种妥协，以一种比较体面的方式来试图解决这件并不体面的事情，虽然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搞定。民主无非就是如此，在它跟前你可能会猴急，会骂娘，但冷静下来还是得欣然接受它。用句老话说，它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不坏的。
民主不是一撮而就的，而是代代传承、逐渐完善的，这便是影片结尾字幕“将本片献给继续追寻真相的年轻人”的意义所在。对中国人而言，我们也有许多自己的真相要追寻，甚至我们的利维坦还在笼子旁苟延残喘，耍赖打滚不肯进去。尤其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我们将来要面临的更重要的任务，也许会是民主到来后的发展和完善问题。所以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让你产生更深层的思考：当现代民主遭遇肯尼迪遇刺事件，我们该怎么办？同时我也善意地提醒那些想做未来民主中国领袖的有志青年，在立下远大志向的同时，也要做好步肯尼迪后尘的心理准备。我是在吓唬人吗？是也不是。我们需要肯尼迪，需要加里森，需要一个个、一代代具有公共精神的国家公民，这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希望所在。
灰尘无处不在，星星时刻都可能被沾染，总得有人去擦拭它们才是。告诉你自己，你的朋友，还有你的孩子，准备好抹布和打蜡罐，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总得有人去。
2009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