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高层在政策和立场的犹豫不决，不同部门的分歧越来越公开化。这体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国资或民资、对坚持市场开放或保护主义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对贸易战中中国所持强硬态度的质疑，更围绕着是否拥护”定于一尊”还是反对个人崇拜、警惕文革重来的交锋上。坊间许多传闻都把焦点集中到了王沪宁身上，相信他是”君侧”的保守一方，作为主张全面的新权威主义，即加强个人集权和国企垄断、鼓吹”浮夸自大”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对技术官僚们的务实主义形成很大干扰，问责之声不绝于耳。
当然，最近一个月，包括已经结束的北戴河会议，并未证实任何对他不利的消息，而且，不仅《厉害了我的国》、”中国制造2025″之类民族主义声调统统消失，官方媒体近来还出现了一系列细微调整，例如中央电视台和财新杂志对公众关心的话题报道越来越直接，明显讨好公众；对贸易战的态度也转趋鲜明。这都显示，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王沪宁似乎有意摆脱政策摇摆和进退失据的尴尬，试图以灵活却强硬的方式，通过迅速采取应对措施走出困境，避免成为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其中，最值得观察的，是近日美国媒体爆出的谷歌公司的”蜻蜓”计划。谷歌CEO劈柴(Sundar Pichai)在上周四的一次会议上证实了一个迎合中国当局、进行网络审查、以重返中国市场的蜻蜓搜索发动机计划的存在。虽然劈柴和谷歌公司的伦理问题遭受着外界的广泛质疑，不过，就劈柴承认自2015年以来密集访问中国，曾经与包括王沪宁在内的中国高管会晤，可以发现，不仅谷歌公司出于中国庞大市场的考量回归中国，中国意识形态部门也是积极的支持者。似乎，他们虽然坚持要谷歌搜索必须接受中国的审查标准，但是，更盼望谷歌搜索业务能够早日返回中国。尤其这一迫切性，正在以一种焦虑的形态蔓延在中国高层官僚间。
从科学院院士到大专院校，从少数勇于批评政府的自由知识分子到某些接近高层的智库，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过去半年中国管理层犯下连续错判的关键原因，在于他们成功的互联网防火墙以及相应的国际交流限制本身制造了管理层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误解和误判。换言之，中国有效的互联网信息管制，虽然成功阻止了公众和媒体自由接触国际信息，却也等于切断了国内研究者和政策部门获取国际信息的便捷通道；加上当局对高校和科研机构涉外交流的严格管制，以及相关智库”投上所好”的论证式研究而非独立研究立场，导致中国高层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出现严重偏差。
这或许是最近半年贸易战受挫以来中国高层政策摇摆的关键原因。任何口头上对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高调宣传，并不能掩盖他们对自身执政有效性的怀疑，而且这种对专业能力的怀疑很容易扩散成为对高级官员们效忠的怀疑。以至于接近高层的技术官僚们人人自危，仿佛生存在”犹太医生案”的阴影下。以联名上书的”清华校友”们为代表，他们不得不反击，试图找出胡鞍钢、梅新育和金灿荣等吹鼓手作为”清君侧”的替罪羊，而王沪宁似乎也试图通过与谷歌公司合作，打破目前的信息封闭，作出一点有限的自我纠正。
不过，至前为止，”蜻蜓”搜索计划透露出的中国方面对网络开放和审查的调整意向还非常有限，王沪宁的工作风格本身或许就是症结所在，也因而成为众矢之的。自1995年离开复旦大学到北京就任中央政研室政治组组长以来，王就主动切断了与学术界的联系，也不敢组建自己的干部班底，只凭党内情报系统和有限的调查和谈话来获取资讯，几乎完全以私人幕僚的身份对领袖提供建议，而放弃了所有可能的公共性，包括与国内学术界、媒体和公众、与国际学术界、媒体和政客们的所有对话和讨论，固然因此让领袖们绝无怀疑其忠诚和超脱，却也陷入了一个自我营造的洞穴之中。
谷歌会回到中国吗？
如果他所服务的领袖有着足够开放的视野，譬如通晓”八国外语”，或者被”八个常委”也就是八大利益集团所环绕，那么最终决策往往是折衷平衡的产物，总不至于唐突各方、动摇国体；但是，如果遇到一位同样热衷小圈子政治的领袖，那么更容易”合谋”出一意孤行的单边政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为，这种领袖心理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或许有远大理想，却因幼时缺乏父爱而长于感性交流而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往往很难分辨政策和话语中的原则冲突，且羞于交往，只信任亲信近臣，而鄙视官僚系统，一如中国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刚愎自用，最后归责”百官误我”。
所以，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复杂性可能永远无法理解，混乱和失误往往意味着叛变和不忠。在追责疫苗案时，兢兢业业的”新三届”技术官僚可能如袁崇焕一般被当作替罪羊；参加MeToo运动和声援深圳佳士工厂工人的北大学生岳昕，也被管理层问责校方何以培养出来这种学生；而小丑式的胡鞍钢却轻易得到宽大处理。回荡高层的，除了死一般的沉寂，就是对贸易战次生舆情的各种震怒，和人们远远的写在脸上的幸灾乐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