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书展上，对我而言的最大事，莫过于林行止先生一组评论文章英文版结集出版的推介会。是书收集作者1975至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准备谈判那前后大约十年里的作品，由林先生的千金林在山小姐执笔翻译，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注）。林小姐邀我在推介会上讲话，我欣然答允。当时我正在思考战后至今港人对中港关系看法的沿革，认为林先生在其中有重要的分水岭角色;这点正好成为我在书展讲话的主题之后汇集了一些宝贵意见，把讲话转为一篇关于思想史的文字，今与大众分享。
香港思想史早有人研究，岭南大学罗永生教授在2013年开始经营的网站「思想香港」就是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不过他着重的似乎是所谓后过渡期中的社运思潮，而本文谈的是战后30年里在知识阶层出现的一段心路历程。
这个时段里的香港精英，在思考中国和看待港中关系上，建构过三个重镇，那就是农圃道新亚书院，“明报月刊”和林行止的“信报”;若以创始时期排序，大致上是50,60和70年代这三个思想系的香火依然存在，其中尤以“信报”为最;我常打趣说，“信报”产权转移之后，也变了一国两制，林行止专栏成为了新“信报”之下的一个思想特区，饱含一种独立倾向而至今未绝。此三系渊源甚深，也许相同点比不同点多，何况其中不少人多年游走于三者之间;为方便起见，我逐一论述。
钱穆
50年代：农圃道新亚系
新亚系的思想，一般称作香港新儒学，虽然其最重要创始人钱穆先生并不把自己看作是这个标签之下的一员。钱穆先生觉得中国文化不需要注入西方养份，字里行间认为东西方之间格格不入，西方文化甚至不如中国文化那么优秀。其他一些新亚泰斗如牟宗三先生，则认为中国文化开不出民主架构，于当世有必要从西方吸纳。但无论如何，这个思想系的终极关怀是中国和中国文化，他们对香港没有特别看法，甚至可以说有点瞧不起;当年流行的说法是香港乃文化沙漠，而新亚就是沙漠里的绿洲诚然，开埠百多年的小城邦，怎可与5，000年文化比因此，这个思想系里，也没有特别关注港中关系的论述积极看，香港是一个复兴中华文化的基地;？消极看，香港不过是“论语”里寓言过，道不行 – 儒教去到尽头，夫子穷途末路浮海居夷之处正是这种态，令一位外国人把香港称为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然而，透过几位大师作育英才著书立说，新亚系的影响非常深远，泽及战后婴儿潮一整代读书人，直到今天。
毫无疑问，新亚系在中华文化危难关头，尽心尽力为之承传，功不可没。然而，大师们尽管批判中共火力十足，但对中共政权性质的分析，用力却未见深入。他们认为中共就是一个外来意识形态现象;。它接受马列，走上歧途，必然碰壁待到有一天中共抛弃马列，共产党的人性便有望复归，中国就可望重新走上正轨这个看法很自然在宋以降的儒家思想里，华夷之辨和道统观念不断强化，成为了读书人的意识整体，任何不属于先秦华夏思想体系里的东西，都是外来的，一般都在被批判之列，例如佛教，所以韩愈才有他的“谏迎佛骨表”，何况马列。问题是，道统中人忽视了封建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部份这个古老现实，而中共的马列，不过是一件外衣， 80年代起，中共脱下这件外衣之后，它所复归的，却不是人性，也不是儒学，而是比之。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里的封建社会政治传统新亚系对封建文化批判不重视，是该系的致命伤，我们可从大师钱穆的一段话看出端倪：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抽大烟，打麻将，女子裹小脚，都在文化里面。可是真讲文化，不能如此专在太琐碎处讲。以前女子裹小脚，以后放了天足，中国社会还是这般，并没有大变，因为女子裹脚在文化大体系里，实在不占重要地位。譬如一所房子，偶然在哪里有一点脏，拿扫帚一扫就行了。」（“中国文化十二讲“）
再看一段大师牟宗三80年代初的一段话，或者更说明新亚系对中共人性复归的满怀希望：
「最近共产党把天安门挂的马恩列斯像拉掉，值得嘉许。我们要催促他们步步觉悟，叫他们一下子变是很难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中国文化的省察”）
这种想法，与后来支撑「民主回归」的其中一个哲学基础是一样的。
中共早已抛弃马列，儒教也可以在中国大陆传播，学院派之外还有于丹等人的通俗派。因此，有些人认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了，虽还未「至于道」，但起码是一个可以「得君行道」的盛世。最近有人批评新亚系刚作古的饶宗颐先生晚节不保，附共行为简直岂有此理。我却认为并不如此，而是因为中共去马列之后，香港新儒学和中共之间的主要矛盾消失，对中共的批判已经失去关键理由。
的确，如果用宋明以降的传统士大夫书写历史的道德和眼光看今天的中共，堪称一个盛世国史所谓的盛世，条件不外四个：读书人有官做，人民有饭吃，无大规模战乱，疆土扩张。这四个条件今天的中共基本上满足，即具备了传统史家笔下所谓的文治武功，所以饶宗颐先生可以把字画卖到中央党校里去而不觉得有什么立场问题，说不定那还是他为了「得君行道」而作出的一笔前期投资但饶大师并不是第一个;早在20年前，就有另一国学大师南怀瑾在国共之间做穿针引线的工作那是一种要对中共有最低限度肯定及相当高的期望才会做的工作。
这当然不是说，儒学基本价值与今天的中共可以共容，更不是说钱穆等大师今天若在生会附共，但显然，在儒学的传统里，有一条事功实用的理路，能够支持一些儒者与他们认为的「品德不纯，但泽被于民」的」好一些」的政权合作。（历来有香港民主派退党入阁，正是循此思想理路。）
南宋时，大儒朱熹，陈亮之间曾经有过一场大辩论，焦点在于对所谓汉唐盛世的评价。朱熹强调汉祖唐太并非仁君，用现代的词汇描述就是「立党为私」，虽有事功却完全不可称道，只比曹操刘裕之辈稍好陈亮却认为事功自有其价值，指朱熹陈义过高，结果是把三代以降看得一团漆黑：「一生辛勤于尧舜相传之心法，不能点铁成金，而不免以银为铁，使千五百年之间，成一大空阙」他甚至还搬出孔夫子评价非圣人的管仲「如其仁」的说法，反诘朱熹：「仁人明其道，不计其功，夫子亦计人之功乎？」牟宗三先生评论朱陈之辩的时候，也不免要承认，非圣人的英雄豪杰能有事功，纵非源于「理性的自觉」，也必然是他们强大的「生命的直觉」所造就，必须在某个层次予以肯定。
明乎此，再看罗马教廷如何汲汲于与信无神且不断打压宗教的中共政权谈条件讲合作，我们便知道，以香港新儒学为基础的「文化中国论」，在某种情况下，并非与共产专制政权绝对不相容。因此我认为，香港人如果要反共，新亚系思想中原有的反共成份已经不足为靠。
查良镛
60年代：明月系
“明报月刊”系的领军人物有好几位，其中包括胡菊人先生，司马长风（胡若谷）先生;两位先生当年都主编过“明报月刊”，故以之名此外，查良镛先生当然也应该算一个;他长期在“明报”执笔写社论，淋漓尽致把明月的中国讯息和中国分析用显浅笔调表达无遗这时期的明月系在思考和理解中国上的最大贡献，无疑是提出了一个简单有力的分析架构，即把大陆当时期的政治动态归结为实干派（国务院派）和极左派（宫廷派）的斗争。当时的港共十分反对这个两分法，认为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可能产生这种「毫无理论基础」的矛盾。但后来「四人帮」事件曝光，事实胜于雄辩，明月系的分析架构证明是有效的。
值得注意的是，明月系的中国分析，靠的主要是一些在香港捕捉到的关于中共内部斗争的蛛丝马迹，但偏偏是这种资讯零星简约的离地分析把中国政治的实质抓住了，比起那些经常北上接受国情教育而高谈「亲眼见到的中国」的港共和进步人士的眼界强太多。明月系给香港人的这个经验教训，到今天依然重要，这点我不必多说。
但是，尽管如此，明月系面对港中关系，并无别有创建的论述。60年代发生的港共暴动，在明月系的意识里，仅是一种文革的溢出效应，损害香港人在经济不断发展之时逐渐得到的安逸生活。那时候，「辛苦搵来自在使」之类的小市民生活哲学逐渐流行，而这种大众哲学的传播，更多是在“明报”6，70年代的版面上反映出来的，与中共不断提倡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哲学对着干，也不失为当时一种十分有效的反共思想资源。
两者比较，新亚系的中国意识可说是一种大乘意识：人跑到香港，惊魂未定便勇敢地回身北望，为民族和文化的复兴奔走呐喊，存精于海外，枕戈而待旦。其后明月系的，却相对是一种小乘意识：国共内战后南来的人已经渐渐在此生根，但就像开着车子离开感情的祖国的人，在倒后镜里不停回望，焦虑北方不时发生的动乱会不会追着来，影响自身安危，因此寄望于或许尚有足够活命理性的中共实干派上台，不做乱中害港的蠢事，让中国好，香港便更好。
70年代：林行止的“信报”系
步入70年代中，“信报”异军突起那时香港华人工商界羽翼渐丰，除了原有的老香港，战后南来那一批资本家也陆续蒲头;当时的纺织界是很好的代表，得到美国特许输入权的照顾而兴旺。这时的香港，渐渐成为南来一代人在此安身立命的宝地，香港是我家的意识逐渐浓厚，而且是起自新兴上层，渐及中层，而这个「家」的对立面，却是那北方的「国」。用今天的流行词汇来描述，就是本土主义在这批上层人当中滋长了。然而，与他们接轨并予以力量的，却主要是外国文化，外国经济，因为中国文化已荡然无存，中国经济奄奄一息。
“信报”系的人马，当然最主要是林行止先生。林先生来自中国，有中华文化背境，受的却是英国高等教育，崇尚自由经济和法治精神，而碰巧自由经济早期的理论巨擘，泰半是英国人，而现代法治传统最丰富最古老也最彰显的国度，无疑也是英国，因此“信报”系的思想渊源与英国密不可分，味道与新亚系和明月系截然不同。 （后话先提，后来“信报”的好几位总编中，有留日的沉鉴治先生，留美的我和长期旅英的邱翔钟先生;和林先生一样，这几位老总都十分积极在报纸上介绍东西洋先进文化里的知识和思潮，而且都不同程度地用这些思潮分析中国，更加加重了“信报”系的非中国色彩。）
那么，“信报”系，或者简单一点说林行止先生，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呢？
刚才说过，新亚系认为中共是可以逐渐变好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从人性善的信念出发，只要中共放下屠刀，便可成佛，中国也可在中共领导之下进入盛世，而新亚系近乎终极目的，就是要发挥影响力，帮助中共作根本的人性复归。
明月系的出发点不同，我看不出他们关怀中国的目的是要对中共作一种救赎。我认识比较深，看他的作品也比较多的是明月系，后来也在“信报”工作，我和他做过同事，能诗能文的戴天先生。一想起「戴天」这个名字，我跟着想到的便是「不共」。我不能想像戴老会认为他可以帮助中共作人性复归。明月系对中国的态度是实用的自利的你马列也罢，也必须马列得有点德性，懂得你中共若要长期执政，首先就得让人民吃饭;中共有了这点吃饭理性，67年那种暴动才不会再干扰惊魂稍定之后的香港人在此地安居乐业，那才是最重要。因此，明月系关注的是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哪派胜出，对香港有利还是不利，而对中共是否性善，能否救赎这种哲学问题提不起兴趣。
“信报”系林行止先生看中共，和前二系很不同我先和大家重温林先生笔下一个最有名的，象征97回归的比喻：。蝎子过河蝎子要过一条河，请求乌龟背他过去，乌龟有疑虑，问道：？我背着你，你螫我怎办蝎子说，我当然不会螫你，我自己也不想淹死吧乌龟想了一下，觉得有道理，于是就让蝎子骑在背上过河。到了一半，蝎子就把乌龟螫了。乌龟问道，你为什么螫我？不是说好不螫我的吗？你螫我对你自己有何好处？蝎子道，我无法自控，这是我的本性这个故事里，大家看到，蝎子违背承诺，并无恶意，态度貌相绝非凶神恶煞，而是自然而然发生，源于本性;而且，那种无理性，并非文革丑恶那一套，只不过常人无法理解。无惡惡，是真恶。
这不是一种对中共的实用分析，而是又回到本性的层次考虑，像新亚系的分析那样，但没有了后者的性善观。“信报”系讲的性善恶，不一定是人性的善与恶，而可以是人性与党性的分野。林行止先生显然看到，中共去马列之后的恶，是继承而且发挥中华文化封建的恶的那一面。新亚系认为这一面是小意思，根本不必提，反而常常抱怨别人说中国文化封建;他们一再强调，周代封建，可到了秦始皇行郡县不就完了嘛那当然是混淆概念鲁迅虽然偏激，但怎能一笔抹煞。？
“信报”系的终极关怀是香港本身;而此时香港要面对的威胁，不再仅仅是在英国殖民保护伞下中共对香港溢出的间歇无理性干扰，而是对香港整体的存在威胁 – – 存在的威胁。
单就对中共的分析和批判而言，这三个思想系，第一和第二系都过时了。新亚系在中共放弃马列的那一刻就过时。于是有国学大师与中共的握手。明月系在中国改革开放，实务派胜出的那一刻过时。于是有查先生当上了中共国立大学的学术领导人。还未过时的，是“信报”系的林行止先生。而且，那个蝎子过河的故事，似乎不再是比喻而是现实。
註：《CONJECTURING HONG KONG’S FUTURE——Lam Hang-chi’s Editorials from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1975-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