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作品《故国·颂１》

新春伊始，满眼马褂与辫子齐飞，龙灯与猪灯共舞，推陈出新的“磕头文化”盛极一时。据悉，狗年岁尾国内有学校布置了给父母长辈下跪磕头的“家庭作业”，因而惹起争议。
 
笔者以为，晚辈给长辈磕头，本系中国“崇祖”传统的一脉，固然不必列入学校的“德育”课程，却也毋庸花大力气去口诛笔伐。只有充斥荧屏的“辫子戏”，满耳“奴才”和“喳喳”之声，那一脉最恶俗的磕头传统，才是应该铲除的腐恶文化。
 
如今国人跪地磕头，已不止于拜权，而且是拜金；又或者，向权力下跪亦即向金钱下跪，盖因只有权力才可以推开利益的金漆大门——这就是“男儿膝下有黄金”的新解。
 
百年回望，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从未与下跪文化倏忽分离。犹记一九四一年美国对法西斯主义全面宣战前夕，罗斯福总统提出“人类四项基本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里头没有“免于磕头的自由”，因为西方没有跪地磕头的传统。
 
却说当时蛰伏于黄土高坡的中共正“支离西北风尘际”，它要生存权、话语权、发展权……甚么都想要，于是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都无限拥护和热情讴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及至中共建政，“四大自由” 变成四大皆空，惟是邓小平时代总算把“不虞匮乏的自由”嫁接为中国特色的“生存权 ”，中共承担着喂养十几亿人民的历史重责，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其实四书五经早已将国家的政治理想说的很明白，那就是让天下黎民“不饥不馁”。把生存权视为至尊价值的国民，实在活得很卑微，难怪超过六成四的中国人希望来生投胎他国，想过别样的生活了。
 
还有一项指标——“免于磕头的自由”。在中港台三地仅有香港人独享，那是拜英国殖民统治所赐，他们早就不用下跪了。然而大陆台湾还在长跪不止。台湾尚好，无论宋楚瑜抑或施明德都当众下跪磕头，毕竟是在跪拜老百姓。而大陆则是对权力下跪——八九民运中的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外泣血长跪，还有当下络绎不绝的上访者在官衙外长跪，都是吾国“下跪文化”的延续。
 
按说在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就免于下跪了，“阿Ｑ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以致穿长衫的官员鄙夷道：“奴隶性！”（见《阿Q正传》）
 
然而脾虚膝软的不止是阿Q，周恩来就在毛泽东跟前卑躬屈膝地跪着解说图表；广西交通厅党组书记褚之田每次到成克杰府上，都是行下跪磕头大礼；还有至为贱格者——湖南 郴州副市长雷渊利掌控全市住房公积金六亿元，因手下李树彪到澳门豪赌输掉八千万，才被立案调查。原来雷渊利贪污数额达三千六百多万，他养有九房二奶，那些曲意逢迎的地产商、建筑商为找门路向副市长下跪，竟卑贱到了向这些二奶献媚。雷渊利第五房二奶不会开车，每次蒙召，都由一民营企业的老板就用宝马轿车接送，风雨不改；第六房二奶是歌厅女郎，一开发公司老板就为她张罗“个人演唱会”；第七房二奶有点身份，爱撒娇，某地产公司的老板就在她面前扮猪八戒，以搏美人一粲……
 
阿 Q之“奴隶性 ”在于跪官，今日有头有脸的商家跪的是官老爷的妾侍；中华先贤的治国理想是人民 “不饥不馁”，而今中共治国至尊准则，依然是“生存权”和“温饱权”，听去恍如时光倒流数千年。只有一点略具时代感的变化，就是对权力行三跪九叩者，不独是权力的奴才，而更实在的是金钱的奴才。拜权是为了拜金，要拜金必先拜权。这就是中国特色。
 
如果有一天接受磕头的对象失去了“绝对权力”，便门前冷落车马稀，中国的下跪文化便真成绝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