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是邓小平去世十周年的日子，这个日子无论对于官方还是百姓，都值得纪念。但是，中共现政权并没有特别的纪念，官方媒体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纪念文章，反而显得十分冷清。但在互联网上，许多知识分子和网友倒是很热情，对于邓小平的历史功过进行了评价，更对邓式改革模式进行热烈的讨论。
中国的政治需要比较，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也是在比较中去鉴别。客观认识历史，客观评价历史人物，这不是中国官方所能做到的事情。因为专制政权都是从维护其统治和既得利益出发，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进行一番美容或丑化，夸张、掩盖、扭曲，甚至颠倒黑白、妖言惑众，混淆视听。不过，如今的中共当局也学会沉默，学会了用淡化的方式来处理敏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毛泽东是这样，对邓小平也不例外，而对赵紫阳这样的历史人物则是全盘封杀，连亡灵都不放过。
经历恐怖的毛泽东时代数十年，施英个人对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所做的贡献是持肯定态度的，尽管这其实也很痛苦，那就是谁也不会忘记邓小平派遣军队镇压和平的八九运动，那密集的枪声依然震耳欲聋，那子弹划过夜空的一条条明亮的光线跃然在脑海里，那火光中的坦克车横行在天安门广场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毫无疑问，邓小平又是历史罪人，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一方面，在与中共前一个大独裁者毛泽东相比较时，我们不得不承认，邓小平要显得开明；而另一方面，他的专制手段和残酷镇压又毫不逊色，他留下的跛足改革模式也是弊端重重。
在六四屠杀之外，邓小平著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口号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独裁思维，孕育了邓式的跛足改革，也衍生出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已经成为近年来最有争议的话题，以至于，有人把这种争议称之为“关于改革的第三次大辩论”。新老左派用毛泽东遗产批判邓小平，党内民主派和自由主义者用赵紫阳模式批判邓小平。但无论左右，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胡锦涛要建立“和谐社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恰恰是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不和谐”。权力致富，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行业垄断、两极分化、道德沦丧，这些已经成为当今中共的真实写照。这种社会公正奇缺的现状的形成，邓小平倒也是“功”不可没。
否定毛泽东，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不仅仅是邓小平一个人的事情，所谓“总设计师”甚至“改革之父”，我认为是夸张了。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位置在哪里？尤其是后者，笔者认为赵紫阳才是中国改革的真正推动者，赵紫阳不仅是经济改革的前台实施者，而且试图带领中国进入政治改革的轨道。而这样一位杰出的总书记，却仅仅因不同意开枪杀人的决策而被老人帮解除了所有职务，并被软禁到去世。由此可见，邓小平的冷酷！
一月份，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了宗凤鸣先生所著《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记录软禁中的赵紫阳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和对众多中共高层人物的评价。他对老人政治的巨大危害有着亲身体会，对邓小平的跛足改革提出尖锐的批判，他甚至说：邓小平道路已经走到尽头。
历史是要留给人评价的。本周新闻聚焦搜集了专业人士、学者、作家、民运人士以及网友的对邓小平的评论和媒体的报道。
● 专业人士、学者等对邓小平的评价
▲目前旅居美国纽约的中国问题专家、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分析说，评价邓小平，躲不开对六四事件的评价。
他说：“中国领导人准备对邓小平的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方针有所改变。实际上，邓小平去世的十年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发展。胡锦涛上台之后，在某种意义上，他想回复到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的时代。他对邓小平的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进行了一种无声的否定。
“我认为，对邓小平的否定主要是要否定他对六四的大屠杀。首先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当然两极分化、贫富分化的问题也要解决，但是，要用新的思路解决，不能简单地回到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的老路上。”
他说：“实际上，邓小平只是一个大老板，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总设计师实际上是赵紫阳。当然，开创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且否定文化革命，包括平反文革之前的一些冤假错案的当然还有胡耀邦。邓小平并没有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方案做出很多决定。这些决定是赵紫阳做出的。
“在中共十三大上是赵紫阳为经济改革制定了具体的方案。如果说，没有邓小平的六四屠杀，中国今天会沿着胡、赵制定的这个总方向比较平稳地走下去。中国的情况会比今天好得多。”
严家其表示，沿着胡耀邦和赵紫阳确定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并行的路线走，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当然不会完全杜绝，但是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严重。
▲旅居韩国的作家武振荣发表文章《我说邓小平……》。文章写道，众所周知，邓小平的“改革”几乎全部都是在“借鉴”“毛泽东错误”的基础上被“设计”（他生前被称为“总设计师”）出来的，所以在分析他时，我们不能舍弃后者而求其前者。那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我们可以追问：“什么是毛泽东的错误？”我以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个不同于邓小平的答案为好。事实上，毛泽东的一个错误就在于他认为要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只有一条方式，那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继续革命”，其实呢，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事实上，毛的路如果可以继续走下去的话，中国共产党人是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例子），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真实选择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不需要革命”、或者说“排除革命”的传统统治的可能；而这样的统治对于共产党这个“中国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阶级”来说，不需要做政治上的“付出”，而是要实行中国中世纪的政治“享受”。说穿了，那个用邓小平名义提出来的统治，就是这种传统的统治，它已经在中国具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它的“复活”并不是我们民族的福音。可惜这一点，在邓死了十年后才被更多的人认识到了。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共产党搞的“共产党统治”其实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统治”，也不是全体普通党员作为“统治者”参与统治，而是传统的统治披上“政党统治”的外衣，因此普通党员对于这种统治并不负有责任。
文章还写道，我认为在议论邓小平、毛泽东这一类人物之作为时，也不需要老是用“功与过”的模式，如果那样的话，我就感觉到它太陈旧了。在过去传统的历史观和人物观中，事实上寓于着这样的一种假设：某些特殊人物有着可以改变历史的力量和能力，当然这样的假设必然需要另外的一个假设来支持：这些特殊人物是“授命于天”的人。于是这两条基本的假设就足可以做成一种观念。现在，当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现代人物时，已经不需要上述的假设了，我们已经知道了可以影响历史的人物必须是掌握了权力的人，当这些人在把带着个人意志的东西施加于社会，并且改变了社会上原来事物的面貌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又假设了这个时候的社会生活本身就存在着一种需要变革的内在契机，因此，当个人力量在作用于它时，就产生了非普通人所可以具有的力量。这里，我们看中的是社会变革的契机和个人的权力的综合关系，于是，那种单纯的个人“功与过”就被我们抛弃了，让享有权力的人来对社会施加个人影响是现代观点，于这个观点相一致的另一条观点是：“权力人物”产生的渠道应该制度化，这样就有了民主的制度。
现在，我们要求民主，但在许多的时间中，我们是用传统方式和传统眼光看待人和事的，因此，在邓小平死后的十年，我不主张对他采取用区分“功过”的方式去评论他，如果是那样的话，历史都属于他个人的了，这显然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在现代环境中，如果我们还用18～19世纪西方人谈论“克娄巴特拉的鼻子”，“黎希留的痔疮”的方式来谈论“邓小平的个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不是历史的笑话又是什么呢？
上一个世纪，中国社会其所以发生了那么大的经济上的变化，其真正的原因是此前中国社会经历了更大的一场政治上的变革，但是邓小平在促成他的经济变革的时候，却完全地昧于政治变革的事实，因此，他的政策虽然一时间导致了社会上出现有价值的经济变革现象，但是这种变革的启动如无头苍蝇的飞舞却注定了它的前途不妙。1982年，我在写作《风言浪语录》一书稿的时候，就已经指出，这种所谓的“改革”必然要以失败而告终。把一个临时抱佛脚式的邓小平措施宣扬成为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是权力作祟的产物，并不代表中国文明进程的正确方向。
▲专栏作家陈破空发表文章《邓小平挽救的，不是中国》。文章说，仍然为邓小平唱颂歌的一方，调子往往是：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经济繁荣；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不够，还要称之为“改革之父”.说穿了，这些颂歌，折射的，都是阿谀者的奴性人格。有些文盲个体户的说法，把这种奴性人格，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没有邓小平，俺哪开得上摩托？没有邓小平，俺哪娶得上媳妇？
有人说\”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其实，邓小平改变的，只是毛泽东的党内路线。毛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镇压民众，迫害异己，连邓小平本人，都一度沦为受害者。一当邓大权在握，改变毛的极端路线，就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尤其平反被毛打倒的党内高级干部，为邓徒增党内声望，收揽党内人心，何乐而不为？
这种手法，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前朝皇帝株杀大臣，后朝皇帝平反昭雪，一杀一抚，王室自然安稳。比如南宋时期，宋高宗枉杀岳飞，宋孝宗平反岳飞。宋孝宗为岳飞昭雪之日，宋高宗还在世，并且是\”太上皇\”，可见父子俩人的默契。
文章还写道，在经济建设中，邓小平的人治陋习和独裁思维，却给中国社会留下无穷隐患。比如，邓自称“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临时拍脑袋”的典型人治手法，导致“一哄而上”，让中国社会白白错过本应由制度改革做起的有序过渡；又比如，邓要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没有解决权力监督的前提下，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富起来的，自然就是中共权贵及其亲属，迄今，中国亿万富豪中，90%以上为高干子弟，就是明证。贫富分化，贫富悬殊，贫富仇恨，都是邓小平那一句话惹的祸。有的贪官入狱后，甚至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语录，对抗审讯，是滑稽还是讽刺？令人啼笑皆非。
人治与独裁为伴。这一点，连外国人都看明白了。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说穿了，邓小平挽救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共。甚至连中共都不是，而是中共机体顶端的“小圈子”.当中共得以暂时挽救和苟延之际，中国民众却濒于危殆。当中共崛起为经济和军事暴发户、而扬威国际之日，中国民众却承受起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的“新三座大山”（又何止“三座大山”！）。
▲作家李劼在香港《动向》杂志发表文章《邓小平：失败的曾国藩》。文章将邓小平与曾国藩作了比较，很有趣味。文章写道，历史有时惊人地相像。从历内在的连续性上说，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最为相近的，乃是曾国藩的所谓洋务运动。这两段历史的定性甚至可以互置，即，改革开放是毛泽东时代之后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同治中兴年代的改革开放。历史真是难以捉摸，毛泽东和蒋介石全都先后学过曾国藩，却没有一个学成；恰恰是从来不提曾国藩、可能连曾国藩的书文都没读过的人，却在二十世纪末扮演了曾国藩角色。
文章接着说，笔者曾经在“论曾国藩事功的无言意味”中指出：“曾国藩的功业没有大到改换王朝，但他所立之德却涵盖了整个中国晚近历史。”（《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第三卷，“论中国晚近历史”）同样的评说，也适用于邓小平，邓小平的改革没有彻底到改朝换代的地步，但他的努力却改变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的二十世纪，简单说来，就是从曾国藩时代经由孙中山革命转入毛泽东时代，然后再经由邓小平的改革回归曾国藩式的开放时代。
与毛泽东过世后毛泽东时代由邓小平的改革基本上、至少在话语上终结了不同，曾国藩谢世之后，以曾国藩为标记的时代并没有结束，一直延续到联省自治格局出现之后，才毁于孙中山发动的那场在苏联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大一统战争。
曾国藩一生所做三件大事，件件有争议，而每一件又都在以后的历史上不断重复。戡定太平天国为人所诟，尤其是在毛泽东崛起之后，在农民起义被毛泽东说成是中国历史的推动力之后，几近罪孽。创办洋务从而开创了同治中兴，也遭非议，尤其是在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时代，洋务也罢，西化也罢，全都等同于和平演变。至于平定天津教案，更让曾国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让当时的清流攻击不说，也让后世怀疑他的爱国情怀。
事实上，曾国藩所做的这三件大事，件件牵动着中国历史的命脉。中国历史究竟要不要以一次次的造反和暴动来刷新？日本明治维新式的成功在中国到底有没有可能？以什么样的心态与西方国家交往、与西方文化交流？这三个历史课题，至今依然如同三份试卷，十分严峻地摆在中国人面前。
邓小平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这三份试卷的回答。邓小平毅然决然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式的造反有理，一方面以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向国内民众表明毛泽东时代已经结束；一方面以出击越南，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退出冷战时代，不再以大量的人民币亦即人民的血汗钱，去换取子虚乌有的世界革命领袖地位。在野蛮的穷困的专制国家和文明的发达的民主国家之间，邓小平不再像毛泽东那样，刻意拉拢前者，与野蛮世界为伍；而是断然转向后者，与文明世界为友。自此以后，从延安时期开始的留苏传统，改为邓小平时代的留美赴欧时尚。
▲居住在深圳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杂文家朱健国在《议报》发表文章《深圳如此挤兑邓小平》。文章说，在“邓小平三大纪念期”之际，许多深圳人和游客来到深南大道新闻大厦旁边“小平画像广场”与邓小平画像合影留念。但人们惊异地发现，邓小平画像背后一百多米处出现了三栋11层新住宅楼，纷纷愤愤不平：原本依傍奇树鲜花蓝天的邓小平画像，现在竟然是在三栋11层新住宅楼的压迫紧逼之下，邓小平画像原有的美妙风景，全被破坏了，人们现在照相留恋，常常感觉三栋11层新住宅楼如“三座大山”或“一堆阴霾”压在邓小平头上，邓小平像被挤兑，怀念邓小平的留影人也在被压迫，难以摄取一个宽松的悠然影像。
▲旅居美国的政治活动人士方觉发表文章《邓小平的历史性错误》。文章写道，邓小平历来反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然而他开发出另一种权力制衡：用军队制衡党、制衡政府。从1980年底起，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又开创了一个恶劣的政治先例：中央军委主席既不是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又不是国家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这就使中央军委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使中央军委主席实际上可以依据个人利益干预政治、甚至自行调用军队。胡耀邦在1981年6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期间，邓小平一直把胡耀邦排斥在军队事务之外。1988年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是这样一个荒唐的结构：邓小平是中央军委主席；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总书记）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但是不参与中央军委领导工作；国家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国家主席）杨尚昆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个荒唐的结构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到底是国家领导军队还是军队领导国家？？到这个时候，邓小平彻底实现了“以军制党” 、“以军制政”。这种“军队制衡”反映出一个迷恋最高权力的84岁的共产党人为了保持自己的最高权力不择手段。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中国的抗议浪潮中，邓小平的政治威信降到最低点，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要求或希望他退休的呼声占了上风。为了继续自己的“摄政王”地位，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独立权力，自行动用军队镇压和平的抗议者，酿成“6.4”血案。他事后冠冕堂皇地解释：军事镇压是为了防止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改变颜色。事实上，不但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没有形成改变共产主义制度的态势，那时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苏联的改革也没有发展到改变共产主义制度的阶段，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雪崩还未开始。邓小平的军事镇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自己能够继续享有最高权力。
到1991年底，东欧各国和苏联陆续进行了历史转型式的民主改革。邓小平始终坚定地批评苏联东欧的民主改革，而且竭力阻止中国发生类似的巨变。苏联的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屋顶黯然落下后不到一个月，88岁的邓小平就开始了“南方视察”。“南方视察”丝毫不提中国有必要启动拖延已久的民主进程，而是强调必须防止中国出现民主变革。邓小平总结的最重要的防止民主的经验即“发展是硬道理”。1992年初的“南方视察”把这样一种错误方向凝固化：以发展经济取代民主化，以少数富人发财的自由取代大多数人民的政治自由，以共产党不受制约的全面腐败取代多党竞争，以向西方让出一部分国内市场取代加入自由世界。如果说五十一年前毛泽东反对苏联东欧最初的改革，导致中国在政治上停滞了二十二年，那么邓小平十八年前反对东欧苏联的民主转型，有可能导致中国在政治上停滞更长的时间。
作为邓小平的继承者，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上一个领导层，把邓小平“南方视察”的错误方向发展到极端的边沿。
因此，中国进一步的改革需要突破邓小平的历史性错误。这一突破的中心是启动民主进程。只有在民主进程中，才可能杜绝政治老人“摄政”，才可能终止上一代领导人指定下一代领导人；只有在民主进程中，军队才可能忠于宪法和国家而不是忠于个人，军队才可能中立化而不是政治化；只有在民主进程中，人民才可能通过普选决定政府领导人并促使政府为大众谋福利，其它政党才可能合法有效地监督执政党。
▲香港《信报》总编辑邱翔钟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现在中国完全是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没有原则的，就是一心发展经济。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国际上不管是大国外交也好，跟非洲打交道也好，其实中国是现实利益挂帅，而不理会当代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价值上的考虑，基本是以利益为主导的。比如对非洲，中国做一些援助，协助做一些基本建设，但是最终目的是取得非洲的一些资源，扩大中国的影响，利益的考虑是主要的。”
邱翔钟说，江泽民出于利益考虑，纵容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的发展，忽略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胡温政权上台后不违反中国主要利益集团的利益，仍然沿着邓小平指引的方向行走，顶多做点些许调整。邱翔钟认为，不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他们之所以认同邓小平的思路，主要因为邓小平基本上顺应了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很多中国人多年来所追求的中国成为国际间占有地位的富强大国的理想。
邱翔钟说：“19世纪末以来到整个20世纪，中国人所追求的基本上是这一套。就是说，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他们愿意发展经济，愿意采取实用主义的手法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是传统的、保守的，是专制主义的。”
虽然邓小平被称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他在政治改革的保守立场却多年来受到各方的抨击，特别是1989年他下令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开枪镇压要求民主的学生，被视为是邓小平历史评说上一个无法回避的污点。邱翔钟先生分析说，任何挑战共产党一党专制的行动都会遭到中国文化传统与共产党统治手法结合起来的镇压，邓小平决定开枪镇压六四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六四没有开枪，以后出现任何试图摆脱共产党统治的运动也会，就像邓小平本人表示的那样“任何人不坚持党的路线都将受到严厉制裁”。这显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产生是一个极为漫长艰苦的过程。
邱翔钟说，不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邓小平的观点和做法，无论认为邓小平是历史罪人还是功臣，邓小平为中国面貌发生巨变所起的历史作用却是不能否认的。他说：“他最大的功绩是扭转了毛泽东时代胡作非为的做法，特别是毛泽东后期的统治，他纵容四人帮做的事情真的是倒行逆施，使中国整个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邓小平所谓的拨乱反正顺应了民心，也顺应了当时中共一大批干部他们的想法，从而开启了中国后来几十年来的大发展。”
▲曾经两次会见邓小平并与他促膝长谈、首次向外界发布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一国两制构想的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回忆20多年与邓小平的会见时，感佩之意溢于言表：
“他气派不得了，他讲话的时候头脑非常清晰，跟我讲了两个多小时，手上没有一张纸。有条有理。坐在他左边的是杨尚昆，军委副主席，右边是邓力群，他们俩从头到尾一句话没讲，完全是邓小平在讲，他很多地方超越毛泽东，毛泽东主张要解放台湾，邓小平跟我讲解放台湾不可能，我们要和平解决，要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他对我说的，我帮他传播出去的。”
杨力宇说，他赞同邓小平对于自己一生功过的评判：五五开。他说，是邓小平的路线，使中国成为世界重要经济体之一，使中国走出了外交上的孤立处境：
“他自己说五五开，我认为很正确，功德方面，他改革开放的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推动工业法展；推动四个现代化，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未来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繁荣。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另外一方面，邓小平推动中国外交路线的调整，在毛，周时代，中国在外交上十分孤立，邓下平让中国在国际上重新拥有了一席之地。另外他推动教育改革；推动科技改革等等对中国都有很大贡献，超过了中国所有的领袖，超过了毛。”
这位学者表示，邓小平是人不是神，他的过失首推政治改革上的无所作为：
“邓的过有三个方面：改革有很大局限性，没有推动政治改革，没有推动政治现代化；第二他镇压天安门学生民运，造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悲剧，他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也没有推卸这个责任。在邓选第三卷发表了他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振道的谈话，他承认是他坚持使用武力，是他的决策；第三个过就是他的局限性，他到死都没有批判毛，他说毛泽东是七三开，功七过三，我人为毛泽东应该是三七开，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罪人。邓小平从来没有批判毛，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大学教授朱永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邓小平对89民运的镇压，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污点：
“现在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对民主政治没有定一个政策，到底中国应该怎么样走一条路才可以走到民主？”
但是这位学者也肯定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在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的作为：
“很多人把邓小平时代成为毛泽东以后的第二次革命，他改革开放最成功的一点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邓小平重要的一点，对政治方面的发展和中国的前途没有指出一个方向来，当然，他上台后的平反至少使一些当时的冤案减少了，对知识分子在邓小平时代被重新重视和重用。”
▲专栏作家吴晓波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邓小平的“三十年”，依然影响着中国的走向》。文章写道，中国仍然在“历史的三峡”中航行。邓留给中国的“思想遗产”却仍然散发光芒。从1978年到1997年，邓小平思考中国问题的起点始终是，“中国不能乱。”他在晚年更是一再提及，“稳定压倒一切”、“共同富裕”以及“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等重大议题，这些思想与当今中国打造“和谐社会”的理念宛若一体。
文章写道，1997年2月19日，当93岁的邓小平去世的时候，中国这艘东方巨轮已经驶过“历史的三峡”中最惊险的一段。在去世之前的二十年，他一直是中国改革大戏中的“男一号主角”，而去世后的十年，他的思想仍然在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走向。
邓小平是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中，将已经在意识形态的沙滩上搁浅的中国重新推入商业运动的大海的？其艰巨与反复，恐怕是后来者很难身同感受的。这是一个在必须坚持的时候，毫不含糊、分寸不让，而需要迂回的时候，身段无比柔软的政治家。
邓小平给后人留下了一系列的名言，如“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其起点与宗旨都一脉相承。
当邓小平离去的时候，人们最大的遗憾是老人家没有看到他在晚年一力促成的香港回归，那满天烟花中有一朵专为他开放。
邓后十年，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早非昔日可比，但是，最重要的变革脉络和逻辑却似乎仍然未改。
中国之崛起终于成为了公认的现实，如今它已经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国营企业的改革命题在他去世十年后已告一段落，或许如今形成的格局非当年所想，但是其大舍大得之策略却颇得真传；上海的繁荣也是邓小平晚年最关注的命题之一，他对这座城市所寄予的厚望正在变成事实。
▲章立凡发表文章《洞观邓小平逝世十年后的中国》。文章赞扬邓小平写道，“文革”结束，邓小平二次复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务实的“猫论”提升为治国方略。邓小平不同于毛泽东之处在于：毛似乎是一个天生的秩序破坏者，任何不喜欢的东西都可以推倒重来；而邓则是秩序的建立者，不会凭着浪漫的革命诗思横扫一切，而是脚踏实地，朝着现实目标探索前行，“摸着石头过河” 的改革口号由此应运而生。
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最大贡献，在于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条，结束了那种随时“触及灵魂”的革命，实现了“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转移。他以快刀斩乱麻式的果决，使国家迅速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推动国民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才有了今天经济上的骄人成就。与此同时，中国承袭毛的外交思路，利用冷战时代东、西方阵营的对立，将自己定位于第三世界，形成了不容忽视的第三极；并通过对外开放，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国际孤立状态，迅速融入国际大家庭。国际外交格局因邓小平而改观。
为推动国家的现代化，邓小平发动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坚冰，“思想解放”成为80年代最响亮的政治口号。邓小平作为执政党的领袖，对维护本党的执政地位同样不遗余力。在对“凡是派”的斗争占据上风后，他迅速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坚持保住毛泽东的偶像地位。虽然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相对保留了对“反右”的评价。这两个历史问题至今仍是禁区。
▲张华在《苹果日报》发表文章：邓小平功过对胡锦涛有甚麽启示。文章说，刚过去的大年初二（二月十九日），是邓小平逝世十周年。在中国政治，十年足以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期间经历两届中共党代表大会，更换了一、两代领导人，不少人已经销声匿。现在不妨检视一下叱吒风云的邓小平，其功过对胡锦涛有什么启示呢？
“人走茶凉”是永不变的政治定律，邓小平及其亲信，在八、九十年代虽然垄断权力二十年，甚至秘书王瑞林也官至上将和中央军委委员，但环顾当今北京政坛，邓家代理人早已烟消云散，在十年前，这是不可想像的。
一方面，邓小平的心腹亲信，又或他欣赏及直接拔擢的人，像刘华清、张震、朱?基等，早已因年龄过大而退隐江湖；另方面，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了两代领导核心后，邓的人早已经被淘汰殆尽。
事实上，地位比邓小平显赫、一度被捧上神坛的毛泽东，在他死后六年，其势力被彻底清洗，不仅妻子、子侄被捕，连指定接班人华国锋也被拉下马。按此，到明年十七大后，江泽民势力定必凋零，届时胡锦涛将可独揽大权。换言之，未来五年，胡锦涛将不受掣肘，可以全力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建立历史地位。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把中国从文革后濒临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而中国今天能跻身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系、拥有过万亿美元储备，邓功不可没。但是，邓小平碍于个人识见、经验、价值观等，除了下令血腥镇压八九民运这个从政最大污点，更严重的失误还是他处於权力顶时，没有把握机会推动政治改革，种下今天贪官横行、贫富极度不均、弱势社群走投无路的祸根，而胡锦涛花了三年时间推动“和谐社会”，到今天仍然无法解决这些制度性的“深层次矛盾”。
▲专栏作家林和立发表文章：邓小平逝世10年政经变革后继无人。文章写道，邓小平离世已十年，但“改革总设计师”的功过对21世纪中国仍有重大示。首先，邓的接班人包括江泽民与胡锦涛仅学习了八九年后的“保守邓小平”，却对78年邓上台后头几年推动的政经大变革，缺乏认知又无魄力继承，以致GDP飙升之余，全国在一片“向钱看”热潮下丧失了座标与核心价值，导致官商勾结，官场贪污腐化，民间弱肉强食。
当然，邓对他亲手“带大”的改革大业在88、89年后大跃退要负主要责任。在经济上，邓脱胎换骨地扬弃计划经济而拥抱市场，把党八股与“姓资姓社”等老掉牙的争论扔进历史垃圾箱；在处理政治与机构改革的时候，邓却畏首畏尾，甚至屡次违背自己订立的条，例如他在80年有关党政改革的着名文章中，强调要摒弃个人崇拜与订定高干的退休年龄，但他首任“指定接班人”胡耀邦在85年暗示老邓应在87年退到二线时，老邓却以为胡在“谋”自己的位置，所以在87年初用“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的藉口把胡打入冷宫。
邓80年代初曾在多次讲话中鼓吹前瞻性的改革，如党政分开；逐步把军队“国家化”；大量放权给地方；与以“一国两制”甚至“一国多制”的形式来解决香港与台湾问题，但这些探索与承诺一一落空。就以邓的香港政策为例，83年左右，邓明确说在97后，香港只需改国旗、国徽等主权象徵，但解放军不必驻港。同时，邓亦强调新的“治港班子”必须有左、中、右的代表。但到89年“六四屠城”发生后，邓收紧了对港政策，其影响到今天还在发酵。
评价历史人物，首先得看他能否超越其历史阶段的约束与局限。毛泽东在49年“进城”前，总的来说打破了几千年封建的藩篱。在80年代初，邓也成功地拨乱反正，大力清洗在文革中表现无遗的“新封建”思想，但封建、“保皇”与“以我为主”意识在党内根深柢固。一听到天主与团结工会密谋推翻波兰共产党时，邓意识到共产党人必须抛开一切来巩固党的“专政”力量，不要冒“被资本主义国家吞掉”的危险！到今天，胡总除了推行邓式的中央集权外，在邓曾经贡献良多的思想解放与政治创新方面简直乏善可陈！。
● 网友的部分评论
（注：国内论坛凡涉及批评邓小平“六四”镇压的帖子全部及时被网络管理员屏蔽了）
▲邓小平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结束了；今后“猫捉老鼠”光靠“目的正义”和威权利爪不好使了，要讲究“程序正义”了。社会没有民主不会健康，改革要使大多数人获益才会成功，政治家要有历史感才可拥抱未来。
▲修正毛的极端主义错误与个人迷信是重大历史贡献与进步。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却是重大战略失误。
▲既然是“摸索”，就毋庸讳言摸错了或者没摸着的教训。现在的一大毛病是为尊者讳，于是导致社会心理逆反，摸着的也不被承认了！
▲邓小平只是让中国有钱了，至于这钱怎么分，那就是后人的事了，分不好社会就不会稳定，谁也没好日子过！
▲猫论本身并无可厚非,是实实在在的一句话,问题的关键是现在的猫不是捉老鼠,是在贪污盗窃改革的果实啊!
▲邓小平的理论好象没有要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啊，而且是更加坚定不移的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人政治体制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这四条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特权太子党和特权官僚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让特权太子党和特权官僚先富起来，让特权太子党和特权官僚尽情地摸着石头过河吧，因为他们都是共ｄ官家的“好猫”。
▲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应当说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只能是变味的改革。
▲如果非得说（邓小平留下）精神遗产的话，那就是我们对枪杆子出政权有深刻感受。
▲邓的改革，使得甚至是最穷困的山区农民也在生活上改变了在毛时代的悲惨命运。“但是，他作出实用主义的努力，又使得中国人走上了另一个歧途，那就是物欲横流、道德败坏。”“没有总设计师，80年代力主经改政改齐步走的胡、赵二位恐怕(会)将中国引向比现今更好的方向”。
▲第二代领导人是由三个小时期的集体领导组成，即：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是邓小平一直在纠正着国家的政治方向，所以被后人称为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连吃饭温饱还不能解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没有一个城市经济达到马尼拉70年初的水平，当年上海北京的经济水平与香港台北的差距可以用一个地一个天来容形，中国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全来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水平可能与北朝鲜一样穷，南北韩分开时经济水平相当，但现时南韩人均收入已经是朝鲜的上百倍。集朝鲜一国之力建设的门面城市平壤还不如穷国菲律宾马尼拉的老城区，“闭关销国”是没前途的，自由经济才是中国强大之本。
▲假如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现在不管是谁执政，都极有可能是一个放大了的朝鲜，是一个全世界望而生威的饥不择食的怪兽。
▲ 邓小平结束了那祸国殃民的文革，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其实我是希望没有改革开放的，改革开放只是挽救了某一小撮人的利益而已，大多数人还是哪个老样子，也不知道跟着人家高兴个什么劲呀！
▲如果没小平
太阳一样会升起来
香港一样会回来
人民同样会要求自由`民主`人权！
他不过做了必然会发生的事而已
▲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们还生活在水深火热,暗无天日之中。是邓公把中国人民从灾难中拯救出来.邓小平，您是中国人民救星.我们永远永远感谢您。千秋万代缅怀您老人家。
▲如果毛帝或毛太子还在，我们这些平民就连互联网都不能上。严禁收听敌台，大家斗啊斗儿子陷老爸，老爸冤老妈，丑陋人格大爆发。中国大陆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反面教材。
▲没有他邓小平，也许就有“刘小平，李小平，张不平”出来改革了，效果也许比现在更好，没有邓小平，中国也不会有这么多红灯区了，老百姓的生活也不会越来苦了，地位越来越低了
▲一部分人确实富了，改变了毛时代共同贫困的暂态，恢复到千百年来的常态。
▲到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生活没有多少提高，只有少部分人得到了好处。社会混乱不堪，卖淫嫖娼，杀人越货，贪污受贿等等丑恶现象比比皆是。
▲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只要这个国家不发生社会大的动乱,经济就会发展!!即便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是白痴!!但二代不是白痴,他知道替他本人和权力基础敛财!!
从世界银行的报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均GDP一直徘徊在世界人均GDP的110位左右!因此,不要说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就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改革开放也没有任何自豪可言,如果中国人口象毛时代那样无限制地增长,那么,今天中国的人均GDP的排名还要低得多!!因此,我们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唯一成就是计划生育!要知道:其它国家的发展,不是靠计划生育!
▲两个层面讨论，一个是猪的幸福，一个是人的幸福。猪的幸福很简单!只要科技进步，主人就可以给它更好的生活!但猪的命运很悲惨!最后被杀!人的幸福很复杂，他们首先要求人格的独立，哪怕为此付出生命!!
▲邓小平是九功一过。如果他彻底否定毛，搞政治制度改革，就十全十美了!但不管怎样，邓公是民族英雄，中国人民的救星，有良知,有正义的中国人，都将永远缅怀邓公的恩情!
▲从现状看，这是邓的算计，邓最大的妙笔。如果，那时否定毛而进行政改，那么，当政那些人下野后必沦为贫民，因为他们就以管人为生，无其他生存手段，不象克林顿还能吹萨克管去谋生。只有先不争论姓社姓资，让经济先发展，而他们用权去获得钱（包括为自己定高额工资和高额养老金），捞足钱后再政改，即使下野也不愁生存。况且，以后直选政治需要钱来支持竞选，没钱是万万不行的。那时，平民是无法去竞选的，于是权又回到他们手中。邓是维护既得利益者们利益的高手，你难道还没看出？
▲“两个凡是”经邓都发展进步到“四个凡是”了。另外，把D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与时俱进到了“坦克里出政权”。
▲邓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过”，但是瑕不掩瑜。他最大的历史性的功在于根本上把毛的那一套阶级斗争理论（毛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即毛所说的他这一辈子只干了两件事的第二件事——文革）统统翻了过来；
他最大的艺术性的劳在于表面上把毛的那一面旗子仍旧竖在那儿（用一句老话，叫作“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让那些对毛忠贞不二的老臣难以发难；
他最大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身处逆境时能有韩信般的大智大勇，顽强地活了下来，避免了如少奇主席那种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重演，以致才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有改革开放。
▲老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先富起来都是地痞流氓。央视电视剧《海之门》里先富起来的都是一些准罪犯，叫敢想敢干。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希望在中国实现经济侵略，把中国变成为其工业的加工厂，把中国变成为其经济殖民地，他们用战争手段无法达到的目的，却让邓替其实现了！
▲看来有两种意见，一个是没有他，中国就像北朝鲜，一起挨饿，另一种是，没有他，中国早就民主化了，（没有慈禧，清早灭亡几十年）。是非自在人心。
▲没有政治权利的人，吃饱饭要靠恩赐，但施舍是要以感恩戴德来回报的，而且也是没法长远保证的。
● 媒体的报道
▲美国之音报道：从邓倒退回毛？专家：此路不通。
本星期邓小平逝世十周年的日子在中国平静地过去了。北京官方没有大张旗鼓地纪念。在美国的中国问题分析家认为，胡锦涛没有高调纪念邓小平逝世十周年的原因并非要否定邓小平的路线，而是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从邓小平提倡的“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倒退回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有专家呼吁中国现任领导人客观全面评价邓小平的功过是非，为“六四”彻底平反，回到胡耀邦、赵紫阳倡导的经改与政改同步前进的道路上。
2月19号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去世十周年。据海外媒体报导说，北京官方没有举办任何大型纪念活动。法新社注意到，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也没有对邓去世十周年发表任何讲话和评论。
▲台湾中国时报报导说，尽管邓小平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计设师。但是，邓小平和其他中共最高中国领导人一样，是非功过仍待后人评价。
中国时报说：“今日大陆贪富差距太大，特权阶级压在工、农群众之上。有人就把帐算在邓提出的‘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政策上，而胡、温提出的‘和谐社会’等于间接承认邓经济政策的缺失。”
▲亚洲时报报道说，今年年初二（2月19日）是中国第二代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逝世10周年的纪念日。一方面，中国官方这天的纪念方式较为低调，这样十分符合中国的官场一贯做法，其实不需要过份解读。但另一方面，今年所有中国媒体纪念邓小平的文章，对他在1989年六四事件里的角色都只字不提。这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按中国的官场做法，纪念领导人总是生辰较死忌重要，像200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90岁冥寿，中共中央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活动，曾庆红代表中共中央发表的讲话；又像2006年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中国官方一样是低调纪念。因此，在邓小平忌辰这一天，中国官方并没有高规格的纪念活动，没有任何一名中国国家领导人出来发表讲话。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也没有关于纪念邓小平死忌的消息。在邓小平故乡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牌坊村，村民倒是举办了一个\”纪念邓小平逝世十周年暨迎新春文艺汇演\”。一些海外评论称\”中国官方低调纪念邓小平忌辰显示中国从邓小平的创富思想倒退回毛泽东的均平主义\”，未免稍欠充份根据。
不过，今年有关邓小平的纪念活动里，并不是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最有趣的是，所有中国媒体的文章，都是重点讨论邓小平在推动经济改革的贡献，但对邓小平在六四里的角色和其影响，中国媒体竟然是只字不提。
▲德语媒体新苏黎世报写道：“值此新春佳节之际，人们也许会回忆起三十年前这位小个头的四川人启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经济改革，此后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和改善。利用节日前往农村探亲的人会想起邓小平是现代中国解放农民的伟大人物。在毛泽东治下，农村居民是中国居民中受剥削最惨重的一部分。现在虽然毛作为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一如既往受到抽象的尊重，但邓的一生事业与中国民众的具体福祉密切相关，尤其各个阶层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都有了明显改善。
“没有人想贬低邓的一生功绩，但中国今年在欢度新春时也意识到，邓的一些遗训需要纠正。这并不涉及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必须纠正的是生态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错误。邓小平提出致富光荣，但现在中国一些人变得如此富有、如此挑衅性地展示财富，以致社会安定受到威胁。此外，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财富并非以诚实的方式所获取。
“当邓小平接过毛泽东当政下全面贫困的国家时，他要不惜任何代价实现经济进步和财富增长。最近几年来，尤其近一段时间，这一快速发展带来的生态代价更为明显，不精心对待自己的资源，使国家处于环境灾难的边缘，这将危及经济进步。邓小平启动的数量发展必须加上质量的因素。”
▲德国柏林日报写道：“在东欧社会主义崩溃近二十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看来比任何时候都稳坐钓鱼台。无可比拟的经济繁荣巩固了共产党的地位，虽然有很多阴暗面，但即使最虔诚的民主主义者和最笃信的资本家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这一切。
“共产党的一党制、绝对权力、对党员的严格纪律和认为党永远正确等只不过是统治手段。共产党的一些礼仪还保留着，在其它方面，党正亦步亦趋地背离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西方福利国家更为大大接近纯粹的资本主义。只不过党的官方言辞中还没有这一说法。
“谈共产主义、干资本主义。七十年代末邓小平的这一方案把中国带上了改革之路，使中共没有像东欧兄弟党那样失去合法性。他去世十年之后，同志们坚持他的学说，也就是说，只要结果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政治上的言论与行动不一定必须一致。‘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问卷调查表明，邓小平与比尔盖茨、篮球球员姚明和毛泽东一样，是青年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偶像。”
▲德国之声报道：《邓小平去世十周年，实用主义依然如故》。报道说，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成为一个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邓去世十年后，中国仍然没有偏离他制定的改革开放的发展轨道。在邓小平去世十周年之际，德国电视一台网站发表了一篇纪念评论文章：
邓小平去世十年了。十年里，中国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购物中心、高速公路、立交桥和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仅在上海，在过去的十年里就有4000座新建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城市大街上到处是霓虹灯闪烁，一幅幅巨幅广告在争夺着行人的目光。在上海繁华商业区的街道上，一位退休老工人对采访的德国记者说：“毛泽东解放了中国，邓小平改革了中国，让中国变富了。他是一位伟人。他的最优秀的品质是，他总是没有背离我们普通人。”
直到今天，邓小平在中国仍然像圣人一样受到尊敬。人们一提起他的名字，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他使得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抛弃了陈腐的正统意识形态，宣布要建立一个新社会，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他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但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也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报道还写道，邓小平的家乡四川广安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中国人朝圣的地方，虽然在参观者数量上它还远不如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不过，在中国到处可以买到有邓小平画像的纪念邮票、纪念币、张贴画以及五花八门的刻有邓的画像的各种纪念品。人们钦佩邓小平，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还因为他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邓小平在他的长达七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上经历磨难，在毛的任下“三起三落”，他的大儿子在文革中受到虐待跳楼，造成截瘫。毛去世后，邓小平很快就重新夺回政治权威，成为中国实际上的第一号人物。
今天，中国官方乐于赞颂邓小平的改革业绩，但对他的政治上的阴暗一面却不着一笔。大约十八年前的北京学生运动遭到无情流血镇压，邓小平无疑负有不克推卸的责任；在对待政治异见者上，邓也是以“铁腕政策”著称。
不过，很多中国人讲究的是实用主义，对于他们来说，过去的属于过去，现时才是最重要的。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小平逝世十周年：官方平静网上热闹》。报道说，周一是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官方媒体报道不多，但互联网上却是议论纷纷。官方媒体的网页上，虽然有特殊的栏目来纪念这个日子，但未见任何官方正式纪念活动的报道。《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简短的新闻报道，讲述的是人们前往一个纪念邓小平的场所。
新华社上刊登了一篇长篇文章赞扬邓小平的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振兴，赞扬邓小平退休的决定是他“对党和国家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也许是因为忙着过年，电视台今天也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去世纪念日。
在互联网上，网民们以特殊的方式向邓小平表示自己的敬意。新华社报道，在新浪网站上，33000名网民向邓小平献上了虚拟鲜花。另外一些很有影响的网站包括人民网、新华网、中央电视台网站、东方网等也都开辟了特殊的栏目。这些栏目的主题大同小异：小平，感谢您！新浪网还邀请了邓小平的孙子孙女作客，回顾自己和爷爷在一起的时刻。人民网为网民制作了包括230幅照片在内的邓小平影集。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民间对邓小平热情不减 官方却十分低调。报道说，星期一，中国农历新年大年初二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逝世十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各地都有纪念活动，对邓小平怀有感激之情的深圳市民，自发到邓小平巨幅画像前献花和拜祭。在邓小平家乡四川广安，近日陆续举办诗歌朗诵会、摄影展等纪念活动。香港无线电视台一连几天在新闻节目当中穿插对邓小平的报导，有四川广安当地的居民说非常怀念邓小平。当地居民认为邓小平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让村部份人先富起来，而邓小平的故居保留在纪念园，也成为四川广安红色旅游的重点。不过，有旅行业者说，今年邓小平逝世十周年，市政府反而比较低调。
北京中央电视台星期天报导邓小平逝世后十年是中国发展最快最好十年，法新社报导说，邓一生三度浮沉，从不曾拥有中国最高领导人头衔，却主宰中国政局20年。日本产经新闻则在近日连载“邓小平秘录”，报导说，邓小平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对当时的党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等六名中共领导人物指出，必要时非采取专制手段不可。这项谈话的口气，和后来邓小平下令镇压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如出一辙。
香港有评论认为，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开启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发展，为今日中国的繁荣奠定基础，也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命运。不过近年来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贪污腐败也层出不穷，不少人质疑邓小平当年“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政策，究竟是否正确。此外邓小平在1989年血腥镇压六四民运，也导致逝世十年后，各界对他的评价仍是毁誉参半，香港时事评论员李国城向本台表示，邓小平对六四的态度，也是让江泽民日后坐上国家主席位子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江泽民对六四的态度很左，敢镇压学生，邓小平觉得他在政治上可靠，上了台以后就不会翻案。李国城认为，邓小平逝世后，大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逐步凸显，与胡锦涛上台来不断强调的“缩小贫富差距”目标不符，而或许这就是官方对邓小平逝世十周年态度低调的主要原因。
▲美国之音报道：邓小平当年口号今成中国官方禁忌。报道写道，2月19号星期一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去世10周年。中国官方没有为此举行特别纪念活动。与此同时，邓小平所留下的一些政治遗产成为中国官方新闻媒体的禁忌话题，有关的书籍不能出版，有关的言论不能见报、上广播。
在长期统治中国的中国执政党共产党领袖毛泽东1976年去世之后不久，邓小平从流放状态被解放出来，成为中共和中国最高领导人。
中共称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意思是说他主持推动了对内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然而，在邓小平去世10周年到来之际，邓小平的大部份政治遗产成为执政党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禁忌话题。
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推行中共经济改革政策的时候提出的一个最响亮、同时也是让现今的中共最高领导层感到最难堪的口号：“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将近30年过去，中国的公众普遍抱怨，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实际上是让大批执政党和政府当权者及其亲属通过强取豪夺富裕起来，中国大众则不得不承受住房难、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这些所谓的改革代价。
邓小平当年作为中共领导人遗留的另一个让当今中共最高领导层感到难堪的遗产，就是他主持进行的“反右”运动。
1957年，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号召全国的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同时，毛泽东又下达内部指示，把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打成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对他们进行监禁、强制劳动、剥夺公职、降低工资、株连家人等名目不一的全面迫害。
当时实际主持中共所谓的“反右”斗争的是邓小平。在“反右”运动50周年到来之际，一些“反右”运动的幸存者呼吁中共当局对当年的迫害行为做出明确道歉，并给受害者做出合理的赔偿。中国当局对这种呼吁置之不理。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日本议长：邓小平跨越了中日关系的障碍。报道了邓小平发展和改善中日关系所做的贡献。报道写道，七十岁高龄的河野洋平接受新华社访问，回忆与邓小平的两次会面。
他表示，在1977年那次会见中，年过七旬的邓小平充分展现了他的政治家风采。作为新自由俱乐部领导人率团访华的河野洋平在北京受到了邓小平副总理的接见。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晤中，邓小平概括地介绍了中国粉碎“四人帮”的意义,畅谈了中国发展“四个现代化”的设想，阐述了中国关于“三个世界” 的外交理论。同时，他还针对中日关系中涉及的日本防卫、日美安保关系、两百海里经济区等问题，阐述了中国的原则立场。
“邓小平向我们谈了很多政治话题，特别是关于中苏关系的论述令我震惊。当时的会谈内容通过媒体传向全世界，那是一次关于国际局势的非常重要的讲话，而聆听的对象就是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外国议员。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邓小平1978年访问日本，并再次与河野洋平会面。河野说：“1977年那次会面尽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想到邓小平每年会见的国外要人不计其数，对于我这样一个资历尚浅的年轻议员，也许邓小平早已无从记起。邓小平访日的日程相当紧，他所会见的全是日本各大党派的党首等重量级人物。但邓小平一见到我，马上说‘你叫洋平，寓意太平洋風平浪靜，這個名字很好，我記得’”。
河野补充说：“我是1937年出生的，当时正是日中关系最恶劣的时候，日本国内的局势也很微妙，我父亲的一位政治家朋友给我起了洋平这个名字，他们都希望连接日中之间的海洋一定要和平。”
河野洋平说，“邓小平提出要利用日本的资金和技术，这在三十年前来说，是相当具有现实意义的决定。事实证明，今天的中国正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指引下走向崛起”。
▲中国时报报道：邓小平远不如毛泽东 家乡朝圣人潮年年降。报道说，2004年当局在广安市渠江公园辟建邓小平纪念碑林，南充至广安高速公路随之开通，思源大道和思源广场等公共设施平地而起，使得邓小平的故乡出现新的面貌。不过，这样的发展并未为当地带来太多商机。一位杨姓业者表示，邓小平是一代伟人，但“我们并未因此而受惠”，公园很好，游客却少。
邓小平十六岁离开广安后投身革命事业，死前未曾返回故里。他曾到成都视察，与广安相距225公里，却无缘回乡，乡民颇感遗憾。邓小平纪念公园负责人彭新江（音）表示，如果邓小平当年回来看看，也许现在的情况会不太一样。
相比之下，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就显得人气很旺。据统计，去年到韶山的游客达310万人，到广安的不过75万人。彭新江估计，今年到广安的游客可能降为60万人。广安乡民认为，邓小平比毛泽东稳健，邓小平主张“实践检验真理”为中国人耳熟能详，邓小平带领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开创经济新局，百姓无不感念。
广安因邓小平扬名，一个百年老城经改建后出现新城面貌。一名61岁的王姓大爷说，以前广安既无自来水亦无电话，如今全都有了，而这些都是“因为有小平同志”。
不过，广安新城并未吸引游客来此一游。有评论称，对一个主张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的故乡来说，别的地方都发达了，广安却无财源滚进，确实有些反讽。
▲日本《产经新闻》从十五日起开始分六部连载《邓小平秘录》，第一部便从中国最忌讳的“天安门事件”谈起，指出当年八十四岁的邓小平做出人生一大决断，直到过世前都没留下半句反省或悔恨的话；不过，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在生前曾表达反省之意。
然而64事件至今在中国大陆仍是禁忌，揭发中国隐瞒ＳＡＲＳ流行实情的军医蒋彦永曾致函给温家宝总理等人，要求重新评价64事件，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在生前曾向蒋彦永说，“天安门事件的武力镇压是党犯下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早晚必须加以纠正”。
学运领袖吾尔开希曾向产经指出，邓小平的长男邓朴方当年也是属于想避免流血事件的人，北京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发布戒严令后，由邓朴方担任主席的「中国残障者联合会」四名职员前往天安门广场，访问学生运动指挥总部，并传达邓朴方想避免流血事件，要求与学生对话。
吾尔开希前往“中国残障者联合会”却见不到邓朴方，该会干部向吾尔开希表示，政府势必动武，若想避免流血，将安排和主席会面，吾尔开希则以“与原先的约定不同”为由离去。吾尔开希表示，邓朴方派人传话应该是真的，但是他很快地改变主意，可能是邓朴方已经知道他父亲心意已决。
此连载是产经新闻中国总局长伊藤正带领多名工作人员共同采访、执笔的。产经新闻从一月下旬打出邓小平秘录连载的预告后，中国驻日大使馆特别向产经总社照会，尤其关心第一部“天安门事件”的内容，担心会影响中国总理温家宝预定四月的访日之行。
伊藤正表示，“这次的企画完全因值邓小平逝世十周年，而想探讨他带给中国及全世界的影响，与温家宝访日无关”。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整个八○年代以邓家子女为首的中共高干子弟纷纷下海经商，抢进“先富人士”的行列。八九年“六四”事件导火线之一，就是“反腐败、反官倒”，当时曾盛传，邓小平的儿子是大陆最大的“官倒”。
邓小平与夫人卓琳育有二男三女。长女邓林，喜绘国画，现任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理事长。长子邓朴方，“文革”中受迫害致残，现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是中央候补委员。次女邓楠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
三女邓榕，又名萧榕，小名毛毛，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社长、名誉社长。在三个女儿中，她与父亲最亲，邓小平外出视察，她常随左右。她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以及“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冲著“邓小平”三个字，销路长红。
小儿子邓质方与妻子刘小元美国留学期间产下一子，把“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变成“美国人的阿公”。邓小平对此很不以为然地说：“谁说我的孙子是美国公民，他回到中国，就是中国公民。”邓质方是邓家子女受外界议论最多的一位，他受“周北方”事件牵连。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2007年2月10日报道，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在商界围筑起一座座关系的长城。在中国大陆的几乎所有商业领域，人们都在谈论这个领域中的“领军人物”“是哪一位中共领导者的儿子、女儿，或媳妇、女婿”。比如在中国的半导体、通讯和互联网产业，所有人都知道中共前主席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
在中国大陆，这种政治和商业的病态结合导致了大量腐败现象的出现。中共宣誓要铲除腐败，但另一方面它却又在制造腐败。腐败虽对中共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在中国大陆，关于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情况都是敏感的话题，党控制拥有的媒体不可能报道。
大陆太子党不仅点石成金，而且藏钱有道。香港媒体开放报道，狱中服刑的刘金宝爆出江泽民在瑞士国际结算银行存有二十多亿美元。这笔钱是江泽民在十六大召开前夕为自己准备后路而转移到国外去的。藏钱有道在外，太子党纷纷移民海外，最新爆出的是大陆国安头子曾庆红的儿子最近获得了澳大利亚商业移民签证(business migration visa to Australia)。
▲英《泰晤士报》：中国缅怀改变世界的邓小平。报道说，上世纪70年代邓小平复出的时候，中国最高的建筑物是18层的北京饭店。如今，53层的京广中心高耸入云，而且，到了2008年，高330米的国际贸易中心将超越京广中心，成为北京最高的建筑物。要不是邓小平决心实行对外开放和通过进行经济改革摆脱贫困的话，中国的建筑物或许依然不会很高 ……
▲希望之声电台报道，评价一个人，就得要看他做了什么。评论邓小平，六四问题是无法不提及的。邓小平曾在八九六四下令部队坦克冲锋枪扫射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
但是有人说对邓小平的评价应该是“三七开、四六开”什么的，还有地说邓小平杀人也是为了社会稳定，“杀二十万换来二十年的稳定”这也是邓小平当年的一句话。也有人说：“我要是邓小平，我也要开枪”等等诸如此类论调。为什么问题会变得复杂起来呢？追其究竟，就是因为这涉及到一个用什么标准去评价的问题。
如果有一个人，他杀了人，那他就是个恶人，就是个坏人，法院会判处他死刑，老百姓也会说他是个坏蛋，没有人会再去对一个杀人犯的一生做什么评价。没有人说那个杀人犯、强奸犯要做所谓的“三七开、四六开”的评价，讲什么他从前小时候在马路边，见到两块钱，把它交到了警察叔叔手里面，然后警察叔叔冲他把头点，转身用这钱买了包烟，…等等吧。
反正一个人无论他过去做了什么，杀了人就不是好人了，因为除了对每件事情有好坏的区分之外，做人是有个道德底线的，超过了这个底线，那就是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他就是个坏蛋。没什么好评价的，道理很简单。所谓的“三七开、四六开”在道德底线之内可以，超出了善的范围，就是恶了，就没有什么“三七开、四六开”了。这也是中共的独创，这样听起来，好像恶也有恶的道理了。
邓小平就是这样，他在八九六四下令部队坦克冲锋枪扫射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你面对的不是战争年代的军队，而是在屠杀手无寸铁的普通国民。所以那就是越过了道德的底线了，所以按照善恶的标准，那就是个恶人，就是坏蛋。
有人说“我要是邓小平，我也要开枪”这种话的人所用的标准，已经不是人的善恶的标准，而是用的道德底线以下的恶的标准来评价的，就是说，用恶人的标准来看，应该杀。
强盗、小偷都不是好人，这大家都知道，但是一要是用恶的标准来看一下强盗和小偷，他们似乎也很有理：凭什么你有钱，我没有，凭什么我就不能够过上好日子，我拿一点儿比你差，我也有权利过上好日子，我当然要抢劫杀人偷盗了。那您说能这样评价事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