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成陶
 
昔日的冕宁县街道
 
红军长征时的泸沽镇



记录人：谭松

讲叙人：谢成陶   1937年生
 
1950年3月27日，我12岁，听说15年前路过冕宁县的红军又要回来了，我们几个小伙伴好奇地到泸沽镇郊外朝西昌方向望去。大约上午10点左右，一大批解放军荷枪实弹沿着公路两边匍匐而来。他们见到我们几个小娃，十分着急地喊：“小朋友，快躲开，马上要打仗了！”
其实，国民党的军队早已溃不成军，昨晚已逃向喜德那边的少数民族地区，没有一点抵抗。
约十分钟，我的家乡四川省冕宁县泸沽镇便解放了。
大半年后，一场急风暴雨似的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汹涌扑来！
 
一、我一家的命运
 
1、父亲之死
我父亲谢文丹是国民党中央军校学土木建筑的，是个工程师，后来当了泸沽镇的镇长。我爷爷有房产和田地，分家时我伯伯分了房子，我父亲分了田地，田虽不多，但也算是个地主了。
泸沽镇是冕宁县一个比较大的镇，是西昌进入冕宁的门户，全镇有十多个乡，很多乡长都是中共地下党，所以，解放前泸沽镇是地下党的窝子。
我父亲同地下党的关系很好，他很支持共产党。冕宁县的文史资料上都说我父亲是个民主人士。举个例子，有一次西昌国民党警备团的团长邱纯川到泸沽镇来抓地下党，到泸沽后邱纯川来到我家，告诉我父亲（他同我父亲是同学），说今晚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当时共产党在沪沽办了学习班，有100多人，他们得到情报就来抓。我父亲借解手的机会溜出来找到卖酒的陈鼎才，他是地下党，对他说今晚后山开会的人要被抓，部队马上就要到了。陈当即跑去报信，100多人赶紧逃入山林——我们那个山林很大。邱扑了个空。
1950年解放军打来时邱纯川逃往少数民族地区，他在那儿被杀了。
解放后地下党给部队介绍过我父亲，部队便把我父亲叫来当了集中仓库的主任。仓库装粮食——从有钱人那儿征集来粮食，供部队吃。他们叫我父亲负责仓库管理，等于是参加了工作。父亲在仓库干到1950年的8月。一个叫边绍云的地下党来接替了他的工作。几天后，他们就把父亲弄到学习班去学习，把他软禁起来。我去看了他两次。春节大年三十那天，父亲被抓到监牢里，他们把他棉衣扒掉，用条石把他压住，一阵暴打！
1951年4月，父亲在离城70多里的地方被枪毙了。
杀他的罪状是什么呢？一是说他把庙里的钟拿来铸成了锅卖。当时镇小学在庙里，没有桌椅，爸爸把钟铸成锅卖后给学校添置了桌椅。那个桌椅我见过，做得很漂亮。还有就是镇上有一家人失火，把整条街都烧了，好多人流离失所。爸爸把这个人抓起来送到冕宁监狱，算是过失犯罪吧，现在共产党也会这样做。后来那个人死在监牢里，这也算作我爸爸的罪行。
1989年我曾经去成都文殊院找到当年的地下党负责人王月生，我说：“王叔叔，我是冕宁泸沽镇谢文丹的大儿子。你们当年经常在我家里开会。”他说：“哟，进来！进来坐！”
我问他，解放前你们共产党对我父亲也很好，为什么解放后要把我爸杀了？王月生说，一解放他们地下党就走了，是部队在管理。
 
2、继母之死
父亲死后，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我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最大的九岁最小的一岁。小的由农会出面委托他们的奶妈带走抚养。我是最大的，自个跑出去流浪，父辈的亲戚朋友们不敢接待我，我只有讨饭吃，晚上就住在一个城隍庙里。我母亲1943年就去世了，继母叫胡从德，她生了三个娃娃，当时，她拖着一儿一女住在一个透风漏雨的烂棚子里。他们没得饭吃，又冷又饿。弟弟身上穿件毛线衣，还被儿童团扒下来拿走了。最惨的是，我继母几乎天天被抓去斗打，捆绑，打得她痛不欲生。两个娃儿在家里没吃的，饿得成天哭。一天，继母把小弟弟留在家里，独自把小女儿背到她姐姐家，然后跳河自杀了，尸体都没找到。前些年我们给她立了一个衣冠冢，其实衣冠冢都说不上，因为她衣服都没留下一件。
 
3、继母的堂姊妹胡正馨之死
胡正馨同我继母是堂姊妹关系，就住在我们对门。胡正馨长得非常漂亮，至今我都觉得她漂亮。她是西昌礼州人，礼州在西昌市和泸沽之间。胡正馨出身平民，但嫁给了一个叫邓宇俊的地主。邓宇俊是个麻子，当过国大代表。她结婚后只有几年就解放了。土改时把她抓来关起，农会主席想占她的便宜，胡正馨给了他一巴掌。农会主席（我记得他是个染匠）受了处分。又换人来斗她，但是，斗不起来，因为她又没收过租，又没得罪过任何人，出身也贫苦，只不过是地主家的一个花瓶。斗争会上只好拿她穿的衣服来批斗。有人说：“你看，你穿一条花裤子！”胡正馨听到这话，马上把外面那条花裤子脱下来，当众往空中一抛。
这下把斗她的人惹恼了，胡正馨大难临头！
第二天开大会，胡正馨被五花大绑押出来，当众宣判死刑！
宣判话音一落，掷下一根两尺多长的竹标，上半部写着“恶霸地主胡正馨”，下半部是削得很尖的竹片。行刑的人恶作剧，把那竹标使劲从胡正馨颈子里插下去，结果竹尖插入她的肉中。在推往刑场的路上，胡正馨脸色惨白，根本走不动。于是，就在半路上，让她倒在地上，枪伸进她嘴里，一枪把她打死了。
行刑的人不是解放军，而是土改民兵干的，这个人叫杨云，是我们泸沽小学的炊事员，他的弟弟是土改工作组的组长，也是当天的审判长。
 
4、姑祖祖和姑姑之死
 
我有个亲戚，是我姑祖祖，分家时，大老婆分了房子，她分了田，也没多少。姑祖祖人长得漂亮，她家里面全部是女的，没有劳动力。姑祖祖就把那点田租出去，靠收点租过日子。姑祖祖住在县城，我10岁时曾在她家住过，知道她家的情况。
土改时我在县城读中学，经常被组织起来去参加斗争大会。我们初中生安排坐在前面——盘腿坐在地上。后面的人一阵一阵地呼口号。拖出来的人一个个五花大绑。那个绑厉害得很，双手反剪，颈子后面勒一根绳子，把人压跪在地上使劲勒，绳索收紧，血脉就不通了。只一会，人就遭不住。最初，枪毙人后那个麻绳就不要了，家属来收尸时把绳解开丢掉。后来杀人太多，绳子不够用，于是把绳子从尸体上解下来在河里洗去血迹后再拿去绑人。那天， 在广场开斗争会时，我看到了姑祖祖。她被抓起来吊在一根竿竿上。她长得很白， 又胖，绳子一勒， 把她手臂的肉勒烂了，唉呀，肉都翻出来，好惨！那天斗争会上，斗完一个拖出去枪毙一个，就在广场后面，“砰”地一声。但是，那天没有杀我姑祖祖，她后来死在监牢里。她的尸体被丢出来，狗又撕又咬又吃，把她扯得稀烂。我姑祖祖有什么错嘛，她没得劳动力，只有点田土，收点租吃饭，从来没整过人害过人。她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姑谢云芳，长得很漂亮的，受不了这个刺激，吞鸦片自杀了。谢云芳只比我大几岁，但已经结了婚，她十多岁就结婚了。
 
二、我的亲眼目睹
 
土改时冕宁县的县委书记叫常志兰，公安局长叫郝灵选，唉呀，一提起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全县人民都害怕。他们天天杀人，好象杀起瘾了。
1951年1月起开始大规模杀人，那一年我13岁。我1950年到1953年在冕宁中学读初中，经常看到公安押着一串一串的人，一个个绳捆索绑，几十人上百人，各个乡镇都在杀。冕宁县是个四方形的城，大概有一平方公里，城墙很高，冕宁中学就在城的西南角。我们一听说杀人就咚咚咚地跑到城墙上去看。要被杀的人排成一排排的，枪就对着脑壳打，打后的模样各不相同，有的打掉半边、有的打开花、有的后面一个小洞前边一个大洞。
我认识的好多熟人都被杀了。我有个同学叫邓宇雄，他比我大三岁，16岁，他被枪毙后我看见他的罪状是：他父母开黑会时他在外面放哨。他死后我跑去看了他的尸体，他穿的是件罗汉衫。
还有我隔壁的李明善，他刚满18岁。为啥被枪毙？据说一张反共救国军的名单上有他的名字。反共救国军是解放前夕国民党想打游击而组织的队伍。没人怎么办？凑！你只要凑足了100人你就是连长，就可以发金条，发枪。所以有些人就去搞这事，弄个连长、营长当，目的就是为了钱。有人把李明善的名字写了上去。解放后查到这个名单，马上把他抓来。他说，他根本不晓得有这回事。但不管，一枪就把他毙了。我当时想，如果我大个两三岁，可能也活不成。
我还有个同学叫朱万荣，他比我大两岁，他家也是地主。那天民兵突然来学校把他抓走。第三天，他被夹在他爹妈中间被推上刑场，刑场就在城墙外的护城河边，我们在城墙上看，唉哟，好紧张，大气不敢出。只听得“砰”“砰”两枪，朱万荣的爹妈被打死了。但是没打朱万荣，原来是把他抓来陪杀场，杀了他爹妈后把他拖了回去。几天之后，他被放回来继续读书。朱万荣现在还在。前不久我们搞个冕宁的征文集，他没写这件事，我问他为啥不写，他说：“不敢写，写起来太难受。”对了，这个朱万荣就是我姑 的男人。
我们小学校长叫余显道，他家里很穷，他长年穿件蓝布衫衫，穷得打叮当。解放前夕胡宗南的部队从我们那儿过，夜里慌慌张张掉了两只卡宾枪。枪被余显道捡到了。那时枪就是钱，余显道于是把枪捡来藏在菩萨的座下（我们小学就在庙里），打算卖几个钱。不料这事被人知道了，余校长被抓起来判了死刑。我亲眼看到了他的尸体，他长得高高大大，头都打得没有了。
头被打掉的还有胡正馨的老公邓宇俊，枪响后只剩一个颈子桩桩。
杀的熟人中我记得的还有一个曹叔叔，他叫曹晓天，是个乡长，我也见到他的尸体——头很完整。后面一个小眼，前面一个小眼。
我们那条街上有一个叫户锦堂的人，他有点文化，喜欢读点古书，于是国民党的县政府把他找来当了个县参议员，相当于现在的政协委员。户锦堂靠铸铁锅卖为生，我叫他户叔叔，经常看到他拉风箱铸锅，一张脸被煤烟熏得漆黑。那些日子，杀人杀疯狂了，把户叔叔抓来就杀了。他没有一点罪行，只不过因为有点文化，被叫去当了几天参议员。他儿子现在还在，在西昌师范教书。
还有个起义军官叫邓佳（音），也被杀了，但后来给他平了反。
冕宁县还杀了一个国民党的少将军官叫陈蕴山。他解放前回到家乡，结果被杀。
我继母的舅舅胡岳军也是少将军官。胡宗南从西昌起飞时是他护送胡到机场。曾经有中共地下党给他作工作，说你把胡宗南抓起来就立大功了。他说：“不，胡宗南对我很好，胡这个人不嫖不赌不贪。我无论如何不能做这种事。”他把军用棉被洒上汽油，将通往机场的20多里路照亮，直接送胡宗南起飞。胡宗南起飞后20多分钟，解放军就占领了机场。胡岳军脱掉军服躲了
起来。后来他看到解放军的布告说“坦白从宽”，于是就到西昌公安局去自首，说：“我就是胡岳军。”对方惊叫了一声，但当天还放他回了家。
两天后，他被押到雅安，在那儿关了两年，公安厅的人说，要杀你轻而易举。胡岳军回答：“军人不怕死，要杀就杀。我知道我把胡宗南放走了，罪重。”
但是，他没有被杀，而被押回家乡判了20年徒刑。他现在还在，90多岁了，我们经常通电话。
冕宁公安局长郝灵选因为杀人太多受到了西康省主席廖志高的批评，他把廖志高的老表李少炎都杀了。
在我们冕宁还有个奇观——叫花子（乞丐）抢尸体卖尸体。叫花子是穷人，共产党喜欢穷人，任叫花子去抢尸体，抢来每具尸体要30万元钱才让家属领去掩埋。共产党认为，叫花子为什么穷，就是因为被地主剥削了才穷嘛。于是我们冕宁县出现一个奇观——尸体被一排排地吊着，叫花子坐在下面等着收“卖尸钱”。
我爸爸被枪毙后是我伯妈去收尸，叫花子不准，非要拿30万。30万是旧币，相当于现在的30元。当时30元是什么概念呢？我在学校一个月的伙食费是3元，也就是说，30元是我10个月的伙食费。我伯妈是个贫民，靠推豆花卖为生。我爸爸当镇长，十分廉洁，他并没为自己捞钱财，自己的亲哥嫂都穷得很。伯妈实在拿不出30万，不拿钱就不准收尸。我堂弟去把我爸的脑水收起来，用草纸包好放在那儿。他是4月份被枪毙的，天气已经有些热了，那几个叫花子在那儿守了几天，我伯妈还是没钱。解放军的一个团长觉得有碍卫生，他出面让伯妈免了这笔“收尸钱”。
还有，听说有个地主关起来了还在写反动诗，我当时读初中二年级了，好奇，跑去看。那首诗是这样的：“夕日田为富字脚，今日田为累字头。田在心上常思想，田在心中虑不休。当初只以田为福，谁知田落垒垒愁。”忧虑的“虑”繁体字是慮，中间有个田字，垒垒的“垒”繁体字是壘，有三个田字。
这首诗我当时就背下来，至今不忘。
 
采访时间：2009年12月28日
地   点：重庆枇杷山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