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过，恶也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没有去探究恩格斯说这个话的情境，不过，从最近广泛传播的诸多精神病强迫收治的丑闻中，孙东东倒以自身的言行充分诠释了这个逻辑。
孙东东之恶，通过他对《新闻周刊》的采访内容充分的呈现出来，下面几段就摘自其中：
“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只要政府批准，精神病院收强制医疗的病人，这是没有问题的，有法律的授权。现在全国公安机关的精神病院只有23个，公安机关收留需要强制治疗的精神病人， 但当地公安机关没有精神病院，那当然就只能送到卫生系统或者民政系统的精神病院去了，因为不能让这些人流落街头，制造新的危害。
把他送到医院就是最大的保障。他危害社会，对他自己也是危害。我们把他关起来进行治疗，促进他精神康复。这就是保障他的人权。”
从上述话语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知，傲慢，狂妄的面孔，其对人性的蔑视几乎让人拍案而起，很难想象这种话语居然出自一个北大法学院教授之口。
而事实上，这个孙东东不仅仅是北大教授，他还拥有一系列其他头衔：司法精神病学专家，现任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司法精神医学主任医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兼职教授；司法部、人事部全国司法鉴定人资格考核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最重要的，他是《精神卫生法》立法起草的主力成员。
拥有这么多头衔，意味着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本来意味着拥有更多的道德责任和公共关怀，可是孙东东的言行表明他有多么的冷血，对人权是多么的漠视，他的社会影响力已经构成某种社会公害。可以想象，如果他参与起草的《精神卫生法》会如何演变为侵犯公众权利的利器。
是孙东东本性如此，抑或是和权力组织的反复勾兑让他逐步失去人性，这是一个社会研究的好标本。不过孙东东之恶提醒我们，在一个扭曲的权力结构下，专业学识，公共职位，社会影响力，甚至法律都有可能成为侵犯权利的工具，人们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当然，冥冥之中也许有天意，社会的演进轨迹有时候也会出乎人们的意外。通过孙东东极端狂妄的媒体采访，让人们感到到了一个潜在的共同的危险，因为根据他的逻辑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收治的对象。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的精神病人的权益以及对正常人进行强迫精神治疗的黑幕获得了越多越强烈的公众关注，通过信息传播而不断自我赋权的社会公众开始发出怒吼，无论是网络民意，还是平面媒体，都有大量的有关这方面现象的讨论，知名的评论人士如鄢烈山等也发出了问责孙东东的呼声。一些受到直接侮辱的访民已经试图通过法律的途径，来寻求对孙东东的强迫惩治。 孙东东以及其所在的北大法学院如何回应，将是下一步值得关注的动静，不过无论孙东东及其背后的机构如何回应，相信都没有力量能重新把强迫精神治疗的黑幕重新拉上，因为已经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这种公众舆论的力量也许还不足以彻底清除这些黑幕，但是起码会使得那些动辄把正常人送人精神病院强迫治疗的力量不再那么肆无忌惮。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还得“感谢”孙东东。正是通过他展现出来的恶，使得我们更加确信必须杜绝这种恶的继续泛滥。
2009年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