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波离开我们快两年了。
他是在狱中去世的。2009年12月，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司法机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据沈阳市司法局门户网公布，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因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前不久《民主中国》蔡楚主编来函，让我写一篇回忆文章，供《刘晓波纪念文集》用。故人有命，不敢辞，遂潜入记忆的库存，挑捡有关晓波的点滴。
正式认识晓波，是在世纪之初加盟独立中文笔会的时候。但不曾相识早相知，早已知道刘晓波是天安门英雄，曾被劳动教养。东海入会，很大程度上是冲着晓波和其它自由斗士的侠名而去的，早期会员中有不少人赫赫有名，如会长刘宾雁，副会长郑义，执行主任贝岭、自由写作委员会召集人孟浪，笔会网站编辑蔡楚，创会会员于浩成、杨炼、郭罗基、张郎郎等等，都是久仰大名的。
人会不久，晓波被会友们共推继任。此后常常拜读他倡导民主自由、批判现实丑恶的政论文章，倾慕有加。有诗《刘晓波网友吟》颂之：
虎口狼窝树壮旌，长街抗暴死生轻。
几回黑狱肯低首，千古寒宵盼启明。
唤起狂枭惊鼠辈，飞来大棒喝苍生。
明朝日出霞光灿，都是英雄血染成。
他是在狱中去世的。2009年12月，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司法机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据沈阳市司法局门户网公布，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因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前不久《民主中国》蔡楚主编来函，让我写一篇回忆文章，供《刘晓波纪念文集》用。故人有命，不敢辞，遂潜入记忆的库存，挑捡有关晓波的点滴。
正式认识晓波，是在世纪之初加盟独立中文笔会的时候。但不曾相识早相知，早已知道刘晓波是天安门英雄，曾被劳动教养。东海入会，很大程度上是冲着晓波和其它自由斗士的侠名而去的，早期会员中有不少人赫赫有名，如会长刘宾雁，副会长郑义，执行主任贝岭、自由写作委员会召集人孟浪，笔会网站编辑蔡楚，创会会员于浩成、杨炼、郭罗基、张郎郎等等，都是久仰大名的。
人会不久，晓波被会友们共推继任。此后常常拜读他倡导民主自由、批判现实丑恶的政论文章，倾慕有加。有诗《刘晓波网友吟》颂之：
虎口狼窝树壮旌，长街抗暴死生轻。
几回黑狱肯低首，千古寒宵盼启明。
唤起狂枭惊鼠辈，飞来大棒喝苍生。
明朝日出霞光灿，都是英雄血染成。
（2002、11、14）
又有《刘晓波精神》、《再谈刘晓波精神》、《矮人堆里拔将军—–声援刘晓波》《老枭来干最好》诸文赞之。《刘晓波精神》一文结尾写道：
“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精神是阳萎的，却总有那么一小撮“傻子”、“疯子”，持正不阿，见义勇为，为了人类进步的事业，为了社会的自由、人民的幸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与腐败分子、腐败集团、黑恶势力斗，与反动政治、专制制度斗，为此不惜牲牺一已的利益、个人的自由、家庭的幸福乃至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愧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当代壮士义士民族英雄，他们才真正代表着人类的良知、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希望！刘晓波就是其中一典型。在道德崩溃、信仰缺失的当今中国，刘晓波们以铁肩担道义，肩着黑暗的闸门，将当代知识分子整体低下的人格、将中华民族急遽下坠的道德水准，奋勇抬升，那怕是那么一点点！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专制威权的衰败，共党的与时俱进，都有刘晓波们的一份功劳。刘晓波精神万岁万万岁！”（2002、10、30）
可见当时东海对晓波的倾仰。不过，晓波文章对中华文化的轻蔑反对，是我一开始就不能认同的。在《再谈刘晓波精神》中我直言指出：
“刘晓波对于民族、文化遗产所表现出虚无主义态度,曾宣称要埋葬孔孟之道，认为在它的废墟上才能建立现代中国文化。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我不明白一个完全否定、抛弃传统文化的民族怎样建设一个新文化？我主张在民主、自由理念的统领指导下对传统文化进行继承、改造和更新。我以为刘晓波知识结构有严重缺陷，有的思想观点极端偏激。然而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尊重。在我看来，刘晓波精神与他深恶痛绝的孔孟之道千古遥接、互相辉映。”（2002、11、19）
但在当时，我对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自己与晓波大同小异：民主之道大同，文化之道小异。
曾向晓波建议，展开关于儒学与民主的讨论。我在信中说：“新儒学就儒学与民主之关系之认识，可归类为四大派。儒学价值体系与现代民主有没有融汇贯通的可能，兹事体大，值得好好探讨。以前的争鸣限于学术界，兄何不与我一起，联系现实政治，将学术争鸣引入现实、推向网络？”他回信认为没有公开讨论的必要。他说：
“兄想打通传统与现代，其用心之苦，我深为理解。其实，我的朋友中，象刘军宁这样的自由主义学者，也撰文探讨过儒家遗产与宪政民主的贯通，秋风更是从古籍中遍寻传统的自由主义资源。之所以没有回应，乃因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看法，已经说得足够多，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而且，数次回到古籍之中，每一次只有失望的加深。觉得无甚新意和高见。我现在写作的主要目标是针对现存体制。也许，我正在写的一篇短文：“康德之启蒙与梁启超之开民智之歧途”，过几天会发表，算是我对兄的某种回答。其实，也是我自己反传统的老调重谈，只不过具体化为对两个历史人物的讨论上。”
我们常通过电邮、电话交换观点，也交流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意见。随着交往、交流的深入，逐渐发现我与他的分歧越来越大，不是小异而是大异。他越来越崇尚西方，对耶教也赞美不止，而我越来越接近儒门，2005年彻底归儒，制度追求也逐渐从民主自由转型为新王道礼制。
2005年，东海因故赴京，在一位诗友的陪同下，在一家小酒馆里与晓波见面。虽然双方都表现了足够的热情，但论及中西文化、政治和中国的未来，共同语言甚少，已有话不投机之感。我清醒而忧伤地感觉两人已经渐行渐远，难免分道扬镳。2007-4-16有诗《赠晓波君》：
廿载坚持实不凡，西尘未觉染征衫。自由风劲欣同道，文化潮高憾异帆。
虎尾多情雷一击，羊头无奈口三缄。道竿千尺休松劲，阅尽汪洋更探源。
意思是说，晓波十八年坚持不易，但自己未能察觉，你的征衣已被西尘所染。我们自由追求一致，但文化立场不同，很遗憾。我对你的“攻击”辞严义正而情谊深厚，你无法回驳，只能三缄其口了。愿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弄过大潮，回头探探中华文化的源头吧。
在2007和2008两年间，我公开批评晓波的文章就有如下一些：《为（春秋）洗尘！—-刘晓波（孔子编史与中国避讳传统）批判》，《道在平常生活中—-反儒派批判》，《为刘晓波开一窍》《刑天舞干戚，其奈无头何！—-妄人刘晓波》，《李零在门外，刘晓波在千里外！》，《从烈士情怀说起—–敦请刘晓波反省和检讨》，《刘晓波的狂妄》，《刘晓波的偏误与矛盾—-（西藏危机是唯物主义独裁的失败）读后》等等。
观点之异不影响我对晓波个人的敬意。检索与晓波有关的文章时，发现了一篇题为《例如刘晓波》的半成品短篇，主旨是为他辩护的，已忘记是要写成文章还是拟复哪位友人的信函。特录于下：
“例如刘晓波，不说别的，十八年始终如一的坚守，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了。我赞扬刘晓波的硬骨头精神。公道自在人心，历史会有公论。我岂能因文化立场有异就否决、抹杀民运前辈献身民运而持久抗争的意义？还有，老刘反儒崇西，但其自由主义思想相当纯正，发言颇有分寸，不象某些自由派那样把利己主义和性恶论高高举起。”
晓波有时候也会为儒家说些公道话。例如在《中共现任官员董德刚挑战党魁胡锦涛》中有这么一段话：
“最后说颠覆性。仍然是众所周知，当中共党天下取代了皇权家天下之后，皇权时代的法统与道统相分离的传统也随之终结。尽管家天下与“党天下都是独裁统治，但二者还是有所不同——法统和道统之间的关系不同。家天下是法统和道统的相对分离，而党天下是二者的完全合一。前者的独裁程度远不如后者高。从汉武帝开始的历代王朝，都是依靠血缘法统（皇家）和非血缘道统（儒家）来维系的。皇权以血缘关系确立和传递法统，但他们只是法统的创立者和传承者，而不是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来自一代代儒生，他们把儒家学说所描绘的社会秩序奉为“行天道”。正是由于道统和法统的分离，儒生出身的官僚集团才能够借助道统伦理来制约法统权力。也许，儒生官僚集团会在官场权争中失败，但他们所维系的儒家道统却历久而不坠。而且，每一代有作为的皇帝，在挽救其被宦官集团或外戚集团弄得危机四伏的家天下时，都要借助于道统的合法性及其儒生官僚集团。”
这些话从儒者嘴里说出来，很正常，但从反儒名将笔下流下来，颇令我欣喜，专门写了篇《刘晓波有变》的短文鼓励之：
“偶尔为儒家说了句公道话，未必表示老刘今后不再反儒，更不说明老刘就从反儒派主将变成支儒拥儒者了。但至少，他已开始“一分为二”，相信他不会再笼而统之地视儒家为民主大敌、思想垃圾。虽然有限，毕竟有变，这就很了不起。让我喝一声彩，为老刘思想的小小转变和进步。”
晓波并不“领情”，在文后跟帖曰：
“老枭总是自以为是。老枭，你的夸奖，我一点都不领情。你觉得我有变，事实上，关于传统帝制与当代极权的区别，这是老生常谈，许多新儒家都谈过。这也是我从八十年代到今天的一贯观点。八十年代末，我论证老毛将传统独裁发展到登峰造极，就撰文讲到了这个区别。而我谈这样的区别，仅仅是局限于传统独裁与现代独裁之内。超出这个范畴，我对孔子之道的否定也是一如既往。”
东海答：孔子之道否定不了。人是天生的儒家，包括你老刘在内你身上不少东西，就属于那个‘传统’的。”
反儒会把儒家精神反掉，但刘晓波例外，我确实觉得他身上颇具儒家精神。或许，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自有相当的正义性，而晓波对自由主义的追求特别真诚。
东海设想的新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是要全面吸收古代君主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华而超越之，故虽然归儒，对晓波不懈坚持的民主事业仍然保持支持的态度。2008年，以晓波为主的国内外民运派作了一次集中的思想宣示和政治行动—推出《零八宪章》。作为中华民族未来政治生活的一份宏纲大愿，该宪章既有正确性，又有大不足。最大的缺憾是未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但我还是首批联署。
我表态，只要是有利于政治文明、社会进步、民众福祉的好事，我作为当代儒者，都会支持。《零八宪章》亮相江湖，联署者渐多，空气渐趋紧张，不断有人被喝茶和警告。我在《良知信仰不允许缺席良知行动》（2008-12-14）中表示：“如果中共认定刘晓波有罪，逻辑上每一个宪章签署者同罪。在这里我要表态的是，作为《零八宪章》联署人，我愿为自己所做的承担应该承担的一份责任！”
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以煽动颠覆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我立即发文《示警共产党，致敬刘晓波》，其中写道：
“如果现行制度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文明的发展，那就应该努力修正它，争取早日迎头赶上乃至超越领先，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讳疾忌医，文字成狱！现在这么做很下作很野蛮很可耻，说明了当局的畏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自由派倡民主而专制集团惧，刘晓波讲真话而特权分子惧。这么做，也无异进一步成就自由派、成全刘晓波，是在加速制造民意领袖及未来的政治领袖，是‘拟送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草庵居士语）”
草庵居士有先见之明，后来晓波果然获了诺贝尔奖。文章最后以小诗一首向晓波致敬并对中共当局表示强烈抗议和愤慨：
说你造谣诽谤
才真是诽谤造谣
说你煽动倒没错
你强烈煽动着真善美好
你是为我为他人
为美好的明天坐牢
越黑你越放光
外面越不自由
你内在越自由
活着已经进入历史
根深扎地下
头颅却在星空自由闪耀
期间，凡国内外有要求释放刘晓波等人呼吁，东海无不第一时间签名支持。2009-12-26，我还写了《关于“立即释放刘晓波、切实保障言论权”致中共中央书》。书尾主动认罪，要求与晓波同罪：
“东海与刘晓波文化立场虽不同而政治立场有交集，同样不满现实政治制度及现行意识形态、主张改良和修宪。这本已逾贵党之矩了，且我是《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性质与刘晓波无异，乃同罪之共犯也。倘所建之言不蒙采纳，请将东海一并收监为荷。”
2015年8月，东海在新浪微博《恳请》：
“吾国拟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实行特赦。我以为，最应该获得特赦的，是以刘晓波、杨天水等人为代表的、因思想政治异议而被入以煽动罪颠覆罪的政治犯。但他们似乎不属于“拟予以特赦的四类罪犯”。恳请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诸君关注并予以特赦。儒家依然边缘化，说不上话；东海更是人微言轻，聆听者少，认同度低。但我必须说，在微博这个夹缝里说几句真话，为了故人，为了正义，为了安自己的心。希望新浪不会删除或遮蔽这则微博。”
同时《答客》曰：“说不说在我，听不听由人。建议将刘晓波、杨天水们纳入特赦范畴，是为了尽我的心。我是唯良知是从的儒者，不是行揣摩之术的策士。”
2016-6-5我在《政治改革建议书（兴华五策）》中建议是施行仁政，其三是建议大赦政治犯：“政治文明和政治犯不能共存于一个国家，政治犯的存在是国家最大的耻辱！官方一向不承认政治犯的存在，自欺欺人耳。我的故人刘晓波、杨天水就是因为政治原因被重判十多年。”
2010年10月，晓波在狱中荣获诺贝尔奖，东海遥贺以小诗一首：
谁能顶硬上，义举自由旗。莫叹尧无日，须知水有皮。
南冠招月桂，故国伏春机。努力加餐饭，风云自有时。
大意是说，面对极权主义的凶恶，谁能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是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晓波。不要叹息现在没有尧天舜日，有晓波在，就有希望。尧日水皮，暗含晓波二字。南冠，本指被俘的楚国囚犯，后泛称囚徒。旧称登科为折桂。南冠招月桂，形容晓波获奖。故国伏春机，意谓祖国地下隐伏着春天的希望。结尾希望晓波多多保重，等待风云再起。
不料黑狱一入深如海，故人成了永远的故人，我永远失去了与晓波风云聚会的机会。噩耗传来，肝肠寸断，哀哉痛哉，痛晓波兄亦自哀。当时在新浪微博重发“谁能顶硬上”这首小诗，以致哀悼，并写下下面这段话：
“他是个自由主义的行者，言行一致，旗帜鲜明，不屈不挠，始终如一。不认同他反孔反儒而倾向耶教的文化立场，不认同他的西方中心主义，曾在笔会论坛针锋相对，曾在一家小酒馆里当面争论，但对他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我没有敌人’的悲悯情怀始终钦佩有加。哀哉痛哉！英灵不远，遥酹一杯，受我一拜！”
晓波因为追求自由而落入最无自由的地方，却因“没有敌人论”饱受质疑、污蔑和无限上纲的批判。这个理念并不中正，但更多的是大爱无疆情怀的一种表现，绝非如某些批判者所诋毁的那样是向中共献媚输诚，就像地藏菩萨表示要入地狱，绝非向恶鬼示好一样。
与晓波文化之道不同，政治追求也有异，但反抗极权、追求自由、见义勇为、为义敢死的精神高度一致。我在随笔《时时可死，步步求生》中说：
“此生已矣，但我不能让子孙后代继续生活在极权主义的獠牙之下。我在这里，代表着那些死难和殉道的先烈们活着，做一日中国人尽一日中国心，做一日君子人撞一日仁义钟，以大无畏的勇气、大丈夫的精神弘儒卫道，展示生命的伟大意义，成就良知的万古辉煌！”
自由派流行一句话：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不少自由派千方百计地出国追求自由去了，但晓波不同，是千方百计地留下。
学运开始后，他提前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赶回北京，全身心投入民主运动之中。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据说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他不愿离开。我相信，这符合晓波的思想和品格的逻辑。离开的，各有各的原因，我理解；留下的，更让我敬佩，更对我的胃口。
晓波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刘晓波精神留下了，留在这片血肉交融的故土，与我们同在。我说过：哪里是我的祖国，那里就必须自由起来。自由不仅是民主的核心追求，也是王道的基础条件。没有自由人权，就是极权暴政，连霸道都不是，遑论王道政治。让祖国自由起来，是我们这些后死者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责任。
晓波安息！2019-5-16余东海于南宁
又有《刘晓波精神》、《再谈刘晓波精神》、《矮人堆里拔将军—–声援刘晓波》《老枭来干最好》诸文赞之。《刘晓波精神》一文结尾写道：
“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精神是阳萎的，却总有那么一小撮“傻子”、“疯子”，持正不阿，见义勇为，为了人类进步的事业，为了社会的自由、人民的幸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与腐败分子、腐败集团、黑恶势力斗，与反动政治、专制制度斗，为此不惜牲牺一已的利益、个人的自由、家庭的幸福乃至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愧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当代壮士义士民族英雄，他们才真正代表着人类的良知、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希望！刘晓波就是其中一典型。在道德崩溃、信仰缺失的当今中国，刘晓波们以铁肩担道义，肩着黑暗的闸门，将当代知识分子整体低下的人格、将中华民族急遽下坠的道德水准，奋勇抬升，那怕是那么一点点！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专制威权的衰败，共党的与时俱进，都有刘晓波们的一份功劳。刘晓波精神万岁万万岁！”（2002、10、30）
可见当时东海对晓波的倾仰。不过，晓波文章对中华文化的轻蔑反对，是我一开始就不能认同的。在《再谈刘晓波精神》中我直言指出：
“刘晓波对于民族、文化遗产所表现出虚无主义态度,曾宣称要埋葬孔孟之道，认为在它的废墟上才能建立现代中国文化。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我不明白一个完全否定、抛弃传统文化的民族怎样建设一个新文化？我主张在民主、自由理念的统领指导下对传统文化进行继承、改造和更新。我以为刘晓波知识结构有严重缺陷，有的思想观点极端偏激。然而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尊重。在我看来，刘晓波精神与他深恶痛绝的孔孟之道千古遥接、互相辉映。”（2002、11、19）
但在当时，我对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自己与晓波大同小异：民主之道大同，文化之道小异。
曾向晓波建议，展开关于儒学与民主的讨论。我在信中说：“新儒学就儒学与民主之关系之认识，可归类为四大派。儒学价值体系与现代民主有没有融汇贯通的可能，兹事体大，值得好好探讨。以前的争鸣限于学术界，兄何不与我一起，联系现实政治，将学术争鸣引入现实、推向网络？”他回信认为没有公开讨论的必要。他说：
“兄想打通传统与现代，其用心之苦，我深为理解。其实，我的朋友中，象刘军宁这样的自由主义学者，也撰文探讨过儒家遗产与宪政民主的贯通，秋风更是从古籍中遍寻传统的自由主义资源。之所以没有回应，乃因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看法，已经说得足够多，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而且，数次回到古籍之中，每一次只有失望的加深。觉得无甚新意和高见。我现在写作的主要目标是针对现存体制。也许，我正在写的一篇短文：“康德之启蒙与梁启超之开民智之歧途”，过几天会发表，算是我对兄的某种回答。其实，也是我自己反传统的老调重谈，只不过具体化为对两个历史人物的讨论上。”
我们常通过电邮、电话交换观点，也交流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意见。随着交往、交流的深入，逐渐发现我与他的分歧越来越大，不是小异而是大异。他越来越崇尚西方，对耶教也赞美不止，而我越来越接近儒门，2005年彻底归儒，制度追求也逐渐从民主自由转型为新王道礼制。
2005年，东海因故赴京，在一位诗友的陪同下，在一家小酒馆里与晓波见面。虽然双方都表现了足够的热情，但论及中西文化、政治和中国的未来，共同语言甚少，已有话不投机之感。我清醒而忧伤地感觉两人已经渐行渐远，难免分道扬镳。2007-4-16有诗《赠晓波君》：
廿载坚持实不凡，西尘未觉染征衫。自由风劲欣同道，文化潮高憾异帆。
虎尾多情雷一击，羊头无奈口三缄。道竿千尺休松劲，阅尽汪洋更探源。
意思是说，晓波十八年坚持不易，但自己未能察觉，你的征衣已被西尘所染。我们自由追求一致，但文化立场不同，很遗憾。我对你的“攻击”辞严义正而情谊深厚，你无法回驳，只能三缄其口了。愿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弄过大潮，回头探探中华文化的源头吧。
在2007和2008两年间，我公开批评晓波的文章就有如下一些：《为（春秋）洗尘！—-刘晓波（孔子编史与中国避讳传统）批判》，《道在平常生活中—-反儒派批判》，《为刘晓波开一窍》《刑天舞干戚，其奈无头何！—-妄人刘晓波》，《李零在门外，刘晓波在千里外！》，《从烈士情怀说起—–敦请刘晓波反省和检讨》，《刘晓波的狂妄》，《刘晓波的偏误与矛盾—-（西藏危机是唯物主义独裁的失败）读后》等等。
观点之异不影响我对晓波个人的敬意。检索与晓波有关的文章时，发现了一篇题为《例如刘晓波》的半成品短篇，主旨是为他辩护的，已忘记是要写成文章还是拟复哪位友人的信函。特录于下：
“例如刘晓波，不说别的，十八年始终如一的坚守，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了。我赞扬刘晓波的硬骨头精神。公道自在人心，历史会有公论。我岂能因文化立场有异就否决、抹杀民运前辈献身民运而持久抗争的意义？还有，老刘反儒崇西，但其自由主义思想相当纯正，发言颇有分寸，不象某些自由派那样把利己主义和性恶论高高举起。”
晓波有时候也会为儒家说些公道话。例如在《中共现任官员董德刚挑战党魁胡锦涛》中有这么一段话：
“最后说颠覆性。仍然是众所周知，当中共党天下取代了皇权家天下之后，皇权时代的法统与道统相分离的传统也随之终结。尽管家天下与“党天下都是独裁统治，但二者还是有所不同——法统和道统之间的关系不同。家天下是法统和道统的相对分离，而党天下是二者的完全合一。前者的独裁程度远不如后者高。从汉武帝开始的历代王朝，都是依靠血缘法统（皇家）和非血缘道统（儒家）来维系的。皇权以血缘关系确立和传递法统，但他们只是法统的创立者和传承者，而不是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来自一代代儒生，他们把儒家学说所描绘的社会秩序奉为“行天道”。正是由于道统和法统的分离，儒生出身的官僚集团才能够借助道统伦理来制约法统权力。也许，儒生官僚集团会在官场权争中失败，但他们所维系的儒家道统却历久而不坠。而且，每一代有作为的皇帝，在挽救其被宦官集团或外戚集团弄得危机四伏的家天下时，都要借助于道统的合法性及其儒生官僚集团。”
这些话从儒者嘴里说出来，很正常，但从反儒名将笔下流下来，颇令我欣喜，专门写了篇《刘晓波有变》的短文鼓励之：
“偶尔为儒家说了句公道话，未必表示老刘今后不再反儒，更不说明老刘就从反儒派主将变成支儒拥儒者了。但至少，他已开始“一分为二”，相信他不会再笼而统之地视儒家为民主大敌、思想垃圾。虽然有限，毕竟有变，这就很了不起。让我喝一声彩，为老刘思想的小小转变和进步。”
晓波并不“领情”，在文后跟帖曰：
“老枭总是自以为是。老枭，你的夸奖，我一点都不领情。你觉得我有变，事实上，关于传统帝制与当代极权的区别，这是老生常谈，许多新儒家都谈过。这也是我从八十年代到今天的一贯观点。八十年代末，我论证老毛将传统独裁发展到登峰造极，就撰文讲到了这个区别。而我谈这样的区别，仅仅是局限于传统独裁与现代独裁之内。超出这个范畴，我对孔子之道的否定也是一如既往。”
东海答：孔子之道否定不了。人是天生的儒家，包括你老刘在内你身上不少东西，就属于那个‘传统’的。”
反儒会把儒家精神反掉，但刘晓波例外，我确实觉得他身上颇具儒家精神。或许，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自有相当的正义性，而晓波对自由主义的追求特别真诚。
东海设想的新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是要全面吸收古代君主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华而超越之，故虽然归儒，对晓波不懈坚持的民主事业仍然保持支持的态度。2008年，以晓波为主的国内外民运派作了一次集中的思想宣示和政治行动—推出《零八宪章》。作为中华民族未来政治生活的一份宏纲大愿，该宪章既有正确性，又有大不足。最大的缺憾是未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但我还是首批联署。
我表态，只要是有利于政治文明、社会进步、民众福祉的好事，我作为当代儒者，都会支持。《零八宪章》亮相江湖，联署者渐多，空气渐趋紧张，不断有人被喝茶和警告。我在《良知信仰不允许缺席良知行动》（2008-12-14）中表示：“如果中共认定刘晓波有罪，逻辑上每一个宪章签署者同罪。在这里我要表态的是，作为《零八宪章》联署人，我愿为自己所做的承担应该承担的一份责任！”
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以煽动颠覆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我立即发文《示警共产党，致敬刘晓波》，其中写道：
“如果现行制度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文明的发展，那就应该努力修正它，争取早日迎头赶上乃至超越领先，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讳疾忌医，文字成狱！现在这么做很下作很野蛮很可耻，说明了当局的畏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自由派倡民主而专制集团惧，刘晓波讲真话而特权分子惧。这么做，也无异进一步成就自由派、成全刘晓波，是在加速制造民意领袖及未来的政治领袖，是‘拟送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草庵居士语）”
草庵居士有先见之明，后来晓波果然获了诺贝尔奖。文章最后以小诗一首向晓波致敬并对中共当局表示强烈抗议和愤慨：
说你造谣诽谤
才真是诽谤造谣
说你煽动倒没错
你强烈煽动着真善美好
你是为我为他人
为美好的明天坐牢
越黑你越放光
外面越不自由
你内在越自由
活着已经进入历史
根深扎地下
头颅却在星空自由闪耀
期间，凡国内外有要求释放刘晓波等人呼吁，东海无不第一时间签名支持。2009-12-26，我还写了《关于“立即释放刘晓波、切实保障言论权”致中共中央书》。书尾主动认罪，要求与晓波同罪：
“东海与刘晓波文化立场虽不同而政治立场有交集，同样不满现实政治制度及现行意识形态、主张改良和修宪。这本已逾贵党之矩了，且我是《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性质与刘晓波无异，乃同罪之共犯也。倘所建之言不蒙采纳，请将东海一并收监为荷。”
2015年8月，东海在新浪微博《恳请》：
“吾国拟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实行特赦。我以为，最应该获得特赦的，是以刘晓波、杨天水等人为代表的、因思想政治异议而被入以煽动罪颠覆罪的政治犯。但他们似乎不属于“拟予以特赦的四类罪犯”。恳请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诸君关注并予以特赦。儒家依然边缘化，说不上话；东海更是人微言轻，聆听者少，认同度低。但我必须说，在微博这个夹缝里说几句真话，为了故人，为了正义，为了安自己的心。希望新浪不会删除或遮蔽这则微博。”
同时《答客》曰：“说不说在我，听不听由人。建议将刘晓波、杨天水们纳入特赦范畴，是为了尽我的心。我是唯良知是从的儒者，不是行揣摩之术的策士。”
2016-6-5我在《政治改革建议书（兴华五策）》中建议是施行仁政，其三是建议大赦政治犯：“政治文明和政治犯不能共存于一个国家，政治犯的存在是国家最大的耻辱！官方一向不承认政治犯的存在，自欺欺人耳。我的故人刘晓波、杨天水就是因为政治原因被重判十多年。”
2010年10月，晓波在狱中荣获诺贝尔奖，东海遥贺以小诗一首：
谁能顶硬上，义举自由旗。莫叹尧无日，须知水有皮。
南冠招月桂，故国伏春机。努力加餐饭，风云自有时。
大意是说，面对极权主义的凶恶，谁能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是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晓波。不要叹息现在没有尧天舜日，有晓波在，就有希望。尧日水皮，暗含晓波二字。南冠，本指被俘的楚国囚犯，后泛称囚徒。旧称登科为折桂。南冠招月桂，形容晓波获奖。故国伏春机，意谓祖国地下隐伏着春天的希望。结尾希望晓波多多保重，等待风云再起。
不料黑狱一入深如海，故人成了永远的故人，我永远失去了与晓波风云聚会的机会。噩耗传来，肝肠寸断，哀哉痛哉，痛晓波兄亦自哀。当时在新浪微博重发“谁能顶硬上”这首小诗，以致哀悼，并写下下面这段话：
“他是个自由主义的行者，言行一致，旗帜鲜明，不屈不挠，始终如一。不认同他反孔反儒而倾向耶教的文化立场，不认同他的西方中心主义，曾在笔会论坛针锋相对，曾在一家小酒馆里当面争论，但对他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我没有敌人’的悲悯情怀始终钦佩有加。哀哉痛哉！英灵不远，遥酹一杯，受我一拜！”
晓波因为追求自由而落入最无自由的地方，却因“没有敌人论”饱受质疑、污蔑和无限上纲的批判。这个理念并不中正，但更多的是大爱无疆情怀的一种表现，绝非如某些批判者所诋毁的那样是向中共献媚输诚，就像地藏菩萨表示要入地狱，绝非向恶鬼示好一样。
与晓波文化之道不同，政治追求也有异，但反抗极权、追求自由、见义勇为、为义敢死的精神高度一致。我在随笔《时时可死，步步求生》中说：
“此生已矣，但我不能让子孙后代继续生活在极权主义的獠牙之下。我在这里，代表着那些死难和殉道的先烈们活着，做一日中国人尽一日中国心，做一日君子人撞一日仁义钟，以大无畏的勇气、大丈夫的精神弘儒卫道，展示生命的伟大意义，成就良知的万古辉煌！”
自由派流行一句话：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不少自由派千方百计地出国追求自由去了，但晓波不同，是千方百计地留下。
学运开始后，他提前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赶回北京，全身心投入民主运动之中。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据说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他不愿离开。我相信，这符合晓波的思想和品格的逻辑。离开的，各有各的原因，我理解；留下的，更让我敬佩，更对我的胃口。
晓波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刘晓波精神留下了，留在这片血肉交融的故土，与我们同在。我说过：哪里是我的祖国，那里就必须自由起来。自由不仅是民主的核心追求，也是王道的基础条件。没有自由人权，就是极权暴政，连霸道都不是，遑论王道政治。让祖国自由起来，是我们这些后死者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责任。
晓波安息！2019-5-16余东海于南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