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徐怀谦的宿命

 

 

 

从他被招进人民日报那天起，就注定他会以他那种方式结束其年轻生命，不为别的，就因他是徐怀谦。如果当年不是身为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的老杂文家舒展“面试”，而是换了一位“老左”，那么进人民日报的就可能是拙文后面附录文章中提到的另一个男生而不是他徐怀谦。有时你不能不相信因果——就因为是舒展面试，他当然不可能要那个男生，而只会要徐怀谦，可也正如附录文章作者所讲：如果当年没有把徐怀谦招进人民日报，他的命运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本人与徐怀谦有一丝关联，也正因了这“一丝关联”，让自已觉得对不起徐先生，而且只能抱憾终生，尽管早在他去世一年多时即写了短文向其道歉，可他已不可能听到或看到了。

 

转眼徐先生已自杀六年，估计他很多朋友也都要淡忘了吧，而并非他朋友的闵某却还在记着——就因为他是用死控诉他生活的时代他生活的社会。他不要求他所生活的时代多么“繁荣富强”，他只想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允许他能说几句真话。然而就连这最低的要求也成了奢望，这大约让他难以忍受，于是选择了断。由此想到，当年他之所以想进人民日报副刊，如果不是为了能多说几句真话，就一定是希望能多编发几篇说真话的文章。

 

然而他错了。而且让他越来越失望，直至绝望。当一个人的希望和抱负彻底毁灭，又不肯苟且偷生，那就只有去死，这是苟且偷生的人很难理解的。

 

不知你信不信，人一死，仿佛时间就过得格外快！现在还记得，当时有北京朋友因别的事用手机跟我通电话时对我说，他一会儿要去八宝山参加徐怀谦追悼会，我也只是“哦”了一声。没想到，在他辞世一年半后的一天，忽然想起他，不能自已，并敲出下面这则短文。

 

现在他已走六年，容本人再一次将短文用这新的传播方式发表，让更多的读者知道这个国家还曾有过这么一位想说几句真话甚至为不能说真话而宁肯去死的人，真真实践了“不自由，勿宁死”！除此之外，又还能说什么呢！用孔子的话说，“死生亦大矣”，而书圣接着说的是“岂不痛哉”！

 

2018.8.21

 

附：

 

 

在徐怀谦自杀前整整四年半，他所供职的这家报纸于2008年2月22日在它的“人民论坛”栏里就发表了一篇《解放思想，先要解放表达》的檄文。

 

单看题目，也知道这篇文章要表达什么意思。

 

然而，四年半后，也就在发表过那样一篇文章的报纸副刊主编居然跳楼自杀了，实在令我震惊。官方的话自然是自杀者患了抑郁症。可为什么会抑郁，却已是公开的秘密，用徐怀谦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苦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

 

谁都想不到，一家十分明白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先解放表达的报纸，它的中层却因不敢说不敢写乃至无处发表而选择告别这家报纸告别这个社会。

这是一个讽刺呢，还是真的很无奈。

 

若干年后的人们，提起这事会怎么说呢？不是要自作聪明，现在就能想得到，那时一定会用上两个字，就是：谴责。一定会谴责他生活的社会他生活的时代，谴责当时的某些人，谴责当时一切应当谴责的。放心，一个都跑不掉。

 

说到徐怀谦，本人还有点对不起他，尤其是没想到他竟是这么一个刚烈的人。

 

那还是十多年前，自己在一家报纸编辑杂文随笔版面。有天接到他一封纸质书信，这时他已经在人民日报编副刊十余年了。他在信中说他最近出了一本杂文集，还说想给我寄一册。

 

不巧的是，那阵子，中国刚有一批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杂文作者——当然有的完全可以称之为“家”了，而自己虽然写得不好，毕竟也还是忝列中国“杂文作者”队伍中之一员，就像当年自己在一家企业时，那个张姓当家人面对想要我去做编辑的当地媒体所下的定语即“写小杂文的”——都在忙着出集子，出了集子后也就忙着寄朋友以及作者自己想寄的人，而自己恰巧往往也被一些出杂文集的作者们列入“想寄的人”之中，这样，自己在有一个时间段时常会收到这样一种书。

 

说真心话，杂文最难堪的倒还不是它刚发表时，而是把它们结集出版后。就单篇而言，一篇多么好看的杂文，一把它收进集子里，很奇怪，给我的感觉，就不那么好看了。

 

这当然不是说这篇文章在集子里会发生什么变化，而是因为当人们满眼都是这“劳什子”时，忽然就感觉“没意思”起来。

 

大约也正是这个缘故，让我回信婉拒了徐先生好意。

 

当时回信不像现在，往往都是通过伊妹儿，那时还是纸质的。

 

现在想得出，徐先生收到我的回信肯定不舒服，甚至想不通：没想到他一张热脸，竟贴到了老闵冷屁股上。就连自已回想起来，也不能不对自已臭骂一句：怎么就那么不近人情！

 

时隔十几年，而徐先生也又辞世近一年半了，容我心中很不是滋味地在这里说一句：对不起，徐先生！实在对不起！老闵不该那样做。一定伤了你的心。不过老闵当时确实不是恶意，只是缺了一点“人情世故”之心。

 

自己很希望无论在九泉之下还是已经去了天堂的徐先生能听到老闵这句迟来的但是真诚的道歉，不然，也就只有等若干年后那时老闵也化作一缕青烟或是埋入地下，再“当面”向徐先生表示歉意了。

 

道完歉，当然还不能算完，自己倒要批评徐先生两句：你为什么要那么傻那么较真！在此之前，很多人包括朋友都说我这个人太较真，可一与你相比，自己就感觉很惭愧，因为较真的程度远不如你——尽管我知道哪怕只像自己这么较真，已经活得很累很累了；而若是到你那种程度，想得出，也就非死不可。所以，老闵完全理解你，徐先生！

 

可即使理解你，本人也还是想说，死是什么？死是一个人之大忌。

 

你干吗要死啊！能想什么就想什么，能说什么就说什么，能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不能想，不能说，乃至于不能发表，拉倒。这个国家又不是你徐怀谦的，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关你屁事！

 

正如不久前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所言：你以为你的批评“是为了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可有的人背过脸去会笑话死你的。他们管什么国家不国家。国家的好坏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即使国家发生灾难，未必等于他们个人有灾难。一些人连老婆孩子都送到了他们整天诅咒的西方，送到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他们还会害怕这个所谓的祖国发生灾难吗？这种人根本不会去想你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批评是为了什么，他们就是按照上级，按照‘党和政府’的指示，不准你批评，就是希望中国所有人都像几千几百年前的奴隶一样，只知吃饭干活，干活吃饭，对主人的好坏、是什么德行不闻不问。”

 

那么多比你更应该关心这个国家关心这个社会的人，他们天天在干什么？还不是逍遥快活！你干吗要让一些东西逍遥快活而你去死啊。再说，有无数的国人早就不要脸了，无数的国人也早就毫无尊严了。既如此，这片“神奇的土地”是好是坏，对你我而言，就应该也只能是“管他娘”了。

 

一想到你的死，就让我更坚定地这么认为。

           

2014-1-12晚饭七点半后

 

附录：

 

 

昨天在网上看新闻，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名字：人民日报副刊主编徐怀谦跳楼自杀！

 

我认识这个人，也许算不上认识，就是在生命的某个点上，与他有过短暂的交集。因为去国太久，我不知道他是副刊主编，但是他所以能进人民日报，却与我有关，或者说，是我把他引进这家报社的。我参与了的这件事，影响了他的生命轨迹。

 

1989年初，我已经在人民日报工作了7年，到文艺部也5年了。在这5年里，除了最初、中间和最后的各两三个月，多数时间都是比较顺心的。领导开明，受到器重，能在报上写的基本上是自己愿意说的，没有什么抑郁。这主要是因为，报社是赵紫阳的嫡系部队，编辑部中多数人与中央高层的政见一致，上下同心。例外的几个月，头一次是84年初，批判人道主义异化论，周扬挨整；第二次是87年初胡耀邦下台，批判精神污染；第三次当然就是89年六四以后了。这些高层的事变，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心情。

 

但我现在要讲的，是当六四还没有发生。1989 年初，大约是3月吧，文艺部领导派我和另一位编辑高宁去北大中文系，挑选应届毕业生，也就是招工。这是我此生唯一一次参与人事工作，而我的出身、为人和性格完全不适合这一任务。所以派我去，大约因为是母校母系，有老师和留校同学的熟人关系，再加上我在业务上被信得过吧。

 

那年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班的班主任，是我的同学张鸣。他是我可以交心的朋友，至今还有联系。我们有两个名额，他推荐了三位学生，两男一女。男的是徐怀谦和另一人，女的叫杜英姿（后来也是主编级人物了）。

 

我们与他们见面，简单谈了谈，就带了材料回报社向领导复命。文艺部的领导请他们三位都来报社，算是面试吧。记得好像杜英姿喜欢文艺理论，就由评论组接谈；而徐怀谦写诗，他和另一男生是由当时管副刊的副主任舒展来谈的，要三中选二嘛。

 

后来听说，舒展向两位男生问了同一个问题：你对刘宾雁怎么看？那位不记得名字的同学大概心想，在人民日报当然必须说官话，就按照官方的调子批判了刘的自由化。而徐怀谦似乎是以比较独立的观点，肯定了刘的成绩。两个人的弃取，就在这一问一答中决定了：徐怀谦出线。

 

外人和这两位应试学生都不知道的是：人民日报里的人大都是胡耀邦、赵紫阳一派，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出党的三人里，两人都出自报社（王若水、刘宾雁）。报社中人互相影响，思想相通，物伤其类，当然不愿意批判同事。而舒展本人也曾名列右派，他与刘宾雁是老朋友了。

 

就这样，徐怀谦以其说真话，被招进了报社。而我在其中，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我所以记得这是 3 月间的事，是因为4月里文艺部有个出京的活动，然后就是胡耀邦逝世了，然后就天翻地覆了，然后人民日报就改朝换代了。报社原领导或告病，或被免，新领导进驻，我们的处境就像是国民党留用人员了。六、七两个月，先抓版面宣传上的扭转方向；到八月里开始整人，叫做“清查整顿”。

 

我就在八月里出国了，而且是一去不返。

 

天翻地覆了，也就完全忘记了招新人的事。按常理推测，徐怀谦他们作为北大学生，肯定参与了学生运动。但直到我离开，没有再见过他们。

 

直到昨天在新闻里，我才得知那一届的北大毕业生，被送到首钢，劳动教育了一年。然后他们按照原来的分配方案，进了人民日报。我几次回国还到报社看老同事，但因为不熟，没有见过徐怀谦。后来据说徐怀谦写了很多杂文，据说他感叹想的不能说，说的不能写，写的无处发。据说他患了抑郁症，据说他因病在家中跳楼自杀。时在8月22日，他已在人民日报工作了22年；而我，离开已经23年了。

 

我几乎不记得他的模样，在网上看到的照片是陌生的，只有名字不忘。因为不熟，我并不太悲伤。只是感叹生命轨迹的奇诡，我与他曾在同校同系读书，又在同报社的同一部门工作，只是都不同时，连失之交臂都算不上。但是，在1989年那个特殊时刻的前夕，我与他的人生轨迹，曾经有短暂的交集。只是一瞬，然后，又分道扬镳。

 

在那个历史改变的时刻，我走了，他来了。

 

就在前天，他走了，我还在。

 

作为痴长十几岁的师兄，我问自己：如果当年没有把你引入这个工作，你的命运会不同么？

 

急就于8月24日凌晨2时

 

 

上周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奥利匹克山渡假，海阔山高；归程上读到一条消息，却是抑郁逼窄的感觉。消息说，《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徐怀谦跳楼自杀了。内人问我：“你认识他吗？”

 

当然不认识。他进人民日报的时候，我已经被这家报社“双开”了，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然而，看到徐先生的死讯，读到他生前的一些语句，还有网上的热议，不管究竟为了什么他走上这样的绝路，也不管我并不认识他，甚至在此之前也从来没有听闻过他的大名，我都心头沉重。单看那生命的轨迹吧，同样是从山东乡下考进北大中文系，同样是后来进入人民日报工作，同样写过些杂文，尽管这之间相隔一维而逝的几年、十几年时间。

 

那年听到自己被开除的消息后，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彻底舒服》。这个典故来自毛的两句话，曰“消灭一点，舒服一点；彻底消灭，彻底舒服”。我被彻底消灭了，当然也就彻底舒服了。不然的话，我想，应该自杀的本来是我吧？

 

回家后，在网上读到署名“房崇”的这篇文章，愈发感慨。我想我知道“房崇”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他应该是我北大中文系七七级的同学（他是文学专业，我是新闻专业），后来也是我在《人民日报》的同事（他在文艺部，我在评论部）。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我还记得到北大之后的第一个学期，听谢冕老师的课或者讲座，老师评论赏析一些出色的诗作，其中一首就是这位同学上大学前所发表的作品；这位同学当时就在课堂里。我顺着看了他在“文学城”的博客，那就完全确定“房崇”是这位同学无疑了。他也是和我同一年离开金台西路二号（人民日报所在地）的大院的，只是我二月份就出国了，他是在经历了春夏之交那一切之后才远走高飞的。现在我们同在加拿大，虽然东西相隔五千公里。从博客中，我感觉到，我的这位老同学、原同事、在出类拔萃的北大文学专业七七级之中仍无愧才子之称的当年的优秀青年诗人，生活得踏实、安宁、潇洒、自由。看他和徐怀谦的人生交集，更是颇有戏剧性的。设想“房崇”二十三年来的经历，回顾自己“乘桴浮于海”的沧桑，感喟徐怀谦的生命悲剧，还是一句话：自由真好！

 

很想给“房崇”留个言，但是我不会操作。还是转载此文吧，并借此写上这么几句话，作为对逝者的悼念，也作为对生命的反省。

 

2012年8曰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