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凌晨，巫宁坤先生平静地仙逝于他的美国寓所。很快，我就见到了一些情挚意切的悼念文字，并随之重读了余英时先生为巫先生的自传——《一滴泪》所写的长篇序言。8月22日下午，巫先生的葬礼结束后，我又下载了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对巫一毛的采访录。接着，我就读到了来自《经济观察报》书评的“巫宁坤与李政道”这篇短文。
短文开篇介绍说，1951年7月中旬，时年31岁的巫宁坤终止了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的学业，取道旧金山返回中国大陆。他与前往送行的芝大校友李政道合影留念后，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年仅25岁的李政道笑了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那时，巫宁坤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
短文所描述的上述史实，不由得令我对当年的年轻小伙子李政道心生叹服之意。他虽然专攻物理学，但他在政治上的成熟与明白，实在是超乎许多年长者之上的。他已然确认，一个人可以不被洗脑与必须被洗脑，实有天壤之别。如果一个人成功被洗脑，就只会与官家保持一致，而不再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一个人在被洗脑上不合作，则受到劫难和凌辱将铁定是大概率事件，也必然难于成就开创性的人生事功。
与李政道相比，巫宁坤在政治上的确显得天真幼稚。但是，由于1951年回国之前，“他的价值意识及由此而衍生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也已大致定型”（余英时语），故回国不到六个星期，他就开始感知李政道说的“洗脑子”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并从1954年到1979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中，由于对洗脑子“伟业”的天然不合作、不配合，而受尽了极权制度施加的各种政治迫害。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他经过无数劫难而始终保持住原有的价值系统（余英时语）。1980年12月，巫宁坤在成都“全国外国文学会议”上，公开说出了许多人心中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选取自由的文学，谢绝奴役人的革命！”
正是这样一位对“洗脑子”断然说不、对“奴役人”决然谢绝的巫宁坤先生，赢得了我的敬重。即便他于1991年去国赴美定居，我依然敬重他。于是，便有了下面这个多少染上点传奇色彩的小故事。
1996年6月号《英语世界》杂志上，登载了一则简讯：为庆祝商务印书馆建馆100周年，庆祝《英语世界》出版发行100期暨创刊15周年，本刊特举办100名幸运读者抽奖活动。杂志社要求相关读者于1996年9月5日前将答卷寄往其抽奖活动组。答卷列有7道必答题，其中第3道题是：我最喜欢的《英语世界》作、译者是谁。出于实话实说的脾性，我给出的回答是：我最喜欢的《英语世界》作者是方励之，译者是巫宁坤。
1996年11月号《英语世界》杂志第96页上，公布了百名幸运读者名单。可以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居然中奖了，而且我的名字竟“幸运地”赫然位列第一！（见附照）
虽然杂志社说：100名幸运读者是1996年9月20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的庆祝招待会上抽奖产生的，但我一直不能相信这一说法。我更愿意相信，至少我的排名，不是冥冥之中被抽出来的；而是对方励之、巫宁坤怀有同样敬重之心的《英语世界》工作人员，刻意违反抽奖规矩人为内定的。
2007年秋冬，我有幸与巫先生的女儿巫一毛共过事。我还记得，自己曾将上述故事简要告诉了一毛，并要她向父亲转述。
读了“巫宁坤与李政道”之后，有一件事在我的心头来回转悠，那就是：认定一个国家的先进与落后，断言一种制度的优良与差劲，看来存在简明易懂的客观判据。而且我觉得，下面两条判据是比较合适的：一是68年前李政道一语中的提到的判据，即看一个国家中，一种制度下，民众是必须被洗脑，还是能够免于被洗脑。二是看一个国家中，一种制度下，官员是必须依法公布财产，还是能够免于公布财产。基于这两条判据，人们不难明白：民众能够免于被洗脑、官员不能免于公布财产的国家，是比较先进的国家；其制度，是比较优良的制度。而民众必须被洗脑、官员却能够免于公布财产的国家，则无疑是落后的国家；其制度，乃是差劲的制度。
2019年8月27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8月28日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