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事态已逾百日，港人行为，可歌可泣，世界为之动容。从常情常理上讲，大陆人更应心灵震颤。面对中共极权无所不用的卑劣手段，并不是说大陆人非要群起效法港人，但脸色上，眼神上，私下语言上，总该有所表示。然而，大陆人这一次的反应，使用寒心二字已不够了。
先说说我的一点切身感受。
我居住地附近的超市店老板每次见我都很热情，当然首先是生意关系起的作用。一天晚上，他快收工了，店里无他人，我买罢小东西，主动与他聊起来。
“香港的事，你知不知道？”
“知道，暴徒闹事呗。”
“香港也就700多万人口，一两百万人上街游行，几乎家家户户出动，能有这么多暴徒吗？”
“微信上，新闻里是这么说。”
“你真个相信？你都有孙子啦，不会不明白一些生活常识，比如说这么大动静，几个十几个暴徒成得了事？”
这位店老板嘿嘿地笑了两声，转而规劝我，“想那么多干什么？再说，我们老了，还能干什么？”
又一天，与几位河南客户谈罢生意，我再次主动提起了香港事态，请教他们怎么看待。
“瞎闹，没有用。”一人说。
又一人说“那里外国人多，外国人看不得中国发展，说他们搅浑水，合逻辑。”
第三人说道：“经济已经不行了，再闹，只怕更加。。。。。。”
他的打扮时尚的妻子说:“我们不想关心那些事。”
几天后，我跟另一个常弄大项目的人再度提了香港事态。他说：“这个时候闹什么事啊，不是帮美国打贸易战送粮草吗？”
我道：“恐怕这是两回事，况且，贸战自有深刻原因。据说，我们入世的各项承诺，大多不兑现，不讲信用终难服人。”
他答：“我看是一回事，这一点，我站党和政府一边，没错，我们很多承诺不兑现，他们还骂我们政府是流氓哩。流氓怎么样？大不了也是流氓对流氓。”一会儿后，他又不无诚恳的说：“你没必要冲动。你看看，现在有学识的人还有几个冲动？”
这天晚上接到一位亲戚电话，我和他好几年未通过话了。他是60年代的哈工大优才生，早先身为“臭老九”与我还谈得来。他也说：“你不必冲动。我看国家还是大有可为，国家太大，要理解。你别以为我是个搞工科的，我也有几个文科出来的朋友，他们跟你可不同调。”
我碍住情面，尽可能语气平和：“我以为首先是个立场问题。新加坡有个人挺有学识，我的感觉他是在提醒北京，断香港的水，不信港人不屈服。据说北京每年给他五百万，如果属实，他多半也是不发声不行。《环球时报》那个胡锡进，一出场就手舞足蹈，眉飞色舞，表现得很自信。他们当然是走对了路子，唱对了调子。”
亲戚又劝我：“香港的事是非曲直，北京不会胸里无数。但是它有什么好法子，香港闹不怕，怕内地学样，那样真会有人人头落地。从这个大局看，压制香港是对的。”
我不再客套：“你指的是哪些人可能人头落地？但是他们怜悯过小百姓死于非命吗？凭什么谷开来可以活，夏俊峰，贾敬龙非杀不可？”
一天上午，忽路遇一位早相识的大学副教授，教法学的。他这样说：“香港年轻人弄错了对象，例如高房价明显来自资本主义制度痼疾，中共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的，你看好啦，再过几十年，谁对谁错，世界就会明白。”
我笑到：“我不想谈主义。我只问你特区政府每干一件事有没有后台老板？这是两制吗？”
他挺认真：“你呀，中毒太深，太深。”
这些人，显然反映了中产者的观念，那么下层劳动者呢？
我手下也有十几二十来号员工，多为农民工。其实，他们早已不是80年代前中国社会普遍蔑视的“乡里人”。8月底一天晚上，他们来我办公室结账和支领工钱。事毕，我请他们多坐一会，喝喝茶，聊会天。
我开门见山：“香港的事，你们不会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李瓦工先开口：“暴徒闹事呗。”
我颇不客气：“你这口气，像是警察或解放军军官讲话。”
陈电工是在部队里入的党，他说：“香港总是中国城市，把国旗扯下来丢海里，还那个。。。。。有点伤感情。”
我道：“你小子的书读屁眼里去了。也不全怪你，你党的党课上不讲这一切。我给你上堂课吧。中国有国旗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那时候李鸿章办外交，感觉中国连个国旗都没有，国际交往不对等。后来中国就有了国旗，当时的国旗叫龙旗，上面有条龙。辛亥革命后，国旗成了青天白日。就是说，大清的龙旗不再代表中国。共产党夺得江山，青天白日国旗又作废。南京总统府顶上那面国旗也被扯下来，踩在脚下，看过电影电视的人都知道的。那两次，是不是也伤中国人感情？说到底，国旗啊，国歌啊，包括政府和国家，只要它们只认权贵，都可以反。”
吴电工接话：“老子一个月挣不到一万块钱，就没法生活，还房贷要几千，小孩读书，门面费，老爹老娘要给钱买药吃，现在又猪瘟，猪肉几十块钱一斤。拿一百块钱还敢去菜市场么？能买点什么回来？但是，我们这里能上街游行吗？再说，有几个人跟在你后面走？”
搬运工老辉说：反正现在没钱寸步难行，我只认钱。谁给我钱，谁是我大爷。不给钱，啥也别谈。”
周木工的妻子直催男人走，说:“那都是废话。回家，明天还要干活。”
众人齐附和：“走，走，明天还要干活。”
周木工朝我歉意的道：“她呀，在家里不也是天天骂，没办法，上有老下有小，共产党又厉害。就怕哪天没活干了。。。。。。真他妈那样，也只好豁出来。。。。。。游行没用，杀它一些人才管用。真的，该死的人太多了。”|
陈电工知道周木工去年一个官司输了，输的冤枉，窝心，就因为无钱请律师。他也是一片好心，提醒道：“杀人，你也得死，到时候，请律师都没用。”突又自嘲：“我们都只能怪自己，没本事又没个好爹，跑不出去，跑出去了也没人要。”
马上要开学了，趁着还有几天功夫，我电话联系了几家已成朋友的客户，请求与他们念大学的孩子通几句话。他们答应了。小岚是个女生，她不无骄傲地告诉我，她读的是理科，不是文科，理科生一般不探问社会上的热点新闻，反正什么人上台都需要理科生。小马也是个女生，她的回答是，学校里有条件的比的是消费和娱乐，没条件的也都还有一部手机，打发时间没问题。校园外的事，没几个人关心。学校和家长，都不支持。所以。。。。。。小严是个男生，长得虎头虎脑，胆子比女生还小。他奇怪我问的问题，从来没有人同他谈这些事儿。“我怕抓。”这话，他说了两次。
还有个事儿得谈谈。历史作用的影响吧，湖南人和四川人里面，仍不时能见到热血者，其他省就几乎绝迹了此类人。过去曾认为只要湖南人没死绝，中国就不会亡，现在看来也就是个口号。大厦要倾，一两根木头是支不住的。
这就不可以再就事论事。
今日大陆世道险恶，道德沦丧，人心处于半死或已死状态，早就成了不争事实。官家显然也警觉到了问题严重，采取了某些对应措施。例如央视电视剧频道大播亲情伦理剧。它对很多老年人还是起点作用的。不过总体上它已于事无补。作为垄断了一切资源的党和政府，世道人心弄成了只恐它自己都不敢认的地步，它不担责叫谁担责？
然而它却担不起责了也不敢担责了。我以为从中南海到各级党官实际胸里有数，它的深重罪孽已不可宽恕。要担责，它就得下台，就得接受清算。这太可怕，所以它只能硬撑着，同时幻想奇迹出现。首先就是尽快成为世界老大，赢得民族主义激情，使红朝功大于过。有了这一点，就什么都好办了。我以为习近平和一批视江山重于浮财的红二代会是这么想，当然这叫活在梦幻中。这帮人无知又狂妄，太小看了世界老大四字应有的涵义。多数官僚属于“务实派”深感无力回天又不甘心，只能且行且看。例如中堂与大海，多半代表了这一派人。他们可以私下庆幸的一点是，他们身上血债少，一旦迎来了众神的末日，他们或许可得到宽恕，况且必要时还可对旧王朝反戈一击。真正的死硬派应是那些盗窃了天量财富的红二代，官二代，军内少壮派，人数上未必占优势，但能量大于“务实派”。今天的条件下，他们拥有的杀手锏就是习近平也不敢不顾忌。只一句“你他妈的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就足以令不同意见禁言。他们分明作了最后准备，“想变天，那就请你们先死吧。”他们的存在，足以绑架中上层官僚。
此情况决定了红朝已不可救药。也决定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并且就算庆父很快死了，相当时间内仍将鲁难未已。因为世道人心不可能马上起死回生。只要不是和平地，有序地转型，唤醒已死的人心少说也得两代人时间。换言之这个时间段内，什么凶险的局面都可能发生。因为人心冷漠的后面是没有了正义感公益心，没有正义感公益心的民心发起狂来一样不会讲底线。
那么，未来相当时间内，中国会朝理想主义者或民运人士希望的路上走吗？
因此还得谈点文化。
概略地讲，如果说宋朝的繁华表现了中国文明罕见的夕阳红，崖山便是中国文化，气质的悲壮绝唱。尔后元灭宋，清灭明，重要的不是王朝更迭，而是中国文化，气质从此自甘沉沦。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儒教，起了极为恶劣作用。突出表现为教化国人围绕着孝道大做文章的同时，放纵强权强人对良知大力剿杀。从此良知宝贵的品质如质疑，逻辑，社会正义感，社会关爱心，全让位于孝与忠。是以良知既无，良心也就蜕化成虚伪。恶性循环，水涨船高。文明创意成了不务正业的标新立异，对庙堂和家长的不同意见被视为大逆不道，专制更加猖狂，奴性深入骨髓。尔后蒙元，满清统治不受欢迎，首因并不是它们的暴虐统治，而是因为异族人。
借海风而建立的民国，首功在于引进了自由，民主，人权，个性的新风气，精神上支持了尔后的抗日战争。不幸，它只是滋润了土壤，并未真正撬动文明的地基。不过，文明源流总算前行了一大步。他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汉文明，汉文化通过转型是可以凤凰重生的。二，转型过程中朝野务必珍惜，呵护新的精气神。
浅薄的国粹卫道士不屑这两点，狂妄的中共邪教更是反着来，“新中国”的外衣下面，世道人心实际回到了皇朝的原点。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得势，居然与城里人的地位大大优越于乡里人，贫下中农远比四类分子身份高贵，密不可分。便是大多数“臭老九。”仅仅一个薪酬上的优势，也使他们并不屑于多瞅工人，农民，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他们乐意被招安的重要原因。这决不是正常社会应具有的良知。将此种种视为外来马列社会主义的作用，小部分对，大部分错，后者仍属于家丑不可外扬。三十年来不可收拾的官德损，民德毁，实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以为事物的真相是，红朝仍打马列社会主义招牌也是没了办法。它不能走所谓邪路，那样得垮台。又不能公然再打皇朝牌子，那也是找死。更不能打伊斯兰教原教旨的“圣战”招牌，那是向世界宣战。它还有什么招眼球的旗帜呢？如果说红一代还对马列社会主义招牌有所眷恋，红二代就是只认权与钱。实际，马列社会主义从未在中国民间真正扎根，红朝固然是借助苏俄的试管出来的怪胎，DNA还是取自大秦帝国，认识这两点很重要。某种意义上，今天的红朝并不是真正反感很多人在马列学说或所谓习江斗等上面做文章，此类文章骨子里仍是“第二种忠诚”。中共决不能容忍的是直指它的法西斯加恐怖组织真相。中国多数文化人至今不正视这一点，怎不令人悲哀。
固然，大多数地域性文化总是跟不上文明演进的步伐，此为世界共相，但中国文化又属殊相，源自源远流长的自成一体与自视过高。此种文化只适合于慢节奏的农耕文明，同时统治阶级有所自律常施“仁政”，例如唐，宋时期。他不适应大秦帝国那种法西斯模式，那种只张不弛生活迟早会把弓弦拉断，让文明堕于悬崖。这方面它很对。它也不适应法治经济生活，无条件的忠，孝后面是严格的等级关系，严重悖于对等原则与契约精神。这方面，它大错。前者见证于红朝毛泽东时代的恐怖血腥，后者见证于六四后三十年的权贵资本主义。尤为可怕的是，最大的恶果是精英阶层广染此病后，上助长权贵们以卑鄙的权术为荣，下引领草民们不以凶残的互害为耻。每逢重大社会危机，社会溃烂便呈直线上升。红朝七十年，文化人作为整体，辛酸唯有自知。但是他们的辛酸又属于自贱自找，因为时代变化早已明白昭告中国文化需要融合进世界，只有融进世界后通过创新再图影响世界，他们却总是对“特色”难舍难分。
今天，这个文明的内功，内力都已走到了尽头，全由器物建设支撑国家躯壳。此为百年来未有过的有形绩效，但人心崩溃也为百年来未有。况且有形绩效分为国家经济与民生经济两个部分。中国特色的国家经济很大一部分就是权贵们的提款机。而无论农业经济还是工业经济都不可能一直直线上扬。其实除以天量人口不可少的耗费，也就是个勉强度日。经济神话的后面，并无支持大萧条两年以上的实力。从一个方面看，只要经济不出大问题，中国社会不论如何溃烂，都不会地裂山崩，中共可以用钱和枪摆平一切。它的自信不是全无依据。仿佛几个屠夫，面对的是成千上万头猪，不会担心大反抗一样。从另一个方面看，即便是猪，没了猪食，它也会为求生而咬而战。意味着经济一旦出来大问题，中国社会就会大混战。既然没有了良心良知充当生活的润滑油，粘结剂和解毒药，届时各省寻求自保就是无奈选择。然而，当年的东南互保与十八省独立的情况不会再现了，那是以退为进，社会犹存凝聚力，精英阶层仍忌惮羞耻，民间固然愚昧并不缺朴实。日后的自保行为，很可能就是效法台港的庆幸远离了浑水。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也就更加有了对浑水畏而远之的理由。
这样，再谈深化改开，已是何其可笑。谈爱国谈和理非谈文化运动，全不接地气。只恐谈如何打倒极权都似乎有点失重之嫌。该考虑给大中国准备后事了。如果民主仍只能是天边闪电，这个文明走向自我衰亡，都可能是这个世纪的事儿。
若果如此，蒙元，满清，俄国，日本皆未能实现消灭中国文明的春秋大梦，将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这个人世上极罕见的伟光正能够完成此万世功业，也与这个文化及其世道人心予它的滋养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