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读《荀子·尧问》，里面讲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故事：
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曰：“亦尝有以楚庄王之语闻于左右者乎？”武侯曰：“楚庄王之语何如？”吴起对曰：“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忧色。申公巫臣进问曰：‘王朝而有忧色，何也’？庄王曰：‘不穀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是以忧也。其在仲虺之言也，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国几于亡乎！是以忧也。’楚庄王以忧，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
这段故事用现代白话来讲述是这样的：
魏武侯（魏国国君）谋划朝政、作出决断，总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异乎寻常的高妙精当，恰到好处。群臣没有一个能及得上他，都对他唯有服气和顶礼膜拜而已。退朝后武侯一脸喜色，其踌躇满志和嘚瑟自嗨之状溢于言表。
大将军吴起见魏武侯不自知一至于此，忍不住上前问道：“主公何故高兴至此？”武侯回答：“我怎么能不高兴呢？每次咱君臣议政，大家都是赤胆忠心，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思想高度统一，听不到一丁点杂音，没有人跳出来妄议朝政方针，每项决策都获得全体通过，朝政会议一无例外都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君臣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作为君王，见到大家伙拧成一股绳，和衷共济，我能不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吗？”
吴起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似的“哦” 了一声，然后说：“原来如此。” 稍顿，他又问：“主公可曾听到周围人跟您讲起楚庄王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吗？” 武侯说：“没有啊。请问，楚庄王讲过什么话呢？”
吴起想了想说：“楚庄王谋划朝政、作出决断也很厉害，群臣里没有一个人能及得上他；但是退朝后他却面带忧虑之色。楚国大夫申公巫臣上前询问道：‘大王上朝议政，结束后脸带忧色，莫非碰到什么不愉快的事了吗？’楚庄王说：‘寡人谋事得当，群臣一片赞声，无人提出异议，因而忧虑。’ 申公巫臣大惑不解，说：‘大家对您一片忠心，何故多虑？’庄王说：‘记得商朝时的仲虺（商汤王的左相）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诸侯若得能者为师就能称王，得到诤友规劝就能称霸，得到质疑问难和解疑释惑的高人指点就能长存；而独断专行却又总以为自己厉害得没人比得上的人必定自取灭亡。” 现在寡人这么无能，而群臣里边居然还没一个人赶得上自己！谋划朝政大事，开一次群臣会议，要耗费咱楚国多少钱财啊？但花了这么多钱财，居然买不到一句真知灼见和不同意见。我讲对了，群臣是好好好；我讲错了，他们也是好好好，清一色的颂扬之声充斥朝堂。你说，咱开这个朝政大会有什么用？花这个冤枉钱干啥？得到此等忠心又有何益处？唉，看来咱楚国离亡国灭种已不远了。我为此感到十分焦虑，坐卧不宁啊！’ ”
吴起讲到这里，突然话锋一转说：“主公您看，同是议政，您和楚庄王都高招迭出，无人匹敌，但楚庄王因此忧容满面，而您却因此喜形于色啊！”
魏武侯听到这里，脸上再也挂不住，连连后退几步，拱手拜了两拜说：“是上天派您来拯救寡人的过失啊！”
二
魏武侯上朝与群臣议政，什么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下面的人都恭恭敬敬，服服帖帖，没有人敢提出质疑或发表不同看法。这在魏武侯看来，自己在尽情发挥聪明才智和高瞻远瞩，做臣下的没有人胆敢跳出来跟自己抬杠或过不去，都一片声地赞同或称颂，这不就是“绝对忠心”吗？君臣之间如此和谐团结，思维统一，同舟共济，他魏武侯退朝后有什么理由不高兴呢？他喜不自禁，纯属人之常情。就是换了我们自己，也必定会这样。
可问题是，文武百官都提不出异议，究竟是真相还是假象？如果是真相，那说明群臣里面确实没有人能超过魏武侯。但这种真相显然经不起进一步推敲，至少大将吴起就不一定比魏武侯差。其他人究竟怎么样，还不好说。如果是假象，那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比方说，魏武侯喜好个人专断，容不得不同意见，那大家就只能闭嘴。表面看来，群臣确实没有不同意见，好像都服膺武侯的决断或对其“绝对忠心”；而实际呢？假如大家都是因为惧怕他而不敢出声，那恐怕就不是什么好兆头了。
退一步说，就算不是假象而是真相，也不见得就是好事。群臣都这么无能，就他魏武侯一个人比比划划，一锤定音，谁又能保证不出岔子？出了岔子怎么办？谁来担责？拿什么担责？补救的预案何在？因此，“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无论真相还是假象，都十分堪忧。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魏武侯居然还志得意满、乐不可支，难怪有头脑的吴起要上前提醒他了。
与魏武侯相反，楚庄王见到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群臣们都对他“绝对忠心”，没有一个人提出质疑或发表不同意见，便忧心忡忡，寝食难安。他感到此种现象十分不妙，甚至可说是亡国的预兆。他有此认识当然不是毫无来由，他依稀记得商汤王的左相仲虺曾经说过的一番话，“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这番话使得他的头脑能够时刻保持清醒。
其实，讲这番话的商代仲虺，距离楚庄王的春秋时代，少说也有千把来年，他居然一直将此话搁在心里。也只有雄才大略的楚庄王才有此襟怀和见识，他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当非偶然。可尽管如此，楚庄王还照样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并总是自称“不穀” “不肖”（无德无能）；而不是沾沾自喜，狂妄自大。在一片颂扬和忠诚之声围绕自己时，他还能保持清醒和忧患意识，实属难得。这方面，那个 “闻‘忠’则喜”的魏武侯显然差了一大截。好在魏武侯还算明白，最后还能听进吴起的劝告，这说明他尚未愚蠢昏庸到不可救治的地步。
三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么一点，古代君王听取不同意见或勇于纳谏，主要还取决于个人素质和开明程度。君王素质较高或足够开明，那臣下提出不同意见或许会成为可能。而如果君王昏庸颟頇，暴虐无道，那臣下差不多就只能万马齐喑了。
而事实上，君王的高素质和足够开明，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数千年的专制史里边，类似的君王可说凤毛麟角，寥寥无几。而更多的君王则是愚蠢加流氓。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面对更多愚蠢加流氓的君王，你的建言献策或不同意见，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听进去乃至得到采纳？
我们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极而言之，它不光不可能，而且你还将有性命之忧，甚至株连九族。请问，你提意见，要面临如此巨大的风险和难以解脱的恐惧，你还敢吗？我想，换了谁都不愿开这个臭口了。所以说，“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实在是事出有因，决非群臣都及不上魏武侯这么简单吧？
那么，楚庄王呢？他是个开明而又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跟群臣议政时，何以也会遇到“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这样一种昏庸之君才会遇到的情形呢？
要说群臣都不如楚庄王，恐怕也缺乏说服力；就算真是如此，那群臣也不至于都没有自己的看法吧？要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假如不是楚庄王专横跋扈或外在的压力过大，那大家各抒己见，就是冒出一二句蠢话来又有何妨呢？因此我总想，更有可能的情形是，群臣都担心多嘴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和无边的恐惧。
为了说明这点，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
楚庄王有一匹心爱的宝马，他给它的待遇不仅超过老百姓，而且还超过楚国大夫。楚庄王给宝马穿刺绣的衣服，吃富人才吃得起的枣脯，住富丽堂皇的房子。后来，这匹宝马因恩宠过度，得肥胖症死了。楚庄王命群臣给它发丧，并要以大夫之礼为之安葬。群臣私下议论说楚庄王是在侮辱大家，马比人都尊贵，我等群臣情何以堪哪？这些不满很快传到楚庄王的耳朵里，他下令，再有妄议葬马者，定斩不饶，勿谓言之不预。
优孟（楚国艺人）听说楚庄王厚葬宝马的事，跑进大殿，仰天痛哭。楚庄王很是吃惊，忙问其故。优孟说：“这匹马是大王心爱的宝物，就凭咱楚国这么强大的国家，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却还只用大夫的薄礼来埋葬它？太吝啬了嘛，请用君王的礼仪来厚葬它才对啊。”楚庄王听出这货话中有话，沉默片刻以后说：“我的过错难道竟到如此地步了吗？”于是放弃了厚葬宝马之举。（事见《史记·滑稽列传》）
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出，楚庄王也并非总是贤明，他也有昏庸无道的时候。以大夫之礼厚葬宝马，尽管群臣有意见，但都不敢当面说出来，担心会搭上脑袋。最后也只好由戏子来装疯卖傻“高级黑”，才得以开导之。由此可见，“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也并非群臣都不如他，而是由于恐惧。
再来看一件事：楚庄王打算讨伐陈国，先派人去侦察。使者经过一番侦察后回来说：“不可兴兵讨伐。”楚庄王问：“为什么？”使者回答说：“陈国城墙高大，护城河深邃，积蓄的财粮很多啊。”
大臣宁国不以为然，说：“可以讨伐。陈国是小国，财粮积蓄却那么多，这是因为赋敛沉重，老百姓一定十分怨恨统治者。城墙高大，护城河深邃，老百姓必然心力疲惫。若大王派兵去讨伐，陈国可一举拿下。”楚庄王从其计，于是攻下陈国。（事见《吕氏春秋》）
对此，历史书上通常的评议是这样说的：1. 同一种现象，使者和宁国却做出了不同的判断。使者只是观察到了陈国看似强大的外表，而宁国则看到了陈国腐败必亡的实质。它启发我们，看问题要全面、辩证，要透过现象看本质。2. 百姓安定是治国之本。宁国从“城郭高，沟壑深，畜积多”的现象，看到了陈国赋敛沉重、老百姓受欺压的本质，从而得出“陈国可伐”之见。
依照我的看法，这个评议看似有理，实则无理。楚庄王有意伐陈，宁国想必已揣摩透了其心思。就是说，宁国一定要怂恿楚庄王这么做，以“投其所好”。虽然宁国的解读似乎也言之成理，但如果反过来想一想，你楚国就不是“城郭高，沟壑深，畜积多”吗？再说了，人家一个小国，完全是为着防范大国的侵略才不得已这样搞的，并非蓄意盘剥百姓。而你楚庄王为了争霸，问鼎中原，连年征战，赋税就不重？死伤就不多？老百姓就没有怨言？伐宋，耗时9个多月；伐郑，用去3个多月；现在又要伐陈。你说，此等征伐要耗费楚国多少民脂民膏和死伤多少无辜百姓的性命？楚国看上去强盛，其实不过是军事上张牙舞爪，内囊早就空了；老百姓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而对于被征伐之国来说，又将是怎样深重的灾难啊？另外，兴师征伐属军国大计，就凭他宁国几句胡说八道，君臣间就一拍即合？
我真是想不通，为什么鼓动战争的人会得到历史上肯定的评价？宁国真要是为两国的百姓考虑，应该阻止征伐，而不是投楚王所好；这样才是真正的利国利民利天下。然而问题是，宁国敢不敢阻止征伐？敢不敢指出自己的楚国也跟陈国一样“城郭高，沟壑深，畜积多，民怨沸”？我想他大概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吧？也就是说，让他顺从楚庄王的意志，他敢；让他拂逆楚庄王的意志，他就不敢。
因此可以说，即便面对开明的楚庄王，你臣下也不是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的。因为王权大于天，一旦龙颜大怒，你很可能就没命了。在君权神授的专制时代，无论是糊涂的魏武侯，还是开明的楚庄王，群臣发表自己的看法，都是要受到极大限制的，“伴君如伴虎”嘛。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装糊涂（群臣莫能逮）或歌功颂德、投其所好，此即所谓“绝对忠诚”。王权是不存在边界的，他可以怎么想就怎么做；但你决不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已成了政治正确的“天条”，谁也不敢对此提出怀疑。
四
我们已讲过，数千年的专制史里边，高素质的开明君主寥寥无几，绝大多数都是愚蠢加流氓的昏暴之君。面对昏暴之君，做臣下的自然就只能噤若寒蝉、诚惶诚恐。然而面对开明之君，你就一定能畅所欲言了吗？显然也不能，“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就是明证。虽然楚庄王意识到群臣没有不同意见是不祥之兆或亡国之象，但他事实上是否就能放下身段和君王之尊去容忍甚至放任臣下不加约束地妄议朝政呢？我想，凡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不可能给出肯定的回答。
这就是人治和家天下的特征。所谓“人治”，就是指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统治者个人的道德、行为和好恶，而不是法律。统治者的道德、言行和好恶是规范被统治者道德、言行和好恶的尺度。君王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道德、言行和好恶毫无疑问就成了群臣和子民的标准和金科玉律。这样的标准和金科玉律就等同“天条”，是唯我独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你做臣下的要是对它提出质疑，那就是大逆不道和犯上作乱，最后的结果很可能要被治罪或者杀头。你说，此种情形下，谁还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去冒犯龙颜？
至于“家天下”，则更好理解。君王把国家当作自家的私产，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说，江山是他打下来的，天下都成了他家的私有财产，朝政方针自然也就成了他的家事私事，谁还敢说三道四呢？
因此，某某君主“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实在不是群臣脑子笨，而是他们不敢妄议，怕因此招来祸端，甚或丢掉身家性命。即便遇到像楚庄王那样开明的君主，群臣同样不敢尽情抒发己见。原因很简单，楚庄王也不是始终如一地开明，更多的时候他是不可冒犯的。假如他突然恼火了，要宰了你，你一个臣子的小命算个啥？不就是动根小指头弄死一只蚂蚁吗？
所以说，归根到底不在于群臣是否及得上君王和敢不敢提出不同意见；而在于是否存在容纳不同意见的宽松环境以及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于搞清楚天下或江山究竟是君王的私产还是这块国土上全体百姓的公共资源，而在于当君王昏庸无道时，他的权力是否有某种牵制的力量能与其抗衡，直至拿下昏君。
一句话，整个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制度环境和国家观等等是否支持质疑、批判、异见和话语自由，这才是决定人们是否敢于表达己见的关键。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据说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里，先贤圣哲群星璀璨，居然没有一位对此进行过思考。那种率性表达和免于恐惧的人身自由，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几乎从来就没有被提出和认可过；而且始终未能走出把恐惧视作忠诚的误区。倒是不断寄希望于明君、贤臣和清官出现的观念一枝独秀，绵延不绝。
简而言之，“武侯之喜”固然可笑可叹，但 “庄王之忧”就一定可喜可贺吗？看来未必。楚庄王虽然意识到没有不同意见是亡国之兆，但他能改变它吗？肯定不能。他也不想改变，因为他和所有专制者一样，必定要维护和强化自己作为君王的威严和独尊地位。故据我看来，有没有人敢提出不同意见，其实不必去“忧”。真正应该“忧” 的，是有没有一种宽松的环境和不可违的“天理”，能确保提不同意见和自由表达者免于恐惧。恐惧不解除，何来新见异见露头？
因此我认为，被传统文化一再褒扬的“文死谏，武死战”（如楚国的屈原），其实算不上什么忠诚和勇敢，倒更像是愚昧和智障。面对恐惧和无助，明智者宁可选择捍卫生命的尊严，也决不做以死效忠的脑残。
2019. 06. 11初稿
2019. 10. 31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