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岛”这个概念来自著名的英国地缘政治学家H.J.麦金德，他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论述了陆地与海洋、大陆强国与海洋强国之间的斗争，提出“世界岛”概念。我这里的世界岛有着不同的含义。可以说就是顾名思义，一个有着世界史枢纽或转折点意义的岛。
 
就如英国是曾经的欧洲均衡的保证人，也如美国是二战后全球秩序均衡的保证人，台湾是东亚秩序平衡的保证人。他们都是“世界岛”，孤悬于有可能破坏均衡秩序的大陆或者诸大陆之外，又能遏制其中的破坏，维持平衡。著名的雷蒙.阿隆在其著作《像帝国一样的共和国》写了长达15页的序言，题目是《世界岛》。他在《回忆录》中说，在欧洲，借用，借用麦金德的说法，世界岛可以维护它在世界大岛中的桥头堡地位，可以遏制陆地强国向边缘地区、沿海地区推进的势头。对于中美冷战而言，台湾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岛”，它是自由世界的桥头堡，能遏制陆地强国对外推进。我们可以把《河殇》的海洋蓝色文明和黄土高原黄色文化的冲突扯进来说，台湾也是抵御黄色文化的“世界岛”。
 
为台湾灯塔加油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与其诅咒大陆的黑暗，不如为台湾灯塔加油。
 
我们的处境就是没有抵抗权之下抵抗。我们的艰巨任务是史无前例的：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立宪成功。如何做无米之吹。
 
第一期7000亿元维稳经费出台时，我就想到维稳经费花在国内再次成为GDP ，这样维权人士真是帮助创造GDP的帮手，一起维护稳定。表面是被折腾，实际上是按摩拔罐，帮助身体健康。以小局边边角角的不稳定为代价，换取大局大盘子的稳定。这个算盘很精。习说维权是维稳的基础。
 
过去90年代民间人士想以市场经济和财产权的方式，实现推墙，结果是做大了体制，让体制成为巨无霸。03年开始想以维权实现推墙，结果是做了维稳的帮手。当然意图没有实现，反而走向扼杀自己的反面，但还是有个非意图结果：以鸡被杀的方式留了几个蛋，留了重建公民社会的力量。
 
葛兰西《狱中札记》的一个注释说，中世纪的异端运动是对于教会的政治活动的一种反动。这种异端运动建立在由公社的诞生所决定的社会冲突的基础上，并且代表了教会信徒团体活动内群众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后来被教会的托钵僧团的形成和一种新的宗教统一所重新吸收的民间宗教运动的诞生，而“缝合”了。没有组织和大规模行动形成的政治或社会运动，反对和异议微不足道。
 
例如长江流域水系，从三江源头到东海，每一个微末支流都会认为自己是长江主干道，因为都有自己的水汇入长江最后入海。支流的支流在山沟沟里，信息封闭没见世面，当从长江源头出发的主干道跨过支流，夸奖支流的支流几句，它很容易膨胀，把自己当作主干道，并且对原主干道取而代之。越到后面加入的，每一波支流的支流小水系都有草头王戏班子入戏的膨胀。我对这种事情的办法是：我干脆在东海。就是民国当归。
 
网友杨过说，这是重要理论预警:民国当归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维权理念的提出，在个体生存层面，我们指出了在地图民国意义下的不自由地区即大陆，维权是一种生存状态，活着本身是一种维权，是对现体制扭曲人类灵魂结构的一种制动。简单说，活着就是一种维权。第二个阶段，即改革已死，民国当归阶段，我们在公共社会的建制上，提出了民国取代当下的理念，对民国合法性的追溯，以及当下合法性的阙失论述了详尽。第三个阶段，即美国民国共同体（另外一种形式的中美国）的概念，这是民国当归的必然升华，民国是覆盖中美国的论述的。但中美国由于地理范围的扩大和世界历史意义的彰显，在论述中，引进了政治神学和更高宇宙论的观点。政治是源于对存在之爱。三个理论阶段，逐步升级，衔接完整，从个体，到公共空间，进而到世界历史。新罗马，是一个伟大均质，共和，普适的人类新共同体。在三个阶段，民国始终是最核心的一个钥语。只有不断的铺张民国语境，包括中美国在内的世界，才能有重新破涕为笑的可能。
 
民国在大陆
 
网友严季新说，天亮了，沉睡的人们起来吧，洗去脸上的污渍，洗去愁伤的面容，迎接光明。
 
民国并没有消失，在民族国家的边界上顽固存在。如果出国，就会知道。在国际法或者其他国家的国内法中，一个中国还是民国。不过在中共洗脑中毒的，中了魔咒的人眼里，大陆已经在民国之外。
 
城市土地的国有化，是文革中的一个文件，然后82宪法规定的。民国的传承到了文革才开始消灭，到了改革开放才断了。改革开放是民国国体最严重的时期。改革开放也是中共执政合法性危机最小的时期。之前大部分人内心不归顺，刺刀下的表面屈服。改革开放的分赃改变了这一点。
 
八九后去政治化的过程负荷了国体问题。从广场到反思广场失败经验98组党再到合法性暧昧的去组织化去中心多元的维权再到民国当归，这是一个不断去政治化去政治敏感政治高度节节后退的过程。民国当归降到最低点，然而嵌在民国国体与49政体中间，具有内战的总体性，在另外一个更大更宏观的领域获得最高的政治化和最高的政治高度。这就是民国国体问题。节节后退从中共政治撤到社会中来，符合现代性之社会废黜政治，然后从社会大多数人中重组再次长出政治性，它能超越八十年代以来的异议和反对，联合异议反对和不异议反对，包括沉默不语的和对体制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体制的主人对体制只有利用，没有忠诚），在异议反对和不异议反对之上开展事功。脱离了体制路径依赖给出的改革-革命范式。节节后退的过程中有一种逆流而上，就是倒逼，它带有最后交给体制解决的变相中央集权色彩。倒逼也算从社会再次长出，不过指向了政体问题，而不是国体问题。八九一代和八九一代的背叛者，都有极大规模的潜伏下来，而自我放逐自我流亡的极少。潜伏下来自然会有加入体制以改造体制最后被体制改造的极大可能，最后形成中国模式或新社会主义精神，以适应“行政吸纳政治”。八九是政体上的最大规模最高层次的攻城克寨，挫败感遍布华林之后，自然进入国体问题或者国体问题的替代品层次。八十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由政党宗派升格为超政党政治的国体或准国体问题，带有世界观色彩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或者是非政治或者反政治的宗教情怀或者文化身份的构建，例如公知，或基督徒身份。前者往往带有反自由主义色彩，后者有自由主义底色。这里需要区分国体和政体，甚至需要考虑是否已经进入国体时代，来应对。没有这种应对，沦陷于政体层面的反对党异议知识分子，很难对国体方面的解决方案产生感情和进行呼应，例如很排斥我的民国当归方案。
 
台湾的生存空间
 
台独背后的驱动力，也是民国国体追求的驱动力。台独是超政党政治，而民进党是超政党政治运动之上的政党。
 
台独当然是台湾人权运动之上的国体追求。你上次说的台湾的各种当下政策出于危机状态的自我保存。国体追求是生存空间的追求。
 
政体之上国体追求，与生存空间息息相关。以魏玛民国为例，对魏玛共和政体的过分期待和过分怨恨，源于一战后德国的战败割地赔款和二九年经济危机带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这二者是国家和个人的生存空间问题。纳粹德国是在魏玛宪法之下一次畸变，并没有改变魏玛民国的法统，也就是纳粹德国与魏玛共和国之间有继承关系，在魏玛民国的共和政体之上的，是关于生存空间的国体附带民生建设。纳粹德国的关键词是“生存空间”。如今港台在中共体制和国家资本主义国内殖民扩张之下，有了“生存空间”危机，所以有台独之太阳花运动，港独之本土前线。
 
制度与价值比较问题过于虚假，那是知识分子的抽象，坚持香港是自由堡垒，台湾是民主灯塔，都很扯淡。生存空间是生死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