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2014年認識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劉漢城先生。當年香港朋友舉辦系列關於西藏問題的講座，劉教授和本人都是其中的講者，但因為參加的是不同的講座，彼此未見面，但知道對方的名字。他在該年4月寫了一封信給我，與我討論西藏問題，信寄到了灣仔的開放雜誌社地址，但我已有兩年是在家中上班，很少到雜誌社，直到該年12月，開放雜誌停刊，辦公室要騰空退租，我回雜誌社收拾東西，才發現劉教授的來信，而這時退休的劉教授在7月與太太已離開香港定居美國。好在他信中留下了美國的電話，我們才開始電郵聯絡。
劉漢城教授在台北所作的西藏歷史演講
他告訴我，他個人獨自研究西藏歷史已好多年，很希望與同道的朋友磋商討論。並隨電郵寄來他的一些研究論文。說實話，我對西藏歷史認識非常膚淺，完全不是劉教授的討論對手，於是將他的論文轉寄給有研究的藏人朋友。
劉漢城教授本身的學術專業是管理科學，退休前為城市大學管理科學講座教授，西藏史研究是他的業餘愛好。劉教授從小就對中國歷史有很大興趣，閒暇空餘時間就埋首於中國浩瀚史料讀得不亦樂乎。而劉教授會關注到西藏歷史，據他自己說，源於20多年前一次與一個英國人爭論西藏問題。劉教授是出生於新加坡的華人，當時他同華人社會的絕大多數人一樣，從小被灌輸“西藏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的扭曲歷史觀，並對此深信不疑。當時他無法說服這個英國人，於是就到史料中去查找證據。結果不查不知，越查越覺得所謂西藏自古屬於中國之說根本就是一套謊言。2012年退休後，他開始一心一意皓首窮經於中國龐大的史料中，查詢西藏歷史真相，並決心將他的研究公諸於世。
2016年4月我和劉漢城教授均受邀參加在台北舉行的漢藏友好會議。劉教授在會上做了關於西藏歷史真相的專題報導。這一演講讓我大開眼界，尤其是他對中國元明清時代有關西藏歷史史料的介紹和分析，史料證據如此之雄辯無礙，我猶如上了一堂前所未有的文獻學課程。而在坐的藏人也佩服得五體投地，因為他引用中國史料所作的論述，有些連這些藏人也是聞所未聞的。
在劉教授的專題演講中，劉教授尖銳地批判了中共的西藏自古屬於中國的無稽謬說。他指出，中共最先稱，西藏成為中原王朝一部分始自唐文成公主入藏，因此說太過荒誕，中共自己也覺得說不過去，後來不得不將這個“自古”的時間點修正到元朝。他說，其實自元到民國，西藏從來未被中國真正統治過，但基於時間所限，在這次演講中，他主要談明朝時期。
劉教授首先批評中國歷史地理學權威譚其驤編寫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明朝地圖將西藏納入明朝版圖毫無任何歷史文獻可作依據，是典型的用今天的現實來改寫歷史真實的惡劣例子。他說，明朝時皇帝下令官修的地理書《敕修大明一統志》，明英宗作序，聲稱是要宣示“我國家一統之盛”，但卻沒有把西藏納入其統轄之中，而是將西蕃（即西藏）列入七十多個國家的外夷名單，附於《大明一統志》的明帝國版圖《大明一統之圖》也顯示，西藏的標註是在明帝國大一統的版圖之外，劉教授在會議上出示了這份地圖。劉教授問道，如果連明朝皇帝本人都沒有將西藏視為自己統治之地，後人又如何能夠將西藏添加到明朝版圖之中？
在劉教授對明史文獻的廣徵博引中，還提到了明朝時期的一些稱之為類書的民間通俗百科全書類的書籍，其記錄的明朝行政區，全部都沒有包括西藏在內，他特別以類書《萬用正宗不求人》為例。會後我們聊天，劉教授還談到唐朝文成公主、清朝時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金瓶掣籤認證，以及清朝駐藏大臣等歷史，他都有很深的研究，可以駁倒中國官方及其御用學者的說法。
我當時的感覺是，劉漢城教授對西藏和中國關係史的研究可以說具有前所未有的開創性。
記得2003年我前往西藏訪問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告訴我說，他們不追求西藏獨立，但他們不可能因此而接受所謂西藏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這樣的中共歷史觀，因為歷史的真相只有一個，不能因為遷就現實而扭曲真相。
但要說明真相就需史料來證明。有關歷史真相的論述，中共和藏人現是各說各話。藏民族是宗教民族，其文化傳統更多專注於精神和心靈層面，歷史記載比較薄弱，相比於最重視歷史，有兩千多年寫史傳統，史書史料數量全球第一的世俗性漢民族，無疑是比較吃虧的。再加上語言的隔閡，藏人要在浩如煙海的中文史料中挖掘真相，反駁中共之論述，難度也很大。而在中國境內，有關西藏歷史的研究有很多無法突破的禁區，有實力的西藏歷史研究者卻被綁手綁腳，無法講出真相，敢於講出真相的會受到打壓和迫害。中國著名的藏人學者降邊嘉措在1989年六四之前（趙紫陽執政時候）曾寫了一本十世班禪喇嘛的傳記，因為披露了中共佔領西藏後的一些歷史真相，此書在六四之後隨即被禁。
當然西方藏學家沒有這樣的政治禁忌，但浩瀚而艱澀的古代中文史料對於他們來說，卻是很大的難關。
但所有以上的困難，對於劉漢城教授都不存在。他受過嚴格的西方學術訓練，精通中英文，還懂德語，並熟悉古漢語和中國古代史料，而更重要的是，他生活在自由世界，服膺學術自由，而且敢於面對真相，不受大中華意識形態束縛。以上種種，讓他在西藏歷史研究中能脫穎而出，開拓出一片新的空間。而他的研究特點是用中國自己的史料來反駁中國政府的西藏自古屬於中國的偽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最近，劉教授20年西藏史研究部分心血已寫成一本800頁的煌煌巨著《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雪域出版社出版）。此書主要是分析明清兩朝史料。而他對唐、元兩個朝代，以及民國時期的研究，將會在他第二部待出版的著作中公之於眾。
在這部巨著中，劉教授廣徵博引，幾乎引用分析了所有能夠收集到的權威明清史料，其中包括官修、半官修典籍，明清公文檔案、士大夫學者的歷史地理著作、民間通俗百科全書性質的類書，以及西方的有關史料等。所涉及的領域也非常之廣泛，如明清兩朝的歷史地理、典章官職制度、行政體制、人口統計、土地和戶口政策、學政科舉、稅賦、法制、對外關係、朝貢制度等。而他由這些廣泛資料的分析所得結論只有一個：西藏並非明清兩朝的領土。
有關明朝部分，劉教授所引述的文獻有明代出版的14種地理典籍，分析非常之深入，除了前已提到過的明英宗作序的《敕修大明一統志》，我在這裡再簡單轉述劉教授提到的其中幾例資料。在明英宗之100年後的嘉靖年間，明狀元羅洪先所著的地圖集《廣輿圖》，受到後世很高評價，但這部被現代學者譽為“流傳甚廣，影響極大”的明代地圖集所稱的明帝國版圖只 “西至嘉峪”，即是說，明帝國西部國界到今天的甘肅嘉峪關即止，而嘉峪關離西藏東部邊界尚有上千里。到明朝末代皇帝崇禎一朝，進士陳組綬所著《皇明職方地圖》，西藏仍未在明帝國版圖中。
甚至明之後的清代官修明史和民間地理輿志之類，也沒有任何史料指西藏是明帝國的一部分。如清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圖》和《肇域記》所記載明代地理，國內領土並無西藏。而劉教授查閱了明代流行的十幾本通俗類書，均未將西藏列入國內行政區，而是將西藏或列入與日本、高麗、天竺、爪哇，甚至阿拉伯國家相類的外國、外夷或諸夷之列，或根本就未提到。
劉教授通過這些歷史地理史料，以及有關明朝的封贈、朝貢、戶口記錄、徵稅和執法等歷史記載，得出的結論是，明帝國不止是對西藏沒有主權，而且也毫無主權要求的野心。所謂明帝國的在藏主權，是400年後的中共強行追加給明帝國的。可以說，即或原懷疑者，讀了劉教授這本書，也會不得不承認明代時西藏不屬中國可說是定論。
但劉教授說，清朝比較複雜，因為清帝國有一些人在某段時間曾宣示西藏屬於清朝或說過想把西藏納入清朝的話，即清朝有明朝沒有的霸占西藏的野心，因此在清朝的歷史文獻中，有把西藏納入清帝國的歷史記載，但這些記載並未能真實反映清藏之間的關係，有非常之多相互矛盾無法自圓其說之處。劉教授認為，所謂對西藏的主權根本就是清政府的精神自慰。
清朝是在雍正5年（1727年）開始向西藏派駐駐藏大臣，但此時清廷對西藏還無領土野心。其野心是始於乾隆皇帝，這位痴迷於對外武力擴張，炫耀其十全武功的侵略者，其對西藏的野心擴張經過瞻對戰事的鬧劇般的失敗和平定大小金川的慘勝而僅止於今天川西的部分藏區，未能侵入西藏。
最早清楚地把西藏劃到清帝國版圖的文獻是在清嘉慶朝欽定官修的《大清會典‧嘉慶》中的《皇輿全圖》，而這時已是清朝中葉，離滿洲人入關，建立中原政權已160年有餘。
劉教授列表以出版時間排序清代官修和民修的16種權威典籍中，在《嘉慶會典》之前的10種清朝典籍，包括《雍正會典》、《乾隆會典》、《大清一統志》等，或未提到西藏，或是對西藏定位模糊不清。但《嘉慶會典》雖然把西藏劃入大清版圖，但對西藏主權的歸屬界定仍然很模糊，該典籍在有關入貢互市的外國記述中，又把西藏列入與西天（今印度）、暹羅（今泰國）、蘇祿（在今菲律賓）並列的“外夷各國”。而且《嘉慶會典》有關清帝國的戶口和賦稅記錄，也沒有西藏的資料。劉教授認為，其實西藏對於清政府就是外國，大筆一揮把西藏劃入清帝國版圖只是反映清廷想染指西藏的野心而已，而西藏那一方可能還蒙在鼓中。但這幅地圖就成了中共主張清一朝對西藏擁有主權的所謂鐵證之一，譚其驤的歷史地圖集的清朝版圖即聲明以此圖為據。但諷刺的是，隨後魏源在道光年出的刻本《聖武記》又把西藏歸類到蒙古、俄國、尼泊爾、阿富汗等“外藩”之中。
其後光緒3年（1877年）王子音的《今古地理述》的重刻本仍然把西藏列為“朝貢諸國”，將西藏、與蘇祿、荷蘭、緬甸、葡萄牙、義大利、英國等歸入同一類。甚至民國時清朝遺老、大清主義者趙爾巽的《清史稿》對西藏的定位也缺乏明確認知，有時歸類為中國各省範圍，有時又列入藩部，甚至還有“西藏蓋為中英兩屬國”之記述。劉教授認為，這些記述的內在矛盾可初步反映清帝國自嘉慶開始聲稱對西藏的主權實際只是自說自話。
中共及其御用學者說，西藏在清一朝有向清廷入貢，所以是臣屬於清帝國。劉教授指出，清廷記載的朝貢國非常之廣泛。在清廷的歷史記載中，幾乎任何國家來使，都說成是來向清廷朝貢。《嘉慶會典》中提到的朝貢國有朝鮮、越南、琉球、荷蘭、西洋諸國（包括葡萄牙、義大利）。再如英使馬噶爾尼於乾隆58年訪華，民國成書的《清史稿》仍然說是“英吉利貢船”，“英吉利貢使”。
至於中共御用文人以駐藏大臣作為清廷在藏主權的證明，劉教授也作了有力反駁。清朝是在雍正5年（1727年）開始向西藏派遣駐藏大臣。劉教授指出，駐藏大臣不是清政府派到西藏的總督，而是派到西藏這個外國的外交使節，與清廷派往國外的“駐英大臣”、“駐美大臣”，或外國的“駐華大臣”類似。甚至清廷文書有時也會稱駐藏大臣是“藏使”。劉教授還指出清政府負責西藏事務的理藩院體制，只相當於西方國家的殖民地部門。但不論中國如何解釋駐藏大臣和理藩院的性質，但清朝政府未能實際擁有西藏主權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劉教授在他這本著作中，探討了清代在人口統計、戶籍制度、郵政、貨幣發行、賦稅、科舉、衣冠髮飾，以及國防外交等全方位的國家政策是否在西藏有所實際執行的情況，其結論都是否定的，均證明清廷未能對西藏實行其任何一項國家職能。比如，據清末光緒頒布的《大清會典》，清廷對全國實行的稅賦有地賦、丁賦和雜賦三項，一些少數民族政權，則以貢代賦，如貴州土司和四川某些藏區，但無論是賦還是貢，都沒有西藏噶廈政府的記錄。再如學政體系，作為清帝國臣民的權利之一是參加科舉考試，當時除漢地和八旗，雲南、貴州等邊疆，甚至新疆、蒙古都有參加科舉的學額，也獨缺少了西藏。
劉教授指，清廷未能統治西藏，但在其文獻和公文中有時卻將西藏視為其屬地，實際西藏只不過是清帝國想染指但卻未能成功染指的殖民地而已。到清朝末的光緒32年（1906年）任駐藏幫辦大臣的張蔭棠於次年上奏給朝廷的電文即明言清廷想以西藏為殖民地，電文說“藏屬地廣民稀，礦產豐富，他日當可資為殖民地。”“中國之治西藏，當如英之治印度。”
有關乾隆朝於1793年規定的選擇達賴喇嘛靈童的金瓶掣籤制度，劉教授引用大量資料證實，這只是清廷偽造對西藏有主權的自我欺騙手法。1793年後西藏一共產生了6位達賴喇嘛，但西藏政府從來沒有完全配合遵守過清廷的掣籤要求和儀禮，有好幾位甚至完全未經過掣籤，對此清廷並沒有要求嚴格執行的權力。相反，駐藏大臣還多次向朝廷上奏要求免於掣籤，顯然是無法做到，因此清政府的君臣要演一場免於掣籤的假戲。基本上，唯一可證實的是清廷送了個金瓶到西藏，至於是否以此金瓶來掣籤以認證達賴喇嘛，清廷對此可以說是悉聽尊便。
最有趣的是，乾隆皇帝引以為傲的十全武功，劉教授還以資料為證，揭露其中兩全，即兩平廓尔喀（尼泊爾）根本是乾隆和他的臣子互相作假，偽造清軍參戰並獲勝利的假消息，而且作偽內容和手法都十分拙劣可笑。第一次尼泊爾入侵西藏，參戰的只有尼泊爾和西藏兩方，最後藏人不敵，答應巨額賠款後，獲勝的尼泊爾軍隊撤退。清廷完全是未參戰的第三者，但乾隆派到西藏的幾位藏使卻報告朝廷說尼泊爾是因為被清軍擊敗而退軍，還稱尼泊爾向清廷入貢和接受清廷的冊封，並偽造尼泊爾降書。乾隆即以此作為自己的第9大武功，下令“方略館”編撰《欽定巴勒布紀略》，還稱巴勒布（即廓尔喀）為清番屬。直到22年後尼泊爾大軍第二次來犯，這個騙局才被揭破，當年派往西藏的特使巴忠聞訊後跳水自殺。但因事過年久，乾隆這個第9大武功記錄並未被消掉，仍然留載史冊，欺騙後人。
劉教授書中還提到了乾隆時清廷向今天甘孜藏區新龍縣的瞻對藏人部落發動戰爭，清軍將領因打不贏，假造戰果欺騙朝廷，但因為騙局很快被揭穿，所以未被乾隆算成他的武功。清朝對瞻對的戰爭前後打了三次，最後一次在同治年間，終清一朝始終無法征服這個地區。
走筆至此，我到網上去查了一下這個好大喜功侵略成性的皇帝所誇耀的十全武功，發現除了第9大武功是完全的捏造外，另外兩大武功，即所謂兩次平定（實際應該是侵犯）大小金川之戰也完全是吹牛皮，誇大戰功。地處今四川阿壩藏區的大小金川，當時人口僅4萬，兵力僅幾千，大清帝國兩次征伐，共出動大軍30萬，徵用民夫47萬，耗資1億白銀（相當於當時清朝13年的國庫收入），耗時近10年，竟損兵折將，死傷數萬，結果第一次是打成平手，第二次也只是慘勝。典型的勝之不武，乾隆以此誇耀為不世武功，簡直是恬不知恥。
乾隆平定金川之艱難，除了藏人的英勇反抗，也與川藏地理環境十分險要有關。川藏之地，海拔高空氣稀薄，崇山峻嶺，激流峽谷，道道山口都高達4000公尺以上。當時清軍要進軍金川，比走李白所謂“難於上青天”的蜀道還要難上加難，而且除了地理天險，八旗清軍和漢人綠營軍還需面臨高原反應的生理天險。
全球生活在缺氧的高海拔地區的人類主要是兩個民族，一是西藏高原的藏人，一是南美洲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但令人嘖嘖稱奇的是，生活在西藏高原已有上萬年歷史的藏人（科學家在西藏高原發現1萬年前的人類手印化石），和生活在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適應高海拔缺氧生態的生理機能是不同的，甚至剛剛相反。
BBC一篇報導說，安第斯高原居民的血液中充滿了紅細胞和能夠輸送氧氣的血紅蛋白，當空氣變得稀薄，人的血液就會變得更粘厚，增加其能夠向身體各處細胞運送的含氧量。但奇怪的是，科學家發現藏人的血紅蛋白則低到驚人的程度，意味藏人在高海拔會降低血液送氧的量。科學家認為這會減少血管受損和心臟的負荷。因此安第斯山的秘魯人和玻利維亞人會患一種慢性高山病，這是一種因為血液粘厚造成的血管受損和心臟負荷過重所致的一種疾病，但藏人不會。所以藏人是全世界唯一適合高海拔生活的人類。我們漢人上到高原，身體發生的變化是和安第斯山人的反應相同，即血液中的的紅血球和血紅蛋白會增加，以適應高海拔。這即是說，我們漢人到高海拔地區，即使一時沒有很強的高原反應，但生活久了，也會患上慢性高原症。因此在科技醫學發達之前的前現代時候，生活在低海拔的民族是無法征服，也無法統治西藏的。
我想，金川兩戰可能打消了乾隆，以及其後歷代清帝想以武力征服西藏的念頭，但他們對西藏的殖民野心又不死，自然只好玩金瓶掣籤，或一些自欺欺人的公文遊戲來精神自慰了。因此研究清朝時候的清藏關係史，不能只在清廷自相矛盾的檔案記錄中摘取清廷自稱對西藏有主權的記述，而應該像劉教授那樣對歷史資料作全面認真的考證分析，這樣才能釐清史實，還原歷史的真相。
劉教授這部著作還大量披露了中共御用學者是如何明目張膽篡改史料，比如牙含章的《達賴喇嘛傳》強行將《西藏誌》、《聖武記》中記載無誤的“百姓”一詞篡改成“農奴”一詞，以此來配合中共官方捏造的西藏農奴制度偽史。
我期待劉教授關於西藏歷史真相第二部的出版。
在劉教授這部巨著中，也引用史料證明了台灣自古不屬於中國。
中共篡改歷史，比如把西藏歷史記載的黑人，篡改為農奴，以證西藏是農奴制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