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雄：抗疫名人排行榜（第三部分）

 

 

1，《方方日记》的深层主线，一是正义的自然愤怒，二是立体的“杜甫诗史”。

 

        以下是我个人心目中的今年新冠肺炎事件中的最佳文学描述：

        “隔离点24小时医务班

        刚刚洗了一个热水澡，身上汗透了，难受。

       防护服还是那一套，一天能往身上喷一斤多酒精。晚上不单吃了一个盒饭，后来居然还吃了一碗泡面，现在还他娘的饿……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单位只有一人符合冠肺诊断标准，但是从昨天施行的临床医学标准来看，1/3的同事……

       他们都上有老下有小，你们放过他们吧！

       我可以留下来，很早我就没接触父母了，家里也没有猫要照顾，身体恢复的还不错。

       听说重庆和河南的殡葬援军出发了，我觉得还不够。

       应该动员所有能念经做法事的和尚道士喇嘛们组织起来支援武汉，毕竟，冤魂野鬼太多了，夜空中满是他们的哭喊……”

 

       这是二月中一位医生的微信文字，作者名字叫做“公民小魏/不锈钢巴豆”。文字中饱含沉郁的哀痛，又藏匿着多义、跳动和悲愤，字字颇耐研磨。

       这段最佳文学描述的作者不是方方。并非作家方方写不出，而是方方不在治疗一线，而且，为了使《方方日记》能够每日在国内存活和传播，她明显在字里行间降低了其所转述的残酷事实的某种“烈度”，这就必然影响到文学的传神和前沿性。

       那么方方日记的意义何在？

       不管方方是否有意识，《方方日记》的表层结构似乎是散漫的日记流水账，但在表层之下，则大有深意：

       这深意，第一即是宣泄正义的自然愤怒。面对和平年代突然降临的大批生命横死，一个有良心的公民激动地痛骂和谴责酿成巨祸者，向公众喊出真相，这是正义的自然愤怒。《方方日记》的首要价值和第一主线，即是愤怒地说出真话、集中轰炸性地说出真话，把武汉早期的人道灾难尽可能真实立体地呈现，并持续发出声讨、谴责、追责的呼声————这是《方方日记》的精神烈度。

        “武汉现在是在灾难之中。灾难是什么？……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这几天，死亡者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近。邻居的表妹死了。熟人的弟弟死了。朋友爹妈和老婆都死了，然后他自己也死了。人们哭都哭不过来……偶尔听到一个音频，不知道是哪里的孩子在声嘶厉竭的哭喊：妈妈，你不要抛下我，我很 喜欢你……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这些做母亲的人总会浑身发冷。……唉，武汉人有多少人在这场灾难中家破人亡？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一个自责和道歉的人，却只有无数推诿的说法和文章……一向为盛世而高歌的同学们，这次却说：‘不枪毙一批害人精不能平民愤！’……川鄂（湖大教授）说，他每天都想大哭一场。谁不是呢？为此，我一直跟朋友们说，走到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祸的比重。复盘之后，那些渎职者，一个也不宽恕，一个也不放过……只要我们尚且偷生在世，我们就要为他们讨个公道。对于渎职者不作为者不负责者，我们必须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否则，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一个个用停尸袋装走的人们。……我们的眼泪还没有流完。我们的眼泪还没有流完……中国人不屑于忏悔， 但在多条人命面前，有的人，需要我们站出来喊他忏悔：你们，就是你们，站出来忏悔吧！ ”

       观诸日记，方方的文锋其实是很克制的，她没有渲染死亡和悲惨的细节，但是她的文锋的确在强烈宣泄苦难中的“愤怒”、施展最富地方气韵的“痛骂”，意在展示生命的不屈和刚烈。尽管《方方日记》多处着力于个人生活和市井细节，但形散而神不散，一股冲天怒气、奇气，一直贯彻到底。这种强烈的、正义的自然愤怒，是“政治恐惧症”普遍弥漫的当代中国最可宝贵的精神气质，是中华亙古不灭的天地正气，是浩浩荡荡的宇宙精华————凡有血性、有良知的高贵生命，怎样赞美这种自然愤怒都不为过。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众多同与方方一样具有某种社会地位和资源、负有危急时刻发声之责却又连小小发声都不敢的人们，这些善良自守者活在不自然的过度恐惧之中，他们已经不会“自然愤怒”了，他们敢于痛骂数十年前的“文革”，却连眼前的大规模死人都不敢愤怒发声，不知未来的历史会如何述说他们这一波？

        愤怒本身是自然主权流动，愤怒本身也是美学平台。愤怒出诗人，愤怒出作家，愤怒出诗史。《方方日记》以无数细节和脉动，展示了身处烈性传染病“震中”的武汉人在灾难时刻的多个侧面，这种个人视野下的社会史，构成了一幅平民市井生活的立体画卷，其深层则蕴藏着一个民族受难、哀痛、挣扎和不屈的心灵史。在这一点上，《方方日记》颇似于杜甫的“诗史”。以作家功力，无形构筑立体的“杜甫诗史”，是《方方日记》的第二主线。杜甫的艺术性胜过了方方，但方方的直言勇气胜过了杜甫，杜甫的直言仅仅出于自然善良和不彻底的言官思维，方方的直言则出于趋向自由时代、业已在个人身上获得解放的自然主权意识。在《方方日记》中，正义的自然愤怒和立体的“杜甫诗史”两大主线相互交织，形成了某种类似于交响曲雄浑跌宕的效果。

 

2，《方方日记》对于抗疫工作的实质意义是什么？

 

      是“追责性施压”。

        “一人成军”，对于许多人不过是自我标榜，但有一位女杰做到了，那就是六十五岁的作家方方。

       “方方：2.27日记————这样的灾难，绝不可能免职或撤职就可以了结。对于武汉人民来说，所有主推手和帮凶者，一个也不会饶恕！两千多（甚至更多不在名册上的人）‘他杀’的亡灵和他们的家人，日日夜夜拼命救人的所有医护人员，900万苦熬日子的武汉人民，500万难以回家的流浪者，都会要一个说法，要一个结果。而现在，我们只是等待。先等城开，再等交待。”

       整部《方方日记》，有多处就像这段文字一样，紧紧抓住追责主题，强有力地鞭挞、厉声恫吓，当时在愤怒的民意背景之下，这足以让某些酿成巨祸者膝盖打颤。在现实中“追责”究竟有多大的可操作性？这似乎无法确认，但是《方方日记》及其背后数百万数千万读者的愤怒，却足以对某些酿成巨祸者构成实实在在的舆论压力，并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在政治上，这实质是主权的民众对官吏集团的反向督战，此时此刻，方方本人已经成为一独立的施压中心。在那个时间节点上，高扬人道大旗、实施“追责性施压”的方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六千万湖北民众的道义代言人。      

        “追责性施压”，是言论自由前沿的前沿，藉此，《方方日记》造就出一个由巨大读者群构成的压力集团，对促成前文所述的“言论自由下的局部责任政治”，居功甚伟。在这一点上，作家二湘以及提供了国内坚实平台的胡舒立总编和《财新网》亦功不可没。

       《方方日记》的“追责性施压”特色，还在于它以文学的造型力和影响面来潜移默化广大读者。这难道与文艺美学矛盾吗？这本身就是文学的最高境界之一。《方方日记》的独立美学价值不在于白居易式的社会功用，而在于其从社会功用中所展示出的日记主人的正义愤怒和英雄气，这是一种女英雄特有的美学，从各段交响乐般的自然愤怒和警告呐喊中，可以部分窥见方方纯净的心地、刚烈的人格美。对于作家来说，“为文学而文学”太匠气，格局过于象牙塔化。“为生命而文学”，才是文学的正位。生命本来是自然浑圆的，作家在做一个合格的作家之前，首先更需要做一个没有奴颜媚骨和萎缩人格的主权的公民。

        战疫之后，重构叙事开始。 “第二次义和团运动”对直言的方方的围攻业已众所周知。正如方方所说，“中国的那些极左分子，基本上是祸国殃民式的存在。”在种种围攻和株连下，恐惧再次弥漫，方方的伸冤解释越来越趋于防守，似乎英气渐失。女英雄也有软弱的时候，而时有软弱的女英雄才有资格被纳入更高的艺术神殿：悲剧美学。一个沮丧、甚至哭泣的结尾，比高亢的叫嚣，更真实、更意味深长。

       法国《世界报》的“北京来信”，把方方比作古希腊经典的悲剧女英雄安提戈涅。安提戈涅，这是一个神圣的名字，她为了埋葬站在敌对一方的亲兄弟的尸体，被本城邦无底线的愚昧民众处死。她的艺术形象，业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捍卫亲情和人道底线的道德象征。方方的命运的确高度有似于此，为了给众多横死的武汉父兄们伸冤，为了捍卫不被横死的生命权和人道伦理，她正在遭遇第二代义和团无限放纵暴桀的诬陷和攻击。在围攻中左挡右遮的方方具有内在的经典悲剧英雄气质，她就是当今中国版的安提戈涅，注定了要被后世传唱。

        活在自然情义、自然正直、自然正义中，是生命的主要意义之一，却是奴颜媚骨的义和团眼里容不了的沙子，他们正掀起滔天巨浪，试图用巨量的网络谎言，把《方方日记》转述的无数医生、护士、市民和受害者即时揭露的武汉疫情初期的血泪真相彻底掩藏。但是更多同胞的自然良知是透亮的，一位读者如是留言： “感谢方方记录下这一切。 曾经在暴风眼中心与病毒正面相撞失去至亲的人，向方方问好！”

       方方仍在坚守，她所坚守的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而且是一代人的某种边线。

 

 

1，“全封闭”医疗救治点建议，是内行人的杰作。

 

        作为华中师范大学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和省市应急管理专家咨询委员，喻发胜教授是一位危机管理的内行。武汉封城第二天，1月24日亦即大年三十傍晚，他曾被有民间志愿者组织车队义务接送医护人员的微信感动得潸然泪下，有一刻甚至萌生了报名参加开车义工团队的冲动，但迅即想到有一个位置更适合于他：“给政府建言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千头万绪，必须找出突出问题，才能纲举目张。”

       在喻发胜看来，传染病爆发期的首要任务是隔离传染源，隔离应当优先于救治。早期大量传染病人自行上门诊导致一人就医、数人感染、疫情日趋凶猛的情形令他忧心如焚。1月26日，他曾驱车到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考察，他意识到病毒传播的速度比雷神山、火神山的建设速度更快，床位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患者增长人数。

       他的心里逐渐酝酿着新思路。据财新周刊报道，随后数日，“他曾托相熟的官员，希望面见当时武汉市的主要领导，给他十分钟时间陈述防控的关键问题，但未能如愿。”这使他决意走另一条文本建言之路。他带领科研团队数名研究人员连续奋战三日，写成了系统性的操作报告《当前肺炎疫情防控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对策建议》。2月1日，他通过学校、媒体、朋友等一切可以找到的渠道，报送给了中央和湖北省、武汉市相关官员。当天下午，慧眼的《光明日报》就以“专报”形式呈报中央决策机关，迅即得到了孙春兰副总理的采纳。

       在这封操作报告中，喻发胜连续使用了三个粗体感叹号“隔离！隔离！尽快隔离！”，以突出核心主题。具体的解决之道是：建议各地迅速征用或改造疗养院、景区宾馆或其他具备隔离条件的单位，使之成为隔离、治疗、生活三位一体的“全封闭”医疗救治点，如此，可以几天内投入使用，速度应远胜于新建医院，且能在短时间内让疑似患者应收尽收。

        就在那几天，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提出了借鉴汶川地震救援经验、启用大空间和多床位的“方舱医院”的思路。我认为，王辰的思路乃是在喻发胜的“全封闭”医疗救治点建议基础上所作的补充完善（比如模块化），王辰似是大型“方舱医院”的命名者，喻发胜才是大型“方舱医院”的首倡者。

       据报道，武汉平均每4个新冠确诊患者，就有1个在方舱医院接受治疗。前后建成的16个方舱医院，对于隔离传染源和节省医疗资源（轻症只需内科主导治疗），发挥了显著功效。对此，喻发胜与孙春兰、王辰三人功不可没。

 

2，喻发胜的抗疫贡献的实质是什么？

 

       喻发胜团队的紧急操作报告的诞生过程及其被采纳、实施，堪称中国现代智囊团的一个经典的实战案例。喻发胜的积极建言，是公民参与的一种传统而有效的形式，当然，同时也是信息自由、言论自由的一种常态表现。

       喻发胜曾首倡“媒体预警论”，他甚至认为，公民预警是公民的一项权利。据财新网报道，“在制度设计上，他建议公民可以首先向特定职能部门报警，如果政府部门不调查、不回应公民的报警，公民可以起诉政府。”他说，武汉这次的教训太沉重了，“不能再出于任何目的错过突发事件的黄金防控期。”为预防出现对国家或者人类社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可能出现战略性的损失和灾难性的后果的“重大社会风险”，应当建立“多元、独立、制衡”的预警体系————由此可见，喻发胜不仅是明白人，而且是具有主权意识的觉醒者，他已经把“公民预警”上升为一种基本的言论自由权利和公民监督权利。

        早在三月底，喻发胜就规划：封城结束后，可致力于启动田野调查，为疫情结束后查清“毒源”作准备。他说：“数千同胞丧生，近千万武汉人困于家中，全国十几亿人民一起受煎熬，疫情波及全球。对于这样一场影响全人类的疫灾，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武汉人，都有必要查清事件的全貌，给自己的城市和所有人一个交代。”规划的命运可想而知。

        从喻发胜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位心怀大义、处处想在前面的危机管理真专家。他所拥有的操作理性，正是中国这个盛行“估约摸”、机会主义、以拖延观望为持重和临急赌博思维的国度最稀缺的资源。

 

 

1，张文宏不仅是心理调节大师，而且是少有的不说假话的直言科学家。

 

        一夜爆红成为全民偶像，许多明星都曾有过这种奇遇。但是，在十四亿人口的巨型国家，在惨烈的危机时刻，能够应对各种变幻不定的盘面、长盛而不衰者，必定名不虚传。

       这几个月，在整个地球人类社会中，很少有科学家能做到像张文宏这样，具有如此高超的公共沟通能力，用几句大白话就把深奥的抗疫操作原理说透，而且产生积极的社会实效。这是大技艺、真功夫。“每天吃三四个鸡蛋。”“闷十四天，全国闷两个月，把病毒闷死。”“防火防盗防同事，把同事给防住了，我想一切都防住了。”“我们一直在摸索新冠病毒的脾气，脾气搞清楚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它非常妖。”“感染科要非常强大，我们的民族才是安全的。”……诸如此类的具象或象征表达，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实现了科学理性和常识理性的卓越结合。由此，张文宏在媒体上的不断出场给国人带来了深厚的踏实感，其社会心理调节和科普功劳之大，有力促进了国人对积极防控的自愿配合。“疫情一定要控制好，不发动老百姓，是控制不好的。”张文宏的意图基本得以实现。

        同样重要的是，张文宏还是一位罕见的不说假话的科学家。在“谎言国”里，做到这一步很难，在“三大科学家”中，李兰娟不会说，钟南山不愿做，只有张文宏做到了。在被国外教授公开问及“中国传出的疫情数据是否准确和可信”，张文宏回答“这个问题实在太敏感”，随即戛然而止，绝不为谎言背书。在对国内媒体谈到“病毒的来源”时，他仅仅用一个逻辑反推“如果是从国外传播到中国，应该是几个城市同时发病，而不是陆续出现发病情况”，就把道理说清楚了。他的“说真话”意义不可小看，这给众多向往诚实和有头脑地生活的人们提供了一种重大的道德示范和客观认知坐标。

        张文宏对欧美早期抗疫策略的效果预测出错了，那是由于早期需要适度保守地多看他国优点的缘故，这是宏观分析似乎不可避免的错误之一。张文宏的重要言论中真正的结构性缺点是，不谈治疗新冠肺炎的病理机制和核心技术细节。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它使张文宏的整个抗疫框架多少有些流于纯粹社会心理调节。“最后解决至难”的核心机制是不能避而不谈的，而且在中国今年抗疫中，说透这一点并不高难。换句话说，张文宏的话“硬货不够”。如果说，木桶需要八块木板才圆，张文宏的话还是缺了几块。

 

2，张文宏的抗疫贡献的实质是什么？

 

        是言论自由的“生产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面向社会的专家权力的特殊功效。张文宏的抗疫言论的社会心理调节作用甚巨，它使国人对科学和科学家产生了一定信赖。不少人在对政府高度疑虑的同时，接受了信任科学家作为替代品。张文宏的影响力实质代表着一种面向社会的专家权力，即经过实战检验的职业专家在社会中所拥有的公信力和道德权威。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公共性权威从政府向民间分流的最新脉动。其社会心理基础在于，中国传统风俗中普遍地对真正的良心科学家怀有内在的高度尊敬。

        张文宏曾对记者随口一说：“今天上午我看了一眼昨天发的文章阅读量，吓了一跳，8.6个亿。”这昭示着，在长期和平增长之后，一个专业化的时代就这么突如其来地降临了。2003年抗萨斯之时钟南山的脱颖而出仅仅是一次预告，真正面向社会、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专家权力崛起的历史起点，似乎在张文宏这里。这不仅是因为社交网络平台至此已经全面铺开，更首先是因为，张文宏具有真正的健全理智和独立人格。

 

 

1，李兰娟为什么会提出“封城”建议？

 

        高度的敏感性和主动性，是李兰娟的思维特质。作为一名感染病学家和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1月17日她主动向国家卫健委申请去武汉考察，1月19日下午在钟南山主持召开的专家组闭门会议上，李兰娟又第一个发言，明确提出“要隔离，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武汉应该实行“不进不出，避免全国大爆发”，这实际上是“封城”方案的雏形。

        1月20日上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安排钟南山和李兰娟发表了专业意见。这一议题结束后，李克强暂停会议，亲自将钟南山、李兰娟送出会场，李兰娟后来对记者说她很感动。但此后数日，湖北和武汉主官仍对“不进不出”的执行力度犹豫不决。

        1月22日深夜，浙江卫健委主任张平在电话中告知李兰娟：一些浙江人从武汉回家，引起了第二代感染和聚集性疫情。李兰娟对此十分警觉，再一次采取高度主动，立即向上正式建议：武汉必须在1月24日大年三十前马上“封城”，否则疫情会更大规模向全国播散。此时，国务院已实行“属地负责”，数小时后的1月23日凌晨2时，武汉市政府宣布从上午10点始实行“封城”。（通过李兰娟——国家卫健委——武汉市这一短短数小时的建议传递链条，我们也可以合理推知：“封城”决策是武汉市周先旺等人连夜所作的果断拍板，事后由中央批准。周先旺央视所言非虚。）“封城”后的情形已众所周知。

         李兰娟如此主动、果断，是基于自己参与抗非典和防治H7N9型禽流感的一线经验。1998年到2008年，李兰娟曾担任浙江省卫生厅厅长。“非典的时候，浙江一开始有4例输入性的病人，我就隔离了1000多人……所以，浙江就没有出现第二代病人，也没有医务人员感染。”“封城”与后来的全收全治的政策组合，对彻底控制武汉疫情起到了枢纽作用，对此李兰娟贡献甚巨。

        非常难得的是，1月底，73岁的李兰娟又一次主动向国家卫健委提出去武汉救治危重症患者。2月1日，她奉命组建了一支集合感染病学科、人工肝、重症医学科的浙江团队，连夜赶到武汉，被分配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ICU病房。在这里，武汉的病人和医生目睹了她的仁爱和敬业：她每天几乎只睡三四个小时，治疗、培训、战略咨询等数项工作同时开展，经她治疗或参与，数百名重症患者得以康复。在“三大科学家”中，唯一亲自到武汉参加一线治疗的，就是李兰娟。行前，面对朋友同事的担心，她曾说，“我是一个传染病医生，这个险我是一定要冒的。”

       李兰娟在救急建言方面亦非常主动。更早之前，在一次高级别会议上，她向中央领导强烈建议腾出几家医院或会议中心来集中收治轻症病人。这比喻发胜、王辰的相关建议还要早。方舱医院刚开始建设，李兰娟就去看过并提出很多具体细致的意见。据说，李兰娟向湖北省主官所作的清零、解封的时间节奏“预测”都非常准确。这是一位少有的战略头脑和战术能力二者兼备的抗疫专家。

       李兰娟比张文宏、钟南山的口才差距甚大，肚子里有货，似乎说不出来。但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3月31日上午李兰娟离开武汉返回浙江时，网友自发地向她高喊“女神！女神！！”这是真口碑。

 

2，李兰娟的抗疫贡献的实质是什么？

 

       是传统的体制内、咨询性的专家权力的有效运用。专家咨询权是现代分权的一大重要分支，但还没有发展到独立决策性的专家权力。

       李兰娟之所以临当大危机如此主动、果决，与她曾担任浙江卫生厅长十年并参加过两次抗疫有关。这种具有强烈的个性优势、一定的行政历练和危机管理经验的专家进入重大行业高级专家委员会，似乎是最优选择之一。

       因为推荐“双黄连”，李兰娟备受争议。但据澄清，似乎她儿子的公司与“双黄连”无关。李兰娟的丈夫也是一位院士，退休后办私人医院，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这些争议最终没有影响到李兰娟的道德声望，但“双黄连”生产商借助公共性权威的名声炒作，则有严重的违规之嫌。世人对此的反感，也可看作是对专家权力的一种具有内在合理性的社会牵制。

 

 

 

1，钟南山的“人传人”直言揭开了真相，令举世感激和敬仰，但后来的曲言则令自己不断掉价。

 

         2003年抗萨斯之疫中，钟南山由于坚持“元凶不是衣原体，而是病毒”，而被国人尊为敢言英雄。今年1月20日，钟南山又因为在记者会上公开说“肯定有人传人现象”，一举捅破了瞒报的窗纸，再次以大胆直言赢得了国人的高度尊敬。

        据香港袁国勇院士回忆，1月19日钟南山带领高级专家组在武汉调查时，在现场对武汉官员异常尖锐地追问了好几次 ：“究竟还有没有？”“究竟还有没有更多病例？”“是不是真的是你们讲这么多的个案？”最后才被问出：“好像神经外科有 1 个病人感染了 14 个医护人员的情况。”钟南山以赫赫威名和咄咄逼人的风格快速逼出了真相，他的求真科学态度和高度责任心在此得到了最好的见证。如果疫情再被隐瞒几日，又正值春节放假，被传染的人数很可能比目前还要多几倍！在此关键节点，钟南山为本国同胞立下了首功，其道德声望也由此达到了一个科学家所能达到的巅峰。

        然而，从这之后，钟南山似乎开始走下坡路。十几天内，有网友爆料钟南山的儿子在开公司，又传言钟南山与“莲花清瘟胶囊”出品方之间有某种特殊关系，他对“莲花清瘟胶囊”的公开推荐似乎有间接的利益输送之嫌。很快国人就看到钟南山带领一批人公开宣誓火线入党，也不知这与上述负面信息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心理关联。尤其是，钟南山早期直言“病毒来自于蝙蝠”，2月底却突然抛出“病毒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发源在中国”的论调，这一显然在曲线支持“阴谋论”的乡愿之言严重违背了科学理性和常识理性，而与众多联名驳斥“病毒由人工制造论”的欧美科学家的做人风范形成了鲜明对比。几乎就在这么一瞬间，钟南山的高大道德形象崩塌了。

        十几年前，一位广州郊区人士曾亲口告诉我，1990年他的父亲得了癌症，由钟南山教授送到上海华山医院进行靶向化疗，出于真诚的感激之心，他们家拿出4万元（1990年时4万元不是一笔小数目！），要送给钟南山，但被钟南山坚决拒绝了。钟南山2003年的一举成名并非偶然，他一生做人正派，学风严谨，号称“敢医敢言”————但是，近年来，他的心地似乎在发生某种蜕变。其实，美国硅谷开创了教授兴办科技公司的先例，世界各国都在鼓励这种“产学研结合”的模式，至于救危救急时刻科学权威是否有权利推荐自己公司所生产的或与自己有利益关联的确实有效的产品，其中合规与违规的边界究竟在哪里，这其实可以由社会生活逐步探索。有所争议本是生活常态，但钟南山的反应如此戏剧化，反而让人觉得其中似乎真有什么。尤其是他曲线支持“阴谋论”的做法，属于天理良心所不可接受的越界行为。钟南山是否就此坐实其“说谎者”形象？是否会彻底走向“晚节不保”？不少曾真心敬重他的善良人都在为他感到痛心和忧虑。

 

2，钟南山的抗疫贡献的实质是什么？

 

        是体制内的专家权力的有效运用。

        在这个问题上，钟南山甚至明确提议，预防烈性传染病，可以走向专家负责制，放权给CDC或者专家委员会来决断。这个方案带有专家委员会决策的意味，亦即是制度化的独立的专家权力运作。但这其实是不可行的。人们已经看到，在欧美国家，不少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几乎都是多权少责、很难实际督责和追责的，在今年民众陷入大灾大难之际，少数身当要位的专家把学术审慎与操作救急混为一团，以不下判断、洁身自好来放任灾难步步加重，实际上已经严重失职，却可以不受惩罚，真令人叹为观止。而且，由科学专家团队独立决策，远远不如让他们与职业政治家联合决策更为有效，因为科学专家往往善于谋，而职业政治家往往善于断，这个分工是自然而难以跨越的。科学专家还普遍缺乏管理学专业知识和危机管理经验，“隔行如隔山”，让专家独立决策实际上属于某种越界，中国CDC总部在2003年和2020年两次抗疫中的表现几乎都是一败涂地，即是一种侧面证明。所以，不可迷信专家权力和专家分权（解决今年这种无限集权导致疫情瞒报的弊端的根本出路在于地方分权，即由地铁两小时范围内的地级政府拍板是否公开烈性传染病疫情、地级人大决议是否采取特殊的紧急措施）。真正的新型制度建设需要十分丰富的历史知识、管理学知识和政治学理论底蕴之集大成，如果同时按照李兰娟、喻发胜等榜样示范，参之以古罗马元老院的做法，来精挑细选，组建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借鉴英国人“凡授权督责必明确设置司法救济手段”的经验来立法，似乎可以进行某种中国式专家委员会分权的严谨尝试。

 

 

 

        所有的排行榜都会有所缺憾或疏漏，重要的是努力尝试抓住某种更深层、更精髓的要义。建立这一“抗疫名人排行榜”的目的，在于趁热打铁，及时启动对当下发生的重大危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以更加积极开放的胸襟，迎接正在到来的世界性的变动转型。大危机可以爆出现实的深度，也可以折射历史的沉淀。我们不必仅仅观照眼前，我们的视野可以更为辽阔高远。

        多年以来，中学课本上都有《左传》“曹刿论战”篇章。在这个人人尽知的经典故事里，藏有两大政治要点：第一，当时鲁国仍然保留着一部分部族自由，所以平民曹刿有进入王宫的资格，有当国王之面陈述公共批评和政策建议的某种言论自由权利。第二，“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鲁庄公靠父辈和世权继位，有何能力处置大危机和齐鲁战争？所以，具有某种特殊经验的平民曹刿觉得有必要主动介入以救国家之急，他能坐在国王战车中作临阵指导，过去人们仅仅看到这似乎见证了国王的开明或明智，今日其实还可以理解出这样的内涵：它本身证明了部族时代的自然公民拥有某种参政议政权。曹刿的身份应当属于当时的“士”，“士”在商周时代的原始含义本来就是公民士兵，与古希腊的“公民”含义几乎一致。

        其后一百余年有孔子师生登场。孔子师生是什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知识、有理论的“士”结群参政、结群发声、结群原创精神文明。儒家不是诞生在严刑峻法的军事霸主晋国，而是诞生在当时中国政治制度最先进、已率先进入平民参政时代的东方鲁国、齐国。只有部族自由习惯法传统下的言论自由现实和某种平民参政议政现实所养育的个人主权意识和主权激情，才会像大海涨潮那般，一波一波地催生出孔子和由孔子发端的“诸子百家”辉煌灿烂的思想原创、哲学原创（《老子》的基本用语明显是战国初期的字句，所以老子实质在孔子之后）。

        身处今年新冠肺炎“震中”的湖北，从古到今，往往把成年男人称作“男将”，把成年女子称作“女将”，这似乎见证了春秋战国楚人和两汉楚人所遗传下来的文化基因之某一片段。“男将”、“女将”称呼的实质是什么？是有作战力、有权力的男人或女人，其实就是公民士兵。我们伟大的祖先文化永远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它没有被古代法家极权主义所洗净，也没有被现代极权主义所彻底销毁。在今年，武汉的“女将”艾芬喊出了“老子到处说”警句，它实际上已被民间公认为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最强呼声，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最强呼声既可以看作是楚人世代相传的自然主权意识在危难之际的一次源自文化血脉的突然爆发，也可以看作是“曹刿论战”精神和孔子师生平民参政精神在2600年之后走上了一个新的大轮回。从李文亮、方方、喻发胜、张文宏等人身上，从采访张笑春、艾芬等人的有良心的媒体记者群身上，从强顶打压从事现场报道的陈秋实、方斌、李华泽、张展等公民记者身上，从无数通过网络怒吼发声或者每日声援传播《方方日记》和记者好文的众多公民身上，我们可以普遍地看到自然主权意识和现代自由民主思想熏陶下的政治主权意识的某种结合。这是今年中国人在高贵的精神生活上最大的收获之一，这不是静态的启蒙，这是应对大危难，这是大危难中的大觉醒、脱胎换骨或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