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经历了8964的几乎完整的过程。当时我并不赞同绝食，还专门劝阻参加绝食的同学，并在广场民主课堂进行有关如何理性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讨论，即在争取民主法治的过程中学习民主，毕竟谁也不是天生就懂得民主如何运行，谁也不是天生的公民。
 
 
 
 
 
31年后的今天回顾六四民主运动，我认为那是中国人最像人的时候，是中国青年人最年轻的时候，是虽然稚嫩却挺胸站立的时候。30多年后，血迹未干，枪声未远，罪行尚未清算，历史没有终结。然而历史记忆却从人们头脑中淡出，而且不仅仅是年青一代，也包括许多亲历者的淡忘。除了统治者的信息控制、意识形态欺骗，也和整个社会氛围转向、年青人的追求改变（甚至没有追求）有关，这是极权统治下社会生态恶化的结果，即制度、文化、人性进入难以跳出的恶性循环。
 
钱理群老师曾经批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多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此我有些不同看法：利己是人性使然，并非罪过；精致比粗鄙、暴戾要好；这三十多年来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为糟糕的小粉红、小战狼。
 
记得2000年在哈佛大学举办的Tiananmen Paper发布会上，一位韩国教授的提问令人汗颜：“这11年中国人在干什么？” 31年后，这个问题以三倍音量依然在回响，而我们仍唯有愧疚：愧对罹难的同伴，愧对年年举烛的香港人、台湾人；愧对西藏人；愧对维族人；也愧对后人。在“参与政治甚至逃避政治”都不能的情境中我们该何去何为？
 
即使在狭窄的缝隙和强大的重压之下我们仍不能放弃。我们要做的是首先是拒绝遗忘，通过回顾历史，保持记忆。我们能做的事很多，记录，讲述，讨论，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记忆：写作，影视，艺术，音乐，还有送饭，声援，公益慈善……。各种形式，各自坚守，相互守望，共同站立。而作为教师和学者，追寻和揭示真相，普及常识常理，使学术研究成为公共智识的工具，正是我的本职本份。
 
我们还需在反思中做出判断：认识六四的本质和体制的性质。我认为六四是一场社会运动（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某些特定社会变迁的体制外行动），而不是中国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原因在于，那是一场社会自发的、自组织的争取公民权利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是公民社会生长的契机。换言之，是1949年后唯一自发、自组、自主、自治的社会运动，是争取宪政、共和、人权的抗争。而其面对的并非统治已然松动的后极权体制，更非威权体制，因而会以失败告终。但就此勿以成败论事说人，无论其成败都意义非凡：那是最光明的时刻，也是最黑暗的时刻；那是开始，也是终结。无论如何，我们依然要追寻光明，我们既然开始了就只能向前走。我们只能在实践民主的过程中学习民主，在争取公民权利的过程中成长为公民，在表达和行动的努力中改变中国。
 
                                 
郭于华
                                 
2020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