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思念

 

 

 

 

 

 

   

   

   　　

   前些天，接到小弟从老家四川寄来的信及照片，信中说他和弟媳于清明日驾摩托车去贾家场上坟，特寄来照片以疗我故土之思。照片上依旧是那座令人魂绕梦牵的，葬着母亲的骨灰和父亲的照片的合葬坟。坟头上野草青青，坟四周桃李争艳，坟当面墓碑上的字迹十分清晰，看得出那是１９８３年清明日立的……许多的往事立即涌上心头。

 

   

   1９６８年８月，四川的武斗正逐步升级。记得当年有“八月红花遍地开”的说法，用以形容武斗造成血流遍地的惨烈场面。那时，我在 “开气找油”的队伍中，地处威远县的一条小山沟里做临时工，每日不抓革命也不促生产。闲来无事，或去摸鱼捉蟹改善生活，或去观看生产队的小煤窑和守窑人的三角形窝棚，或到后山的破庙宇中去寻找一些斑驳的字迹。

 

   

   一日，忽然接到沙君的电报，要我火速赶到成都去处理好友孙从轩君的丧事。我有些茫然，赶回成都后才知道孙君是迫于生活，蹬平板三轮车载人路过华西大学校（四川医学院）门口时，被“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用枪射杀的。

 

   

   由于孙君家中只有卧于病榻的老母，我们只好瞒着老母，通过警司，在殡仪馆的停尸房內找到了孙君的遗体。天气炎热，尸体已经变形。我们请人把孙君遗体上的血汚清洗干净，换上一套干净衣服就匆匆运到火葬场火化了。记得当时选了一个刻有荷花的骨灰盒，正中嵌上孙君昔年的小照，如花的年岁，过往的一切就这样轻易地装去了。

 

   

   　　

   料理好孙君的后事后我赶回家中。听大妹讲，父亲已经三个月没有音讯了。弟妹们在五月份照例收到父亲从山西寄来的45元汇单，但过了几天又收到父亲寄来的一张8元的汇单，汇单上无任何留言，从此就音信杳无。

 

   

   弟妹们十分担心父亲的安危又茫然不知所措，这两月的生活费都是向姨妈和姑姑借的。我想，父亲每月工资不过五十余元，平常每月总是汇回45元，留下十来元生活费，手中并无积蓄。而五月汇回 45元又汇8元，这不是连生活费也汇出了吗？

 

   

   联想到母亲因生活艰辛不堪批斗于去年投井自杀的情况，我感到那张 8元的汇单是不祥之兆，也许就是一种暗示。

 

   

   但又想，去年母亲自杀后，我和父亲分别赶回成都时，母亲的遗体已经火化，骨灰寄存在火葬场。我同父亲一起步行到琉璃场火葬场去的路上，我曾请求父亲，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能自杀！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母亲，不能再失去父亲！何况四个弟妹都是在校中小学生，尚无自理生活的能力。父亲的回答很简单：“我是个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自杀！”。

 

   

   左思右想，我得不到结论。只好同弟妹们一起去找姨妈和姑姑商议。谁知姨妈和姑姑都悄悄地把我叫到一边，分别拿出一封內容相同的父亲的亲笔信给我看。

 

   

   信中讲：“这里有人从山东带回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说此次运动是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要清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云云，因此，张村小学的造反派组织对我进行了批斗。我虽曾在国民党成都军校任过上校筑城教官，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从未有过渔肉乡民的行为，历史是清楚的；故每次运动都能改造过关，希望这次也能如此。但是这次打得很凶，所以一旦遭遇不测，请姨妈和姑姑代为照料年幼的儿女……”。

 

   

   读信后我立即提笔给张村小学负责人写去一信，请他们告知我父亲的情况，以便作子女的好向所在单位的领导交待，并说如果父亲已经去世，请帮忙寄回遗物。不久后我们收到从山西寄来的信及包裹，信中说父亲系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份子，已经服安眠药自绝于人民。包裹里除了四卷毛选外，还有几件破旧的衣服，其中棉衣裤上满是血汚，联想到“打得很凶”和父亲绝不会自杀的诺言，使我对来信中所说的服安眠药自杀产生了疑问。

 

   

   父亲于1909年出生于成都小淖坝巷。小时候家里很穷，无力供父亲继续读书。父亲遂步行到重庆，经乡亲资助才辗转南下考入黄埔军校第八期。抗日战争初期，父亲任教于武汉军校，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董必武先生，表达过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支持。

 

   

   1947年，父亲因厌恶不正常的政治争斗而从成都军校退伍。后来为生活计，父亲曾学过中医，也曾推过鸡公车游弋于街头巷尾，叫卖过小百货。1951年，父亲的一位共产党高官同学要父亲去北京某军校任教，父亲拒绝了，理由是不愿再当军人。

 

   

   1952年，父亲被山西省招聘团招聘赴山西任教；开始在太原市教高中，后来调到临汾地区教初中，再后来就到了张村小学；虽然父亲从未提起过其中的缘故，但其间的曲折是可想而知的。

 

   

   1963年，我因所谓家庭出身不好而失去升学机会时，父亲利用假期返蓉的机会带我到斧头巷姓方的中医家拜师。父亲说一技可以养家，一言可以灭族，要我少读点文学作品，多帮助困难的家庭。

 

   

   父亲又说他已经五十多岁了，生活的接力棒仍然交不出去，要我一旦到了法定年龄就和当时的一位女友完婚。我不以为然， 心想父亲不是能背诵千余首古诗词，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么？于是 ,我天天去泡省图书馆，整日编织着自己年轻又渺茫的文学梦。

 

   

   1978年，我先后发出几十封信，要求对父亲的死因重新调查。1982年，山西方面终于来人。专案组的结论是：父亲是在批斗会上被踢破下身致死的； 自杀的现场是伪造的；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是父亲在 “向党交心”时写了三首诗，当时认为是反党的。

 

   

   我们要求追回父亲的遗骸，来人捧出一个用红绸裹着的骨灰盒，盒里只装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说当时是软埋的，由于无任何标志，事隔多年现已无法找到软埋的的地址。

 

   

   父亲的下半生欲避开残酷无益的政治争斗，然而，无情的斗争并没有放过父亲。

 

   

   如今，为使生活的接力棒能够顺利交接下去，我举家移居美国，留下那座坟，在故乡的龙泉山上。

 

   

   我常思念，在中国的都市和乡镇存留下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庙坟，庙坟内常常灯火长明香烟缭绕供人们跪拜或瞻仰悼念。

 

   

   然而，更多的却是散落于村野的无名荒冢和裸露的白骨。他（她）们或死于异族的侵凌，或死于连年不断的内战，或死于彼伏此起的天灾人祸。无论日出日落冬去春来，年年岁岁他（她）们何曾享受过一次祭奠、一缕烟火？！比起他（她）们，父母亲算是幸运的。

 

   

   我更思念，在那块世世代代播种仇恨，朝朝代代争夺皇冠的土地上，悲剧并没有结束。

 

 

 

   

 1998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