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颜：中国历史中的权力和权力欲（2）

 

 

 

 

 

 

 

1958年，将数十万右派扫荡殆尽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讲话：“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9】这段话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愉悦。这是权力欲得以充分满足的愉悦。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兴高采烈的猫与在其利爪下心胆俱裂的老鼠的关系。

汉高祖刘邦平定江山后，高坐金殿之上，问老父亲：“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这也是在恣意享受权力欲得以满足的愉悦。许多人的人生奋斗动力是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的能力，而年少时被父亲冷落的刘邦大概也不例外，所以他在父亲面前的夸耀也就格外给自己以满足感。

权力是行使自己意愿、压制他人意愿的能力，那么权力欲就是行使自己意愿、压制他人意愿的欲望。权力欲的满足给人带来愉悦：这是一种作人上人的感觉、是在赛场上击败一个有分量的对手的快感。击败的对手越强大，胜者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也就越强烈。失败者则饱尝挫败感和屈辱。

在“打江山、坐江山”的说法中，“打江山”是被权力欲驱使的人生奋斗，而“坐江山”是享受权力欲带来的愉悦。刘邦和毛泽东的愉悦是所有渴望权力者的梦想。

人与动物的权力欲有质的区别：动物的权力欲只限于食物和繁殖，是易于满足的欲望。而人类的权力欲是永远都无法填满的黑洞。

心理学家阿德勒是研究社会因素对人的性格的影响的先驱。他认为人的权力欲起源于儿时的自卑感。【10】人在幼年时，周围所有的人都比自己个头更高、懂得更多、更有能力；自己的意愿总是被那些成年人忽略，而成年人总是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自己；兄弟姐妹比自己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同伴比自己得到更多的玩具。这些印象在孩子的心中刻下深深的自卑感。在其后的成长过程中，他竭力试图补偿这种自卑感，而补偿的方式是模仿那些有能力、有权力、能发号施令的人。他们都是他的榜样。“他向往能够打开门和搬动重物的高大身材和向许多人发号施令的能力。一种欲望在他心中升起：变得跟这些人一样强大，或比他们更强大。指令他周围的所有人成了他生活的主要目标。”【10】这就是权力欲的雏形。

补偿是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孩子并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发现让他自卑的真实原因，所以他的补偿通常是一种掩盖真正问题的企图，试图在别的方向上变得优秀，而这并不能解决他的真正问题。一个例子是，我的母亲自幼因天花而落下麻脸，备受旁人的嘲讽。她不明白使她自卑的真正原因是她对他人的幸灾乐祸太过敏感，于是她努力学习和工作，试图以事业的优秀来补偿她的自卑感。她的努力工作不是完全出自她对事业的热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超过他人、获得一种优越感的欲望。工作优秀并不能给她带来真正的平安，她也仍然会继续为她的脸而自卑。其结果是她的自卑感和对权力和优越感的追求会一直同时存在下去。

自卑感和优越感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基于对他人的敌意，都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筑起高墙、将世界视为弱肉强食的丛林。

这样看起来并不成功的补偿策略是孩子心智不成熟时的下意识的想法，而等到他们心智成熟时，这样的补偿策略已经被他们实践了十多年、或几十年，已经与他们的自我完全融为一体，他们已经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补偿策略与其初衷原来是南辕北辙。如果他们没有强大的自省和纠错能力，他们会将这种对自己无助、与他人竞争和为敌的活动继续终生。

如果成年人总是以权力降伏孩子、恐吓孩子、以自己的意愿碾压孩子的意愿，孩子就会认为敌意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正常状态，而他的成年人榜样们的手段是处理冲突的最佳方式。虽然他离成年人的权力竞技场中的搏杀还在许多年之外，这种敌意和竞争意识注定了他的理解中的人际关系是一方赢另一方必输的权力关系。

对于大多数人，儿时形成的权力欲的雏形一生都不会改变，是他们的生命之舟的永不停息的马达。权力欲有两种表达方式：有的人努力学习、工作、在自己认定的某个方向上变得优秀、变得比其他人更强大；有的人扮成弱者、受害者，以博取他人的关注和同情，给自己带来好处。可以把前一种努力称为碾压型权力欲，后一种称为操纵型权力欲。

碾压型权力欲的一个小尺度的例子是孩子在年龄很小时就懂得以哭闹撒泼来使父母就范；一个大尺度的例子是一些国家的统治者把自己的国家说成是外国强权的受害者，在国民之中创造“国耻”等印象。这比只靠恐惧感的高压统治更能获得民意支持。中共于1942年的强迫每个干部“向党交心”的延安整风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一个原因是中共把自己扮成在强大的国民党和日本势力环伺之下的弱者，所以若不与领袖同心同德，我们的灭亡就在眼前。

如果成年人能放下身段，尊重孩子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节奏，宽容他的无助，给他的心结以恰到好处的点拨，为他的每一点进步喝彩，孩子会对这个世界生出友好的印象，他眼中的世界就不再是威胁环伺的丛林。他会发展出成熟的心态来对待他人。他会不只关心自己的意愿，也关心别人的意愿。善良、体贴的同伴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阿德勒把一个人为他人着想的能力称为社会感 (social feeling)。

人的价值观中通常是权力欲与社会感并存。权力欲让他与人为敌，社会感让他与人为友。如果一个国家中的多数人以权力欲为主导价值观，那么这个国家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调就是互为敌意、互不信任的权力关系。这个国家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也是互为敌意、互不信任的权力关系。

社会中有能力的人需要有释放权力欲的方向，而这样的释放必须不威胁到权力结构的生存。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的价值观就正好满足了这样的要求。这是依附于权力结构的攀缘，既让攀缘者的生命得以充实，权力结构也因此获得了生命力。

 

 

 

 

我的父母亲在共产党新中国的教育中长大，也在恐惧感中长大。在我的儿时记忆中，他们的面孔是写满了惊慌的面孔，不断警告我在外面不要乱说话，否则必引祸上身 – 那时我还不到十岁。但他们并没有受过公开批斗和羞辱。他们只是那些场面的观众。

权力拥有者公开羞辱反对者、枪决地主和反革命有两个动机：一个是权力欲的满足，是神气的猫作弄可怜的老鼠的动机；另一个是在观者之中制造恐惧感，以巩固其权力的稳定。他们的批斗和公审大会是权力的课堂，其主要教育对象就是我的父母亲这样的平头百姓。通过羞辱一些人，他们给观者的意识中刻下这样的信息：谁不服我们，谁就是这样的下场。

在肉体权力横行的时代，大众的恐惧感尤为强烈，由恐惧感而生的求生欲在他们的价值观中就占有了压倒一切的地位。

人有极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在恐惧感中日久，恐惧感便渐渐从前景淡化为背景，以至于不再感觉到恐惧感的存在。同时，他们调整自己的行为习惯，不再挑战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尺度，最终下游者和上游者达成默契，权力关系就这样达到稳定平衡。这个稳定平衡的条件是下游者的恐惧程度在自己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而下游者对自由的需要程度在上游者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如果下游者对自由的需要开始增加、或者对恐惧的容忍度开始减少，平衡就被打破。

如同有经验的农夫纯熟于驾驭他的牛，有经验的上游者也纯熟于驾驭下游者的恐惧感。下游者的安全感来自于对上游者的顺从、来自于在权力结构内做一颗不惹是生非的螺丝钉。即使是有了权力、控制了相当资源的人，其安全感也是有条件的，因为他们的权力和资源来自于他们对权力结构的依附，而权力结构随时可以沉下脸来，给他们釜底抽薪。近年来大批大陆富人和高官家属移民、移资海外都是由于不安全感。

刘邦和毛泽东并没能长久享受美满静好的帝王岁月。平生大愿得足之前，驱使他们奋斗的是赤裸裸的权力欲。平生大愿得足后，他们开始被失去权力的恐惧感驾驭。他们不断设局构陷曾在鞍前马后帮他们打下江山的一个又一个功臣。毛泽东整天疑神疑鬼，严重神经衰弱。

刘邦和毛泽东是在中国人看来实现了人生终极理想的人物。他们情绪紧张的后半生说明，一方面，权力欲是永远不能填满的黑洞；另一方面，恐惧感是比权力欲更基本的人类需要，所以，如同一个人再光鲜亮丽的衣着也掩盖不住他眉宇间的愁苦，他手中再大的权力也无法补偿他的恐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