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施 英
一年前的1月23日，全球新冠疫情始发地武汉开始 “封城”。此后一年间，新冠病毒蔓延至世界各地，导致2百多万人死亡，重创全球经济。此间，中国则经由严酷的“战疫”，逐步回归常态。
星期六，武汉封城一周年的日子。一天前，描绘封城的抗疫纪录片《武汉日夜》在中国各地的院线公映。用官媒的话说，这是一部呈现“战疫期间全国人民齐心抗疫、共克时艰”，向英雄致敬的影片。
从去年2月出版《大国抗“疫”》，9月播出电视剧《最美逆行者》，10月举办抗疫表彰大会、抗疫专题展览，再一次，中国官方试图扭转疫情叙事，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描绘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胜利。
中国武汉作家方方去年因为撰写《武汉日记》而饱受争议。一年之后，针对她的批评和谩骂依然层出不穷。方方曾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发表微博，重申了自己《武汉日记》最后一篇的观点：极左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这篇微博状态获得了5千多个转发，其中多数是批评。很多网友称她是“恨国党”、“卖国贼”、“西方走狗”，还有网友呼吁中纪委对其进行“隔离审查”。
隔着大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白睿文也被波及。白睿文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和文化研究者，曾经翻译过王安忆、余华等当代作家的作品，著作包括对贾樟柯、侯孝贤等当代华人电影导演的研究。他去年翻译的《武汉日记》在美国出版，当时就在社交媒体上遭遇了充满敌意的攻击。
如今，这些愤怒的读者借着武汉封城一周年的契机卷土重来。白睿文告诉美国之音：“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五毛党，小粉红，还有纯粹出于爱国情绪。他们看到了媒体的报道，都没有去读日记本身，就有这么一个判断，觉得我是间谍，是CIA.他们很有很多丰富的想象。还有一些有来头的人，比如一些鼎鼎大名的大学教授，所以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们之间还有互动。”
▲英国广播公司（BBC）1月22日报道：武汉封城一周年记：“我把遗书和遗言都写好了”
武汉在2020年曾经历了76天的封城，成为全球第一个采取类似措施的城市。
2020年1月23日，武汉当局突然宣布，即日起“封城”。在两个半月的封城期间，许多武汉人的故事各有不同又有共通之处。回顾那段时光，他们对生活、对这座城市和自己周边的社会又有着不同的感怀。
一年前的1月22日，家住武汉的青润刚从外地出差回来。他在出差前已经知道，自新年前夕起有一种传染病在传播，却并未太在意。但当他回到家时，他的生活正面临剧变。
2020年1月23日，武汉当局突然宣布，即日起“封城”。在解封日期未定的情况下，原本决定春节回老家探亲的青润，当时面临着带领全家是走是留的抉择。由于担心车站人群聚集有感染风险，他们最终放弃了返乡计划。
在那个时候，武汉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成为了国内外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这种传染病自上年12月31日由武汉卫健委首次通报。在青润1月19日启程出差离开武汉时，武汉通报的感染总人数还是48人，且声称没有明显的“人传人”证据。等到他回到武汉时，数百万武汉人正在想办法逃离这座城市。
选择留下的青润一家也不敢再出门。为准备物资，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封城第十天，他发现家里的盐没有了，只好拜托朋友从广州寄盐进来。最极端的一次，他发现家附近的一片菜地无人照看，身为一家畜牧公司老板的他便去那里“弄了一点菜”。
“这也算是一种偷，但确实没办法，因为那时候连口罩都没有，”他无奈地说道。
在数月封锁中，他还在担当志愿者中转物资期间，由于发烧一度怀疑自己得了新冠。而当疫情过后，他发现自己确实已经有了抗体。
“（发烧的时候）我把遗书和遗言都写好了，还跟儿子说，如果（传染了你）你跟你爹一块走了，你别埋怨你爹，”他说。
截至2021年1月20日，武汉通报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为50354例，死亡病例3869例。在青润和其他选择留下的武汉人中，许多人相对幸运，没有经历生死离别的惨烈场面。作为普通人，他们在封城期间的故事各有不同又有共通之处。回顾那段时光，他们对生活、对这座城市和自己周边的社会又有着不同的感怀。
封城前夕
当青润1月21日出差结束回到武汉时，当地的形势已经大不一样。1月20日，就在他要回家的前一天，武汉的单日新增病例突然激增到136例，当天晚上，中国著名传染病专家钟南山公开表示，这种新病毒可以“人传人”。
“大家都开始慌了，我当时有朋友说，哪怕要花1000块钱才能买到口罩他都愿意去买。”
21日回到家时，他想尽各种办法自我消毒。进门之前，他先用酒精把全身擦洗了一遍，进门后又试图用家里的汗蒸设备二度清洁。
“我在汗蒸设备里面把温度调到了57度，然后在里边整整蒸了差不多将近50分钟才出来，出来之后又到里面洗了个热水澡。”
在这座拥有过千万人口的中国中部最大城市里，官方称，预计有500多万人在封城前已经离开，而封城期间留在城内的人口有约900万。来自台湾的王小姐是少数在这个时间点从外部进入武汉的一批人。
为了探亲，30多岁的她在封城前一天的1月22日抵达了武汉。
在启程前，她们已经在台湾陆续听到武汉有传染病出现，但武汉的亲友和他们认识的当地官员都告诉他们，“一点事情都没有”。
“他们跟我说，这种病不用担心，又说在中国嘛，这种事马上就控制好了。”
以防万一，她出发前从台湾的诊所购买了许多感冒退烧药和几个N95口罩，这在之后成为了他们的重要物资。“后来我们就是靠这些口罩回来（台湾）的。”
恐惧与平静
23日凌晨两点，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当天10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王小姐探亲期间所住的的小区与最先爆发疫情的华南海鲜市场同位于江汉区。这场疫情期间，他们小区有多户人家出现染病甚至死亡病例，光她认识的人就有10多人染疫过世。
封城初期，她所在的小区出入已全被封锁，无法外出购买任何食物。幸好她在武汉的亲人因为她们回来探亲提前买好了一大批食物，支撑他们熬过了最初几周的混乱时光。“后期我们吃白饭面条整整吃了快一个月，”她称。
更让她感到沮丧的是，当局在疫情初期的应对手段扩大了他们的焦虑与恐惧。“有一天我的亲友收到信息，说是征求去医院帮忙处理尸体的人，薪资优渥。”
“当时全家已经十分恐惧，还收到了这种信息，我们的心情更为低落了。我对外发出求助声音的时候，还有当地政府前来联络我，要我不要再乱说话了，”她回忆道。
疫情爆发一年后，武汉人的生活大多恢复了正常，但每个经历过前所未有的封城76天的人的心境都发生了变化。图为2020年12月拍摄的武汉街头。
与青润与王小姐二人相比，30岁的韩梅梅实属幸运。她是武汉人，但常年在北京居住。2020年春节前夕她回武汉过年，正好碰上封城。她在23日半夜已经看到下达的消息，但没有选择离开。
“离开武汉去到其他地方还是会面临未知的情况，还不如在家里自己做好准备，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熟悉的环境，”她表示。
当天白天，她出门去了附近还没有关门的商铺，准备了一些补给物品。虽然大部分人的反应还是比较冷静，但许多货架已经被抢购一空。
反倒是不在武汉的亲戚朋友比她更为紧张。“他们不知道武汉城里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但我觉得反而还好，很大程度可能是因为毕竟是在家里，是在自己的安全区域里。”
虽然大多时候她情绪都比较平静，但是在除夕夜，在父母照常收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她第一次选择了回避。“这个情况下没有什么心情再去看这样一台联欢晚会了，”她回忆道。
互助与自救
韩梅梅在封城期间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小区。那段时间，她和很多武汉人一样，加入了一些自发成立的微信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她参与的群主要有两类，一是病人的求助信息群，二是小区的团购外卖群。
让她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小区的业主团购群。2月11日，由于疫情迅速加重，武汉加强了封城措施，对所有住宅小区实施封闭管理，要求居民无特殊情况不得外出。韩梅梅所在的小区不让出去买菜，外卖也不允许单独送进来，因此小区的业主群便转变成为了外卖团购群。
在这个群里，小区物业统一组织大家下单，统一收费，供货的有的是周边超市，也有零散的商家。
“一般分为不同的套餐，什么ABC套餐，A里面是几个菜搭配，B里面是另几种搭配。我要什么样的套餐就可以和物业说，线上转账后就等他们送过来，”她说。她还补充道，价格“比平时要贵很多”。
疫情之下，平时见面都互不相识的邻居在一个微信群里却彼此多了依赖与照顾。韩梅梅记得，一次群里一户人家说做菜少了面粉，外面找不到卖面粉的地方，有一户人家主动把家里多出来的面粉贡献了出来。
“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当时在武汉很普遍，”她表示。“以前都是没有什么往来的陌生人，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但是我们其实也不认识，以前没有什么交情，但是在这个时候就会特别自然而然的互帮互助起来，我之前从来没有这么温暖的感觉。”
“那一刻大家已经超越了说来分辨这件事是我应该做的，还是不是我的义务，而是就是人和人之间特别简单的感情。”
青润也在同一时间做起了志愿者，还经历了一次“化险为夷”的惊险时刻。开办公司的他家里有4个仓库，在疫情期间成为了多台制氧机和其他一些物资的转运中心。
转运这些制氧机的时候，由于除口罩外没有其他个人防护装备，为了减少接触，他会直接把钥匙交给前来提货的其他志愿者。尽管万般小心，但他还是在期间发起了烧。
2月4日晚上，他开始发低烧，持续了多天。他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是被感染了新冠，期间一度写好了遗书。“因为每天晚上我儿子和我一块睡觉，我就给他说了，我说如果（传染了你）你跟你爹一块走了，你别埋怨你爹。”
在解封后的一次献血检测时，他的血清里面的抗体呈阳性，证明他确实感染过新冠病毒。他认为，很有可能是在做志愿时被感染的。“有个哥们拿东西的时候，手指触碰到了我的手机一下，只有这一次（与他人）接触。”
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这段经历。“你看到别人都来救你，全国的人都来救你和你周边的人的时候，你自己是耐不住寂寞的，你不可能不去做一些事情，”他说。“当时的情况下，所有人都会站出来的。”
一年之后
2020年12月31日跨年夜，许多武汉人在街头迎接新年。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除了离境通道管控，恢复对外交通。4月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首次实现“清零”。
在这之后，沉寂了数月的武汉逐渐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居民的生活慢慢回到过去的步调，但每个经历过前所未有的封城76天的人的心境都发生了变化。
青润在乎的是，追责“一定得追，不能推”。“在疫情中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多官员渎职，他在那个时候都敢渎职，以前一定干净不了。”
但他认为，当局在武汉疫情的处理上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一年地方政府的执政效率上确实有进步，在行政的效率上有了极大的提升。比如官方报纸长江日报有一个市长专线，我们在那上面反馈的问题基本上100%都能得到相应的反馈，而且会直接指派到具体的个人。你前一天提交上去的问题，两天之内肯定会有人和你联系，然后询问到底什么情况。如果问题没有解决，你重复反应，那他们再打过来就很尴尬了，所以基本都能解决，而且可以对他们的服务进行评价，”他表示。
在武汉居住了数十天后，王小姐搭乘两岸包机返回了台湾。对她来说，封城期间的经历带来了太多痛苦的回忆。
世卫组织专家一年后终于进入武汉
2021年1月14日，在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一年之后，世卫组织专家组抵达武汉。
“我想我大概十年内都不敢再去武汉了，”她表示。“那些日子我心情受到了太大的震荡。我有一个在外地工作的朋友，本来想要回武汉过年，但是突然宣布封锁，他回不了家。之后他被通知，他的全家四人都染疫过世，想起他我还是非常难过。”
韩梅梅决定留在武汉，不再回北京了。她表示，至今仍有一些事情不愿想起。
“疫情肯定会给你留下一些东西，即使表面看不出来，但在这个城市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肯定是有创伤的，”韩梅梅说道。“包括过去这一年里有很多细节，到现在我都不是很想特别清晰地去回顾。”
但她觉得，这种冲击会被时间冲淡。
“你如果往后看，往未来的人生去看，我觉得疫情做不到影响一代人的人生观，或者形成一个巨大的转折，”她表示。
“这种灾难实际上是让更多人更团结了。人在的话，这座城市就还在。”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小姐、韩梅梅为化名）
▲德国之声（DW）1月22日报道：武汉封城一周年 重疫之下全球盼喘息
一年前的1月23日，全球新冠疫情始发地武汉开始 “封城”。此后一年间，新冠病毒蔓延至世界各地，导致2百多万人死亡，重创全球经济。此间，中国则经由严酷的“战疫”，逐步回归常态。
（德国之声中文网）武汉被“封城”的措施开始一周年之际，除了行人依然戴着口罩、华南海鲜市场尚未解封，在这座千万人口城市几乎已觉察不到疫情的影响。车水马龙，人潮川流。
2020年1月20日中国官方首次证实新冠病毒人传人之后两天，当局宣布武汉“封城”， 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抗疫“战争”。武汉经历了经济停摆、物流困难、医疗基础设施崩溃带来的人道灾难。政府调派各地医护人员赴武汉，输送紧缺资源，并以创纪录速度修建临时医院，情况初步得到控制和缓解。
3月18日，武汉首次单日新增感染为零。4月8日，武汉居民首度被允许离开该市，“封城”正式结束。武汉虽然“战胜”了病毒，但也付出惨重代价。根据去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中国官方报告的总共8万多感染病例中，武汉就占了5万例，死亡近3900例。
全球大流行
各国注视武汉命运之时，病毒已开始迅速在全球传播。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病毒传播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月11日正式将新冠疫情定性为“全球性大流行”（Pandemic）。至此新冠病毒已在全球115国扩散。
至6月底，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突破1000万，超过5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世界卫生组织9月底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新冠死亡病例累计已超100万例，确诊病例累计近3325万例。
新冠疫情全求爆发后，美国、巴西、印度成为重灾区。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高居世界之最。2021年1月19日，该国死于同新冠病毒有关的人数已突破40万。
第二波疫情
持续76天的武汉封城，堪称全球最严厉的强制措施，以此为样本的中国式防疫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效。中国到2020年夏季基本控制了本土疫情，社会生活和经济逐步回归常态。
冬季以来，零星本土感染一旦出现，当局就立即采取封城隔离、禁足、全民检测等严厉措施，以期将疫情扑灭在萌芽状态。2月中旬北京发现数起病例后，多个城区共160万居民被禁止出京。
北半球各国在经历了2020年春季的第一波感染高峰后，疫情在夏季趋缓。然而9月中期，尤其是10月以来，欧洲国家的感染和死亡病例骤然上升。专家所预测的更为凶猛的第二波疫情袭来。各国被迫再次采取停摆、禁足等限制措施。
疫苗与病毒溯源
至2021年1月中旬，全球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累计已逼近一亿，而死亡人数也已接近两百万。
大部分国家将希望寄托在新冠疫苗上。去年12月以来，BioNtech/辉瑞、莫德纳（Moderna）公司开发的新冠疫苗在先后美国和欧盟申请上市并已得到批准。接下来是牛津/阿斯利康（AstraZeneca）的疫苗。美国和欧盟已铺开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国和俄罗斯也率先为国民接种本国疫苗。
在几经延迟反复后，2020年12月中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派遣一个10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到武汉，“与中国同行一起参与并审议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科学研究”，“以找出初期病例可能的感染来源”。此前，国际舆论普遍批评中国阻碍世卫专家到疫情始发地进行实地考察，并试图确立“新冠病毒的源头并非中国”的论调。
2021年1月14日，世卫组织专家小组抵达武汉，在为期两周的防疫隔离后，他们将与中方伙伴一同开展溯源调查。
▲美国之音（VOA）1月22日报道：武汉封城一周年 作家方方依然面临网络暴力
中国武汉作家方方
华盛顿 —2021年1月23日即将到来，这一天距离武汉因新冠疫情而封城整整一周年。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和微信上，悼念和赞扬“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帖子数以万计，但是另一位为疫情发声的人却遭到截然不同的待遇。
中国武汉作家方方去年因为撰写《武汉日记》而饱受争议。一年之后，针对她的批评和谩骂依然层出不穷。方方曾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发表微博，重申了自己《武汉日记》最后一篇的观点：极左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这篇微博状态获得了5千多个转发，其中多数是批评。很多网友称她是“恨国党”、“卖国贼”、“西方走狗”，还有网友呼吁中纪委对其进行“隔离审查”。
隔着大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白睿文也被波及。白睿文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和文化研究者，曾经翻译过王安忆、余华等当代作家的作品，著作包括对贾樟柯、侯孝贤等当代华人电影导演的研究。他去年翻译的《武汉日记》在美国出版，当时就在社交媒体上遭遇了充满敌意的攻击。
如今，这些愤怒的读者借着武汉封城一周年的契机卷土重来。白睿文告诉美国之音：“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五毛党，小粉红，还有纯粹出于爱国情绪。他们看到了媒体的报道，都没有去读日记本身，就有这么一个判断，觉得我是间谍，是CIA.他们很有很多丰富的想象。还有一些有来头的人，比如一些鼎鼎大名的大学教授，所以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们之间还有互动。”
《武汉日记》英文版发行后不久，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卫报》、《金融时报》等在内的主要西方媒体都发表书评或进行了相关报道。该书已经或者将在20多个国家出版，而在德国，它一度列为畅销榜前十。
《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本书最尖锐的批评在于，方方呼吁问责政府领导，这些领导者淡化了病毒的危险性，浪费了三周的时间，使得病毒大规模扩散到全球。她在封城期间也许过着沉默的生活，但是她的文字却是大胆的。”
方方反复呼吁问责政府引来了中国政府和一些民众的强烈负面回应。在他们对方方和白睿文的攻击中，最常见的就是质疑他们不批评西方国家，而只是针对中国。
57岁的武汉居民常先生（化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首先指出了武汉政府和中央政府抗疫不利，说：“希望政府能够改进官僚机制，不要瞒报谎报。”
但是一提到同样批评政府的方方，常先生却流露出了不满：“难道西方国家就做得很好吗？她为什么不去写一下纽约或者伦敦日记呢？”
白睿文作为翻译者也受到了类似的质疑。他说：“将近一年了，微博上几乎每天还有很多人给我发消息，说你的洛杉矶日记什么时候写，美国日记赶快写。可是这个和方方日记完全无关。方方是记录当时的情况。他们把方方当成反华势力的一部分，也把我列为反华分子。方方日记不是反华的，中国政府做的好的地方，她都会给予肯定；犯了小错误，她也会说出来。”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方方身在武汉，记录武汉的疫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西方媒体都在记录西方的疫情，并不是没有报道。他说：“美国的媒体天天都在写纽约日记和美国日记，这就是跟中国的差异。中国不允许当地的记者写当地的日记。”
但是像常先生一样，愤怒的读者认为日记针对中国，并且会置中国于国际政治中的不利地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说，日记“一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而且“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
白睿文认为，所谓“抹黑中国”的说法是当局在寻找替罪羊。他说：“她提出追责问题，也许让某些人感到不安，他们采取这样一个措施来转移注意力，把方方变成批评对象，所以整个论述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从四月初好几百万人是方方的粉丝，一下子到媒体突然把她塑造成反面人物。这个转变很快。但是我鼓励所有的读者回到原来的文本，日记不是批评中国。我一直把它当作方方给武汉写的情书，它充满了对武汉这个城市、对朋友和邻居的关心。”
胡锡进的说法代表了，或者说引导了一些中国人的态度，他说：“美国的抗疫都烂成这样了，还发起了对中国抗疫的猛烈攻击。”
同样地，很多中国人也陷入了“那又怎么样”主义的怪圈。他们在多少承认中国体制问题的同时，也在质疑西方体制，并且认为方方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过于片面。
在美国留学并且工作了6年的瑞娅（化名）原本是力挺方方的，但是在全球遭受疫情冲击后，她的想法也有所改变。瑞娅对美国之音说：“（西方国家）是更加透明吗？也许，但是结果一样不太好。对于美国来说，与其嘲笑攻击他人，不如专注于解决问题和防止将来类似现象发生。 ”
从小在武汉长大的海婷（化名）则比较介意《武汉日记》英文版的影响，她说：“方方的日记我一开始还能理解，但是为什么要出英文版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美国做得好的话也不至于死亡人数有37万。退一万步说，做得好不好都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事情，犯不着给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递刀子。”
在武汉学习生活过四年的子场（化名）更加尖锐，她认为方方日记让武汉“永远也翻不了身”。她说：“将来此书大量出版永流传，所有武汉人都将被戴上一顶摘不下的virus帽子；所有在西方的亚裔脸孔都将被歧视被侮辱被损害；美帝军队人手一本，连战前动员都省了，打你的伦理依据已经深入人心。”
白睿文指出，很多关于日记的争议都是强加的，他说：“比如它变成了美中关系的一个热点话题。但是书本身和美中关系毫无牵连，方方基本就没有提到过美国，但是这本书却被裹挟进去了。我觉得这非常不自然。这本书和政治议题毫无关系，但是却被一些有政治目的的人利用，当成了替罪羊。包括所谓的‘给美国人递刀子’，实在是太荒唐了。这本书招来了太多的阴谋论。比如，我一生都致力于写关于中国的书、教授中国文化、翻译中国作品，我为什么要害中国？我们想做一些积极的有意义的事。到今天我都认为，那些攻击日记的人才是想要害中国，他们才是问题所在。如果他们觉得向一个翻译家发出死亡威胁，就能够帮助中国和中国的形象，那他们眼中的现实是扭曲的。”
除了过度政治化的解读，令白睿文更加不解的是中国政府和一些民众对异议的愤恨。他说：“如果一个政府一个国家真的很强大，那应该有自信，有包容性。这个包容性很重要。就像方方自己说过的，难道因为一个日记，共产党就要垮掉吗？任何一个政府都应该有这种包容性，应该允许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论述、不同的个人来表述他们对事情的看法。”
夏明教授认为，言论自由在全球大流行病的背景下尤其重要。他说：“在目前全球面临新冠疫情的情况下，每一个宝贵资讯的自由流动都是可以挽救生命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面临一个它不完全了解的病毒，还要去作为一个最高裁判，来决定哪些东西可以发，哪些东西不能发，哪些事情可以说，哪些事情不允许说，那么中国共产党是用新的错误掩盖自己失职的老错误，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在微博上，一位名叫“空隙中的黄昏”的网友是少有的支持方方的人之一，她在方方的新年感想下评论道：“方方为底层老百姓说话，批评政府在应对疫情中的不足之处，还可以促进政府改进防疫措施！然而那些底层老百姓却以家国情怀为由，不允许批评政府，似乎政府是他们开的一样。”
但是他的发言也很快被反对的声音淹没，网友“幸福顺发” 回应说： “哪一个父母没有错？更何况这样一个大家庭！关键要看他是否爱你！对政府亦是如此。”
白睿文表示，方方日记之所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不只是因为疫情，更多的是中国人对于公民社会看法的激烈分歧。但是这种争论有积极的意义，可以促使人们去思考。他说：“方方日记激起了关于公民社会的争论，以及普通民众间的讨论，也就是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社会，是普通人可以自由发表日记的社会，还是不代表国家利益的行为就不被允许的社会。”
从众人赞扬到死亡威胁，方方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度过了一整年。哪怕是像瑞娅这样比较理性的人，也只承认方方是一个记录者。瑞娅告诉美国之音：“没必要说家丑不可外扬，但也没必要上升到英雄的高度。”
但是在白睿文看来，方方就是时代的英雄。他告诉美国之音：“好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有明哲保身的习惯，遇到麻烦就不管，特别是如果说出来，家人会受到牵连。但是方方完全相反，她觉得这就是我该做的事情，不管有多大的牺牲，她还是要去做。我觉得在当代中国社会，这种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可贵。”
湖北武汉正在举办一个长达3个月的新冠专题展览，共展出照片1100余张、实物展品1000余件、视频45个、大型场景33处，中国官媒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以及几家湖北地方媒体都进行了报道。
由中国官方投资制作的的纪录片《武汉日夜》也在1月22日上映，在这些少有的官方一周年纪念活动中，方方以及因记录武汉疫情而被判刑的公民记者张展都没有被提及。
▲自由亚洲电台（RFA）1月22日报道：武汉封城一周年 曾说“大实话”的武汉市长辞职
在武汉封城一周年之际，曾带领武汉经历封城与抗疫的武汉市长周先旺离任，引起各方揣测。这个经历了76天血雨腥风的城市，如今哪些人被人们铭记？ 哪些人又默默地被噤言、被消失？
1月22日，在武汉封城届满一周年前一天，曾说自己会为封城决定负责的武汉市长周先旺辞职下台。
中国官方在一段简短的公告中写到，“周先旺因工作需要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辞去所任职务的请求”，武汉人大会议在22日接受他的辞职。由湖北发改委主任程用文出任武汉副市长、及代理市长，周先旺则出任湖北政协党组成员。
日前宣布辞职的武汉市长周先旺（视频截图）
隐匿疫情？ 周先旺曾暗示：中央不准公开
武汉最早在2019年12月8日出现首例确诊病例。一月初，武汉警方以散布谣言的名义，传唤了8名在网络上传播有关疫情信息的人员，包含最后染疫过世的李文亮医师。2020年1月12至18日湖北两会召开，当地政府仍宣称疫情“可防可控”，没有新增病例。
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照常举办“万家宴”活动，至少四万多个家庭参加，被视为是疫情早期发生大规模群聚感染的原因。
1月20日习近平出面讲话后，中国的抗疫行动才彷彿动了起来，病例数字也开始大幅跳升。1月23日，武汉市政府宣布封城。
当时担任武汉市长的周先旺是疫情爆发初期的关键人物。在满城居民焦虑、又对隐瞒信息的政府感到不满时，周先旺在1月26日上央视直播节目说了一段大实话： 不是隐匿疫情，而是中央不授权。
“前面这个披露的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所以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
周先旺说，在1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定调将武汉肺炎定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后，地方政府才得到授权，能够更“主动”地执行各种措施。
当时，周先旺的坦诚让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得到不少支持。随着李文亮医生在2月7日去世，更一度使中国民间对中央的不满声浪上升至高点。
“封城前”的故事不许说
“（周先旺辞职）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一年前，周先旺是一个非常焦点的人物。他公开在央视上说，他作为武汉市长没有权利发布讯息，是中共高层做的决定。这在中国官场是非常罕见的（做法），他把责任清清楚楚地界定说出来。” 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告诉本台，也由于周先旺这个“冒险”的做法，“让中央对他的处理比较棘手。”
去年2月13日，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双双下台。周先旺不仅继续呆在市长的位置上，还贴身陪同到武汉考察的李克强。
陈奎德分析，这一年来周先旺没有“被改口”、“被下台”，反映中央明白撤职周先旺可能造成更大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中共党内在如何处理周先旺上有分歧。他预估，在目前疫情及舆论形势可控下，中共让周先旺退居幕后，也是要淡化外界对于疫情之初的讨论与追责。
“周先旺是最清楚疫情初始各项决策的人，中国政府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全力改变武汉封城以后的叙事。把封城前、还有追问封城前发生什么事的关键人物艾芬、张展等全部抹杀。” 陈奎德说。
武汉封城一年之后
1月22日，一部由中国官方投资制作的记录片《武汉日夜》上映了，这也是纪念武汉封城少有的官方活动之一。故事正是从去年的1月23日说起，讲述武汉百姓76天的封城期间，可歌可泣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和发起自救的市民，但是巧妙地避开了封城前后官方不愿提的“那些事”——被训诫的医生、被噤言的公民、被消失的记者、被瞒报的疫情、被围攻的作家、被非人性化对待的市民及确诊者。
一年之后，武汉的街道恢复平常的嬉闹，准备过农历年的大红灯龙又挂了起来。而新冠病毒已经在全球扩散，造成超过九千八百万人感染，两百一十万人死亡。
“其实如果不是死了家人或者患病的，这一年对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改变不大。大概都只是记得当年封城了两个月，足足几十天没出门。百步亭那里，当时重灾区，现在每天早上都很多老人在公园运动，好像什么事也没有。” 住在百步亭社区不远处的武汉居民张先生说。
这一周以来，许多媒体都到武汉做一周年的报导。摄影师小迈跟记者分享着他的记录：武汉长江大桥旁看日落的游客、万头躜动的保成路夜市、冬日晨起早泳的老人…… 他说，除了带着口罩，街头生活如常了。
“武汉人跟我说，不可能再封城了。”这趟采访行，这是小迈最常听见、也最感到讶异的是武汉人的自信，“他们会说，国家给的信心。”
英国独立电视台（ITV）也重返现场，在刚出炉的记录片中，一位脸部被打上马赛克的武汉医生坦言，早在2019年12月就知道病毒会人传人，却被政府封口。
一位医生说，“我们出席医院会议时，被告知不可声张。省领导要医院不可说出真相。”
目前正在武汉调查病毒起源的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团的成员，不知道会不会了解到真相？
（记者：唐家婕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美国之音（VOA）1月23日报道：武汉封城周年祭：沉默，不代表愤怒消失了
武汉新冠肺炎难属张海（左），去年2月感染新冠病毒去世的父亲张立发
华盛顿 —站在武汉一间会展中心门口，望着入口处“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牌子，张海觉得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会展中心内，近万平方米的展厅，1000多件展品，正在讲述一个大国抗疫的故事。
为了这个展览，去年12月，张海专程从南方城市深圳回到武汉，但他却没有心情进去。
“如果真的能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就不会发生武汉这种瞒报的行为，犯罪行为，”他对美国之音说。
此刻，张海父亲的骨灰还躺在武昌殡仪馆里。 去年1月，父亲到武汉一家医院治疗腿部骨折，在院内感染新冠病毒，15天内便撒手人寰。
张海坚持认为，如果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政府没有刻意隐瞒、淡化疫情，父亲就可能避免去医院，也不致感染病毒。
“你总是强调你后来取得的成绩，但是你把前期瞒报的那个关键时间节点刻意地抹去，这种行为就是对这些逝者的不尊重，” 他说。“这些逝者都曾经是鲜活的生命。”
武汉是第一个报告新冠病毒疫情，也是第一个封城的城市。2020年1月23日凌晨，政府毫无预警的一声号令让这座1100万人口的城市陷入76天的死寂。
星期六，武汉封城一周年的日子。一天前，描绘封城的抗疫纪录片《武汉日夜》在中国各地的院线公映。用官媒的话说，这是一部呈现“战疫期间全国人民齐心抗疫、共克时艰”，向英雄致敬的影片。
从去年2月出版《大国抗“疫”》，9月播出电视剧《最美逆行者》，10月举办抗疫表彰大会、抗疫专题展览，再一次，中国官方试图扭转疫情叙事，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描绘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胜利。
这样的努力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成效。
随着亲人忌日临近，很多新冠肺炎死者家属心情格外悲愤。武汉难属张海说，当局宣扬“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却至今没给他们一个交代。武汉市民张毅说，“我们这一年就是活着，为活着而活着”。武汉90后辰辰说，我已经彻底走出来了，但我的父母觉得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三个武汉人，三段封城故事。 pic.twitter.com/45Nes4nACa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January 23， 2021
2020年最后一天，繁华的汉江路上人山人海。午夜时分，汉江关大楼的钟声响起，人们放飞手中的气球，欢呼“新年快乐”，《我和我的祖国》的歌声响彻夜空。
这一天，27岁的武汉国企员工辰辰和两万多人一道在跨年演唱会上迎来新年。
封城之初，辰辰也和其他人一样，惶恐地看着不断攀升的死亡数字，在微博上大骂不作为的地方官员怎么还不下台。
时隔一年，她说，回头来看，政府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当初不管是我，还是我身边的人，都怪过政府、怪国家把事情压得这么狠，让我们没有一个准备，但我感觉到武汉的补救措施还是很好的，”她对美国之音说。
4月复工，5月商业基本恢复，十一黄金周，各旅游景点爆满。“大家都在家里憋傻了嘛，”辰辰说。
“武汉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她说，“我觉得我已经彻底走出来了。”
不久前，在医院工作的姨妈告诉她，从去年12月起，武汉的医护人员又全副武装了。夏天时已经脱掉的防护衣、防护帽重又穿了回来。
上星期，河北省的两个确诊病人证实到过武汉。武汉又开始大规模消杀，小区半封闭，学生提前放寒假。
但辰辰并不担心。她觉得武汉再来一次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现在都说武汉是最安全的城市嘛，你在街上看不到一个人是不戴口罩的，”她对美国之音说。“你出门不戴口罩就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别人都会投来非常惊讶的目光。”
但是父母那一辈人就没有那么乐观：
“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50岁出头的人，他们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情。他们觉得就像一场噩梦一样，经常害怕武汉会不会再封城，疫情会不会再来一次。”
“李医生，又是一年啦，您在那边还好吗？我们都要努力的生活啊。加油！晚安啦。”
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去世近一年来，他的微博下还时时有人留言。有人称那是中国的“哭墙”。
还是有人没有忘记，还是有伤痛无法愈合。只是，在官方“抗疫胜利”的主旋律下， 有些话再也不能提起，有些问题依然无解。比如，疫情的源头是什么？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和死亡？那些失踪的公民记者在哪里？
中国公共卫生部门去年底公布的一项研究说，武汉新冠疫情的规模可能是早先公布数据的近10倍，即武汉1100万人中有多达50万居民可能受过感染。
“武汉市因为这个新冠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一个谜，”张海来到墓园，心情沉重地拍下一段视频：
“我感到中国人特别悲哀，因为他们对生命没有一种敬畏的心情，包括这些逝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交待，没有一个说法，更别谈对那些当初瞒报的官员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些都没有。 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生命在这些权贵的眼里，是特别漠视的，根本没有把你当人。 我始终认为很多东西是祈求不来的，只能靠自己去争取，去发声。”
去年4月，张海控告武汉政府瞒报疫情，案子一路入禀最高法院。此间他不断受到当局骚扰。 他说，自己的微博被封了六个号，微信被监控，电话被监听。
“我回武汉的时候他们还跟踪我。我换地方住，三个公安去调小区的监控。我感到特别气愤，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并不是一个间谍，也不是一个反党、反你们这个体制的人。我始终认为我追责、我发声就是一个爱国的行为，”张海说。
武汉的新冠肺炎难属中，张海是极为罕有的，还在坚持对外发声的人。警方威胁他，如不停止发声，就等着进监狱。
“我这个人不喜欢人家威胁我、打压我，特别是恐吓我，”他说。“你们既然敢瞒报、敢杀人，我就敢说，而且我到处说。”
张海告诉美国之音，其他家属不发声，并不代表他们心中的愤怒消失了。随着亲人忌日的临近，他们的心情是特别悲愤的，但是他们只敢在微信群偶尔发泄一下。
“中国政府所谓的‘战疫’成功，其实建立在消灭一切质疑政府防疫失败的声音，以及假借阻止病毒扩散而实施的迫害之上，” 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打压侵权受害者及其家属，无异在他们的伤口上洒盐。”
眼下，中国正在至少75个城市展开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计划在2月农历新年到来前为数千万人接种。
中国也为巴西、印尼、土耳其等国提供了自行研制的疫苗。上星期，巴西公布的临床数据显示，中国疫苗的的有效力只有50.4%，勉强达到国际认可的疫苗有效力的最低门槛，大大低于中方此前公布的78%.
“我是肯定不会打的，” 武汉市民张毅说，“我周围认识的人也都不愿意打。”
他指出，中国疫苗问题频出，以维权人士何方美为例，她因为疫苗导致女儿残疾状告政府，3个月前被抓，至今下落不明。
“谁愿意打谁打吧，最好还是让领导先打，”张毅说。“但是可能领导打的是进口的辉瑞疫苗呢。”
说起过去的2020年，张毅有些哀伤，“我们这一年就是活着，为活着而活着。”
“太多的人间悲剧在武汉上演，我们听着也很伤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先活着吧，活着就能见证历史，看谁活到最后，”他说。
这次采访几天后，张毅被当局带到外地“旅游”。这是中国当局在政治敏感日期前针对异见人士的惯用手段。 武汉一批持不同政见者收到了不许接受外媒采访的指令。
武汉封城周年前夕，800多公里外的河北省石家庄等多地疫情告急。 交通停摆，小区封闭管理，村民被转移、方舱医院在火速建设，全民核酸检测，2200万民众正在经历封城2.0版。 过去一周来，官方报告了数百例的新增确诊病例，进入3月以来最严重的疫情暴发期。
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派出的专家组抵达武汉，开始对病毒源头展开调查。 过去一年多来，中国政府一直使用各种手段阻挠世卫组织的调查。官方在疫情初期迟缓应对导致的病毒大流行已经造成全球9000多万人感染，200多万人死亡。
▲纽约时报1月25日报道：“痛苦还在”：武汉封城一周年，来自亲历者的声音
在武汉举行的一个展览，纪念这座城市与新冠病毒的斗争。
他们是幸存者、必要行业工作者和专家。他们仍然在试图理解新冠病毒对身体和情感的影响。以下由各行各业的人为我们展示大流行最初几个月的情况，以及中国的复苏意味着什么。
一年前，中国城市武汉因新冠病毒而封城——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严苛的一次封锁，一年后，我们向六个人询问了他们的经历，其中一些人在疫情暴发时曾经接受过我们的采访。
为了表述的清晰与简洁，访谈经过了编辑和缩减。
骑手
33岁的张赛是武汉的送餐骑手，是常常遭到忽视的低薪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尽管害怕感染，他们仍然在封城期间为城市运送食物和物资。
8月的一天，我们的经理提醒我们，无论情况有多大改善，骑手都必须戴口罩。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有了阴影，我一直都戴口罩。我可能是公司里唯一一个仍然在口袋里放着消毒洗手液，并经常使用的骑手。
我一直以为我不怕死。但是在疫情期间发现，我很怕死。我想念我的妻子，我五岁的双胞胎儿子，我父亲，非常想念他们。我想，如果我活下来，我会怎么做？
所以，当封城解除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我在家住了两个月。在过去，我会住两三天，也许一周，然后再赶回来。我赚不到很多钱，总想多赚点。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钱赚再多，又有什么用？
我从来没想过，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所有人学会了说谢谢。太震惊了。难道不是只有专家、学者和名人之类的人才能得到尊重吗？骑手怎么也能得到？这让我特别高兴。
现在，情况又变得和去年一样了。这就是人性。
科学家
病毒学家张永振在去年1月11日不顾中国政府的命令，发布了完整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后，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巨大压力。北京有关抗击病毒的官方叙事里他的名字被抹去，这与政府钦定的医生钟南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因指出许多专家已经发现的病毒可以人传人的结论而受到赞誉。
当时，关于病毒我有四个发现。第一，它就像SARS.第二，它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最重要的是，病毒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我还认为它比流感病毒有更强的传染力。即使在那会儿，我就认为它肯定会人传人。
如果更多的专家从一开始就同意我的观点，那么我们可能就不需要钟南山来说了。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我们都需要培养一群批评家——领域里的真正科学家。中国真的需要。钟南山年龄大了。谁会是下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来说出真相。
从那时起，我在工作和项目的研究经费上就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我不后悔做的任何事。我相信我自己。我有这么多经验，多年来我的团队取得了许多发现，因此我们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
我希望你能提一下这件事。我妻子于2019年10月13日去世。我们在1989年结婚，在一起生活了30年。如果说我对社会有什么贡献的话，那是因为妻子的支持。
撤离者
34岁的布莱尔·宗（Blair Zong）是从武汉撤离的数百名美国人之一，她于2月发表了照片日记，记录了她在加州军事基地的隔离情况。她目前生活在得州奥斯汀，从事活动策划和保姆工作。
武汉封城后，我紧张又焦虑。我听到有人死去的传言，事情真的很可怕。有人发给我一份报告，上面说美国正在撤侨，于是我给领事馆打了电话。我决定离开，跟妈妈及祖父母告了别。
隔离结束的那天，在圣迭戈机场，我身后排着一位女士，她不停地咳嗽。我记得当时在想，这可不妙，但是我也觉得病毒不可能在这里传播地如此严重。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但是从3月开始，这里的人开始抢购厕纸，我又感到了恐慌。中国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所以我在那里的朋友都开始嘲笑我说：“你现在后悔回去吗？”我在武汉的一个大学同学给我寄来了护目镜和口罩。
我变得更加镇定，对生活更加谨慎。我信命。我正在努力变得更加环保。
母亲
武汉全力抗击新冠肺炎之际，29岁的赵茜（音）为新生女儿的治疗费尽心思，她的女儿患有危及生命的心脏病。
当时医院不收任何病人，包括我们的女儿。我们非常努力，用尽各种资源和关系，拼命努力才救了女儿的命。所有医生都去了前线。
不过，总的来说，国家的政策还是挺好的。我还记得所有超市都关门的时候，还有志愿者帮我买吃的。不管有什么不好的传闻或者谣言，我觉得国家是非常强大的。武汉人现在很安全。这很让人放心。
中国人应该自豪。不管有多困难，就算别的国家控制不了疫情，只要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就能渡过难关。
咨询师
50岁的雷五明是武汉理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通过流行的通讯应用微信举办葬礼，给悲伤的家庭提供一种哀悼的方式。
那时候，我就像主持葬礼的牧师。我也是一个心理学家。我营造了一种氛围，让家人表达悲痛。一个是表达自己的悲痛，一个是珍惜回忆。
这拉近了家人之间的距离。他们回忆同样的事、同一个人，这能让他们更加亲密。他们抱团取暖。
这些家庭建一个聊天群，然后我加入进去。我先放一段葬礼音乐，然后做一段致辞。然后我点名，让他们一个个发言。他们可以发语音、打字，就算发表情包也可以。
这是一种社会支持，这样家人就会觉得，“我不孤单。我有家人和朋友支持我。”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报道属实，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死亡人数相当低。但在疫情期间，我们不这么想。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完蛋了。
儿子
刘沛恩的父亲去年1月死于新冠病毒，之后，他发誓要向当局施压，让他们为最初隐瞒疫情承担责任。
回想去年上半年，我很愤怒。当地官员威胁我。我离开武汉，他们还是不依不饶。他们骚扰我的亲戚。他们想让人觉得我有精神病。
但是到了下半年，我也有了变化。我一心学佛。信仰能让你了解人生的道理。我明白冤冤相报何时了。
我心里平静多了。我不再愤怒，不再怨恨。但痛苦还在，我经常哭。
我经常祈祷。我尽量给寺庙和其他慈善机构捐钱，帮助武汉周围的穷人和老人。我用父亲的名字捐了10万多块钱（约合1.5万美元），帮他做功德。
我以前赚大钱的梦想都已经没有了。因为钱到底有什么用？钱买不回人命。
我以前觉得我能告政府，后来才知道我太无知了。不会有结果的。退一步说，众生都是有罪的，都会有报应。
现在我只关心身边的人，只想做我自己。我打算带我妈去三亚过春节。去年我爸感染之前，我们本来就打算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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