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过两个断层，一是1949年，一是1966年。你要知道，清末中国的海军实力强过日本；抗战胜利后中国工业化程度和日本相差不算太大，可是“文革”结束后往外一打量，人家早已进入二次现代化了——从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到二十世纪二战以前，是一次现代化过程；二战后迄今又是一拨现代化——电子工业，信息工业，等等等等，正好这段时期中国锁起来。再开国门，什么都不对了，世界变成这样子了！
所以你说的北京的冲突，我称它为文化时差，生理、心理都不适应，又非得适应。你经历过越洋飞行后的时差吗：你困得不行，要睡觉，可正好是一大早，你怎么办，只好打起精神。
冯：那现在的北京是不是“病”了？
陈：可谁见过一个病人那么有活力呢？中国今天所做的事情，世界上没哪个国家能做到。
所以“城市文化”你说它没有？不对的，它有了。谁见过上海、北京这样仅仅二十年就堆满摩天大楼？布满高速公路？那是都市文化吗？你不能说不是。照国外指标，硬件、规模都有了，可是你往深里看它的品质，太粗糙了，全是急就章，到处布满文法句法的严重错误，可是文章已经写好了，改都没法改。
我个人与城市文化的冲突可能早一些，二十多年前我把自己扔到纽约，整个失落，处处是文化障碍，文化休克，很久才调整过来。可我一个人好调整啊，一座城市，上千万人，你怎么调整？且得调整呢。你走进千家万户，爷爷、父亲、孙子，生活在一个空间里，可是三种价值观，三种生活方式，你怎么调整？
冯：但现在很多人又在往回拾传统。
陈：早二十多年，我得亲自跑到纽约才会体验什么是失落，现在大家出家门口就失落了。传统肯定找不回来了，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巨变的空间里面，人有自我辨认的愿望：我是谁？一切怎么会变成这样？所有人在享受现代化，物质生活绝对比以前好太多了，同时你会发现大家并不快乐。你会想：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现代都市的生活么？连都市本身也遭遇名分的问题，命名的问题，北京短短十来年出现太多难以命名的区域，怎么办呢，于是抢了美国的地名来，什么公园大道、时代广场、曼哈顿、上东城……那是人家的传统呀！
但中国人大气，管他人家的自己的，牛仔裤穿上再说。
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改掉吧。
陈：民国新兴都市很崇洋。大家闺秀出门戴瑞士手表，烫德国式卷发，男士拿英国手杖，穿意大利皮鞋，你看钱锺书杨绛梁思成林徽因出国时的照片，现在连牛津耶鲁的才子们也未必找得出这么正宗的扮相。民国赶时髦不是恶性崇洋，自己的传统资源还在。家里有个什么仪式、场合，照旧长袍、马褂、旗袍，行为规范伦理道德，一套一套都还在。今天你即便不是崇洋派，玩儿极端民族主义，你也没剩多少自己的模样和规矩了。你找得出哪户人家老老小小谈吐举止是“传统”的？
问题是西方那套我们也没学个模样。我参加过时尚界高级Party，那种夸张、奢华，在美国都少有，可是来客就是扎堆聊天，打扮是打扮了，气氛完全不对。海归派私人聚会的圈子，骨子里还是老知青的无产阶级话语，只不过夹几句英文。
我们没有准备好，大家被扔到种种洋排场里。排场不难弄，难的是教养和气质。这得慢慢来，要几代人。梁启超一代是最早鼓吹共和提倡西化的家伙，但他们个个是纯粹的中国文人，现在没这样的角色了，现在的海归派找得出一个辜鸿铭、一个胡适、一个邵洵美？不可能了。所以中国二次现代化是在本土文化完全扫荡后才开始的，它没有障碍，走得特别快，疯快。
冯：中国现在是进入了一个想象的时代。
陈：不是“想象”，而是“假想”。想象是有对象的。徐志摩想象自己是个英国绅士，但实际上他是个浙江乡下的绅士。今日中国是在假想，所谓假想，就是你仿效的对象，你想成为的角色，其实不是这样的，可你以为是这样的。全中国都在过一种假想的美国生活，做一个假想的美国人。想象的时代非常好，自己是主体，然后从容接受外来的种种新事物新观念，用今天的说法就是有“底蕴”的。民族派也好，西化派也好，还有个争论的前提，有原则，有人格，因为传统的骨架和文脉还在。你说他是新型知识分子，可是传统士大夫的基因还在身体里。现在新左新右的争论，是观点词语的争论，失去了人格和文化的前提了。你譬如胡适、陈独秀、梁漱溟，意见大异，可是你剥掉他们的观点，都是中国的士子。
但纠缠这些已经毫无意义了。目前布满中国的确实是新型的城市，新型的文化。没得选择了。我们不能说过去的才是好的。眼下一切都是所谓“文化”，但那叫做什么文化呢？我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