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与剑
四．学者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在中国，不可一世的统治者是弄权者，而许多弱小、被欺凌、看起来值得同情的挑战者也是弄权者。受害者与加害者经常只是得到的机会不同，而不是内在道德准则不同。受害者是潜在的加害者；机会到了，受害者就变成加害者。看起来令人同情的弱者一朝权力在握时，可能比强者更邪恶。不难想象，所有最邪恶的政权在其萌芽期都是弱者。
十九世纪后半叶，在太平天国、捻军、云南回变、陕甘回变等动乱中，中国约有一亿人死于非命。到了二十世纪，在历次战争、土改、镇反运动、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又有约一亿人死于非命。这些周期性发生的人间惨剧就是老的和新的弄权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结果。他们不断抛出将现实世界极度简化的宣传和扭曲真相的口号，而情绪亢奋的大众信以为真：我们的敌人是“妖”、“贼”、“恶霸”、“反动派”，都不配活在这世上；大同世界的降临就在把他们从肉体到精神都消灭的那一天。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学者阶层站出来告诉大家：事情不是这样简单。
这些历史虽然没有过去多久，但在当代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中都不存在。他们只知道他们正活在盛世之中，而中国很快要将美国“取而代也”，当上世界的皇帝。
人的习惯的力量极为强大。如果一个人不有意去改变自己的某些习惯，它们将不会从他的身上自动消失。事实上，即使他有意去改变这些习惯，其过程也将相当费力。一个社会的传统也是这样。如果这个社会的多数成员不对某个传统进行反思，这个传统就会完好无损地延续下去。所以，虽然现在有许多人，包括许多学者，在日思夜想着现政权的倒台，他们的心愿实现的那一天不见得是中国人的幸事。在强权倾覆之际，唯一能阻止中国社会再一次陷入人间地狱的力量是大众辨识真相和真理的能力，而中国没有西方社会中那个由真相和真理撑起来的坚实的维度。当现在的强权倾覆时，最有可能发生的情景是血流成河，然后是另一个强权浴火而生，中国在极权王朝的循环中继续下去。
如果说有一个社会阶层应该担负起帮助中国人反思传统的责任，那应该就是忠于真理的学者们。
他们还有另一个责任。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农耕社会，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精微之处的准确认知不再是可有可无。现代社会的每一根不可或缺的支柱 – 新闻、法律、医疗、教育、科技、商业、金融等，都离不开求真精神。这些行业中的从业人员的训练都是得自于以求真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学者阶层，所以学者阶层或许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地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学者阶层劣质、锈蚀、被弄权者边缘化、被大众冷落，这个社会就成了弄权者骄横而短视的想象力的实验室，如1950 – 1970年代的中国那样；虚假的新闻和统计数字、不公正的司法、假药和毒疫苗、审查和告密就会在这个社会中泛滥。
忠于真理的学者也有承担起这些责任的条件：
首先，他可以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收获愉悦、得到精神享受，所以他无求于掌握权力者。
其次，权力可以锁住人的身体自由，但无法锁住人的思想自由，所以他有空间不断成长自己、不断生产出含金量更高的精神产品，只要他愿意向真理敞开自己。
第三，他可以把对世界的敏锐的观察能力用来观察自己、改变自己。他可以试着做一个普通人，多下功夫挖掘真相、发现真理、传播真理。他可以不把另一只脚踩在弄权者的那只船上、不通过控制他人的生活来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不为了在权力的盛宴上分一杯羹而背叛了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事。
将自己降为普通人时，也有更多的机会察觉到经常遮蔽了自己视野的道德优越感、自我正义和先入之见。
最后，面对一个不可一世的强权，人本能的反应 – 自命崇高、满腔义愤、在安全的远处控诉、鼓噪、喊打喊杀、抢占道德高地 – 不是最有效力的反应方式。学者也有能力做得比这更好。要想飞翔在天空，人的本能反应是在胳膊上粘上羽毛，而一个好的学者则会去学习流体力学。从伯努利发现其著名的流体力学原理开始，成百上千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经过两百年的实验和改进才发展出成功的商用飞行技术。这是真理的工作方式。
士兵的职业是施用暴力，革命家的职业是争夺权力。学者的职业与他们的不同。一个学者投笔从戎或许是条不错的新闻；一个所有的学者都投笔从戎的社会是个人间地狱。学者可以做的事是安居于社会的边缘，搞清楚几个力所能及的小问题，再将他的发现诚实地呈现给大众。他给大众呈现的世界是复杂、多元、充满矛盾而没有简单粗暴的解法的世界，是只有少数人愿意拿出耐心来理解的世界，但他不可能做得比这更好。他发现的真理并不能直接给他以回报，也不能直接促成社会的改变。他的受益者是他可能将永远不会谋面的人。他的工作是为社会大厦修筑不会轻易腐烂的地基。这就是他工作的维度。
学者自己的身体是速朽的，但他挖掘出的真相和发现的真理不会很快腐烂。虽然社会中的大众可能没有独立发现某个真理的能力，但当学者将这个真理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中的一些有足够认知准备的人一眼即可将它认出。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和柏拉图至今仍然有人在读。真理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人类社会中薪火相传。
另一方面，李白的读者不会变成李白，孔子的读者也不会变成孔子。他们吸收了其中可吸收的成分，将其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李白和孔子并没有为他们“立心”。他们从李白和孔子那里，也从自己的父母朋友那里、从当代的电影、小说、互联网中吸取各种营养，然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将所有这些营养合成，“立”起来自己的“心”。
忠于真理的学者需要面对生活的困苦和青灯古佛的寂寞，但这不等于他们可以遁身世外。如研究天体轨道的布鲁诺会触怒罗马教廷，学者发现和传播的真理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干预社会生活，所以以真理为意的学者避免不了与权力对峙。他们要对此有心理准备，并拿出勇气来面对。
结语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他指的是他生长的那个年代。他的文章里提到过那个年代中许多知识分子的血泪斑斑的例子。
从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的理智程度与王小波生长的年代只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别。
王小波的话反过来也成立：不理智的年代最需要知识分子。不是需要他们来弄权，而是需要他们的理智。
但理智对社会的作用不是立竿见影。一个学者完全有可能在其有生之年看不到他的研究对社会的文明进步有任何可以触摸到的贡献。所以希望为社会增加一些理智的学者需要一点信仰。这信仰如同农夫对大自然的信仰：他在春寒料峭中播下种子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否一定会在在秋天看到果实累累、在冬天看到仓廪充实。未来或许会发生旱灾，或许会闹蝗虫，或许自己的耕种之法会出差错；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发生，他都将食不果腹。但他只能凭着信仰戴月荷锄、最精心地耕耘好每一寸土地，然后安然领受大自然的判决。
主要参考文献
-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
- 陈嘉映，”知识分子”是什么人？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18598.html
- 陈嘉映，”真理掌握我们”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6903.html
- 陈嘉映，”事实与价值”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26352.html
-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 1998年
- 葛兆光，“读不下去的陈寅恪”，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27557.html
- 王小波，“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选自《思维的乐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 王小波，“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http://www.bwsk.com/xd/w/wangxiaobo/qt/005.htm
-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读书》１９９４年９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