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
2013年秋天，我到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做訪問學者，研究的課題是“中國極權主義”。為什麼我會對極權主義感興趣？說清這個問題實際上就回答了“為什麼我會反對中國共產黨而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問題。
八十年代中國進入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這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特別是對經歷過文革劫難的人來說，簡直就是脫胎換骨的新生。那時各種西方政治經濟文化思潮在中國大地上激盪、碰撞，對我而言，它們無異於荒漠甘泉，如此清新和香甜。但八九年“六四”的槍聲打碎了我色彩繽紛的夢想，我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悲痛和迷茫。
很快，中國又被鄧小平南巡所掀起的市場經濟改革浪潮席捲。敞開的國門、西方的資本、技術以及自上而下的腐敗和放縱的慾望交織混雜在一起。它顯然已經不是八十年代那個充滿希望的改革開放，而是根植於人性的貪婪而噴發的火焰。
當時我幼稚地相信“加入共產黨改變共產黨”的觀點，開始了長達九年的銀行支行行長生涯。2007年7月，我辭去了銀行的工作，走進了律師事務所。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常問自己，這九年我如此勤奮地工作，如此廉潔地要求自己，我改變了什麼？我改變了共產黨嗎？回答是我改變了自己，自我淘汰出局。
官場的殘酷權鬥、無處不在的腐敗和窮奢極侈，中共體制就像一個日夜不停的絞肉機不斷地吞噬著新的生命。中國憲法所記載的公民權利只是一個個在陽光下破滅的肥皂泡。為什麼共產黨要在人間建立天堂卻最終把人民帶到了地獄？為什麼腐敗像病毒一樣無法遏止？為什麼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將殘酷的政治鬥爭演變為和平的政治遊戲？我九年的地區人大代表經歷難道只是為趕一個又一個飯局？這些問題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中國需要徹底的政治制度重建。
當我得出這個結論後，我開始潜心研究憲法，希望從中找到破解之法。我從中國現行的政治制度，追溯到前蘇聯社會主義，再到馬克思主義和法國思想家盧梭。在漢娜·阿倫特、J.F.塔爾蒙、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卡爾·波普爾、雷蒙·阿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喬治·奧威爾以及李慎之、徐賁等的著作和文章中，我看到了一個邪惡的幽靈，那就是極權主義。
從法國盧梭的“公意”到法國大革命，再到希特勒的民族主義和列寧、斯大林的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最終成為了極權主義的左右手臂,宛如兩翼，有著相同的特質並相互融合，最終演繹了二十世紀的人類極權主義悲劇。但中國極權主義有它自己的特質，它隸屬於斯大林左翼極權主義，吸收了中國二千多年的皇權專制主義毒素，形成了毛澤東極權主義。文革時代是毛澤東極權主義的充分體現。隨著毛澤東的死去，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具有明顯的後極權主義特徵，而2012年以來的習近平時代則是從後極權主義返回極權主義。習近平的極權主義是在毛澤東極權主義的基礎上借助了高科技數字監控技術。
在美國法學院的學習和思考促使我站出來揭露和批判中國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本質，也決定了我踏上了政治流亡的不歸路。從行長到律師再到政治流亡者，從體制內走到體制外，從共產黨官員到堅定的自由主義者，這是一個政治覺醒和心靈拷问的歷程。
中共二十大將為習近平極權主義拉開序幕，中國再次將進入一個黑暗的時代。它發生在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之後和西方文明世界告別從綏靖政策之時。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在中國的軍事恐嚇中出訪台灣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它意味世界不吃中國極權主義這一套。
習近平希望畫一個完美的圈，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他自己極權主義復興的圈，但歷史卻在畫另一個圈，它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習近平的中國極權主義分崩離析的圈。我堅信文明必將戰勝野蠻，憲政民主制度必將戰勝極權暴政，但我也知道中國和世界將會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