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八十九岁的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出版了《激荡的百年史》一书。凭借其政治家的宏伟视角与独到眼光，他从政治、经济、教育各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百年发展史，反思了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的歧路，回顾了日本如何在战后的废墟中完成重建、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过程。《激荡的百年史》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被北京三联书店评选为“二十年来影响中国最大的一百本书”之一。吉田茂在这本书的结尾处精辟地指出：“在今天的世界，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使命，并努力实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今天，对于日本最重要的是：怀有理想，将自己置身于世界舞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四十年过去了，日本是否已经找到了自己在亚洲和世界的位置呢？

今天的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亚洲第一经济强国，但是日本在亚洲和全球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远远不能与自己的经济实力成正比。日本为联合国缴纳的会费虽然仅次于美国，但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却屡屡受挫。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日本却并未在国际上获得普遍的好评。这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呢？这是否表明了日本外交战略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呢？日本的外交是否能寻觅到一个新的突破点呢？日本在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方面如何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呢？日本如何处理与中国这个“陌生的邻居”的关系呢？迄今为止，这一系列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在此，我愿意提供一些我个人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愿意与关心中日关系以及中国的民主化问题的朋友们一起交流与讨论。

从“脱亚入欧”到“回归亚洲”

两千多年来，作为岛国的日本一直独立于亚洲大陆的国家之外，除了与中国和朝鲜有过交往外，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很少。这样的历史让日本人形成了强烈的岛国意识——日本在地理上属于亚洲，但日本人一直没有像亚洲大陆国家那样的亚洲意识。

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脱亚入欧”一直是一种主导性的思想。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一八八五年提出“脱亚论”，他在《文明论概略》中指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还在报纸上发表名为《脱亚论》的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认为：“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号称明治三杰之一的福泽谕吉为日本选择的振兴之路，就是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这一方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疑是正确的，它使日本摆脱了儒家僵化的教条的束缚，自由地汲取西方文明的优长，迅速完成了近代化，并把昔日的老师中国甩到了身后。

“脱亚入欧”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一种稍显夸张的权宜之计，却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精神结构和思想模式。二战之后，美国以占领军的身份成为日本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主导者，直到今天日本仍然对美国亦步亦趋，极少表达与美国的不同看法。由此，这种“脱亚入欧”的思维得以大大强化。不久前，《朝日新闻》刊登了一项调查结果，其中有一项内容是“你有亚洲人的意识吗？”仅百分之二十六点九的日本人回答说“有亚洲人意识”。这一观念不只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存在，一些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也有同样的体验。一位日本学者指出：“在日本国内生活时，很难感受到自己是亚洲人。很多日本媒体的国际报道中更多的内容是关于欧美国家的，关于亚洲国家的报道比较少。而且，日本的亚洲报道的范围也比较小，基本上以中韩为主，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报道少之又少。在这样的气氛中长大的日本人，很难有亚洲人意识。”

但是，日本根本无法摆脱其“亚洲国家”的地理位置。换言之，日本人无法将自己的家园搬到美洲或欧洲去。日本虽然在被誉为“富人俱乐部”的西方八国集团中拥有一定的发言权，虽然通过与美国建立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而获得某种安全感，但仍然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欧美国家。如果日本不能真正实现在心理上“回归亚洲”，积极推动亚洲政治与经济的整合，帮助亚洲落后国家实现民主与富裕，获得众多亚洲国家的好感与支持，在亚洲建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日本就不可能通过亚洲走向世界，成为一个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大国。比如，在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中，如果不能获得大部分亚洲国家的支持，仅仅是舍近求远地致力于获得欧美大国的认同，这一目标根本无法达成。

近年来，日本越练越意识到“回归亚洲”的重要性。日本学者原洋之介在《新东亚论》中指出：“现在我国将自己定位为‘亚洲的日本’，所以，我们应该认真地讨论新东亚构想问题。文明应该在个人、地方、国家、区域、世界这个层面上，设想出一个‘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法律、伦理规范体系，而作为这个庞大试验一环的便是为世界的东亚、东亚的日本进行定位的构想。这个大构想是将目前正在进行的区域化推向更公共性制度支撑的区域主义的不可缺少的前提。”不过，这种构想尚未凸现出日本如何推动亚洲人权观念和政治制度上的“进化”，也没有深入地论述日本在这方面可以实施哪些具体的举措。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上，对亚洲的外交不应该是日本外交政策中可有可无的点缀。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七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年度党员大会中，通过了“运动方针”，倡导“有主张”的外交，在亚洲争取外交方面的主动权。安倍内阁也提出“价值外交”的新思路，并勾画出一个从北欧、东欧到日本的“自由彩虹”。这是战后日本第一次提出对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实用主义外交”的重大调整。那么，这些原则和方针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呢？它们如何才能被亚洲各国和世界所接受呢？

化解历史伤痕的最好方法是人权外交

日本重返亚洲大家庭，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历史问题。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需求本来未可厚非，但它的实现有赖于日本更加诚实和巧妙地处理其历史问题。德国并没有因为有过一段黑暗的纳粹历史而永远在欧洲抬不起头来。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对历史问题的诚实面对和彻底清理，德国终于重新赢得了欧洲各国包括被侵略国家的信任，并成为欧盟内部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德国的重建信任之路，值得日本思考和仿效。

日本也有明智的政治家。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村山富市首相在谈话中指出：“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许多国家，特别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在此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这样诚恳的表达，应当被日本更多的政治家继承下来，并通过各种渠道让更多的亚洲民众倾听和了解到。遗憾的是，安倍首相最近在“慰安妇”（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问题上发表不恰当的谈话。受到批评之后，安倍又声称不会偏离“河野谈话”，但不会为此而道歉。当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安倍最终还是公开道歉。如此一波三折，出尔反尔，不是一个成熟的、诚恳的政治家所应有的态度。

目前，日本外交尤其是中日关系中最大的争端，是靖国神社问题和包括钓鱼岛及东海海域在内的领土争端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我理解靖国神社的祭祀活动是日本传统的宗教信仰方式，也尊重日本人对死者和亡灵的世界独特的理解和想像。但是，这种民间祭祀、这种日本的“内政”，不能构成对国际普遍共识（如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东京审判的合法性等）的冒犯。因此，靖国神社有必要完成某些改革，比如将甲级战犯的名册迁出靖国神社，设立专门的、更加私人化的祭祀场所，供其亲属和朋友祭祀；比如对台湾籍的、被强征入伍而战死沙场的士兵的名册，应当尊重其亲人的意愿，从靖国神社中删除。经过以上改革的靖国神社，日本官方人士完全可以公开参拜，将不再构成日本外交的障碍。而对于领土争端问题，我的建议是：各方搁置争议，暂时将其视为公海和国际区域。某些问题不是依靠现有的智慧、知识和法律体系所能解决的，那么我们就暂时将它放在一边，而不能让它成为一道不断恶化的溃疡。

如果在切实地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的前提下，日本的外交政策大可清晰地向人权外交方面倾斜。比如，在日中外交领域，日本应当更加大胆和积极地参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中国，对日本和亚洲都将是重要的安全保障。对华展开人权外交，既符合联合国的宪章和普世的人权价值，也符合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它也不违背日中之间所签署的条约和公报。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在东京发布的《中日两国关于面向二十一世纪加强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即明确指出：“双方确认人权的普遍性，并认为个各国应该通过相互交流增进共识，减少分歧。双峰积极评价中日人权磋商，并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就人权问题交换意见。”

日本积极展开人权外交政策，还可以扭转中国知识分子将日本看作是没有原则的“经济动物”的固有印象。日本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最早主动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的西方国家，此举动使中国知识阶层对日本的负面看法被定格下来。人权外交政策，是日本赢得中国民间的好感并与中国建立长久的友好关系的关键所在。中共政权在今天的中国只具有部分的“代表性”，日本对华外交不应仅仅针对中共政权，而应当着眼于更加丰富和全面的“中国”。

原则是这样，但具体实施却困难重重，正如吉田茂所说：“在国际社会中，同中共的关系是日本所担负的责任中最困难的。”那么，对华人权外交如何展开呢？我个人有如下的建议：

——日本领导人与中国等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可以考虑像欧美领导人那样，直接地、公开地、坚定地讨论人权问题，并提交具体的政治犯的名单；

——日本驻华使馆更加积极地与中国的民间人士和异见人士会面，公开支持中国公民从事的维权活动，这样的会面能够提升这些人士的安全度；

——中日之间民间交流实现真正的“民间性”，放弃与那些完全受中共政权控制的伪民间组织的交往，更多地与真正意义上的NGO组织和民间人士交往；

——对援助中国的资金的分配、用途和效果进行更加周密的控制，并要求中国的媒体进行如实的报道，让更多的中国民众知晓日方的贡献；

——容纳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良心犯、政治异见人士和难民，这是近代以来日本的外交传统之一，近代中国的政治活动家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曾流亡日本，但战后日本修改移民政策，放弃了这种道义承担；

——支持和资助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介绍日本民主化经验的书籍，与其期待中国国内的教育及媒体主动改善对日本的介绍和评价，不如自己行动起来积极向中国民众介绍日本的民主制度；

——设立类似于“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对华广播的中文广播电台及网站，一方面将更多真实的关于中国大陆的新闻信息传达给中国民众，另一方面使之成为介绍日本的窗口，避免日本被中国媒体抹黑。

借鉴欧盟经验，创建民主亚洲联盟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这是欧盟历史上第六次扩大。欧盟目前已成为一个拥有二十七个成员国，人口超过四点八亿的大型区域一体化组织。昔日征战不已的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放弃了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些过时的价值理念，大步流星地走向一体化的进程。

与“大欧洲”呼之欲出的乐观前景相比，“亚洲联盟”仍然遥不可及，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在亚洲根深蒂固，共产主义、专制制度和军人干政的病毒仍然在亚洲各国蔓延。即便是一些已经实现或部分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和区域，民族主义（如韩国）、民粹主义（如台湾）及军人主政（如泰国、巴基斯坦）等反民主的力量仍然汹涌澎湃。在全球化进程中，尽管亚洲大部分地区是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地区，但该地区若干国家未完成的民主化进程以及存在的历史宿怨，使得亚洲的整合迟迟不能完成。中国、日本与东盟的对话，成果寥寥。而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已经意识到：亚洲的崛起，如果不以亚洲的一体化为前提，则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日本在亚洲的地理位置，可以跟英国在欧洲的地理位置相比较；日本在近代现代的亚洲的历史位置，可以跟德国在现代的欧洲的历史位置相比较。英国也是一个独立于欧洲大陆的小小岛国，却率先建构了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和文化的庞大帝国。二战以后，英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英国的外交日趋保守，长期对欧盟的设想持怀疑态度，并以保守立场孤立于欧洲之外。但是，近二十年以来，英国转而积极参与欧盟事务，并成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桥梁，使其重要性重新得以凸显。日本是否可以效仿英国，对亚洲大陆的事务从置身事外转变成积极主动呢？

德国与日本一样，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陷入了国家主义的魔咒，统治阶层企图以战争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结果给本国民众和周边国家人民造成了惨痛的伤害。战后德国重新回到发展民主、尊重人权的基本价值上，不仅成为欧盟的三驾马车之一，更在国际事务中积极推广自由理念，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仅以对华外交而论，二零零六年五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在德国驻华使馆接见《中国农民调查》的两位作者以及几位NGO组织的负责人，德国驻华大使史丹泽博士也多次在大使官邸宴请独立知识分子、维权律师和新闻记者，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表达关注和支持。日本是否可以效仿德国，既自觉清理历史垃圾，又主动充当人权先锋呢？

欧洲和美国对亚洲的某些非民主国家所展开的人权外交的力度，远远大于作为亚洲民主制度榜样的日本。以缅甸问题而论，二零零六年九月，在美国的推动下，“缅甸局势”被列入安理会议程。二零零七年一月，美国起草了缅甸问题决议草案，指责缅甸国内存在人权、艾滋病、毒品等问题并对地区安全造成威胁，要求缅甸政府尽快改善国内状况，否则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后果。由于中国和俄罗斯投反对票，该决议草案未能得以通过。我注意到，日本似乎并未对缅甸问题投入应有的关注。而日本与缅甸的距离远远比美国离缅甸的距离近，日本也有过侵略缅甸的历史。综合以上原因，日本理应比美国更加关心缅甸问题。日本在缅甸人权问题上的缺席，使得日本很难在亚洲和世界树立其道义形象。缅甸民主斗士昂山素季的孤独，是日本及亚洲各民主国家共同的耻辱。

无庸讳言，缅甸问题、北韩问题，都与中国问题紧密相连。换言之，中国如果能够顺利实现民主化转型，亚洲的民主化进程将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此，日本也就能与民主中国携手奠定亚洲和平的根基。亚洲的未来，寄希望于一个真正的“亚洲民主联盟”的建立。此“亚洲民主联盟”，不同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们所憧憬的“大东亚共荣圈”，它以民主、人权、自由这些伟大的价值为基础，其目标是解决区域争端与冲突，推广民主宪政制度，推动亚洲和全球的和平事业。

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正处在迅速变化的状态之中，亚洲也正在迅速的变动之中。日本同样在经历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改革与调整。在这一历史的转折关头，日本尤其需要有具备远见卓识和世界胸襟的政治家和学者。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仅仅反思二十世纪前半期记忆犹新的不幸历史是不够的，仅仅向联合国及若干落后国家提供更多的经费也是不够的。积极主动的人权外交才是“有主张”的外交，它将重塑日本的国家形象，将切实地推动亚洲和世界的民主化与和平事业。这也是我对作为邻居的日本的期望。

一九六七年，八十九岁的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出版了《激荡的百年史》一书。凭借其政治家的宏伟视角与独到眼光，他从政治、经济、教育各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百年发展史，反思了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的歧路，回顾了日本如何在战后的废墟中完成重建、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过程。《激荡的百年史》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被北京三联书店评选为“二十年来影响中国最大的一百本书”之一。吉田茂在这本书的结尾处精辟地指出：“在今天的世界，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使命，并努力实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今天，对于日本最重要的是：怀有理想，将自己置身于世界舞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四十年过去了，日本是否已经找到了自己在亚洲和世界的位置呢？

今天的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亚洲第一经济强国，但是日本在亚洲和全球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远远不能与自己的经济实力成正比。日本为联合国缴纳的会费虽然仅次于美国，但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却屡屡受挫。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日本却并未在国际上获得普遍的好评。这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呢？这是否表明了日本外交战略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呢？日本的外交是否能寻觅到一个新的突破点呢？日本在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方面如何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呢？日本如何处理与中国这个“陌生的邻居”的关系呢？迄今为止，这一系列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在此，我愿意提供一些我个人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愿意与关心中日关系以及中国的民主化问题的朋友们一起交流与讨论。

从“脱亚入欧”到“回归亚洲”

两千多年来，作为岛国的日本一直独立于亚洲大陆的国家之外，除了与中国和朝鲜有过交往外，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很少。这样的历史让日本人形成了强烈的岛国意识——日本在地理上属于亚洲，但日本人一直没有像亚洲大陆国家那样的亚洲意识。

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脱亚入欧”一直是一种主导性的思想。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一八八五年提出“脱亚论”，他在《文明论概略》中指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还在报纸上发表名为《脱亚论》的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认为：“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号称明治三杰之一的福泽谕吉为日本选择的振兴之路，就是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这一方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疑是正确的，它使日本摆脱了儒家僵化的教条的束缚，自由地汲取西方文明的优长，迅速完成了近代化，并把昔日的老师中国甩到了身后。

“脱亚入欧”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一种稍显夸张的权宜之计，却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精神结构和思想模式。二战之后，美国以占领军的身份成为日本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主导者，直到今天日本仍然对美国亦步亦趋，极少表达与美国的不同看法。由此，这种“脱亚入欧”的思维得以大大强化。不久前，《朝日新闻》刊登了一项调查结果，其中有一项内容是“你有亚洲人的意识吗？”仅百分之二十六点九的日本人回答说“有亚洲人意识”。这一观念不只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存在，一些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也有同样的体验。一位日本学者指出：“在日本国内生活时，很难感受到自己是亚洲人。很多日本媒体的国际报道中更多的内容是关于欧美国家的，关于亚洲国家的报道比较少。而且，日本的亚洲报道的范围也比较小，基本上以中韩为主，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报道少之又少。在这样的气氛中长大的日本人，很难有亚洲人意识。”

但是，日本根本无法摆脱其“亚洲国家”的地理位置。换言之，日本人无法将自己的家园搬到美洲或欧洲去。日本虽然在被誉为“富人俱乐部”的西方八国集团中拥有一定的发言权，虽然通过与美国建立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而获得某种安全感，但仍然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欧美国家。如果日本不能真正实现在心理上“回归亚洲”，积极推动亚洲政治与经济的整合，帮助亚洲落后国家实现民主与富裕，获得众多亚洲国家的好感与支持，在亚洲建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日本就不可能通过亚洲走向世界，成为一个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大国。比如，在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中，如果不能获得大部分亚洲国家的支持，仅仅是舍近求远地致力于获得欧美大国的认同，这一目标根本无法达成。

近年来，日本越练越意识到“回归亚洲”的重要性。日本学者原洋之介在《新东亚论》中指出：“现在我国将自己定位为‘亚洲的日本’，所以，我们应该认真地讨论新东亚构想问题。文明应该在个人、地方、国家、区域、世界这个层面上，设想出一个‘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法律、伦理规范体系，而作为这个庞大试验一环的便是为世界的东亚、东亚的日本进行定位的构想。这个大构想是将目前正在进行的区域化推向更公共性制度支撑的区域主义的不可缺少的前提。”不过，这种构想尚未凸现出日本如何推动亚洲人权观念和政治制度上的“进化”，也没有深入地论述日本在这方面可以实施哪些具体的举措。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上，对亚洲的外交不应该是日本外交政策中可有可无的点缀。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七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年度党员大会中，通过了“运动方针”，倡导“有主张”的外交，在亚洲争取外交方面的主动权。安倍内阁也提出“价值外交”的新思路，并勾画出一个从北欧、东欧到日本的“自由彩虹”。这是战后日本第一次提出对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实用主义外交”的重大调整。那么，这些原则和方针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呢？它们如何才能被亚洲各国和世界所接受呢？

化解历史伤痕的最好方法是人权外交

日本重返亚洲大家庭，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历史问题。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需求本来未可厚非，但它的实现有赖于日本更加诚实和巧妙地处理其历史问题。德国并没有因为有过一段黑暗的纳粹历史而永远在欧洲抬不起头来。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对历史问题的诚实面对和彻底清理，德国终于重新赢得了欧洲各国包括被侵略国家的信任，并成为欧盟内部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德国的重建信任之路，值得日本思考和仿效。

日本也有明智的政治家。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村山富市首相在谈话中指出：“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许多国家，特别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在此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这样诚恳的表达，应当被日本更多的政治家继承下来，并通过各种渠道让更多的亚洲民众倾听和了解到。遗憾的是，安倍首相最近在“慰安妇”（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问题上发表不恰当的谈话。受到批评之后，安倍又声称不会偏离“河野谈话”，但不会为此而道歉。当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安倍最终还是公开道歉。如此一波三折，出尔反尔，不是一个成熟的、诚恳的政治家所应有的态度。

目前，日本外交尤其是中日关系中最大的争端，是靖国神社问题和包括钓鱼岛及东海海域在内的领土争端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我理解靖国神社的祭祀活动是日本传统的宗教信仰方式，也尊重日本人对死者和亡灵的世界独特的理解和想像。但是，这种民间祭祀、这种日本的“内政”，不能构成对国际普遍共识（如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东京审判的合法性等）的冒犯。因此，靖国神社有必要完成某些改革，比如将甲级战犯的名册迁出靖国神社，设立专门的、更加私人化的祭祀场所，供其亲属和朋友祭祀；比如对台湾籍的、被强征入伍而战死沙场的士兵的名册，应当尊重其亲人的意愿，从靖国神社中删除。经过以上改革的靖国神社，日本官方人士完全可以公开参拜，将不再构成日本外交的障碍。而对于领土争端问题，我的建议是：各方搁置争议，暂时将其视为公海和国际区域。某些问题不是依靠现有的智慧、知识和法律体系所能解决的，那么我们就暂时将它放在一边，而不能让它成为一道不断恶化的溃疡。

如果在切实地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的前提下，日本的外交政策大可清晰地向人权外交方面倾斜。比如，在日中外交领域，日本应当更加大胆和积极地参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中国，对日本和亚洲都将是重要的安全保障。对华展开人权外交，既符合联合国的宪章和普世的人权价值，也符合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它也不违背日中之间所签署的条约和公报。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在东京发布的《中日两国关于面向二十一世纪加强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即明确指出：“双方确认人权的普遍性，并认为个各国应该通过相互交流增进共识，减少分歧。双峰积极评价中日人权磋商，并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就人权问题交换意见。”

日本积极展开人权外交政策，还可以扭转中国知识分子将日本看作是没有原则的“经济动物”的固有印象。日本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最早主动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的西方国家，此举动使中国知识阶层对日本的负面看法被定格下来。人权外交政策，是日本赢得中国民间的好感并与中国建立长久的友好关系的关键所在。中共政权在今天的中国只具有部分的“代表性”，日本对华外交不应仅仅针对中共政权，而应当着眼于更加丰富和全面的“中国”。

原则是这样，但具体实施却困难重重，正如吉田茂所说：“在国际社会中，同中共的关系是日本所担负的责任中最困难的。”那么，对华人权外交如何展开呢？我个人有如下的建议：

——日本领导人与中国等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可以考虑像欧美领导人那样，直接地、公开地、坚定地讨论人权问题，并提交具体的政治犯的名单；

——日本驻华使馆更加积极地与中国的民间人士和异见人士会面，公开支持中国公民从事的维权活动，这样的会面能够提升这些人士的安全度；

——中日之间民间交流实现真正的“民间性”，放弃与那些完全受中共政权控制的伪民间组织的交往，更多地与真正意义上的NGO组织和民间人士交往；

——对援助中国的资金的分配、用途和效果进行更加周密的控制，并要求中国的媒体进行如实的报道，让更多的中国民众知晓日方的贡献；

——容纳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良心犯、政治异见人士和难民，这是近代以来日本的外交传统之一，近代中国的政治活动家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曾流亡日本，但战后日本修改移民政策，放弃了这种道义承担；

——支持和资助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介绍日本民主化经验的书籍，与其期待中国国内的教育及媒体主动改善对日本的介绍和评价，不如自己行动起来积极向中国民众介绍日本的民主制度；

——设立类似于“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对华广播的中文广播电台及网站，一方面将更多真实的关于中国大陆的新闻信息传达给中国民众，另一方面使之成为介绍日本的窗口，避免日本被中国媒体抹黑。

借鉴欧盟经验，创建民主亚洲联盟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这是欧盟历史上第六次扩大。欧盟目前已成为一个拥有二十七个成员国，人口超过四点八亿的大型区域一体化组织。昔日征战不已的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放弃了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些过时的价值理念，大步流星地走向一体化的进程。

与“大欧洲”呼之欲出的乐观前景相比，“亚洲联盟”仍然遥不可及，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在亚洲根深蒂固，共产主义、专制制度和军人干政的病毒仍然在亚洲各国蔓延。即便是一些已经实现或部分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和区域，民族主义（如韩国）、民粹主义（如台湾）及军人主政（如泰国、巴基斯坦）等反民主的力量仍然汹涌澎湃。在全球化进程中，尽管亚洲大部分地区是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地区，但该地区若干国家未完成的民主化进程以及存在的历史宿怨，使得亚洲的整合迟迟不能完成。中国、日本与东盟的对话，成果寥寥。而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已经意识到：亚洲的崛起，如果不以亚洲的一体化为前提，则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日本在亚洲的地理位置，可以跟英国在欧洲的地理位置相比较；日本在近代现代的亚洲的历史位置，可以跟德国在现代的欧洲的历史位置相比较。英国也是一个独立于欧洲大陆的小小岛国，却率先建构了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和文化的庞大帝国。二战以后，英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英国的外交日趋保守，长期对欧盟的设想持怀疑态度，并以保守立场孤立于欧洲之外。但是，近二十年以来，英国转而积极参与欧盟事务，并成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桥梁，使其重要性重新得以凸显。日本是否可以效仿英国，对亚洲大陆的事务从置身事外转变成积极主动呢？

德国与日本一样，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陷入了国家主义的魔咒，统治阶层企图以战争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结果给本国民众和周边国家人民造成了惨痛的伤害。战后德国重新回到发展民主、尊重人权的基本价值上，不仅成为欧盟的三驾马车之一，更在国际事务中积极推广自由理念，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仅以对华外交而论，二零零六年五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在德国驻华使馆接见《中国农民调查》的两位作者以及几位NGO组织的负责人，德国驻华大使史丹泽博士也多次在大使官邸宴请独立知识分子、维权律师和新闻记者，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表达关注和支持。日本是否可以效仿德国，既自觉清理历史垃圾，又主动充当人权先锋呢？

欧洲和美国对亚洲的某些非民主国家所展开的人权外交的力度，远远大于作为亚洲民主制度榜样的日本。以缅甸问题而论，二零零六年九月，在美国的推动下，“缅甸局势”被列入安理会议程。二零零七年一月，美国起草了缅甸问题决议草案，指责缅甸国内存在人权、艾滋病、毒品等问题并对地区安全造成威胁，要求缅甸政府尽快改善国内状况，否则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后果。由于中国和俄罗斯投反对票，该决议草案未能得以通过。我注意到，日本似乎并未对缅甸问题投入应有的关注。而日本与缅甸的距离远远比美国离缅甸的距离近，日本也有过侵略缅甸的历史。综合以上原因，日本理应比美国更加关心缅甸问题。日本在缅甸人权问题上的缺席，使得日本很难在亚洲和世界树立其道义形象。缅甸民主斗士昂山素季的孤独，是日本及亚洲各民主国家共同的耻辱。

无庸讳言，缅甸问题、北韩问题，都与中国问题紧密相连。换言之，中国如果能够顺利实现民主化转型，亚洲的民主化进程将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此，日本也就能与民主中国携手奠定亚洲和平的根基。亚洲的未来，寄希望于一个真正的“亚洲民主联盟”的建立。此“亚洲民主联盟”，不同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们所憧憬的“大东亚共荣圈”，它以民主、人权、自由这些伟大的价值为基础，其目标是解决区域争端与冲突，推广民主宪政制度，推动亚洲和全球的和平事业。

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正处在迅速变化的状态之中，亚洲也正在迅速的变动之中。日本同样在经历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改革与调整。在这一历史的转折关头，日本尤其需要有具备远见卓识和世界胸襟的政治家和学者。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仅仅反思二十世纪前半期记忆犹新的不幸历史是不够的，仅仅向联合国及若干落后国家提供更多的经费也是不够的。积极主动的人权外交才是“有主张”的外交，它将重塑日本的国家形象，将切实地推动亚洲和世界的民主化与和平事业。这也是我对作为邻居的日本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