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后，中国有些农民工或是自愿或是被迫返回到农村，近来有不少省市发布了一些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就业的政策，但对更多的农民工来说，除非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否则多数还是会往城市去，因为留在农村挣的钱根本难以养家活口。不论农民工回乡是短暂现象还是长期趋势，反映出城市用工需求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

中共2月13日发布了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 ，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中共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流动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农民工，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2021年有2亿9251万人，比2020年增加691万人，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1亿7172万人，比上一年增加213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1亿2079万人，比上一年增加478万人，增长4.1%。2022年的统计数据则尚未发布。

显然，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的农民工回乡潮，当时美国媒体CNBC曾报道，在2020年三月时的中国农民工数量比2019年同期减少246万人，但随着疫情渐趋稳定，农民工也逐渐回流回城市。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农民工们都表示，他们身边真正回乡发展的农民工很少，绝大部分只要有工作机会就会到城里打工，原因无他，只因在城里比较好挣钱养家。

灵活就业

今年56岁的平长就是少数在疫后返回四川乡村的农民工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在深圳从事理发行业已经20多年，另有5年跑去新疆盖房子，后来因为儿子要结婚，又遇到香港2019年反送中事件，以及疫情造成深圳口岸都关闭了，所以他们的理发店都没有生意，才会选择回乡。

平长强调，中国的农民工就业十分灵活，“哪里有活就去干”，新疆的工资最高，一天就有450块钱人民币，所以如果有人介绍新疆哪里有房子要盖，他们就会赶紧给老板打电话去“预定”，然后背起行囊就过去新疆工作了；内地的酬劳会少一点，有专业的技术工大概一天350至400块，小工（工地打杂）则是两百元。

他说，农民工每个人在农村都有个一亩三分地，当他们在外边打零工时，就会请亲戚或邻居帮忙种地，因为农民工在城里赚的钱总的来说都比在农村种地要强很多，所以即使他现在住在四川阆中老家，离县城顶多三、四十公里，所以他也是一边种地，一边在县城附近打工。

平长说：“我们有活就要去干，有工肯定去开，没有活，那肯定就回农村，我今天早上才回去把地给它犁了两块 ，然后又回到城里打工。”

他说，虽然现在疫情刚告段落，但不知道后面的情况会怎样，眼见形势也不会太好，他的年纪又偏大了，所以虽然回乡赚的钱比较少，但目前就在家乡附近就近打工就好。

帮扶就业创业

为鼓励和支持更多农村青年扎根农村，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政策，比如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正推行创业担保贷款，并对返乡的农民工进行培训；石家庄出台了20条政策措施，鼓励外出农民工回乡创业就业，包括促进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畅通维权渠道等；河南市自1月至3月开展2023年“春风行动”专项服务活动，集中帮扶农民工就业创业。

不过，来自江苏宜兴农村、现在在深圳打工的吕健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农村出去打工的人通常是青壮年族群，这些人都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支柱，他们都是靠着去城市打工来赚钱养家，如果以为农民工会自己喜欢留在农村发展是不现实的，会回去农村的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吕健锋说：“所以呢，农民工不想返回城里打工这个不现实，农民工肯定要到城里去打工，他才能解决他的温饱问题，解决他的这个家庭生存问题，这是毫无疑问。 ”

出口贸易冷清

吕健锋表示，农民工主要靠的一些外资外贸企业的货物装卸和基础建设的建筑工地而生存，但残酷的现实是，现在已经是二月份了，过去珠三角在此时的订单是最“爆棚”的，但现在很多出口企业都接不到订单，微信群里很多人都在抱怨，这是往年看不到的现象。他说，大家原本在等疫情防控措施松绑后，今年的经济情况就会好转，但没想到出口贸易似乎不太乐观，“很凄凉”。

建筑工地的情况也是如此。吕健锋表示，一般基础建设通常在农历正月十五后就会开工，“但现在好像都停着”，是这些残酷的现实面导致农民工现在没办法进来城市工作，因为他们在城市里不享有跟城市居民一样的教育与卫生福利，所以一但进城，花费会变得很高，他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生存问题，如果一时之间找不到工作，那么过了十天半个月后，他的盘缠也会用尽。

吕健锋表示，城市需工下降、没有工作机会，这才是很多农民工没有回到城里、留在农村的主因，所以今年春节可以看到有比较多的青壮年人留在村里，这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去年12月无预警也无计划地突然松绑疫情防控措施，造成很多农村老人过世，这也是很多农民工不能及时返城去找工作的另一个因素，因为要处理长辈的身后事。

罗谷 (Dexter Roberts) 是大西洋理事会和蒙大拿大学曼斯菲尔德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著有《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一书，他曾是派驻在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外国记者，并创办与发行中国通讯“Trade War”（贸易战），对中国农村与农民工有着深入的了解 。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事实上，在疫情发生之前，中国沿海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就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多了，因此开始就有一些农民工自愿返乡。他说：“我觉得这个（回乡）不会是短期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些原来在城里的工作的机会确实是越来越小了 。”

背后的盘算

罗谷表示，中国政府过去几年来的政策一直是鼓励农民工回到他们的老家展开新生活，这种计划性的经济发展策略背后的盘算是，有越来越多的工厂开始加速生产线的升级与自动化，所以他们不再需要这么多劳工，同时，拥挤的城市也无法再容纳更多的农民工。北京政府不会考虑农民工是否愿意回乡，以及如果他们回去了，是否有办法在乡村创造能养家活口的事业，或是那些乡村是否有办法蜕变为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地方经济体。

《低端中国》书里讲述的一个来自贵州南方炳花村的莫姓家族，算是一个回乡成功的代表。莫姓家族只要是有工作能力的人几乎都到沿海大城市打工，有的甚至在十几岁的就学年纪就到东莞的电子工厂打工。罗谷说，他近日得知，其中一名家族成员回乡开了一间宾馆、做起生意，因为他自觉年纪不小了，所以选择留在家乡，同时希望能为村里的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

罗谷表示，他至少在十年前就听过莫家人有想要兴建宾馆的计划，但一直没有实现，但随着中国交通建设的进步，让城市里的人进到农村变得没有那么远，尤其疫情期间，城里的人出国机会不多，大家都转而在国内游玩，促成国内旅游行业盛行，为农村带来发展契机。

不过，罗谷也说，并非所有回乡的农民工都能像莫家人一样开宾馆，失业的人也很多，他几年前回到中国农村访查时，路上贴满标语，提醒村民“找不到工作不能太懒”、“不能依靠你的父母 ”、“必须认真找工作 ”等，可以看出农村失业的问题还是很严重。

疫情冲击大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认为，农民工回乡只是个短期现象，撑不了太久。

他表示，中研院最近在做一系列的调查，初步发现中国农民工相对于公部门以及可以自产自制自销的农村，是在疫情当中遭受比较大就业冲击的群体。农民工回到自产粮食的农村虽然可以起到一个“避震器”的效果，一时之间或许不会被经济压力给击垮，但基本上他的收入下降还是很明确的，而且目前中国农村里的农民，有大约六成到七成的收入都是来自非农业的现金收入，也就是说，他还是必须在农闲的时候出去外面打工，或做农产品贩售或是农家乐休闲民宿等，只有在农忙的时候才做会真正做一些务农的工作。

林宗弘说：“现在的农民工，因为他其实已经很习惯，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他有的可能是完全没有务农过，所以你叫他倒退回去（农村），他只是在家里吃老本，那迟早还是要出去赚钱的，所以可能支撑个三、五个月勉强还可以，他最晚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他还是要出来找工作的，所以这个可能是短期的效果。”

林宗弘表示，中国农民工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可以在城市落户的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享有更好的医疗、教育与生活待遇，让全国的劳动力市场可以有更高的流动性，继续保持城市的经济增长动能。

罗谷也说，如果中国不找出一个办法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并确保他们不沦为二等公民，中国的经济成长就不可能永续发展，也不可能持久。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后，中国有些农民工或是自愿或是被迫返回到农村，近来有不少省市发布了一些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就业的政策，但对更多的农民工来说，除非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否则多数还是会往城市去，因为留在农村挣的钱根本难以养家活口。不论农民工回乡是短暂现象还是长期趋势，反映出城市用工需求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

中共2月13日发布了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 ，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中共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流动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农民工，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2021年有2亿9251万人，比2020年增加691万人，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1亿7172万人，比上一年增加213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1亿2079万人，比上一年增加478万人，增长4.1%。2022年的统计数据则尚未发布。

显然，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的农民工回乡潮，当时美国媒体CNBC曾报道，在2020年三月时的中国农民工数量比2019年同期减少246万人，但随着疫情渐趋稳定，农民工也逐渐回流回城市。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农民工们都表示，他们身边真正回乡发展的农民工很少，绝大部分只要有工作机会就会到城里打工，原因无他，只因在城里比较好挣钱养家。

灵活就业

今年56岁的平长就是少数在疫后返回四川乡村的农民工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在深圳从事理发行业已经20多年，另有5年跑去新疆盖房子，后来因为儿子要结婚，又遇到香港2019年反送中事件，以及疫情造成深圳口岸都关闭了，所以他们的理发店都没有生意，才会选择回乡。

平长强调，中国的农民工就业十分灵活，“哪里有活就去干”，新疆的工资最高，一天就有450块钱人民币，所以如果有人介绍新疆哪里有房子要盖，他们就会赶紧给老板打电话去“预定”，然后背起行囊就过去新疆工作了；内地的酬劳会少一点，有专业的技术工大概一天350至400块，小工（工地打杂）则是两百元。

他说，农民工每个人在农村都有个一亩三分地，当他们在外边打零工时，就会请亲戚或邻居帮忙种地，因为农民工在城里赚的钱总的来说都比在农村种地要强很多，所以即使他现在住在四川阆中老家，离县城顶多三、四十公里，所以他也是一边种地，一边在县城附近打工。

平长说：“我们有活就要去干，有工肯定去开，没有活，那肯定就回农村，我今天早上才回去把地给它犁了两块 ，然后又回到城里打工。”

他说，虽然现在疫情刚告段落，但不知道后面的情况会怎样，眼见形势也不会太好，他的年纪又偏大了，所以虽然回乡赚的钱比较少，但目前就在家乡附近就近打工就好。

帮扶就业创业

为鼓励和支持更多农村青年扎根农村，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政策，比如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正推行创业担保贷款，并对返乡的农民工进行培训；石家庄出台了20条政策措施，鼓励外出农民工回乡创业就业，包括促进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畅通维权渠道等；河南市自1月至3月开展2023年“春风行动”专项服务活动，集中帮扶农民工就业创业。

不过，来自江苏宜兴农村、现在在深圳打工的吕健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农村出去打工的人通常是青壮年族群，这些人都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支柱，他们都是靠着去城市打工来赚钱养家，如果以为农民工会自己喜欢留在农村发展是不现实的，会回去农村的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吕健锋说：“所以呢，农民工不想返回城里打工这个不现实，农民工肯定要到城里去打工，他才能解决他的温饱问题，解决他的这个家庭生存问题，这是毫无疑问。 ”

出口贸易冷清

吕健锋表示，农民工主要靠的一些外资外贸企业的货物装卸和基础建设的建筑工地而生存，但残酷的现实是，现在已经是二月份了，过去珠三角在此时的订单是最“爆棚”的，但现在很多出口企业都接不到订单，微信群里很多人都在抱怨，这是往年看不到的现象。他说，大家原本在等疫情防控措施松绑后，今年的经济情况就会好转，但没想到出口贸易似乎不太乐观，“很凄凉”。

建筑工地的情况也是如此。吕健锋表示，一般基础建设通常在农历正月十五后就会开工，“但现在好像都停着”，是这些残酷的现实面导致农民工现在没办法进来城市工作，因为他们在城市里不享有跟城市居民一样的教育与卫生福利，所以一但进城，花费会变得很高，他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生存问题，如果一时之间找不到工作，那么过了十天半个月后，他的盘缠也会用尽。

吕健锋表示，城市需工下降、没有工作机会，这才是很多农民工没有回到城里、留在农村的主因，所以今年春节可以看到有比较多的青壮年人留在村里，这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去年12月无预警也无计划地突然松绑疫情防控措施，造成很多农村老人过世，这也是很多农民工不能及时返城去找工作的另一个因素，因为要处理长辈的身后事。

罗谷 (Dexter Roberts) 是大西洋理事会和蒙大拿大学曼斯菲尔德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著有《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一书，他曾是派驻在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外国记者，并创办与发行中国通讯“Trade War”（贸易战），对中国农村与农民工有着深入的了解 。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事实上，在疫情发生之前，中国沿海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就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多了，因此开始就有一些农民工自愿返乡。他说：“我觉得这个（回乡）不会是短期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些原来在城里的工作的机会确实是越来越小了 。”

背后的盘算

罗谷表示，中国政府过去几年来的政策一直是鼓励农民工回到他们的老家展开新生活，这种计划性的经济发展策略背后的盘算是，有越来越多的工厂开始加速生产线的升级与自动化，所以他们不再需要这么多劳工，同时，拥挤的城市也无法再容纳更多的农民工。北京政府不会考虑农民工是否愿意回乡，以及如果他们回去了，是否有办法在乡村创造能养家活口的事业，或是那些乡村是否有办法蜕变为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地方经济体。

《低端中国》书里讲述的一个来自贵州南方炳花村的莫姓家族，算是一个回乡成功的代表。莫姓家族只要是有工作能力的人几乎都到沿海大城市打工，有的甚至在十几岁的就学年纪就到东莞的电子工厂打工。罗谷说，他近日得知，其中一名家族成员回乡开了一间宾馆、做起生意，因为他自觉年纪不小了，所以选择留在家乡，同时希望能为村里的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

罗谷表示，他至少在十年前就听过莫家人有想要兴建宾馆的计划，但一直没有实现，但随着中国交通建设的进步，让城市里的人进到农村变得没有那么远，尤其疫情期间，城里的人出国机会不多，大家都转而在国内游玩，促成国内旅游行业盛行，为农村带来发展契机。

不过，罗谷也说，并非所有回乡的农民工都能像莫家人一样开宾馆，失业的人也很多，他几年前回到中国农村访查时，路上贴满标语，提醒村民“找不到工作不能太懒”、“不能依靠你的父母 ”、“必须认真找工作 ”等，可以看出农村失业的问题还是很严重。

疫情冲击大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认为，农民工回乡只是个短期现象，撑不了太久。

他表示，中研院最近在做一系列的调查，初步发现中国农民工相对于公部门以及可以自产自制自销的农村，是在疫情当中遭受比较大就业冲击的群体。农民工回到自产粮食的农村虽然可以起到一个“避震器”的效果，一时之间或许不会被经济压力给击垮，但基本上他的收入下降还是很明确的，而且目前中国农村里的农民，有大约六成到七成的收入都是来自非农业的现金收入，也就是说，他还是必须在农闲的时候出去外面打工，或做农产品贩售或是农家乐休闲民宿等，只有在农忙的时候才做会真正做一些务农的工作。

林宗弘说：“现在的农民工，因为他其实已经很习惯，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他有的可能是完全没有务农过，所以你叫他倒退回去（农村），他只是在家里吃老本，那迟早还是要出去赚钱的，所以可能支撑个三、五个月勉强还可以，他最晚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他还是要出来找工作的，所以这个可能是短期的效果。”

林宗弘表示，中国农民工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可以在城市落户的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享有更好的医疗、教育与生活待遇，让全国的劳动力市场可以有更高的流动性，继续保持城市的经济增长动能。

罗谷也说，如果中国不找出一个办法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并确保他们不沦为二等公民，中国的经济成长就不可能永续发展，也不可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