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美关系不顺畅，俄罗斯选择黄金作为其国际储备。自2007年以来8年间，其黄金储备由400吨迅速增至1275吨，为其3615.71亿美元国际储备的13.3%。不过，当黄金价格从2011年的1920美元/盎司跌到最近的1095美元/盎司，俄罗斯等于少买了400吨黄金。如果黄金价格进一步下滑，损失还要大。
国土面积为1700多万平方千米的俄罗斯得天独厚。根据俄罗斯联邦自然资源部的数字，截至2012年元旦，其C1类石油可采储量为178亿吨、C2类为102亿吨，C1类天然气储量为48.8万亿立方米、C2类为19.6万亿立方米。这样，俄罗斯天然气储量全球第一，石油储量也不赖，石油产量世界第二（仅亚于沙特），天然气产量全球第二（低于美国）。可是，当原油价格下滑至每桶四五十美元时，俄罗斯陷入了自然资源出口大国的“石油诅咒”。彭博社调查显示，39%的分析师表示俄罗斯将实行希腊式资本管制，甚至有22%的分析师认为俄罗斯将被迫接管一些银行。加之国际储备实际购买力严重下降，俄罗斯的麻烦还在后头。
俄罗斯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说来这要从俄罗斯建国到迄今五六百年来的历史脉络中分析。俄罗斯人的祖先为东斯拉夫人罗斯部族。公元15世纪末，大公伊凡三世建立了莫斯科大公国；1547年伊凡四世自称沙皇建立沙皇俄国，并于1721年由彼得大帝改称俄罗斯帝国。当今的俄罗斯联邦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力量，仍然是“一超多强”国际体系的重要力量。
这个主体人口为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民族，谈及其信仰与价值观、大国荣耀，俄罗斯流行歌曲中“嫁人就嫁普京”的少女情结（这在全球大国中恐怕是唯一的），根深蒂固。美国著名法制史学家伯尔曼在其著作《信仰与秩序》中严厉批评索尔仁尼琴的民族主义情怀。这是叶利钦之后俄罗斯一再动荡，普京的地位绝不被根本性撼动的民意所在。
外交受限，因其选项有限，在民族主义情绪中，使得俄罗斯以“排除法”这种方式，选择将黄金作为其外汇储备。俄罗斯真心相信，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保证的强大资源硬实力，国际储备避免受制于欧美列强，千百年来的梦想能够持续下去。
然而，正是因此选择，让普京的俄罗斯梦陷入了比黄金储备更不受任何政治霸权支配的价值规律之中。价值规律的逻辑很简单：商品的价格是由其供求关系决定的。当全球纷纷发现石油储备、当页岩气这一石油的替代品据说可能代替石油为新能源（这是美国投资者竭力促成的）之后，近年来因为美元走强导致黄金价格大跌，俄罗斯仍然受制于美国的竞争。说俄罗斯这种“经济困难”是因为其地处北寒带，显然不合适，因为处于差不多同一纬度、同处欧洲地带的芬兰、瑞典、挪威等国，都建立起了基于先进的民用制造业、小而强的国际竞争力。
对比波兰、德国等转型顺利的国家，1991年之后的俄罗斯转型很不顺利。最早是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进行了失败的“休克疗法”，后来又是为了回击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这样，俄罗斯就没有把主要精力用于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自由市场发展的，应该同时兼顾秩序与正义、政府治理能力与自由市场竞争力的中庸式体制这样的基础性改革之中。
由于盛行英雄崇拜、民族崇拜、自然资源崇拜，创新与开放的想像力严重枯竭。在国民经济内部，俄罗斯的实体经济很难发展起来，先进制造业赖以需要的国内购买需求和思想创新能力长期难以振作。民用制造业的不足又导致政府税收减少，进一步使得俄罗斯传统上引以为傲的军用制造业缺乏腹背支持，国民经济系统难以如西方列强那样有更好的协调发展。
在这方面，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任重道远。如果俄罗斯没有大的改革，当前困局还会加剧。这是中国投资者应当密切关注的。
同为东正教，塞浦路斯左而亲俄罗斯
2013年3月19日，塞浦路斯议会否决了总统关于开征存款税的议案。这项征税措施是欧元区国家财政部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助款协议的附设条件。为获得100亿欧元援助，政府18日拟对不超过10万欧元的存款征收3%的税率，对不超过50万欧元的存款征收10%的税率，对超过50万欧元的存款征收15%的税率。
有愤激的储户说，凭什么我们辛苦上班他们来盘剥，于是开着推土机走向了银行，扬言如果不让取款就要推倒银行。
从文化传统开看，塞浦路斯深深保留了古希腊传统。该国主流宗教是希腊正教，这个东正教的分支占了该国人口的78%。这种情况让我们联想到了此前的希腊危机。2009年12月，希腊主权债务问题凸显，2010年3月进一步发酵，开始向“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蔓延。
说塞浦路斯和希腊同文同种，绝不脱离事实。他们信奉的都是希腊正教，同样以“自由颂”为国歌。《圣经》这样记载，使徒保罗看到：“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使徒行传17：21）。
一流的经典著作既参透人性，又深谙政治。如今在一个民主化的时代，为了维持“只将新闻说说听听”的老传统，类似的国家就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福利体系，同时，居民也会纷纷将自己的存款存到银行、投入到银行的金融衍生产品之中。
根据联合国的划分，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收入绝对平均，0.2到0.3为比较平均，0.3到0.4之间为收入相对合理，0.4—0.5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为收入差距悬殊。谈及基尼系数，中国国家统计局基尼公布基尼系数2012年为0.474，2010年为0.481。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曾经发布统计报告称2010年为0.61，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
塞浦路斯的基尼系数为0.29，其收入分配结构更接近某种理想主义气质。如此巨大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加之以平均主义为导向的公共政策，对政府征税能力的要求甚高。过渡征税会严重伤害到一个国家的个人投资能力和企业发展活力。由于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从逻辑上说，这种伤害也必然严重地传导到银行业。
众所周知，福利主义主张的是结果的平等，而不是实体经济更加期待的程序正义和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才更符合自由竞争的要求。为了合理分配福利，强大的福利制度呼唤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保姆型“大政府”。大政府本能地不希望被限权。就此而言，塞浦路斯这次主权信用危机，实际是2009年希腊危机的继续，反应的是西方福利制度时代的全面危机。
当然，事件还在发展。2013年3月20日消息，希腊议会表决已经结束，总统提议因36票反对、19票弃权被否决。有七个政党在表决之前已经宣布否决存款税提案，执政的却没有绝对多数席位的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其前身为塞浦路斯共产党，也是欧盟第一个民主选举而执政的共产党）挫败。由于不能满足欧元区的需求，执政党希望以本国天然气换取俄罗斯支持，并被俄罗斯拒绝。
以本国的天然气为筹码，选择俄罗斯为求助对象是一个饮鸩止渴之计。首先，塞浦路斯作为一个旅游胜地，环保本应是第一要务。没有谁喜欢在一个充满雾霾的国家旅游。
第二，就世界历史考察而言，俄罗斯并不可靠，与豺狼为友其害无穷。例如，2014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的军事吞并，普京甚至进行核威慑，质疑中亚小国的国家主权正当性，则让我们更清楚看到俄罗斯在如今的帝国主义倾向。但由此也能看到，这次危机给塞浦路斯带来了何等严重的被动局面，以至于让一个政府惊慌失措。
阅读塞浦路斯事件，能让我们了解一系列有关国家经济增长与福利体系如何可持续运行的制度经济真理，让我们思考在对外移民、投资理财方面如何避免损失。
具体说来，首先，一个国家经济要想得到健康发展，必须以强大的创新型实体经济为基础，以踏踏实实的制度创新、科技发展与辛勤劳动为动力。缺乏良好的结构性支撑，而试图维持福利制度的持续运行，是不可能的。为此，必须在制度和文化两方面，同时改良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和金融体系。这是政治家的基本任务。
第二，如果改变不了文化和制度，“制度文化组合论”这样的分析范式，有助于我们思考哪些国家更有可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从2009年的希腊危机到这次的塞浦路斯危机，让我们非常清楚看到类似危机更加青睐哪些国家。
东正教的治理体系为何这样问题重重？
“正教”希腊语（Orthodxia）意为“正统”。从地理位置上说，若以“东部正统派”定义来分，“东部”教会里人数最多的是俄罗斯正教会和罗马正教会。而欧洲正教会（不分东西边）最古老的则是希腊正教会。这就是希腊与塞浦路斯中一部分人为何亲俄罗斯的根本原因所在。
公元1054年，欧洲基督教大分裂。双方都认为自己是由基使徒所开创的唯一正统的教会。东部教会则加上了“正”（正统）以示保留了最原始的教导和崇敬的教会传统。所有的东正教派教会都可以回溯至五个中心（罗马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亚历山大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且都承认君士坦丁堡牧首为最高领袖（正式头衔为君士坦丁堡，新罗马大主教和普世牧首）。由于精神中心在希腊，又称希腊正教。根据1990年统计，全世界共有信徒1.7亿人。
在神学思想上，东正教特别重视对童贞女玛丽亚的敬礼，注重道成肉身教义的意义，不强调原罪，不十分强调“赎罪论”，也就是缺乏十字架神学框架。正教强调得救需信靠上帝，应通过自身的善行作为外在的表现。
在这方面，东正教与天主教的“神人合作论”颇为相似。事实是，东正教的问题远远比天主教更多。东正教严厉谴责西方教会将《尼西亚信经》”圣灵自父而发“改为”圣灵自父子而发“的行为；这实际上是对基督论的否定。自古及今，东正教没有路德和加尔文式的以确认福音为中心的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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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沙皇尼尔古拉二世加冕
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68—1918年），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末代沙皇（1894—1917年在位）。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首都圣彼得堡发生流血星期日事件，引发了1905年革命。尼古拉二世签署《整顿国家秩序宣言》宣布君主立宪，斯托雷平改革后却陷入巴尔干泥潭。之后俄军队一战惨败，彻底摧毁了皇帝“小父亲”的形象，此前这个形象在俄罗斯保持了几百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十月革命则处死了末代沙皇。
甚至在捷克共产党人尤利乌斯·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中，发动了大清洗运动的斯大林亦被称为“父亲”。由此说明，十月革命和苏共执政并未改变沙俄这一专制传统。
链接：电影《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英国，1971年）《罗曼诺夫：帝王之家》（俄罗斯，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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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政治上说，东正教大主教与统治者之间，并没有如罗马教皇与帝王间“双剑论”这样的情况。一直以来，东方教会就与治理君士坦丁堡的领导人保持一段密切的合作关系。这种制度被称为“国王兼教宗制度”，意即教会事务完全顺从皇帝的管理，教会实际上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东正教的神学家则以“和谐”（symphon）称之，意即宗教和政治互相支持，教会让信奉基督的领袖管理国家，但整个社会是由神眷顾的，国王是由神膏立的。这是西方基督教与东方基督教在政治上的最重大的区别。
这样，东正教就倾向奉行一种救恩的“神人合作说”，神圣化教会与政府互相合作而有的敬拜传统，拒绝天主教和新教改革宗式的系统神学，从而体现出反律法的、偏向伦理的、倾向中央集权的、追求世俗救赎的神学模式。
东正教的“宗教改革”让俄罗斯变本加厉
1653年，克伦威尔当上了“护国公”，英国的新教徒从此有了5年短暂的和平。可就在同一年，俄罗斯迎来了一场倒退的宗教改革。
这场“改革”与欧洲宗教改革从底层开始不同，是由牧首和帝师尼康发动的。尼康按照希腊正教修改并统一俄罗斯东正教所有活动的标准，企图借此建立神权高于皇权的国家。没想到反被沙皇阿列克塞利用，一箭双雕，不仅强化了专制权力，而且尼康自己被罢黜，死于流放，教会成为国家的仆从。到了彼得的宗教改革，教会不但完全丧失了独立性，而且还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彼得改革是“用凯撒之剑偷换了基督的十字架”，他确立的“凯撒教皇主义”，是俄罗斯教会的“巴比伦囚徒时代”。
油画《女贵族莫洛卓娃》，俄罗斯画家苏里科夫 Surikov，Vasili Ivanovich （1848—1916年）1887年作。该画以17世纪俄国的宗教分裂为题材，描写了尼康大主教的反对者、分离派的卓越人物女贵族莫洛卓娃被流放的情形。俄罗斯当代著名戏剧家罗吉奥·谢德林说：“作为艺术家我非常敬佩苏里科夫，虽然他对莫洛卓娃当时的历史缺乏全面研究，但是他表现出了俄罗斯精神，就是莫洛卓娃精神。为了信仰，莫洛卓娃放弃了皇家的名份和巨大的财产，她本来可以与皇室们坐在一起参加盛大的婚宴，莫洛卓娃却成了沙皇如坐针毡的芒刺。她有很多机会改变自己的现状，可是她都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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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康改教开启了俄罗斯分裂的历史，那些坚持多样化传统宗教仪规的东正教徒，开始了延续250年的“分裂运动”。“分裂派”教徒当时占人口的10％，遍布各个阶层，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工商业者、农民，都遭到迫害。彼得的太子因同情旧教徒、反对彼得的政策而被处死，旧教徒书吏多库金当众拒绝向新王储宣誓效忠，被处车裂之刑。彼得三世则由于是新教教徒并反对宗教迫害，被其妻叶卡捷琳娜以宫廷政变废黜。分裂派教徒被罚高额税收或苦役，有的牧师被判监禁或死刑。于是，许多分裂派教徒以自杀殉教，还引发大批逃亡，在普加乔夫、斯捷潘·拉辛等农民起义和十二月党人起义中，都有大批分裂派教徒参与。分裂运动成为最早的反对派运动，既反对官方教会也反对沙皇。
官方东正教日益僵化、腐败、虚伪，到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几乎被民众抛弃。分裂运动宗教性和激进性的思想，成为俄国的各种思潮包括20世纪的革命运动的源头；分裂派的献身激情、禁欲主义、坚定信念、叛逆精神、集体主义，深刻影响了贵族知识分子、平民知识分子直至布尔什维克。
分裂运动产生了两种极端的结果，一种是沉湎传统和内心，在隐秘的内心世界中寻求精神救赎；一种是通过世俗运动实现个人的信仰，希望在地上建立天国。前者丧失了宗教对世俗的精神制约，后者将世俗运动神圣化，孕育了政教合一的新专制。
这样，19世纪70年代，民粹主义平民知识分子为主的“到民间去”运动亦失败，80年代初，民意党也被镇压。于是，少数民意党敢死队员以“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为口号，开始从事暗杀政府官员的活动。1881年，经过对沙皇七次暗杀后，民意党人终于炸死了亚历山大二世。导致沙皇政府中止了拟议中的改革方案，保守力量得势，形势出现倒退。反对恐怖活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到激进革命派的危险,于是参与地方自治局运动，做了一系列艰苦努力并卓有成效。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这种“第三条道路”昙花一现地成功，他们掌握了基层政权。然而就在这一年，随着“十月革命”的枪声，地方自治局运动走向消亡。
对东正教的神学体系及其对转型正义的影响这一命题的深入分析，由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显得具有重要意义。可是，东正教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借着东正教无法形成宪政民主的社会基础从而塑造出十月革命的结果、进而借着儒家在中国社会意义上一向强调一种类东正教的德化教育体系的共同性，经共产国际和苏共的远东战略而产生的。
这样，斯拉夫文化跟儒教的东方差序文化具有近似性，以及时代机遇的差异，中国不会从上到下复制东正教路径，而会采取东正教式的中央集权体系。也就是说，东正教对中国的最重要影响，不是宗教性的，而是宗教模式性的，也即政治性的。
对此，美国哈佛大学法制史教授伯尔曼曾经给俄罗斯持沙文主义情结的分裂派作家索尔仁尼琴写了封公开信，指责后者忘记了“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伯尔曼指出，“永远与暂时、恩典与律法、精神与物质、激情与理智、自发与计划、神圣与正义，这些价值观的分裂，这些二元论令西方备受磨难。如今我们懂得，以其中一方价值观来批判另一方，无论个人还是社会均难保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