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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法蘭克福彙報》的圖片記者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抵達中國，在北京、上海、杭州和西安的街頭和郊區，拍攝了大量黑白照片，用自己特有的視角，替中國人記錄並保存了一段歷史。如果將這些照片拼接起來，就意味深長了：這是中共歷史上最開明的總書記胡耀邦執政時期，也是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任第一年，兩個獨裁大國的社會開放度，都是前所未有的，這從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抓拍的每張普通的人臉、每個肢體動作上，都能感覺到——而我，一個中國流亡者的記憶，卻從翻看照片的手指間，溪水一般流向更深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期——也就是1972年，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率領攝製組抵達中國，在緊迫的22天中，在眾多便裝警察的監護下，去了北京、林縣、蘇州、南京、上海，實地拍攝了一部叫“中國”的電影，記錄並保存了一段閉關鎖國的歷史——雖然毛澤東的中共很快就反悔了，外交部和所有官方報紙都在事後發表了最嚴厲的抗議，“帝國主義走狗安東尼奧尼詆毀中國”等數十篇各地精選的大批判文章被編篡成書，分發給全體人民學習——但作為1949年以來的、毛澤東時代的“唯一真實的影像記錄”，直至今日仍經久彌新。

安東尼奧尼怎麼做到的？同樣的問題，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怎麼做到的？這兩位來自萬里外的民主國家的“超級魔術師”，掌握了針對共產黨帝國宮廷的瞬間催眠術嗎？

我反復翻看著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的照片，這是Thomas-Reche出版社的老闆托瑪斯先生派給我的任務：他以為我想家了，也許這些照片能緩解我的鄉愁。但是他搞錯了：中國的面積非常大，而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只去了長江以北。1985年的北京和上海，是全國政治和經濟中心；西安和杭州，是傳統和文化中心。而我的家在四川成都，距離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涉獵的地域還很遠。如果從成都坐火車去北京，按當時的速度，至少兩天兩夜才能抵達。因此，北京人常常叫四川人“川耗子”：跟“外省人”、“鄉巴佬”的意思相近。

26歲，我平生首次跨過四川省界，遠行到北京，這是1984年；接踵而至的1985年，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也遠行到北京。當時，我作為成都著名詩刊《星星》所著重培養的青年詩人，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被毛澤東點名批判過的前輩詩人流沙河帶領下，去參加中國作家協會下屬的《詩刊》組織的“第四屆青春詩會”。這是一夜成名的好時機，所以我們坐了三天三夜慢車，才昏天黑地抵達：翻越中國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分水嶺”秦嶺時，火車爬不動了，順著坡道朝後滑，所以就緊急刹車，停下來檢修了八個小時。於是，我平生首次目睹數十隻秦嶺野猴上了車廂頂。

接著，詩歌界老師傅流沙河把著我的胳膊，坐公車去了虎坊橋15號的《詩刊》編輯部：我平生第一次見到那麼多來自中國各地的年齡相仿的年輕詩人，口音各異；大夥兒一道乘一輛大巴，去幾十公里外的郊區大羊坊，在一個國營工廠招待所住下來。接下來的每日，大夥兒白天寫詩或改詩，傍晚聚集，虛心接受老師傅流沙河和王燕生的當眾點評，逐句修改肯定會公開發表的詩稿。直到所有人都完成了任務，兩位老師傅才放心地引導我們遊覽天安門、故宮、長城、十三陵等等仰慕已久的古跡——世事難料啊，沒想到四十年後，已流亡異國他鄉的我，竟然在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的影集中，重溫了四十年前首次進京的舊夢。恰如年邁宮女重溫自己情竇初開時被選入宮的情景種種。“安史之亂”過後的唐朝詩人元稹寫道：“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這本影集的第一張照片，拍攝地是上海老城，然而，片中的“退休幹部”，臉部表情卻屬於“北京部隊大院”裡的，頭戴的鴨舌帽和身穿的軍便服也是。所以，這個人可能在北京當機關幹部，到了退休年紀，才回到原籍上海養老。他逗孩子的神態，說明社會的開放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因為退回去十年，毛澤東快死了，可還沒死，中國八億人的集體臉部表情只能是“政治表情”，共同的戀人也只能是毛澤東主席。大夥兒的哭、笑、面紅耳赤、緊張、顫抖、快樂、成長，生理和心理的正常與失調，全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觸發的。如果在公開場合，你竟敢拒絕這樣的、大一統的“政治表情”，就有危險的反革命嫌疑，人人都有責任和義務，對你進行教育和挽救，當然，這一“挽救”過程夾雜著可以理解的遊街示眾和拳打腳踢——儘管中國人口眾多，但時代漩渦中的任何人，都不會有導致排卵的肉體衝動和射精，只有對“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才會有超越排卵的精神衝動和射精——老天爺啊，這漫長的夢魘終於隨著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的萊卡相機快門，咔嚓一聲消遁——我醒來了。而照片中這位經歷過一次次政治運動熬磨的退休幹部，也有了人類應該有的面部表情——他會逗孩子們玩兒了！

第二張照片是北京某處公車站，許多人，等了很久，可公車還沒到。接著是小魚和蝌蚪市場。再接著是進京的外地人在紫禁城牆外吃東西和打盹兒，北京這座皇城大得離奇，他們像流浪漢一樣失去了方向。而第七張照片中的兩個本地人就自信多了：騎著自行車，帶著配戲專用的京胡，溜到皇城根兒去“調嗓子”。一個斜坐在自行車後座，一個背手、挺胸、抬頭，把一聲聲高分貝的唱腔給“調”上去，那唱腔的音波，端的是尖利如刀啊，這與成都茶館戲臺上的古裝川劇，有異曲同工之妙；還有那跌宕起伏的“唱、念、說、白”功夫，京川二劇種在此刻，有交匯合流之勢。

第十三張照片中的公共食堂的前世，可追溯到我誕生的1958年，毛澤東親自發動“超英趕美”的共產主義大躍進運動，全中國每個角落，都辦起了吃大鍋飯的公共食堂，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所拍下的那只裝湯的大桶，還有大桶視窗前的姑娘們的笑容，也在我出生時浮現過。可接下來的1959-1962年，就是餓死了近四千萬人的三年大饑荒，我也在兩歲時差點餓死。

然而，第十七張照片，卻是健忘的人民在天安門廣場排著長隊，瞻仰曾經導致了近四千萬人餓死的毛澤東的遺容：這可是“永遠不落的紅太陽”啊，這可是八億人在文革中每天必喊“萬壽無疆”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啊，怎麼一眨眼就跑去見卡爾•馬克思了？

接著是從西安遠郊的秦始皇陵墓中挖出來的兵馬俑，以及入迷地仰視兵馬俑的、掉光了牙齒的老太太。秦始皇是殺人如割草的著名暴君，毛澤東覺得自己比秦始皇厲害，秦始皇不惜血流成河，消滅了七個國家，完成了祖國統一大業。毛澤東生前打敗了蔣介石，不間斷地叫囂“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卻未能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因為殺不了臺灣人，就不擇手段地搞死更多的中國人，發洩心中的遺恨。

不得不說，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這本影集的每張照片，都值得細細咀嚼和回味兒，但這樣寫下去就沒完沒了…… 這個擅長抓拍“新聞”照片的女記者，卻在滄海桑田、時過境遷中，留給世人大量的“舊聞”照片…… 她恰巧在1980年代中期進入中國，這相當於史達林死後、赫魯曉夫執政的蘇聯“解凍”時期，其中的每件“歷史遺物”，都足夠寫一本解讀的書——況且，如今的習近平帝國時代，社會已火速倒退至毛澤東死前，健忘的人民又在渴望鄧小平式的“改革開放”—— 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的這些照片，也許既不是“新聞”，也不是“舊聞”，而是在中國當代歷史的惡性循環中，中國人民可望不可及的逝水流年…… 我想不出描述的詞彙，就生造一個詞彙吧：“未來聞”。

況且1980年代的中國社會，物質依舊匱乏，很少有人買得起相機，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手中的萊卡相機，絕大多數人從未見過，更別提用相機記錄歷史了——值得延伸的是，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離開後的第四年，中國爆發了要求政治改革的街頭運動，幾十個大城市的幾千萬人參與遊行示威。1989年6月4日淩晨，共產黨調集二十多萬野戰部隊，從四面八方開進北京，沿途開槍掃射，製造了讓全世界震驚的慘案，據不完全統計，有2600-3000人死於非命：史稱“六四屠殺”或“天安門大屠殺”。在我的口述歷史著作《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中，記錄了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個學生，叫吳國鋒，在北京街頭運動中，一再催促遠在四川省一個小縣城的父親，寄一筆鉅款（約200元人民幣）給他。因為他要儘快購買一台國產的海鷗牌相機“記錄歷史”。屠殺發生的當晚，他或許懷著像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遭遇柏林牆倒塌一樣的“記錄歷史”的衝動，不顧一切地趕往事件核心地點天安門廣場。不幸的是，他迎面撞上了戒嚴部隊。

吳國鋒沒來得及端起相機，端起用父親的血汗錢購買的相機，一個士兵就搶走了它。吳國鋒雙膝哆嗦，跪在地上，一隻槍刺捅進了他的胸腹。他的雙手不由自主地握緊刀刃，試圖阻止刀尖的緩緩深入。他的嘴大張著，最關鍵的是，他那一雙攝影者的眼睛，盡可能地睜大，相機般的瞳孔，無聲地拍下劊子手的猙獰面目。

到此，我該說一聲謝謝：因為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在2011年7月，我逃出中國不久的一個晚上，也就是《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來自中國監獄的見證人報告》的新聞發佈會上，按下了快門，拍下了我公開朗誦《屠殺》的照片。這首創作於1989年六四屠殺當夜的長詩，曾經被灌成磁帶，在中國二十多個城市翻錄流傳。我由此入獄四年。可二十二年過去，它從未被公開朗誦過。

這正如在1985年，許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第一次被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的相機記錄。然而，詭異的是，當我平生第一次公開朗誦《屠殺》，德意志劇場內的1000多名觀眾都不懂中文。

2024年10月24日於夏洛特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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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法蘭克福彙報》的圖片記者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抵達中國，在北京、上海、杭州和西安的街頭和郊區，拍攝了大量黑白照片，用自己特有的視角，替中國人記錄並保存了一段歷史。如果將這些照片拼接起來，就意味深長了：這是中共歷史上最開明的總書記胡耀邦執政時期，也是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任第一年，兩個獨裁大國的社會開放度，都是前所未有的，這從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抓拍的每張普通的人臉、每個肢體動作上，都能感覺到——而我，一個中國流亡者的記憶，卻從翻看照片的手指間，溪水一般流向更深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期——也就是1972年，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率領攝製組抵達中國，在緊迫的22天中，在眾多便裝警察的監護下，去了北京、林縣、蘇州、南京、上海，實地拍攝了一部叫“中國”的電影，記錄並保存了一段閉關鎖國的歷史——雖然毛澤東的中共很快就反悔了，外交部和所有官方報紙都在事後發表了最嚴厲的抗議，“帝國主義走狗安東尼奧尼詆毀中國”等數十篇各地精選的大批判文章被編篡成書，分發給全體人民學習——但作為1949年以來的、毛澤東時代的“唯一真實的影像記錄”，直至今日仍經久彌新。

安東尼奧尼怎麼做到的？同樣的問題，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怎麼做到的？這兩位來自萬里外的民主國家的“超級魔術師”，掌握了針對共產黨帝國宮廷的瞬間催眠術嗎？

我反復翻看著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的照片，這是Thomas-Reche出版社的老闆托瑪斯先生派給我的任務：他以為我想家了，也許這些照片能緩解我的鄉愁。但是他搞錯了：中國的面積非常大，而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只去了長江以北。1985年的北京和上海，是全國政治和經濟中心；西安和杭州，是傳統和文化中心。而我的家在四川成都，距離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涉獵的地域還很遠。如果從成都坐火車去北京，按當時的速度，至少兩天兩夜才能抵達。因此，北京人常常叫四川人“川耗子”：跟“外省人”、“鄉巴佬”的意思相近。

26歲，我平生首次跨過四川省界，遠行到北京，這是1984年；接踵而至的1985年，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也遠行到北京。當時，我作為成都著名詩刊《星星》所著重培養的青年詩人，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被毛澤東點名批判過的前輩詩人流沙河帶領下，去參加中國作家協會下屬的《詩刊》組織的“第四屆青春詩會”。這是一夜成名的好時機，所以我們坐了三天三夜慢車，才昏天黑地抵達：翻越中國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分水嶺”秦嶺時，火車爬不動了，順著坡道朝後滑，所以就緊急刹車，停下來檢修了八個小時。於是，我平生首次目睹數十隻秦嶺野猴上了車廂頂。

接著，詩歌界老師傅流沙河把著我的胳膊，坐公車去了虎坊橋15號的《詩刊》編輯部：我平生第一次見到那麼多來自中國各地的年齡相仿的年輕詩人，口音各異；大夥兒一道乘一輛大巴，去幾十公里外的郊區大羊坊，在一個國營工廠招待所住下來。接下來的每日，大夥兒白天寫詩或改詩，傍晚聚集，虛心接受老師傅流沙河和王燕生的當眾點評，逐句修改肯定會公開發表的詩稿。直到所有人都完成了任務，兩位老師傅才放心地引導我們遊覽天安門、故宮、長城、十三陵等等仰慕已久的古跡——世事難料啊，沒想到四十年後，已流亡異國他鄉的我，竟然在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的影集中，重溫了四十年前首次進京的舊夢。恰如年邁宮女重溫自己情竇初開時被選入宮的情景種種。“安史之亂”過後的唐朝詩人元稹寫道：“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這本影集的第一張照片，拍攝地是上海老城，然而，片中的“退休幹部”，臉部表情卻屬於“北京部隊大院”裡的，頭戴的鴨舌帽和身穿的軍便服也是。所以，這個人可能在北京當機關幹部，到了退休年紀，才回到原籍上海養老。他逗孩子的神態，說明社會的開放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因為退回去十年，毛澤東快死了，可還沒死，中國八億人的集體臉部表情只能是“政治表情”，共同的戀人也只能是毛澤東主席。大夥兒的哭、笑、面紅耳赤、緊張、顫抖、快樂、成長，生理和心理的正常與失調，全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觸發的。如果在公開場合，你竟敢拒絕這樣的、大一統的“政治表情”，就有危險的反革命嫌疑，人人都有責任和義務，對你進行教育和挽救，當然，這一“挽救”過程夾雜著可以理解的遊街示眾和拳打腳踢——儘管中國人口眾多，但時代漩渦中的任何人，都不會有導致排卵的肉體衝動和射精，只有對“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才會有超越排卵的精神衝動和射精——老天爺啊，這漫長的夢魘終於隨著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的萊卡相機快門，咔嚓一聲消遁——我醒來了。而照片中這位經歷過一次次政治運動熬磨的退休幹部，也有了人類應該有的面部表情——他會逗孩子們玩兒了！

第二張照片是北京某處公車站，許多人，等了很久，可公車還沒到。接著是小魚和蝌蚪市場。再接著是進京的外地人在紫禁城牆外吃東西和打盹兒，北京這座皇城大得離奇，他們像流浪漢一樣失去了方向。而第七張照片中的兩個本地人就自信多了：騎著自行車，帶著配戲專用的京胡，溜到皇城根兒去“調嗓子”。一個斜坐在自行車後座，一個背手、挺胸、抬頭，把一聲聲高分貝的唱腔給“調”上去，那唱腔的音波，端的是尖利如刀啊，這與成都茶館戲臺上的古裝川劇，有異曲同工之妙；還有那跌宕起伏的“唱、念、說、白”功夫，京川二劇種在此刻，有交匯合流之勢。

第十三張照片中的公共食堂的前世，可追溯到我誕生的1958年，毛澤東親自發動“超英趕美”的共產主義大躍進運動，全中國每個角落，都辦起了吃大鍋飯的公共食堂，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所拍下的那只裝湯的大桶，還有大桶視窗前的姑娘們的笑容，也在我出生時浮現過。可接下來的1959-1962年，就是餓死了近四千萬人的三年大饑荒，我也在兩歲時差點餓死。

然而，第十七張照片，卻是健忘的人民在天安門廣場排著長隊，瞻仰曾經導致了近四千萬人餓死的毛澤東的遺容：這可是“永遠不落的紅太陽”啊，這可是八億人在文革中每天必喊“萬壽無疆”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啊，怎麼一眨眼就跑去見卡爾•馬克思了？

接著是從西安遠郊的秦始皇陵墓中挖出來的兵馬俑，以及入迷地仰視兵馬俑的、掉光了牙齒的老太太。秦始皇是殺人如割草的著名暴君，毛澤東覺得自己比秦始皇厲害，秦始皇不惜血流成河，消滅了七個國家，完成了祖國統一大業。毛澤東生前打敗了蔣介石，不間斷地叫囂“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卻未能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因為殺不了臺灣人，就不擇手段地搞死更多的中國人，發洩心中的遺恨。

不得不說，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這本影集的每張照片，都值得細細咀嚼和回味兒，但這樣寫下去就沒完沒了…… 這個擅長抓拍“新聞”照片的女記者，卻在滄海桑田、時過境遷中，留給世人大量的“舊聞”照片…… 她恰巧在1980年代中期進入中國，這相當於史達林死後、赫魯曉夫執政的蘇聯“解凍”時期，其中的每件“歷史遺物”，都足夠寫一本解讀的書——況且，如今的習近平帝國時代，社會已火速倒退至毛澤東死前，健忘的人民又在渴望鄧小平式的“改革開放”—— 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的這些照片，也許既不是“新聞”，也不是“舊聞”，而是在中國當代歷史的惡性循環中，中國人民可望不可及的逝水流年…… 我想不出描述的詞彙，就生造一個詞彙吧：“未來聞”。

況且1980年代的中國社會，物質依舊匱乏，很少有人買得起相機，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手中的萊卡相機，絕大多數人從未見過，更別提用相機記錄歷史了——值得延伸的是，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離開後的第四年，中國爆發了要求政治改革的街頭運動，幾十個大城市的幾千萬人參與遊行示威。1989年6月4日淩晨，共產黨調集二十多萬野戰部隊，從四面八方開進北京，沿途開槍掃射，製造了讓全世界震驚的慘案，據不完全統計，有2600-3000人死於非命：史稱“六四屠殺”或“天安門大屠殺”。在我的口述歷史著作《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中，記錄了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個學生，叫吳國鋒，在北京街頭運動中，一再催促遠在四川省一個小縣城的父親，寄一筆鉅款（約200元人民幣）給他。因為他要儘快購買一台國產的海鷗牌相機“記錄歷史”。屠殺發生的當晚，他或許懷著像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遭遇柏林牆倒塌一樣的“記錄歷史”的衝動，不顧一切地趕往事件核心地點天安門廣場。不幸的是，他迎面撞上了戒嚴部隊。

吳國鋒沒來得及端起相機，端起用父親的血汗錢購買的相機，一個士兵就搶走了它。吳國鋒雙膝哆嗦，跪在地上，一隻槍刺捅進了他的胸腹。他的雙手不由自主地握緊刀刃，試圖阻止刀尖的緩緩深入。他的嘴大張著，最關鍵的是，他那一雙攝影者的眼睛，盡可能地睜大，相機般的瞳孔，無聲地拍下劊子手的猙獰面目。

到此，我該說一聲謝謝：因為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在2011年7月，我逃出中國不久的一個晚上，也就是《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來自中國監獄的見證人報告》的新聞發佈會上，按下了快門，拍下了我公開朗誦《屠殺》的照片。這首創作於1989年六四屠殺當夜的長詩，曾經被灌成磁帶，在中國二十多個城市翻錄流傳。我由此入獄四年。可二十二年過去，它從未被公開朗誦過。

這正如在1985年，許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第一次被芭芭拉•克萊姆（Barbara Klemm）的相機記錄。然而，詭異的是，當我平生第一次公開朗誦《屠殺》，德意志劇場內的1000多名觀眾都不懂中文。

2024年10月24日於夏洛特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