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我们现在放蜂的地方是平地为主，没有多少荆条，但这里种的瓜菜，特别是西瓜比较多可供蜂群生活、繁殖的需要。到七月份荆条开始流密了，就要搬到丘陵地带去采荆条蜜，只有丘陵地区的梯田的田梗上人工种种植来加固田硬的荆条才流蜜。衡阳一带是属于紫色土壤的丘陵地带，土质与一般地方的黄土丘陵不同，我估计衡阳地区的荆条流蜜，除了左师傅所说是因种在田埂上水肥充足之外，可能还与紫色土壤有关系。

七月初我们搬到了枧山公社的一个丘陵区的村子，我们的房东也姓刘，户主是个打铁世家，爷爷和小孫子还在家里开了一个打铁炉，户主本人原来也是个铁匠，58年大跃进时，召到县城的一家工厂继续从事打铁工作，不过他从此有了城市户口，吃上了国家粮，当上了有固定工资的正式工人，他的家里因此成了四属户，但户主的老婆和大儿子都能出农业工，爷爷和小孫子又在家打铁，户主又有工资，所以这一家在当地农村是属富裕户。当地人大概因为历史上比较贫穷，所以养成了一天只吃两顿的习惯，每天一起床就去出工，到上午十点左右回家吃一顿，十一点多又出工到下午四点左右再回来吃一顿饭，然后再去出工到天黑收工。

如果是冬天下午这顿饭就推迟到下午五点多钟吃，吃完就不再出工了。我们的房东刘铁匠家因经济条件较好，所以每天除了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吃两顿饭之外，每天晚上九点左右还要吃一餐夜宵，有时是面条、有时是绿豆稀皈、有时是掺有糯米的粑粑。这表明当地人吃两餐的习惯是历代粮食困难不得已而形成的，条件具备的话，他们还是都会和刘铁匠家一样一天吃三餐。

我们在刘铁匠家放蜂时，王师傅的蜂也和我们放在一起，因为他还要抽时间回生产队参加双搶，他不在时就由我们帮他照看蜜蜂。后来由于荆条出人意料地不流蜜，蜂场没有收入，他把蜂交给我帮他管理，他就重操旧业和左师傅一起到衡阳市的一所中学包了一批油漆课桌、课椅的业务做油漆去了。

今年的荆条流蜜不行，仅够蜂群维持生活和繁殖，和在山东临邑采枣花一样，又遇到了从未遇到过的荆条不流蜜的情况。蜂场一下子又陷入了困境，为节省开支我只好要大象先回广州，等以后蜂场情况好转再到蜂场来。他走后，蜂场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事的时候就只有用那台“春蕾”三波段收音“收听敌台”，随时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和国内、国外形势发展的趋势。

自从尼克松和基辛格愚蠢地抛弃对台湾的支持，转而对毛和中共当局采取“绥靖”政策，使中毕民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席位被中共当局取代之后，国际上掀起了一股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与中共当局建交的浪期，这无异于给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濒临崩溃的中共政权打了一剂强心针，使它得以继续苟延残喘。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接任的福特完成尼克松剩余的任期后，美国历史上最无能的的总统卡特当选美国总统，继续奉行对中共当局的绥靖政策……这些国际上的趋势令人失望和心情沮丧。然而我根据这年四月爆发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复出后又被罢免；一会儿打倒这个、一会儿又打倒那个；而且从新闻紀录片中看到毛接见外宾时那种痴呆木纳的形象表明，毛已不久于人世……这些迹象，我估计中共当局各派系之间内斗已十分激烈，毛和中共当局一系列违反常理、灭绝人性的倒行逆施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这一切表明中共在大陆的统治已到了物极必反的地步，大陆社会必将发生重大变化。我相信一个坏到极点的亊物将要发生的任何变化只可能是朝好的方向变，这又使我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

这年的7月4日是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日，我从收音机中听到美国和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我坚信为世界贡献了华盛顿、“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奠定了现代民主宪政基础的的美国；有着民主制度与生俱来的纠错机制的美国，必将产生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来结束对世界共产阵营和中共封建共产独裁体制的绥靖政策(后来卡特之后，世界终于迎来了那位导致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崩溃的的里根总统)。

到这年八月份有一天中午，石牛大队的书记邹克诚突然来到了我的住地，我吃了一惊，问道：你怎么来了？他把我叫到一个僻静处，问我：你在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湘阴县公安的侦察科楚正芳科长骑摩托车到我们队上找了你两次，我都没把你在衡阳的地址告诉他们。前两天他们又来了，还是为你的事。我现在被抽调到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在高坊公社凤形大队包队，今天一早我找了个借口，说有人搭信来了，说这几天我爱人在家病得很厉害，我才向工作队请了两天假，天不亮就赶早车到衡阳，再坐汽车到衡阳县，又走了二十多里路，根据你信上的地址一路问到你这里来。我当时还以为是杨嗲被当作外流“历史反革命”被抓回老家湘阴长康三门杨老家的事，湘阴县公安局想从我这里了解杨嗲在广州的情况。所以我对邹书记说：我在外面除了养蜂之外，什么事都没有，以后如果这个楚科长再来找你，问我的情况，你就告诉他们：小陈刚来我们队上不久，又长期在外面放蜂，他的情况我们不大了解，有什么事，你们直接去找他本人好了。

我又对邹书记说：你把我放蜂的地址告诉他们，要他们直接来找好了。他听我这么一说就放心了，他说：你没事就好，他们要再来，我就要他们直接来找你。此时他拿着一个五公升的小塑料壶对我说：家里小孩生病吃中药太苦，想从我这里带点蜂蜜回去给小孩吃。我想他为我的事这么远跑到我这里来给我报信，光凭这一点。我就不能拒绝他，此时虽然没有摇荆条蜜，但蜂箱内群势强的蜂群还是可以抽点蜜出来的，而在我管理的王师傅和我的蜂群中，只有王师傅的蜂群势比我的好。于是我就用摇蜜机从王师傅的几箱峰中抽了一塑料壶蜂蜜(大约十三四斤)送给邹书记，他在我这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赶回古培塘去了。

他走后，我一直以为湘阴县公安局的人会找到我这里来了解杨嗲在广州的情况，但他们始终没有来。为了给蜜蜂留一点越冬饲料，我不顾蜂群的发展，硬从蜂箱中摇了二三十斤蜂蜜装在一个25公升的大塑料桶中放在刘铁匠家的大柜里。

此时我接到正仁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我立即到长沙去一趟，他通过一位叫胡介候的知青朋友(胡与朱逖于1965年都因家庭出身不好一起被中共当局下放江永农村)介绍，认识了一位家住长沙市，但在长沙县沙坪公社当党委书记的刘某，正仁想通过刘某把我的户口迁到距长沙很近的沙坪公社 ，这里因距长沙很近，不仅有不少社队企业，还种植一些蔬菜供长沙市民之所需，所以经济条件较好，社员们每十分工通常都能达到一元钱左右。这位刘书记刚升任公社书记不久，也想在沙坪发展养蜂事业，所以也有意让我迁入沙坪，以带动当地养蜂事业的发展。但由于那时的社队干部普遍都对知青们印象不太好，所以刘书记要求先与我见见面，交谈一下再決定是否同意我迁入沙坪。此时我交待房东刘铁匠的两个儿子帮我照看一下蜂群后，就匆匆赶到长沙。在胡介候的安排之下，与刘书记见了一面，经交谈，刘书记对我很满意，刘书记对我说：他有个儿子现在在长沙，一时又找又到工作，他夫妻二人都有工作，不能照看他儿子，他们夫妻都怕他成天呆在城里无所事事，会学坏，想要我把他儿子带到衡阳去跟我学养蜂，我不得不同意，刘书记说：迁户口的事要慢慢来，先要在沙坪办理准迁证，再拿到汨罗古培塘去办理户口迁移，这需要时间。我说：我不急，就照你说的办吧！你儿子这次就跟我到衡阳去养蜂吧。接着我们先坐火车到了衡阳市，找到王、左二位师傅做油漆的那所中学，王师傅问：你为什么事先没有经我同意就从他的蜂群中抽了一小壶蜜糖送给你的大队书记？我说：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和你说这件事，当时事情紧急，我来不及通知你，是我的不对，但你不了解情况就发这么大的火也没有必要。结果两人不欢而散。当我回到蜂场之后，发现我抽出来准备用作越冬飼料的二三十斤蜂蜜全部不见了，就问刘铁匠的大儿子，他说：你去长沙之后，王师傅来了一次，他从我这里知道你抽了他蜂群里十三四斤蜂蜜送给你们大队书记后，很不高兴，他走的时候就把你放在我家大柜里的二三十斤蜂蜜全部拿走了。我听后，觉得这个王师傅太不近情理了。过了两天王师傅来到蜂场来搬走他的蜜蜂，我对他说：这一个多月你在衡阳做油漆赚钱，我在这里辛辛苦苦帮你照应管理你的二三十箱蜂，就因事先未来得及通知你，从你的蜂群中抽了十三四斤蜂蜜送人，你却趁我不在，将我留作越冬饲料的二三十斤蜂蜜全部拿走，你的心也太狠了吧！况且我这一个多月帮你看守管理密蜂，就算工钱也不止那十三四斤蜂蜜的价值(当时供销社收购荆条蜜每斤也就八九角钱) 。他听后也不再说什么，就把他的蜂拉走了。

这个小刘到了我的蜂场里，一天到晚也就是听听收音机，到外面钓钓鱼，到处转悠转悠，此时由于蜂场一直没有收入，我得想法子赚点钱维持生活，我从阿波那里了解到广州黑市的鸡蛋要卖到两角伍分钱一只，而枧山镇赶集时，市场上社员们拿来的鸡蛋只要六分五厘钱一只。那时每星期枧山镇要赶两次集，相邻的公社都是每星期赶两次集，只是时间互相错开，所以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集镇在赶集。于是我和小刘商量我们分别到不同的集镇上去收购鸡蛋，贩运到广州去卖，以赚点生活费维持蜂场的正常运转。大约一个星期后，我们便收购到了大约一千个鸡蛋，我把鸡蛋装在两个小木箱里，先垫一层谷壳再放上一层鸡蛋然后再放上一层谷壳、再放上一层鸡蛋……直到把木箱装满再铺上两层报纸，再在报纸上铺一层谷壳，然后再稍微用力地压上箱盖，这样箱子里的鸡蛋和谷壳都被压紧，不能滑动，也就防止了鸡蛋之间发生碰揰而造成破碎。

我交待好小刘小心照顾好蜂群，不要到外面去惹事。我就担着两木箱鸡蛋从衡阳乘火车到达广州，我从广州火车站先乘公交车到到东山，再从东山乘坐33路公交车到黄埔港南边下车，这里已经距文冲不远了。我到了阿波家里，村上的几个青年听说阿陈回来了，都到阿波家里来看我，他们说：鸡蛋已经帮你找好了买家，是广州石化工地上的一个民工食堂(民工们没有计划物资供应，他们食堂所需蔬菜、鱼、蛋和肉类都只能到黑市上去购买)，一千个鸡蛋他们全要，但他们想比市价便宜两分钱一个，即两角三分钱一个，我说；行！就按这个价格全部卖给他们，这样祘下来我每个鸡蛋可以赚一角六分五厘钱的毛利，而且这样还不必到市场上去零卖，可避免被当局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抓去，落得个人财两空的结果。这样，除去往来的车费生活费还可赚一百二三十元，已经很不错了。阿波还跟我说这里黑市猪肉卖到三元五角钱一斤，等以后天凉快一点，可带点猪肉到这里来卖。

我卖完鸡蛋没有事（这天是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因为回衡阳的火车票是晚上的，我决定到阿文家里去专门打听一下杨嗲被抓回去后的情况，我从文冲坐33路车到东山后沿着农林路一带往阿文家的方向走。这天我发现在广州白云机场方向一会儿就有飞机起降，一会儿又有飞机起降，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那时候即使像广州这种大城市一天也只有十来个航班起降，我估计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我到了阿文家里，我问他们是否知道杨老头的情况，他们夫妇都说不知道。我在阿文家里吃了午飯后，决定先到烈士陵园、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带去游览一下，再到广州火车站坐晚上9点40分的250次车返回衡阳。我先到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里就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毛泽东等人在广州开办的以鼓动农民运动为目的的训练班的所在地，毛和他的战友们把两湖、两广、江西、福建一带农村里的那些二流子、地痞、懒汉们召集到广州的这个所谓的讲习所来，煽动他们回乡去组织农会，批斗打压甚至杀害乡村里的士绅、地主，瓜分他们的房屋、财产甚至妻女、抓他们去游街、给他们戴高帽(这些都是“解放”后“土改”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预演)。这个曾经的讲习所“解放”后便被开辟成了一个以吹嘘毛当年发动农民运动的“丰功伟绩”的场所。看到这里不由得让我想起我在浏阳看到的，毛发动的农民运动和暴力革命对中国农村所造成的巨大而深重的破坏。这使我似乎又看到了浏阳深山里那些掩映在蒼松翠竹里的无人村庄和杳无人迹的道路、茶亭。

我从讲习所出来，就到了广州的烈士陵园，这里除了主要纪念中共当局的先烈之外，也纪念了少数几位辛亥革命时代的先烈。我从烈士陵园出来，已到了下午四点左右。我刚走到陵园大门口旁的马路上，忽然听到当时无处不在的大喇叭里传来了一阵哀乐，我正在想今年年初刚死了周恩来，前不久一向身体健康的朱德又莫明其妙地死了，这次不知道又轮到了哪一位？接着就听到喇叭里传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宣告：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于今晨零时十分因病逝世……。我心想：这个一生对中华民族犯下无数滔天罪行，一生从未做过任何一件值得一提的好事的魔头中最大的魔头，终于做了一件唯一正确的事──去见他的祖师爷马克思了。

此时我见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朝我走来，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神态向我核实她所听到的广播，她说：；刚才广播里是不是说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已经……。她不敢说出后面那两个如果说错了就足以让她掉脑袋的关键字。从她的眼神看得出，她是多么希望她所听到的、又不敢说出来的那两个字是真的，又似乎不敢相信她的耳朵。我明确地告诉她：刚才广播里说毛主席已于今天凌晨零时十分去世。她听到后一种难以掩饰的如释重负的轻快神态自然露流露出来，也许是出于对我这个陌生人的警惕，她马上又装出一种很悲痛的神态以掩饰她内心的欢快、庆幸。这位女士看样子是位知识份子，她听到毛去世的消息时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备受欺压、迫害、凌辱的中国大陆知识份子在得知毛去世的消息时的共同心态。

我回到在刘铁匠家的蜂场后，小刘又出了问题。原来我走之后他跑到枧山公社的渔场去钓鱼，被渔场的人发现把他抓去，把小刘戴的手表扣下来不给他。又有人来告小刘偷了他们的黄瓜、香瓜和蔬菜，我只得一家家去登门赔礼赔钱，好在我平日与附近村民的关系不错，赔钱他们大多不要，他们也知道蜂场这段时间都没有什么收入。只有公社渔场坚持不肯退还小刘的手表。后来还是我找到公社的刘书记出面，渔场才把那只被他们扣了十几天的手表还给小刘了。

此时，我已意识到像小刘这种随时都会给蜂场惹来麻烦的人，是再也不能留在蜂场了。无奈，我只得又从蜂箱中抽了十三四斤蜂蜜装在一个五公升的塑料壶里交给小刘带给他的父母，又送他到衡阳火车站，帮他买好到长沙的火车票对他说：今年蜜蜂的花期已过，蜂场里已没有什么事了，你先回家去休息休息，等明年春天再说吧！他巴不得我送他回去，因他刚到蜂场时那种新奇感消失后，早已对对他来说既清苦又单调的养蜂生活失去了兴趣。

在枧山采荆条时，由于经常到梘山镇上去赶集，认识了镇上一代销店的老板曾钟武先生，曾先生早年毕业于民国时代的中央大学经济系，当年五十多岁，仅从“解放”前上大学这一点来判断，他的家庭出身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至少是个地富子弟，曾先生夫妇是属城镇居民，吃的是“国家粮”。据曾先生自己说：“解放”后也曾一度在衡阳市的供销系统参加工作，后来因身体不好，请求退职回老家，通过什么关系在镇上开了一家供销社的代销店，他们夫妇便以此为生，他们有两个女儿都在外地工作。曾先生家里也养了四箱意蜂，放在他屋后菜园的围墙下，地方比较潮湿，那年他养的蜜蜂得了一种怪病，就是许多幼蜂爬出蜂箱飞不起来，最后就死在外面，造成群势下降。曾先生说他想了许多办法，喂了包括抗生素在内的许多药物都不见效，他见幼蜂飞不起来，以为是体质弱需要滋补，便把他女儿寄给他的东北人参煎了水饲喂蜜蜂，也不见效，他与我讨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在广州文冲放蜂时也遇到过这种现象，也是想了好多办法都不见效，后来蜂场一搬到从化去这种病自己就好了，我建议他把蜂群搬一下场地试试看。

后来他叫他的一个姪孫子把他的四箱蜂挑到我在刘铁匠家的场地里，果然不到半个月这种“爬蜂”的现象就消失了。钟先生很高兴，在他把蜂箱搬回去时，我用千分之一的新洁而灭溶液把他放蜂的地方和他所用的蜂具、蜂箱一全部消一遍毒，此后他的蜂就再也没有出现这种爬蜂病了。

我回到衡阳县枧山的刘铁匠家的时候从收音机的“敌台”里了解到毛死后，中共高层内部的斗爭十分激烈，我预感到中国大陆的政局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心情比较激动。

到9月18日得到刘铁匠他们大队的通知，这天放假参加全国一致举行的毛的追悼大会，每个人胸前都要戴一朵纸做的白花，左臂上要带一条黑布做的黑臂纱。在追悼大会召开前，大队书记带着大队干部到每家每户去检查是不是每个人都佩戴了黑臂纱和白纸花，我在他们到刘铁匠家检查之前，故意只穿了一条短裤蹲在蜂箱上检查蜜蜂，大队书记见到我说：陈师傅，今天全国统一开毛主席的追悼会，每个人都要配带白纸花和黑臂纱，这是你的白纸花和黑臂纱，我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配戴？我身上没穿上衣白纸花和黑臂纱总不能用别针别在我的肉上面吧，你们把白纸花和黑臂纱都先放在这里，等我检查完这两箱蜜蜂，我穿上长衣长裤，我再自己配戴。大队书记把白纸花和黑臂纱放在我旁边的一个蜂箱上，临走又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等一下追悼会开始之前，一定要记得把这两样东西配戴好啊！这是政治任务。

他们走后不久，广播里的追悼会在一阵哀乐之后，便开始了，全大队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到了大队小学的操场和教室里，刘铁匠的两个儿子临走时要我和他们一起去参加追悼会，我说：你们先走，我马上就来。结果直到追悼会结束，我既没有配戴白纸花和黑臂纱；也没有去参加追悼会。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我们现在放蜂的地方是平地为主，没有多少荆条，但这里种的瓜菜，特别是西瓜比较多可供蜂群生活、繁殖的需要。到七月份荆条开始流密了，就要搬到丘陵地带去采荆条蜜，只有丘陵地区的梯田的田梗上人工种种植来加固田硬的荆条才流蜜。衡阳一带是属于紫色土壤的丘陵地带，土质与一般地方的黄土丘陵不同，我估计衡阳地区的荆条流蜜，除了左师傅所说是因种在田埂上水肥充足之外，可能还与紫色土壤有关系。

七月初我们搬到了枧山公社的一个丘陵区的村子，我们的房东也姓刘，户主是个打铁世家，爷爷和小孫子还在家里开了一个打铁炉，户主本人原来也是个铁匠，58年大跃进时，召到县城的一家工厂继续从事打铁工作，不过他从此有了城市户口，吃上了国家粮，当上了有固定工资的正式工人，他的家里因此成了四属户，但户主的老婆和大儿子都能出农业工，爷爷和小孫子又在家打铁，户主又有工资，所以这一家在当地农村是属富裕户。当地人大概因为历史上比较贫穷，所以养成了一天只吃两顿的习惯，每天一起床就去出工，到上午十点左右回家吃一顿，十一点多又出工到下午四点左右再回来吃一顿饭，然后再去出工到天黑收工。

如果是冬天下午这顿饭就推迟到下午五点多钟吃，吃完就不再出工了。我们的房东刘铁匠家因经济条件较好，所以每天除了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吃两顿饭之外，每天晚上九点左右还要吃一餐夜宵，有时是面条、有时是绿豆稀皈、有时是掺有糯米的粑粑。这表明当地人吃两餐的习惯是历代粮食困难不得已而形成的，条件具备的话，他们还是都会和刘铁匠家一样一天吃三餐。

我们在刘铁匠家放蜂时，王师傅的蜂也和我们放在一起，因为他还要抽时间回生产队参加双搶，他不在时就由我们帮他照看蜜蜂。后来由于荆条出人意料地不流蜜，蜂场没有收入，他把蜂交给我帮他管理，他就重操旧业和左师傅一起到衡阳市的一所中学包了一批油漆课桌、课椅的业务做油漆去了。

今年的荆条流蜜不行，仅够蜂群维持生活和繁殖，和在山东临邑采枣花一样，又遇到了从未遇到过的荆条不流蜜的情况。蜂场一下子又陷入了困境，为节省开支我只好要大象先回广州，等以后蜂场情况好转再到蜂场来。他走后，蜂场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事的时候就只有用那台“春蕾”三波段收音“收听敌台”，随时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和国内、国外形势发展的趋势。

自从尼克松和基辛格愚蠢地抛弃对台湾的支持，转而对毛和中共当局采取“绥靖”政策，使中毕民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席位被中共当局取代之后，国际上掀起了一股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与中共当局建交的浪期，这无异于给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濒临崩溃的中共政权打了一剂强心针，使它得以继续苟延残喘。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接任的福特完成尼克松剩余的任期后，美国历史上最无能的的总统卡特当选美国总统，继续奉行对中共当局的绥靖政策……这些国际上的趋势令人失望和心情沮丧。然而我根据这年四月爆发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复出后又被罢免；一会儿打倒这个、一会儿又打倒那个；而且从新闻紀录片中看到毛接见外宾时那种痴呆木纳的形象表明，毛已不久于人世……这些迹象，我估计中共当局各派系之间内斗已十分激烈，毛和中共当局一系列违反常理、灭绝人性的倒行逆施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这一切表明中共在大陆的统治已到了物极必反的地步，大陆社会必将发生重大变化。我相信一个坏到极点的亊物将要发生的任何变化只可能是朝好的方向变，这又使我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

这年的7月4日是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日，我从收音机中听到美国和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我坚信为世界贡献了华盛顿、“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奠定了现代民主宪政基础的的美国；有着民主制度与生俱来的纠错机制的美国，必将产生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来结束对世界共产阵营和中共封建共产独裁体制的绥靖政策(后来卡特之后，世界终于迎来了那位导致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崩溃的的里根总统)。

到这年八月份有一天中午，石牛大队的书记邹克诚突然来到了我的住地，我吃了一惊，问道：你怎么来了？他把我叫到一个僻静处，问我：你在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湘阴县公安的侦察科楚正芳科长骑摩托车到我们队上找了你两次，我都没把你在衡阳的地址告诉他们。前两天他们又来了，还是为你的事。我现在被抽调到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在高坊公社凤形大队包队，今天一早我找了个借口，说有人搭信来了，说这几天我爱人在家病得很厉害，我才向工作队请了两天假，天不亮就赶早车到衡阳，再坐汽车到衡阳县，又走了二十多里路，根据你信上的地址一路问到你这里来。我当时还以为是杨嗲被当作外流“历史反革命”被抓回老家湘阴长康三门杨老家的事，湘阴县公安局想从我这里了解杨嗲在广州的情况。所以我对邹书记说：我在外面除了养蜂之外，什么事都没有，以后如果这个楚科长再来找你，问我的情况，你就告诉他们：小陈刚来我们队上不久，又长期在外面放蜂，他的情况我们不大了解，有什么事，你们直接去找他本人好了。

我又对邹书记说：你把我放蜂的地址告诉他们，要他们直接来找好了。他听我这么一说就放心了，他说：你没事就好，他们要再来，我就要他们直接来找你。此时他拿着一个五公升的小塑料壶对我说：家里小孩生病吃中药太苦，想从我这里带点蜂蜜回去给小孩吃。我想他为我的事这么远跑到我这里来给我报信，光凭这一点。我就不能拒绝他，此时虽然没有摇荆条蜜，但蜂箱内群势强的蜂群还是可以抽点蜜出来的，而在我管理的王师傅和我的蜂群中，只有王师傅的蜂群势比我的好。于是我就用摇蜜机从王师傅的几箱峰中抽了一塑料壶蜂蜜(大约十三四斤)送给邹书记，他在我这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赶回古培塘去了。

他走后，我一直以为湘阴县公安局的人会找到我这里来了解杨嗲在广州的情况，但他们始终没有来。为了给蜜蜂留一点越冬饲料，我不顾蜂群的发展，硬从蜂箱中摇了二三十斤蜂蜜装在一个25公升的大塑料桶中放在刘铁匠家的大柜里。

此时我接到正仁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我立即到长沙去一趟，他通过一位叫胡介候的知青朋友(胡与朱逖于1965年都因家庭出身不好一起被中共当局下放江永农村)介绍，认识了一位家住长沙市，但在长沙县沙坪公社当党委书记的刘某，正仁想通过刘某把我的户口迁到距长沙很近的沙坪公社 ，这里因距长沙很近，不仅有不少社队企业，还种植一些蔬菜供长沙市民之所需，所以经济条件较好，社员们每十分工通常都能达到一元钱左右。这位刘书记刚升任公社书记不久，也想在沙坪发展养蜂事业，所以也有意让我迁入沙坪，以带动当地养蜂事业的发展。但由于那时的社队干部普遍都对知青们印象不太好，所以刘书记要求先与我见见面，交谈一下再決定是否同意我迁入沙坪。此时我交待房东刘铁匠的两个儿子帮我照看一下蜂群后，就匆匆赶到长沙。在胡介候的安排之下，与刘书记见了一面，经交谈，刘书记对我很满意，刘书记对我说：他有个儿子现在在长沙，一时又找又到工作，他夫妻二人都有工作，不能照看他儿子，他们夫妻都怕他成天呆在城里无所事事，会学坏，想要我把他儿子带到衡阳去跟我学养蜂，我不得不同意，刘书记说：迁户口的事要慢慢来，先要在沙坪办理准迁证，再拿到汨罗古培塘去办理户口迁移，这需要时间。我说：我不急，就照你说的办吧！你儿子这次就跟我到衡阳去养蜂吧。接着我们先坐火车到了衡阳市，找到王、左二位师傅做油漆的那所中学，王师傅问：你为什么事先没有经我同意就从他的蜂群中抽了一小壶蜜糖送给你的大队书记？我说：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和你说这件事，当时事情紧急，我来不及通知你，是我的不对，但你不了解情况就发这么大的火也没有必要。结果两人不欢而散。当我回到蜂场之后，发现我抽出来准备用作越冬飼料的二三十斤蜂蜜全部不见了，就问刘铁匠的大儿子，他说：你去长沙之后，王师傅来了一次，他从我这里知道你抽了他蜂群里十三四斤蜂蜜送给你们大队书记后，很不高兴，他走的时候就把你放在我家大柜里的二三十斤蜂蜜全部拿走了。我听后，觉得这个王师傅太不近情理了。过了两天王师傅来到蜂场来搬走他的蜜蜂，我对他说：这一个多月你在衡阳做油漆赚钱，我在这里辛辛苦苦帮你照应管理你的二三十箱蜂，就因事先未来得及通知你，从你的蜂群中抽了十三四斤蜂蜜送人，你却趁我不在，将我留作越冬饲料的二三十斤蜂蜜全部拿走，你的心也太狠了吧！况且我这一个多月帮你看守管理密蜂，就算工钱也不止那十三四斤蜂蜜的价值(当时供销社收购荆条蜜每斤也就八九角钱) 。他听后也不再说什么，就把他的蜂拉走了。

这个小刘到了我的蜂场里，一天到晚也就是听听收音机，到外面钓钓鱼，到处转悠转悠，此时由于蜂场一直没有收入，我得想法子赚点钱维持生活，我从阿波那里了解到广州黑市的鸡蛋要卖到两角伍分钱一只，而枧山镇赶集时，市场上社员们拿来的鸡蛋只要六分五厘钱一只。那时每星期枧山镇要赶两次集，相邻的公社都是每星期赶两次集，只是时间互相错开，所以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集镇在赶集。于是我和小刘商量我们分别到不同的集镇上去收购鸡蛋，贩运到广州去卖，以赚点生活费维持蜂场的正常运转。大约一个星期后，我们便收购到了大约一千个鸡蛋，我把鸡蛋装在两个小木箱里，先垫一层谷壳再放上一层鸡蛋然后再放上一层谷壳、再放上一层鸡蛋……直到把木箱装满再铺上两层报纸，再在报纸上铺一层谷壳，然后再稍微用力地压上箱盖，这样箱子里的鸡蛋和谷壳都被压紧，不能滑动，也就防止了鸡蛋之间发生碰揰而造成破碎。

我交待好小刘小心照顾好蜂群，不要到外面去惹事。我就担着两木箱鸡蛋从衡阳乘火车到达广州，我从广州火车站先乘公交车到到东山，再从东山乘坐33路公交车到黄埔港南边下车，这里已经距文冲不远了。我到了阿波家里，村上的几个青年听说阿陈回来了，都到阿波家里来看我，他们说：鸡蛋已经帮你找好了买家，是广州石化工地上的一个民工食堂(民工们没有计划物资供应，他们食堂所需蔬菜、鱼、蛋和肉类都只能到黑市上去购买)，一千个鸡蛋他们全要，但他们想比市价便宜两分钱一个，即两角三分钱一个，我说；行！就按这个价格全部卖给他们，这样祘下来我每个鸡蛋可以赚一角六分五厘钱的毛利，而且这样还不必到市场上去零卖，可避免被当局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抓去，落得个人财两空的结果。这样，除去往来的车费生活费还可赚一百二三十元，已经很不错了。阿波还跟我说这里黑市猪肉卖到三元五角钱一斤，等以后天凉快一点，可带点猪肉到这里来卖。

我卖完鸡蛋没有事（这天是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因为回衡阳的火车票是晚上的，我决定到阿文家里去专门打听一下杨嗲被抓回去后的情况，我从文冲坐33路车到东山后沿着农林路一带往阿文家的方向走。这天我发现在广州白云机场方向一会儿就有飞机起降，一会儿又有飞机起降，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那时候即使像广州这种大城市一天也只有十来个航班起降，我估计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我到了阿文家里，我问他们是否知道杨老头的情况，他们夫妇都说不知道。我在阿文家里吃了午飯后，决定先到烈士陵园、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带去游览一下，再到广州火车站坐晚上9点40分的250次车返回衡阳。我先到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里就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毛泽东等人在广州开办的以鼓动农民运动为目的的训练班的所在地，毛和他的战友们把两湖、两广、江西、福建一带农村里的那些二流子、地痞、懒汉们召集到广州的这个所谓的讲习所来，煽动他们回乡去组织农会，批斗打压甚至杀害乡村里的士绅、地主，瓜分他们的房屋、财产甚至妻女、抓他们去游街、给他们戴高帽(这些都是“解放”后“土改”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预演)。这个曾经的讲习所“解放”后便被开辟成了一个以吹嘘毛当年发动农民运动的“丰功伟绩”的场所。看到这里不由得让我想起我在浏阳看到的，毛发动的农民运动和暴力革命对中国农村所造成的巨大而深重的破坏。这使我似乎又看到了浏阳深山里那些掩映在蒼松翠竹里的无人村庄和杳无人迹的道路、茶亭。

我从讲习所出来，就到了广州的烈士陵园，这里除了主要纪念中共当局的先烈之外，也纪念了少数几位辛亥革命时代的先烈。我从烈士陵园出来，已到了下午四点左右。我刚走到陵园大门口旁的马路上，忽然听到当时无处不在的大喇叭里传来了一阵哀乐，我正在想今年年初刚死了周恩来，前不久一向身体健康的朱德又莫明其妙地死了，这次不知道又轮到了哪一位？接着就听到喇叭里传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宣告：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于今晨零时十分因病逝世……。我心想：这个一生对中华民族犯下无数滔天罪行，一生从未做过任何一件值得一提的好事的魔头中最大的魔头，终于做了一件唯一正确的事──去见他的祖师爷马克思了。

此时我见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朝我走来，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神态向我核实她所听到的广播，她说：；刚才广播里是不是说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已经……。她不敢说出后面那两个如果说错了就足以让她掉脑袋的关键字。从她的眼神看得出，她是多么希望她所听到的、又不敢说出来的那两个字是真的，又似乎不敢相信她的耳朵。我明确地告诉她：刚才广播里说毛主席已于今天凌晨零时十分去世。她听到后一种难以掩饰的如释重负的轻快神态自然露流露出来，也许是出于对我这个陌生人的警惕，她马上又装出一种很悲痛的神态以掩饰她内心的欢快、庆幸。这位女士看样子是位知识份子，她听到毛去世的消息时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备受欺压、迫害、凌辱的中国大陆知识份子在得知毛去世的消息时的共同心态。

我回到在刘铁匠家的蜂场后，小刘又出了问题。原来我走之后他跑到枧山公社的渔场去钓鱼，被渔场的人发现把他抓去，把小刘戴的手表扣下来不给他。又有人来告小刘偷了他们的黄瓜、香瓜和蔬菜，我只得一家家去登门赔礼赔钱，好在我平日与附近村民的关系不错，赔钱他们大多不要，他们也知道蜂场这段时间都没有什么收入。只有公社渔场坚持不肯退还小刘的手表。后来还是我找到公社的刘书记出面，渔场才把那只被他们扣了十几天的手表还给小刘了。

此时，我已意识到像小刘这种随时都会给蜂场惹来麻烦的人，是再也不能留在蜂场了。无奈，我只得又从蜂箱中抽了十三四斤蜂蜜装在一个五公升的塑料壶里交给小刘带给他的父母，又送他到衡阳火车站，帮他买好到长沙的火车票对他说：今年蜜蜂的花期已过，蜂场里已没有什么事了，你先回家去休息休息，等明年春天再说吧！他巴不得我送他回去，因他刚到蜂场时那种新奇感消失后，早已对对他来说既清苦又单调的养蜂生活失去了兴趣。

在枧山采荆条时，由于经常到梘山镇上去赶集，认识了镇上一代销店的老板曾钟武先生，曾先生早年毕业于民国时代的中央大学经济系，当年五十多岁，仅从“解放”前上大学这一点来判断，他的家庭出身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至少是个地富子弟，曾先生夫妇是属城镇居民，吃的是“国家粮”。据曾先生自己说：“解放”后也曾一度在衡阳市的供销系统参加工作，后来因身体不好，请求退职回老家，通过什么关系在镇上开了一家供销社的代销店，他们夫妇便以此为生，他们有两个女儿都在外地工作。曾先生家里也养了四箱意蜂，放在他屋后菜园的围墙下，地方比较潮湿，那年他养的蜜蜂得了一种怪病，就是许多幼蜂爬出蜂箱飞不起来，最后就死在外面，造成群势下降。曾先生说他想了许多办法，喂了包括抗生素在内的许多药物都不见效，他见幼蜂飞不起来，以为是体质弱需要滋补，便把他女儿寄给他的东北人参煎了水饲喂蜜蜂，也不见效，他与我讨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在广州文冲放蜂时也遇到过这种现象，也是想了好多办法都不见效，后来蜂场一搬到从化去这种病自己就好了，我建议他把蜂群搬一下场地试试看。

后来他叫他的一个姪孫子把他的四箱蜂挑到我在刘铁匠家的场地里，果然不到半个月这种“爬蜂”的现象就消失了。钟先生很高兴，在他把蜂箱搬回去时，我用千分之一的新洁而灭溶液把他放蜂的地方和他所用的蜂具、蜂箱一全部消一遍毒，此后他的蜂就再也没有出现这种爬蜂病了。

我回到衡阳县枧山的刘铁匠家的时候从收音机的“敌台”里了解到毛死后，中共高层内部的斗爭十分激烈，我预感到中国大陆的政局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心情比较激动。

到9月18日得到刘铁匠他们大队的通知，这天放假参加全国一致举行的毛的追悼大会，每个人胸前都要戴一朵纸做的白花，左臂上要带一条黑布做的黑臂纱。在追悼大会召开前，大队书记带着大队干部到每家每户去检查是不是每个人都佩戴了黑臂纱和白纸花，我在他们到刘铁匠家检查之前，故意只穿了一条短裤蹲在蜂箱上检查蜜蜂，大队书记见到我说：陈师傅，今天全国统一开毛主席的追悼会，每个人都要配带白纸花和黑臂纱，这是你的白纸花和黑臂纱，我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配戴？我身上没穿上衣白纸花和黑臂纱总不能用别针别在我的肉上面吧，你们把白纸花和黑臂纱都先放在这里，等我检查完这两箱蜜蜂，我穿上长衣长裤，我再自己配戴。大队书记把白纸花和黑臂纱放在我旁边的一个蜂箱上，临走又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等一下追悼会开始之前，一定要记得把这两样东西配戴好啊！这是政治任务。

他们走后不久，广播里的追悼会在一阵哀乐之后，便开始了，全大队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到了大队小学的操场和教室里，刘铁匠的两个儿子临走时要我和他们一起去参加追悼会，我说：你们先走，我马上就来。结果直到追悼会结束，我既没有配戴白纸花和黑臂纱；也没有去参加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