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第二天上午我先买好到西渡的车票，九点左右西渡的班车开过来了，下完乘客后，就开始上从井头江往西渡去的乘客，洪师傅就要催我上车，我说：要等到快开车时再上，这样车站工作人员和司机就没有时间来检查我带的东西。

等到司机在问：还有没有到西渡的？赶紧上车，马上就要开车了。此时我和洪师傅一人提着一组继箱圈，一边跑一边说：还有！还有！我先跑到车后面的爬梯爬上车顶的货架，洪师傅从车下把继箱圈组递给我，车站工作人员在下面问：什么东西？还用布包着。洪师傅立即按照我事先交待的回答：是我朋友的两个刚做好油漆的木箱，是送给他亲戚家结婚用的，怕路上把油漆碰坏，所以用布包起来了。车站工作人员见是洪师傅的朋友，此时已超过了开车的时间，也就没有再多说，连忙催司机快发车。此时我已用绳索将两个继箱圈组在车顶的货架上栓牢，我从车顶上爬下来，刚一进车门，车就开动了，我从车窗口伸出头和手向洪师傅致谢。

此时我心想第一道关口已经顺利通过了。不到两个小时车就到了西渡汽车站，站房四周的墙上建有向外伸出的水泥平台，平台与气车顶上的货架一样高，从楼梯上到平台，就可很方便地把车顶货架上货物卸下来。此时我看见有一辆从西渡开往衡阳市的汽车就停在旁边，我把装蜜蜂的继箱圈组从车上卸下来，直接经过车站的平台搬到了这辆开往衡阳市的客车顶上的货架上，这样可免去出站后，再进站登车时的检查，我把东西绑牢后，立即从平台上下来，到前面的售票口买了一张票，等了一会，就跟随去衡阳市的旅客一起登上了这趟班车。一个半小时后就到了衡阳市。我把装有蜜蜂的继箱圈组卸下后，我轻轻地吐了一口气，这第二道难关也终于顺利通过了(因为出站通常是不会再检查行李的)。

我知道最难的一关是如何将蜜蜂混上火车，和在火车上又不被列车员和乘客发现。我知道把蜜蜂混上火车没有孫治国（湖南冶金学院的“反动学生”我在常德西洞庭农西劳教时的难友）的帮忙我一个人是很难做到的。我担着蜜蜂来到位于桑园路的的衡阳市电机厂（他已于一年前接受中共当局的安排，在衡阳市当了一名月薪３５元的普工），我告诉传达室的门卫：我找技术科的孫治国。他打电话到技术科告诉孫治国：你同学找你。孫治国出来后一见是我，很高兴说：你怎么来了？我说：一言难尽，以后再慢馒说。孫治国知道我有不便当着外人说的难言之隐。就说：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把工作安排一下就来。

不一会儿，孫治国就出来了，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宿舍，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蜂场在衡阳的遭遇和当下的困境告诉了他，我说：现在只有通过火车把残存的这七群蜂运到广州去繁殖才有一线希望挽救蜂场。他知道情况后，也认为尽快把蜂群运到广州去繁殖是挽救蜂场的唯一办法。我问他，今天到广州还有哪几趟车？他说晚上七点多有一趟，其他不太清楚。我说：趁现在时间还早，不如我们一起先到火车站看看车次和行包托运的情况再作决定。

从宿舍出来，他先带我在外面吃了一点东西，接着我们来到火车站，先到行包房看那里行包托运的情况，发现那位行包房的托运员检查托运的行李非常认真。我想必须半夜来托运，让这个过于认真的托运员下班之后，接班的托运员也许不会那么认真，而且半夜之后来办托运的人少，托运员往往会打瞌睡，那时把他叫醒办托运恐怕他就不会太认真。

我们从车站的列车时刻表中看到有一趟凌晨一点多的火车到广州，我决定就座这趟车。回到孫治国的宿舍后，孫治国问我：有没有钱买车票？我说我上次从衡阳往来广州的两张车票处理一下还可以用，我把随身所带的用小玻璃瓶装着的草酸、高锰酸钾和那个盖日期车次的活动橡皮图拿出来，先把那张衡阳到广州的火车表处理成次日凌晨一点多那趟车票。因暂不能确定返回的时间，所以那张广州回衡阳的车票就暂未作处理。

为了防止在候车室被巡逻人员检查行李，所以车站是不能早进的，我们晚上十二点多才到车站，先到行包房见到那位新上班的托运员正坐在火炉边睡着了，我上去把他叫醒说：麻烦你快一点马上要开车了，请你帮我把这两个箱子办一个随身自理的托运手续，他极不情愿地睁开了朦胧的睡眼，嘟哝了一句：要托运怎么不早来？到半夜三更要开车了才来。我主动把布包着的两个“箱子”放到磅秤上去过磅，他看了一下磅秤上的重量，又用手隔着布摸了一下问道：里面是什么东面？我说：是两个刚做好油漆的木箱，怕在路上把油漆碰坏所以用布包了一下。他什么也没说，就按重量算好托运费，开好票交给我们后，又坐到火炉边打瞌睡去了。

办好自理托运手续后，我又用我那张“车票”到售票口给孫治国买了一张站台票，这样他就可以把我一直送到车箱门口。快到凌晨一点时，我和孫治国每人提着一个“箱子”来到候车室门口旁边等候，之所以先不进候车室，是怕里面的工作人员查验行李，听到候车室报告我们所乘的XXX次列车已开始进站后，我们仍呆在原地不动，直到离开车还有六七分钟时，进站口工作人员在叫：还有没有XXX次列车还没有进站的乘客，赶紧进站，马上就要开车了。此时我才一手提着一只“箱子”一手举着车票和托运单跑进候车室，一边高喊：还有！还有！孫治国也一手提着一个“箱子”，一手举着站台票紧跟在我的后面，当我们跑到检票口检票员看了一下我手中的车票和托运票(如果事先没有办托运票的话检票员看见这么大两个大“箱子”必定会要检查，看看是不是超重，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由于有托运票，他们会认为：东西已经经过托运员检查过了，超重部份已买了货票)，他连问都来不及问，就对我说：怎么这么晚才来？赶快！赶快！马上要开车了，我们顺利通过检票口来到列车门口，列车员看到我手中的“车票”和托运票，也在对我们叫道：快上！快上。我登上火车，又从孫治国手中接过那只“箱子”，回过头与孫治国挥手告别。我进车箱后，从窗口看到孫治国站在站台上对我挥手，直至列车启动后他才离开。

我上车后，在行李架上挪出位置把两只“箱子”放上去，就在附近的走道上坐了下来。到天亮，我看见有两只蜜蜂正在车窗玻璃上爬，我怕它们蜇了乘客引起麻烦，如果让列车员知道“箱子”面装的是蜜蜂，那么我肯定就会在前面一个车站停车时被乘警和列车员赶下车，那我就彻底完了，不仅那七群残存的、寄托了我今后一切希望的蜜蜂会全部饿死，我自已也走投无路了(那时我身上总共只乘下十几块钱)。我连忙用手把车窗玻璃上的那两只蜜蜂按死。附近的乘客与我聊天，我告诉他们我是下放“知青”，现在靠养蜂为生，这次是因蜂群在衡阳遇大雪冻死，只乘下一点蜂种，不得已才坐客车把蜂运到广州去繁殖，否则就没有活路了。我还对他们说：即使蜜蜂飞出来了，只要你不去碰它，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不料附近的乘客也有好几位家里有子女下放农村的，他们都对“知青”持同情态度，对我表示理解，他们不仅没有向乘警和列车员举报我携带蜜蜂上车的事，反而一发现有飞出来的蜜蜂就连忙告诉我：这里有一只，快把它弄死！不要让他们(指乘警和列车员)看见。后来我见不时就有一两只蜜蜂飞出来，一定是“箱子”里哪个地方有个小洞，蜜蜂才会飞出来。我趁乘警和列车员不在时，站到坐位上把包布打开检查，结果发现有一个铁纱盖上有一个小洞，蜜蜂可以从那里爬出来，我连忙用纸把那个小洞堵上，再把布包好，此后就再也没有蜂跑出来了。

这天晚上的后半夜，列车终于抵达广州火车站，由于有托运票，我出站时並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此时我的心境一下子又豁然开朗，我终于看到了走出绝境的希望，我把蜂挑到阿文家里时已经快天亮了，我在阿文家里睡了几小时。

第二天起来吃早餐时，我问阿文夫妇：杨爹是否来过广州？不料他们说：杨爹早就在湘阴被槍斃了！他还来什么广州？我听了大吃一惊，我说：他不就是个“外流”的罪名，即使出身不好，也不至于被槍斃呀！他们说：陈师傅，你有所不知，杨爹被捲入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大案之中，和那个集团的成员一起在毛主席死的第二天被槍斃掉的(中共当局按封建传统在毛死的第二天，全国统一处决了一大批人犯，以此当作对毛的祭奠)。这一消息也是阿文他们从不久前一位从湘阴三门杨到广州来的老乡那里知道的。
经他们述说，事情的详情是这样的：杨爹在75年在广州被当作外流人口遣返回老家三门杨后，在大队水泥电杆厂做事时，与当地的六七位地富子弟过从甚密，这几个地富子弟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下，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他们希望能做些事情使这个社会发生一些有利于他们的改变，他们常在一起议论时政，后来杨爹从广州遣返回三门杨之后，也参与过这些议论，他们也“收听敌台”，当他们从台湾国民政府的对大陆广播中听到：凡愿意参加反共救国大业的大陆人士，只要向香港XXX大道XX号写信联系，便能得到台湾国民政府在金钱和物资上的支持。

在台湾对大陆广播的鼓动之下，他们便动起了与台湾当局联系的念头。当他们得知杨爹将重返广州（幸好他们不知道是在我的资助之下）之后，他们便按台湾对大陆广播中所说的香港地址写了一封想与台湾国民政府联系并获得国民政府支持的信，交给杨爹，请他把这封信带到广州去寄，他们心想：他们若在湘阴寄，因湘阴寄往香港的信很少，容易被中共当局查获，广州每天寄往香港的信多如牛毛，不易被中共当局查获。

这几位地富子弟居然没有想到：你能收听到“敌台”，知道这个联系地址，中共当局当然也监听得到这个“敌台”，他们比你更清楚这些联系地址，凡是寄往这些地址的信件，中共必然会进行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以“反革命”罪、或“叛国投敌”罪抓捕这些写信的人。此外这几位地富子弟也低估了广州公安和邮政系统检查信件的能力，他们不知道在涉及中共统治安全方面，中共当局的投入向来是不计代价的。

那天我与杨爹在川山坪会合，一起去广州时，以及后来，杨爹一直没有向我提及过寄信的事，我估计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他与我刚认识不久对我还不放心，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我；二是他已充分认识到寄这封信的风险不想把我卷入其中。

其实只要杨爹当时向我透露了要寄信到香港这件事，我马上就会极力制止他们这种愚蠢的自杀行为，如能这样，也许杨爹和那六七位三门杨的地富子弟都有可能免于一死。遗憾的是，杨爹在我面前对这件愚不可及的事没有透露过一点风声。

当杨爹和我一起到广州后，他很快就把那封寄到香港的信寄出去了。结果是马上就被广州公安和邮政部门截获，湘阴三门杨那六七位地富子弟，立即就被广州公安通知湘阴公安按信上的地址全部抓获，在湘阴公安的刑讯逼供之下，他们很快就把杨爹供出来了，湘阴公安根据杨爹“历史反革命”的成份，便断定杨爹就是这个企图投靠美蒋特务机关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１９75年12月25日刚到广州石牌车站，76年元月1号阿文就带了那个冒充杨爹“老朋友”的广州公安人员到我们蜂场来找杨爹的原因。幸亏我事先交待了杨爹和阿文不要说是我把他带到广州的，又交待他们只说是我和杨爹是在阿文家里认识的。所以当时广州公安并未怀疑我也参与其事。

此时我才明白：怪不得广州公安为什么为了抓捕一个我认为的仅仅是一个外流“历史反革命”会花那么大的代价：我搬到文冲后，先是派便衣冒充家里养了蜜蜂在广州石化工地当施工员的人，来借机接近我，以图从我这里打探我和杨爹究意是什么关系，并伺机将试图投靠美蒋特务机关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杨爹在我这里抓捕归案；此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当“施工员”的便衣身份被我意外识破后，又派便衣冒充河南蜂场的养蜂师傅来和我接近，邀我一起返回湖南采油菜和紫云英花，被我识破后，又每天派便衣在我附近的文冲一带蹲守抓捕杨爹，直至四月上旬那一天，把杨爹从我住的甘蔗棚里抓走。

后来我从文冲大队陆书记那里知道，广州公安为了抓捕杨陆，从过了春节之后，就一直派了便衣在我住的文冲晒谷坪周围一带蹲守，直到四月上旬杨爹被抓捕那天上午，杨爹刚从广州乘33路车到文冲，下车后，进入文冲大队的茶楼吃早茶时，他就被早已守候在茶楼的便衣盯上了，广州公安部们接到便衣的报告后，马上派出警车带了增援人马来到文冲，为了确认我与杨爹之间有无勾结，没有在茶楼对他实施抓捕，而是让他到我这里来，看看他与我之间有无什么活动，以确认我与杨爹的“反革命集团”大案究竟有无牵连。

又幸亏春节前杨爹在我这里住一夜，我把我的临时户口拿给他应付春节期间对外流人口的清查时，交待他，如果出了事，不要说这张临时户口是我借给他的，要说是从我这里偷去的。由于广州公安从阿文、杨爹那里问到的，杨爹是如何从老家三门杨来到广州的、我和杨爹是如何认识的、我的临时户口是如何到了杨爹那里的回答，与他们问我这些问题时，从我这里得到的回答都互相印证了我们所说的都是“实话”。此外他们问我有关杨爹的问题时，我表现出的镇定自如，和杨爹被治保主任带走后，我仍在那里一边次口哨一边修理蜂箱所表现出来的从容不迫，都使他们相信我所说都是“实话”，以他们训练有素的职业公安人员的经验来判断，他们也不相信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抗审讯训练的养蜂员在编织谎言来欺骗他们这些训练有素的侦察员时，会表现得如此镇定自如、从容不迫。所以他们相信我说的全是“实话”。因此广州公安据此断定我与杨爹所捲入的大案没有关系。没有将我与杨爹一起抓回湘阴，使我侥幸避免了被捲入杨爹他们的“反革命集团”的大案之中，使我避免了一场杨爹他们那样的灭顶之灾。

以前我还十分不解：杨爹仅仅作为一名外流“历史反革命”被抓回老家后，为何湘阴县公安局的侦察科长楚正芳会两次三番骑三轮摩托到石牛四队来找我了解情况，原来是因为杨爹被捲入了企图与美蒋持务机关勾结并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大案。

试想我事前带杨爹到广州时，没有交待他不要说是我带他到广州的，要说是他自已爬货车到广州的；如果我事先没有对杨爹和阿文夫妇讲我和杨爹是在阿文家认识的；如果我把临时户口交给杨爹时，没有告诉他如果他出了事，就说是那天晚上住在我这里趁我不备从我这里偷去的。那么广州公安就会知道杨爹是我把他从川山坪带到广州的；我和杨爹在来广州前就认识了；杨爹身上带的临时户口是我拿给他应付清查外流人口的。那么广州公安根据这些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我与杨爹他们的“反革命集团”案必定有关联，在那种强调阶级斗争，人人随时都要擦亮眼睛提高革命警惕性的大环境之下，广州公安为了扩大对敌斗争的战果，便会毫不猶豫地将我和杨爹一起抓到湘阴，此时湘阴公安必定会到湖南大学和省公安厅去查阅我的档案，发现其中有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宣扬美化资本主义、丑化社会主义、进行反革命宣传……之后，必然断定我与杨爹他们的“反革命集团”脱不了干系。那么到１９76年的9月10号我必定会和杨爹以及那六七个地富子弟一样，成为毛祭壇上的一个牺牲。

我能避免得到和杨爹他们一样的结局，完全印证了中国那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至理名言。此外我之所以能幸免于难，除了前面，这些原因之外，还得感谢杨爹至死也没有把我和他要偷渡香港的事说出来，他至死也没有在中共当局的威胁利诱之下为爭取立功减轻对自已的处罚，而胡乱把我牵扯到他们那个湘阴公安强加给他们的“反革命集团”里面去，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很多人都会这样做的。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第二天上午我先买好到西渡的车票，九点左右西渡的班车开过来了，下完乘客后，就开始上从井头江往西渡去的乘客，洪师傅就要催我上车，我说：要等到快开车时再上，这样车站工作人员和司机就没有时间来检查我带的东西。

等到司机在问：还有没有到西渡的？赶紧上车，马上就要开车了。此时我和洪师傅一人提着一组继箱圈，一边跑一边说：还有！还有！我先跑到车后面的爬梯爬上车顶的货架，洪师傅从车下把继箱圈组递给我，车站工作人员在下面问：什么东西？还用布包着。洪师傅立即按照我事先交待的回答：是我朋友的两个刚做好油漆的木箱，是送给他亲戚家结婚用的，怕路上把油漆碰坏，所以用布包起来了。车站工作人员见是洪师傅的朋友，此时已超过了开车的时间，也就没有再多说，连忙催司机快发车。此时我已用绳索将两个继箱圈组在车顶的货架上栓牢，我从车顶上爬下来，刚一进车门，车就开动了，我从车窗口伸出头和手向洪师傅致谢。

此时我心想第一道关口已经顺利通过了。不到两个小时车就到了西渡汽车站，站房四周的墙上建有向外伸出的水泥平台，平台与气车顶上的货架一样高，从楼梯上到平台，就可很方便地把车顶货架上货物卸下来。此时我看见有一辆从西渡开往衡阳市的汽车就停在旁边，我把装蜜蜂的继箱圈组从车上卸下来，直接经过车站的平台搬到了这辆开往衡阳市的客车顶上的货架上，这样可免去出站后，再进站登车时的检查，我把东西绑牢后，立即从平台上下来，到前面的售票口买了一张票，等了一会，就跟随去衡阳市的旅客一起登上了这趟班车。一个半小时后就到了衡阳市。我把装有蜜蜂的继箱圈组卸下后，我轻轻地吐了一口气，这第二道难关也终于顺利通过了(因为出站通常是不会再检查行李的)。

我知道最难的一关是如何将蜜蜂混上火车，和在火车上又不被列车员和乘客发现。我知道把蜜蜂混上火车没有孫治国（湖南冶金学院的“反动学生”我在常德西洞庭农西劳教时的难友）的帮忙我一个人是很难做到的。我担着蜜蜂来到位于桑园路的的衡阳市电机厂（他已于一年前接受中共当局的安排，在衡阳市当了一名月薪３５元的普工），我告诉传达室的门卫：我找技术科的孫治国。他打电话到技术科告诉孫治国：你同学找你。孫治国出来后一见是我，很高兴说：你怎么来了？我说：一言难尽，以后再慢馒说。孫治国知道我有不便当着外人说的难言之隐。就说：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把工作安排一下就来。

不一会儿，孫治国就出来了，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宿舍，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蜂场在衡阳的遭遇和当下的困境告诉了他，我说：现在只有通过火车把残存的这七群蜂运到广州去繁殖才有一线希望挽救蜂场。他知道情况后，也认为尽快把蜂群运到广州去繁殖是挽救蜂场的唯一办法。我问他，今天到广州还有哪几趟车？他说晚上七点多有一趟，其他不太清楚。我说：趁现在时间还早，不如我们一起先到火车站看看车次和行包托运的情况再作决定。

从宿舍出来，他先带我在外面吃了一点东西，接着我们来到火车站，先到行包房看那里行包托运的情况，发现那位行包房的托运员检查托运的行李非常认真。我想必须半夜来托运，让这个过于认真的托运员下班之后，接班的托运员也许不会那么认真，而且半夜之后来办托运的人少，托运员往往会打瞌睡，那时把他叫醒办托运恐怕他就不会太认真。

我们从车站的列车时刻表中看到有一趟凌晨一点多的火车到广州，我决定就座这趟车。回到孫治国的宿舍后，孫治国问我：有没有钱买车票？我说我上次从衡阳往来广州的两张车票处理一下还可以用，我把随身所带的用小玻璃瓶装着的草酸、高锰酸钾和那个盖日期车次的活动橡皮图拿出来，先把那张衡阳到广州的火车表处理成次日凌晨一点多那趟车票。因暂不能确定返回的时间，所以那张广州回衡阳的车票就暂未作处理。

为了防止在候车室被巡逻人员检查行李，所以车站是不能早进的，我们晚上十二点多才到车站，先到行包房见到那位新上班的托运员正坐在火炉边睡着了，我上去把他叫醒说：麻烦你快一点马上要开车了，请你帮我把这两个箱子办一个随身自理的托运手续，他极不情愿地睁开了朦胧的睡眼，嘟哝了一句：要托运怎么不早来？到半夜三更要开车了才来。我主动把布包着的两个“箱子”放到磅秤上去过磅，他看了一下磅秤上的重量，又用手隔着布摸了一下问道：里面是什么东面？我说：是两个刚做好油漆的木箱，怕在路上把油漆碰坏所以用布包了一下。他什么也没说，就按重量算好托运费，开好票交给我们后，又坐到火炉边打瞌睡去了。

办好自理托运手续后，我又用我那张“车票”到售票口给孫治国买了一张站台票，这样他就可以把我一直送到车箱门口。快到凌晨一点时，我和孫治国每人提着一个“箱子”来到候车室门口旁边等候，之所以先不进候车室，是怕里面的工作人员查验行李，听到候车室报告我们所乘的XXX次列车已开始进站后，我们仍呆在原地不动，直到离开车还有六七分钟时，进站口工作人员在叫：还有没有XXX次列车还没有进站的乘客，赶紧进站，马上就要开车了。此时我才一手提着一只“箱子”一手举着车票和托运单跑进候车室，一边高喊：还有！还有！孫治国也一手提着一个“箱子”，一手举着站台票紧跟在我的后面，当我们跑到检票口检票员看了一下我手中的车票和托运票(如果事先没有办托运票的话检票员看见这么大两个大“箱子”必定会要检查，看看是不是超重，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由于有托运票，他们会认为：东西已经经过托运员检查过了，超重部份已买了货票)，他连问都来不及问，就对我说：怎么这么晚才来？赶快！赶快！马上要开车了，我们顺利通过检票口来到列车门口，列车员看到我手中的“车票”和托运票，也在对我们叫道：快上！快上。我登上火车，又从孫治国手中接过那只“箱子”，回过头与孫治国挥手告别。我进车箱后，从窗口看到孫治国站在站台上对我挥手，直至列车启动后他才离开。

我上车后，在行李架上挪出位置把两只“箱子”放上去，就在附近的走道上坐了下来。到天亮，我看见有两只蜜蜂正在车窗玻璃上爬，我怕它们蜇了乘客引起麻烦，如果让列车员知道“箱子”面装的是蜜蜂，那么我肯定就会在前面一个车站停车时被乘警和列车员赶下车，那我就彻底完了，不仅那七群残存的、寄托了我今后一切希望的蜜蜂会全部饿死，我自已也走投无路了(那时我身上总共只乘下十几块钱)。我连忙用手把车窗玻璃上的那两只蜜蜂按死。附近的乘客与我聊天，我告诉他们我是下放“知青”，现在靠养蜂为生，这次是因蜂群在衡阳遇大雪冻死，只乘下一点蜂种，不得已才坐客车把蜂运到广州去繁殖，否则就没有活路了。我还对他们说：即使蜜蜂飞出来了，只要你不去碰它，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不料附近的乘客也有好几位家里有子女下放农村的，他们都对“知青”持同情态度，对我表示理解，他们不仅没有向乘警和列车员举报我携带蜜蜂上车的事，反而一发现有飞出来的蜜蜂就连忙告诉我：这里有一只，快把它弄死！不要让他们(指乘警和列车员)看见。后来我见不时就有一两只蜜蜂飞出来，一定是“箱子”里哪个地方有个小洞，蜜蜂才会飞出来。我趁乘警和列车员不在时，站到坐位上把包布打开检查，结果发现有一个铁纱盖上有一个小洞，蜜蜂可以从那里爬出来，我连忙用纸把那个小洞堵上，再把布包好，此后就再也没有蜂跑出来了。

这天晚上的后半夜，列车终于抵达广州火车站，由于有托运票，我出站时並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此时我的心境一下子又豁然开朗，我终于看到了走出绝境的希望，我把蜂挑到阿文家里时已经快天亮了，我在阿文家里睡了几小时。

第二天起来吃早餐时，我问阿文夫妇：杨爹是否来过广州？不料他们说：杨爹早就在湘阴被槍斃了！他还来什么广州？我听了大吃一惊，我说：他不就是个“外流”的罪名，即使出身不好，也不至于被槍斃呀！他们说：陈师傅，你有所不知，杨爹被捲入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大案之中，和那个集团的成员一起在毛主席死的第二天被槍斃掉的(中共当局按封建传统在毛死的第二天，全国统一处决了一大批人犯，以此当作对毛的祭奠)。这一消息也是阿文他们从不久前一位从湘阴三门杨到广州来的老乡那里知道的。
经他们述说，事情的详情是这样的：杨爹在75年在广州被当作外流人口遣返回老家三门杨后，在大队水泥电杆厂做事时，与当地的六七位地富子弟过从甚密，这几个地富子弟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下，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他们希望能做些事情使这个社会发生一些有利于他们的改变，他们常在一起议论时政，后来杨爹从广州遣返回三门杨之后，也参与过这些议论，他们也“收听敌台”，当他们从台湾国民政府的对大陆广播中听到：凡愿意参加反共救国大业的大陆人士，只要向香港XXX大道XX号写信联系，便能得到台湾国民政府在金钱和物资上的支持。

在台湾对大陆广播的鼓动之下，他们便动起了与台湾当局联系的念头。当他们得知杨爹将重返广州（幸好他们不知道是在我的资助之下）之后，他们便按台湾对大陆广播中所说的香港地址写了一封想与台湾国民政府联系并获得国民政府支持的信，交给杨爹，请他把这封信带到广州去寄，他们心想：他们若在湘阴寄，因湘阴寄往香港的信很少，容易被中共当局查获，广州每天寄往香港的信多如牛毛，不易被中共当局查获。

这几位地富子弟居然没有想到：你能收听到“敌台”，知道这个联系地址，中共当局当然也监听得到这个“敌台”，他们比你更清楚这些联系地址，凡是寄往这些地址的信件，中共必然会进行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以“反革命”罪、或“叛国投敌”罪抓捕这些写信的人。此外这几位地富子弟也低估了广州公安和邮政系统检查信件的能力，他们不知道在涉及中共统治安全方面，中共当局的投入向来是不计代价的。

那天我与杨爹在川山坪会合，一起去广州时，以及后来，杨爹一直没有向我提及过寄信的事，我估计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他与我刚认识不久对我还不放心，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我；二是他已充分认识到寄这封信的风险不想把我卷入其中。

其实只要杨爹当时向我透露了要寄信到香港这件事，我马上就会极力制止他们这种愚蠢的自杀行为，如能这样，也许杨爹和那六七位三门杨的地富子弟都有可能免于一死。遗憾的是，杨爹在我面前对这件愚不可及的事没有透露过一点风声。

当杨爹和我一起到广州后，他很快就把那封寄到香港的信寄出去了。结果是马上就被广州公安和邮政部门截获，湘阴三门杨那六七位地富子弟，立即就被广州公安通知湘阴公安按信上的地址全部抓获，在湘阴公安的刑讯逼供之下，他们很快就把杨爹供出来了，湘阴公安根据杨爹“历史反革命”的成份，便断定杨爹就是这个企图投靠美蒋特务机关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１９75年12月25日刚到广州石牌车站，76年元月1号阿文就带了那个冒充杨爹“老朋友”的广州公安人员到我们蜂场来找杨爹的原因。幸亏我事先交待了杨爹和阿文不要说是我把他带到广州的，又交待他们只说是我和杨爹是在阿文家里认识的。所以当时广州公安并未怀疑我也参与其事。

此时我才明白：怪不得广州公安为什么为了抓捕一个我认为的仅仅是一个外流“历史反革命”会花那么大的代价：我搬到文冲后，先是派便衣冒充家里养了蜜蜂在广州石化工地当施工员的人，来借机接近我，以图从我这里打探我和杨爹究意是什么关系，并伺机将试图投靠美蒋特务机关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杨爹在我这里抓捕归案；此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当“施工员”的便衣身份被我意外识破后，又派便衣冒充河南蜂场的养蜂师傅来和我接近，邀我一起返回湖南采油菜和紫云英花，被我识破后，又每天派便衣在我附近的文冲一带蹲守抓捕杨爹，直至四月上旬那一天，把杨爹从我住的甘蔗棚里抓走。

后来我从文冲大队陆书记那里知道，广州公安为了抓捕杨陆，从过了春节之后，就一直派了便衣在我住的文冲晒谷坪周围一带蹲守，直到四月上旬杨爹被抓捕那天上午，杨爹刚从广州乘33路车到文冲，下车后，进入文冲大队的茶楼吃早茶时，他就被早已守候在茶楼的便衣盯上了，广州公安部们接到便衣的报告后，马上派出警车带了增援人马来到文冲，为了确认我与杨爹之间有无勾结，没有在茶楼对他实施抓捕，而是让他到我这里来，看看他与我之间有无什么活动，以确认我与杨爹的“反革命集团”大案究竟有无牵连。

又幸亏春节前杨爹在我这里住一夜，我把我的临时户口拿给他应付春节期间对外流人口的清查时，交待他，如果出了事，不要说这张临时户口是我借给他的，要说是从我这里偷去的。由于广州公安从阿文、杨爹那里问到的，杨爹是如何从老家三门杨来到广州的、我和杨爹是如何认识的、我的临时户口是如何到了杨爹那里的回答，与他们问我这些问题时，从我这里得到的回答都互相印证了我们所说的都是“实话”。此外他们问我有关杨爹的问题时，我表现出的镇定自如，和杨爹被治保主任带走后，我仍在那里一边次口哨一边修理蜂箱所表现出来的从容不迫，都使他们相信我所说都是“实话”，以他们训练有素的职业公安人员的经验来判断，他们也不相信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抗审讯训练的养蜂员在编织谎言来欺骗他们这些训练有素的侦察员时，会表现得如此镇定自如、从容不迫。所以他们相信我说的全是“实话”。因此广州公安据此断定我与杨爹所捲入的大案没有关系。没有将我与杨爹一起抓回湘阴，使我侥幸避免了被捲入杨爹他们的“反革命集团”的大案之中，使我避免了一场杨爹他们那样的灭顶之灾。

以前我还十分不解：杨爹仅仅作为一名外流“历史反革命”被抓回老家后，为何湘阴县公安局的侦察科长楚正芳会两次三番骑三轮摩托到石牛四队来找我了解情况，原来是因为杨爹被捲入了企图与美蒋持务机关勾结并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大案。

试想我事前带杨爹到广州时，没有交待他不要说是我带他到广州的，要说是他自已爬货车到广州的；如果我事先没有对杨爹和阿文夫妇讲我和杨爹是在阿文家认识的；如果我把临时户口交给杨爹时，没有告诉他如果他出了事，就说是那天晚上住在我这里趁我不备从我这里偷去的。那么广州公安就会知道杨爹是我把他从川山坪带到广州的；我和杨爹在来广州前就认识了；杨爹身上带的临时户口是我拿给他应付清查外流人口的。那么广州公安根据这些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我与杨爹他们的“反革命集团”案必定有关联，在那种强调阶级斗争，人人随时都要擦亮眼睛提高革命警惕性的大环境之下，广州公安为了扩大对敌斗争的战果，便会毫不猶豫地将我和杨爹一起抓到湘阴，此时湘阴公安必定会到湖南大学和省公安厅去查阅我的档案，发现其中有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宣扬美化资本主义、丑化社会主义、进行反革命宣传……之后，必然断定我与杨爹他们的“反革命集团”脱不了干系。那么到１９76年的9月10号我必定会和杨爹以及那六七个地富子弟一样，成为毛祭壇上的一个牺牲。

我能避免得到和杨爹他们一样的结局，完全印证了中国那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至理名言。此外我之所以能幸免于难，除了前面，这些原因之外，还得感谢杨爹至死也没有把我和他要偷渡香港的事说出来，他至死也没有在中共当局的威胁利诱之下为爭取立功减轻对自已的处罚，而胡乱把我牵扯到他们那个湘阴公安强加给他们的“反革命集团”里面去，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很多人都会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