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在其《短论》中所言极是，共产极权统治的凶残、阴险、歹毒是中外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我希望它也是绝后的），它可以让任何一个反抗它的仁人志士本人、他的思想言行；和他本可鼓舞斗志、激励人心的壮举无声无息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使他产生不了任何积极的影响，好象根本不曾存在过这个人和他的英勇事跡一样。这就是“解放”后中国大陆反抗中共极权暴政的英勇人士显得那么稀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说“解放”后中国大陆反抗中共极权暴政的英雄好汉、仁人志士实际上并不是人们所看到的：除林昭、张东蓀、陈寅恪、儲安平……等极少数人之外，少到几乎没有的地步，而是绝大部份反抗中共极权暴政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好汉、仁人志士，他们的人身和事跡都被中共当局无声无息地湮灭在它那史无前例的黑暗残暴的统治之中。

以本人的觉醒过程为例便可知（可详《民主中国》和《北京之春》上连载的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中的高中、大学部份），当时必定有许多与我条件类似的青年学生，也会和我一样，因看透中共的共产极权统治反文明、反人性的丑恶本质，而走上反抗中共极权暴政的道路。其中必定有许多英雄好汉和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可以激励后人的、甚至可以名垂青史的英勇事跡，被中共湮灭在中国大陆的黑暗统治之中，而不为后人知晓。

本人１９６４年因被控“组织反革命集团”而被关押在省公安厅看守所时，就听同监室獄友们说过：有一位犯“反革命罪”被关押的湖南师范学院（现在的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在审讯室用扁担怒打预审员的英勇事跡，他先被判死刑，上诉后改判死缓。

后来我被定为“反动学生”在西洞庭农场“劳教”时，曾向湖南师范学院的“反动学生”打听过这个人，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人和他的事；到平反冤假错案，“反动学生”都获得平反改正之后，我再次向湖南师院的朋友打听，仍然没有这位怒打预审員的湖南师范学院反革命学生的任何消息，这个学生和他的英勇事跡都被中共当局阴险、卑鄙地湮灭了，使他在社会上未能造成任何积极的影响，也未能起到任何激励后人的示范作用。

这个学生和我一样都成为“反革命”，这表明在那个时代觉醒并走向反抗中共极权统治道路的不仅仅是我，而是有一批人，只是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和他们本当名留青史的思想、言论和壮举都被中共当局悄无声息地湮灭在它的黑暗统治之中，而不为后人知道罢了。

此外在中共在大陆七十多年给大陆民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深重灾难的残暴统治之下，我们也很少看到有有规模的武力反抗。其实不然，全国许多地方都曾发生过规模不等的武力反抗中共暴政的壮举，只是被中其当局湮灭在它的黑暗统治之中，很少为外人知道罢了。

笔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到宁夏固原县开城公社下青石一带放过蜂，因当地的荞麦那年不流蜜，蜂玚没有蜜可摇，又无峰王浆可取，因而十分清闲，我每隔几天便会到周边的山上去登山游玩，有次在山上走得远了一点，居然在山上看见边上壘放看许多石块的濠沟，和几座空无一人的村荘，村子里的房屋门窗除个别因年代久远有所损坏之外，大多保持完好，有的从窗口望进去里面还有不少家具。

从山上回来后，我问房东穆大爷，山上为何有那么多座空无一人的村庄？穆大爷告诉我：那些地方的回民，“觧放”后曾三次造反（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期间一次；“大饥荒”期间一次；“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次），每次造反被中共军队残酷镇压下去之后，中共当局为了镇慑民众都要举行公审大会，会后都要当众处决参加造反的村庄里除幼儿之外的所有男性回民，连老年男人也不例外，以增大对其他回民的威慑效果。

穆大爷因与参与造反的回民系不同的教派，所以没有参与这三次造反，才得以幸免，但每次造反被镇压下去之后的公审大会，穆大爷他们都会被強迫去参加这些以镇慑他们为目的的公审大会。

那些无人村庄的回民，经过中共当局三次残酷镇压，和每次镇压后的大屠杀之后，剩下的妇女、老太太和婴幼儿无法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她们只好有的回娘家、有的改嫁到外地、有的流浪到外地乞讨，所以才剩下那些我在山上看到的空无一人的村庄。

听到穆大爷令人恐怖的介绍，不禁令我对对那些村庄参与造反的回民肃然起敬。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生存权利和做人的尊严不惜以大刀、梭标、鸟铳和石块为武器去反抗中共的极权暴政，他们面对拥有现代武器的中共军队的镇压毫不畏惧、不怕牺牲、前扑后继地用这些原始武器英勇战斗直至战死。他们“解放”后三次反抗中共极权暴政的壮举，我深信今后必将载入史册。

然而下青石回民“解放”后三次英勇起义的壮举，也被中共当局湮灭在它的黑暗统治之中。现在除了下青石及其附近的七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之外，已很少有人知道下青石那些山上村庄的回民们三次起义，英勇反抗中共极权暴政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了。由此可知“解放”后全国各地必定还有不少类似下青石回民那样有规模地反抗中共极权暴政的壮举，只是都被中共当局卑鄙狡诈地湮灭掉了，而少为人知。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９日写于望春轩

附；胡平先生１月１８白发表在《北京之春》上的《短论》

短论



胡平

我曾经感慨道：历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自由斗士之所以能大名鼎鼎，是因为他们反对的专制暴政还不那么专制不那么暴政。

以研究极权主义著称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因为极权主义一手遮天，切断了一切自由的信息交流。极权主义制造了大量的匿名死亡，它甚至还要抹去人们的记忆，使历史成为空白。

阿伦特说：西方在最黑暗的时期，也允许杀死的敌人有权被纪念。最专制的政府也给杀死的敌人以荣誉，早期的罗马人迫害基督徒，但是他们仍然允许基督徒写自己的殉难者列传，教会得势后迫害异教徒，但是在对人的悼念中也让异教徒复活。

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都没有失去，也永远不会失去。唯有极权主义才制造匿名的死亡――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被死亡，连同死者的一切－－甚至包括他们在周围人中的记忆－－都被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

胡先生在其《短论》中所言极是，共产极权统治的凶残、阴险、歹毒是中外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我希望它也是绝后的），它可以让任何一个反抗它的仁人志士本人、他的思想言行；和他本可鼓舞斗志、激励人心的壮举无声无息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使他产生不了任何积极的影响，好象根本不曾存在过这个人和他的英勇事跡一样。这就是“解放”后中国大陆反抗中共极权暴政的英勇人士显得那么稀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说“解放”后中国大陆反抗中共极权暴政的英雄好汉、仁人志士实际上并不是人们所看到的：除林昭、张东蓀、陈寅恪、儲安平……等极少数人之外，少到几乎没有的地步，而是绝大部份反抗中共极权暴政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好汉、仁人志士，他们的人身和事跡都被中共当局无声无息地湮灭在它那史无前例的黑暗残暴的统治之中。

以本人的觉醒过程为例便可知（可详《民主中国》和《北京之春》上连载的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中的高中、大学部份），当时必定有许多与我条件类似的青年学生，也会和我一样，因看透中共的共产极权统治反文明、反人性的丑恶本质，而走上反抗中共极权暴政的道路。其中必定有许多英雄好汉和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可以激励后人的、甚至可以名垂青史的英勇事跡，被中共湮灭在中国大陆的黑暗统治之中，而不为后人知晓。

本人１９６４年因被控“组织反革命集团”而被关押在省公安厅看守所时，就听同监室獄友们说过：有一位犯“反革命罪”被关押的湖南师范学院（现在的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在审讯室用扁担怒打预审员的英勇事跡，他先被判死刑，上诉后改判死缓。

后来我被定为“反动学生”在西洞庭农场“劳教”时，曾向湖南师范学院的“反动学生”打听过这个人，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人和他的事；到平反冤假错案，“反动学生”都获得平反改正之后，我再次向湖南师院的朋友打听，仍然没有这位怒打预审員的湖南师范学院反革命学生的任何消息，这个学生和他的英勇事跡都被中共当局阴险、卑鄙地湮灭了，使他在社会上未能造成任何积极的影响，也未能起到任何激励后人的示范作用。

这个学生和我一样都成为“反革命”，这表明在那个时代觉醒并走向反抗中共极权统治道路的不仅仅是我，而是有一批人，只是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和他们本当名留青史的思想、言论和壮举都被中共当局悄无声息地湮灭在它的黑暗统治之中，而不为后人知道罢了。

此外在中共在大陆七十多年给大陆民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深重灾难的残暴统治之下，我们也很少看到有有规模的武力反抗。其实不然，全国许多地方都曾发生过规模不等的武力反抗中共暴政的壮举，只是被中其当局湮灭在它的黑暗统治之中，很少为外人知道罢了。

笔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到宁夏固原县开城公社下青石一带放过蜂，因当地的荞麦那年不流蜜，蜂玚没有蜜可摇，又无峰王浆可取，因而十分清闲，我每隔几天便会到周边的山上去登山游玩，有次在山上走得远了一点，居然在山上看见边上壘放看许多石块的濠沟，和几座空无一人的村荘，村子里的房屋门窗除个别因年代久远有所损坏之外，大多保持完好，有的从窗口望进去里面还有不少家具。

从山上回来后，我问房东穆大爷，山上为何有那么多座空无一人的村庄？穆大爷告诉我：那些地方的回民，“觧放”后曾三次造反（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期间一次；“大饥荒”期间一次；“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次），每次造反被中共军队残酷镇压下去之后，中共当局为了镇慑民众都要举行公审大会，会后都要当众处决参加造反的村庄里除幼儿之外的所有男性回民，连老年男人也不例外，以增大对其他回民的威慑效果。

穆大爷因与参与造反的回民系不同的教派，所以没有参与这三次造反，才得以幸免，但每次造反被镇压下去之后的公审大会，穆大爷他们都会被強迫去参加这些以镇慑他们为目的的公审大会。

那些无人村庄的回民，经过中共当局三次残酷镇压，和每次镇压后的大屠杀之后，剩下的妇女、老太太和婴幼儿无法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她们只好有的回娘家、有的改嫁到外地、有的流浪到外地乞讨，所以才剩下那些我在山上看到的空无一人的村庄。

听到穆大爷令人恐怖的介绍，不禁令我对对那些村庄参与造反的回民肃然起敬。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生存权利和做人的尊严不惜以大刀、梭标、鸟铳和石块为武器去反抗中共的极权暴政，他们面对拥有现代武器的中共军队的镇压毫不畏惧、不怕牺牲、前扑后继地用这些原始武器英勇战斗直至战死。他们“解放”后三次反抗中共极权暴政的壮举，我深信今后必将载入史册。

然而下青石回民“解放”后三次英勇起义的壮举，也被中共当局湮灭在它的黑暗统治之中。现在除了下青石及其附近的七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之外，已很少有人知道下青石那些山上村庄的回民们三次起义，英勇反抗中共极权暴政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了。由此可知“解放”后全国各地必定还有不少类似下青石回民那样有规模地反抗中共极权暴政的壮举，只是都被中共当局卑鄙狡诈地湮灭掉了，而少为人知。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９日写于望春轩

附；胡平先生１月１８白发表在《北京之春》上的《短论》

短论



胡平

我曾经感慨道：历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自由斗士之所以能大名鼎鼎，是因为他们反对的专制暴政还不那么专制不那么暴政。

以研究极权主义著称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因为极权主义一手遮天，切断了一切自由的信息交流。极权主义制造了大量的匿名死亡，它甚至还要抹去人们的记忆，使历史成为空白。

阿伦特说：西方在最黑暗的时期，也允许杀死的敌人有权被纪念。最专制的政府也给杀死的敌人以荣誉，早期的罗马人迫害基督徒，但是他们仍然允许基督徒写自己的殉难者列传，教会得势后迫害异教徒，但是在对人的悼念中也让异教徒复活。

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都没有失去，也永远不会失去。唯有极权主义才制造匿名的死亡――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被死亡，连同死者的一切－－甚至包括他们在周围人中的记忆－－都被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