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上林这个地方(广西其他地方也大都一样)尽管民性纯朴、善良热情好客，但有许多习俗与湖南大下相同，这里农村的男人大概是全国农村最享福的男人，这里的妇女大概也是全国农村最勤劳、最辛苦的妇女。农业上所有繁重的农活都是妇女们承担了，诸如：使牛耕田、耙田，担糞、打石灰、插秧、扮禾［註：１］、挑谷、挑稻草、上山砍柴、担柴、耕土……等几乎所有的重体力农活。男人们则当大队于部、当生产队干部，在劳动生产时对妇女们指手划腳，或做点轻松的农活。

插秧时：男人们站在岸上抛抛秧，拖拖划格器[註：２]，而妇女们却在田里耕田、耙田、扯秧、担秧、插秧；收稻谷时：男人们或在田里捆捆稻草，或在晒场翻晒稻谷，而妇女们却在田里割禾、用扮桶扮禾、踩打稻机、担谷；播种玉米时：妇女们耕土、整土、担糞、挖播种坑，男人们则只往小坑里丢几颗玉米种子。

特别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干重活的妇女之中，不乏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而且有许多妇女和老太太还是背上揹着一个婴幼儿在干这些繁重的农活。

这种情况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完全相反，在其他地区，完全由男人包揽的繁重农活，在广西则几乎全部由妇女和老太太们包揽；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通常都由妇女们来承担的轻松农活，在广西则几乎完全由男人们来做。这里的妇女们除了承担了几乎所有的重体力生产劳动之外，还要承担所有的家务：洗衣、做饭、帶小孩、喂猪、缝补衣物，甚至通常都由男人们负责的在自留地里种蔬菜之类的事，在广西也都是由妇女们来承担的。所以广西的妇女们由于劳累过度而特别出老，三四十岁的妇女看起来就有四五十岁的样子，甚至显得更老。

男人们则游手好闲，每逢澄泰、三里赶集的日子，男人们就会骑上单车或步行带上自留地所产的蔬菜、山里挖来晒干了的竹笋、磨菇、药材、澄江里捕获的鱼虾、田里捉的黄鳝、泥鳅，或一两只鸡鸭到澄泰或三里的集镇上去赶集。用卖得的钱在集镇上吃一盘炒米粉，再和朋友们打上几两廉价的米酒或甘蔗酒，一起一边划拳饮酒；一边闲聊邻里的逸闻趣事，这就是那时广西农村男人“逍遥安逸”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们也到澄泰和三里去赶过集，每逢赶集，集市上人山人海，集市上男女老少磨肩接踵、熙来攘往，叫卖声、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集市上从未发生过短斤少两的事，一开始我们按照在其他地方的经验买了东西之后怕少秤，总想找个地方去复一下秤，同行的村民知道后都笑话我们说：复什么秤？我们这里买卖东西从来不会少秤的，你们尽管放心好了。广西壮族人民性的纯朴、诚信、善良、忠厚由此可见一斑。

对此还有两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也可以佐证：一件是：有一天我骑小朱的单车去上林县城办事，回来时己到傍晚，天已经快要黑了。我骑车行走在一短上坡的公路上，公路的左侧是一条数十米深的河谷，公路的右侧是修公路时从山上凿出来的像峭壁一样的陡山，由于快天黑了，视野已不大好，太靠右怕撞到右边的山崖上，太靠左侧怕掉到数十米深的河谷下去。由于已是傍晚路上人车都基本上没有，所以我就放心地在公路的正中间往上骑，接近山顶时，突然从山顶上高速冲下一辆自行车，也行进在公路的正中间，等我发现它时，双方的距离已经很近了，我连忙将单车龙头往右边急转，正当我转向的自行车刚转了九十度横在我右侧的公路上时，只见山上飞驶下来的那辆单车，直冲我的车龙头冲来，我连车带人被冲翻在公路的右侧，奇怪的是在对方人、车、货(对方的单车货架上还捆着一个装了五六十斤鲜鱼的麻袋)的高速冲撞下，我倒在公路地面上，居然毫发无损，对方也人仰车翻倒在地上，我们两人从地上爬起来后，对方也居然也毫发无损，只是我的单车两根原本平行的前叉的一根与另一根之间被撞成了九十度，前轮已变形扭曲，钢丝也断了十几根，前轴也折断了。

我对他说：你怎么搞的？我已经向我的右方转过去了，你就是在马路中间不转向直冲下来，我都已经让过你了，不会发生冲撞，你怎么不朝你的右侧转，反而朝你的左侧转，转到我单车龙头的正前方，这才撞到了我，你的人、单车都没事，却把我的单车揰成这样，你要再往我的左一点揰到我的身上，我恐怕就被你撞死了。

他居然并不爭辩(以我的经验，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广西以外的地方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会强词夺理地爭辩一番，以图把责任推向对方)，他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一时心慌怕掉到河沟里面去，转错了方向，他把散落一地的鱼重新装到麻袋里，放在单车后捆好，说：我们一起到县城去找派出所处理。

一开始他推着单车往县城方向走，我揹着那辆被撞得不成样子的单车跟着他走。后来我一想他要是骑上单车跑了，我揹着这辆破车到哪里去找他(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我对他说：我把单车放在你的单车上，你一起推吧！他二话没说，便把我那辆被撞坏的单车放还他的单车上，一起往县城方向推去。

出事的地点离县城只有十来里路，大约一个钟头后，我们就到了县城的城关派出所(那时的县城还没有专门的交警队，交通事故通常都由公安局、派出所的相关科室处理)我们到派出所已七点多钟，派出所已下班，但有值班的工作人员可处理问题。

我向值班公安说明事故的情况，撞车发生在我前进方向的右侧我的车为让对方，已按规则减速并向右规避对方，我的车已横过来了，两车相遇时他不向他的右侧规避，也没有减速，反而违反规则，朝我的右前方冲过来，以致酿成车祸，责任完全在对方。

公安听完我的陈述之后，又询问对方：情况是不是如他所说的这样？令我想不到的是像这种只有他知我知又无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之下，如果换了其他地方的人百分之八九十会起来爭辩，以减轻自己的责任，甚至颠倒黑白把责任推向对方。然而这位村民却一点也不加爭辩，连声承认是他一时心慌转错了方向才造成了撞车，完全是他的责任。

在从事故地点到城关派出所的路上，我一直担心他要把责任推给我怎么办？派出所的人要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不顾事实偏袒本地人怎么办？所以我对到城关派出所后将要作出的处理并不乐现，十分可能是各打五十大板、各负其责了事。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居然没有进行任何狡辩，他承认是他下山速度太快等发现快撞车时一时心慌转错了方向，又没有减速才造成了撞车，也承认我已採取了正确的规避行动，责任完全在他身上，他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值班公安说事情已经清楚，撞车责任完全在韦XX，双方又没有异议，今天天色已晚，你们先找地方住下，把单车都放在派出所明天你们一起来，由韦XX负责把陈同志的单车修好，修到陈同志满意为止，修车费用由韦XX支付。此时韦XX提出明天是否可以晚一点去修单车，他想趕早集把生产队的那五六十斤鱼在集市上卖掉后，再来幫我修单车，否则错过了早市，鱼卖不掉，会变质，会给生产队造成损失，值班公安问我行不行？我听他说得有道理，又被他们的品德所感动，我连忙说：没问题，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急事，就等他卖完鱼再去修也不迟。

第二天他卖完鱼，我们一起带着我那辆单车来到一个修单车的摊位，我说：两根前叉已撞成了九十度、前轴已经折断、前轮钢圈已严重变形和十几根断掉的钢丝都已无法修复，都需要换成新的。那位修单车的老师傅仔细看了看这架撞坏的单车后说：这可是一部“凤凰牌”单车啊！如果更换成别的零件，它就不值钱了，如果保持原装，就是再骑上十年八年都能按原价卖出去。前叉、钢圈我都能把它们校正成原样，只需换一根前轴，正好我这里还有一根“凤凰牌”的前轴，断掉的钢丝换成新的，你看怎么样？我说：钢圈你也许可以把它校正过来，那个已变成九十度的两根前叉你怎么把它们扳成平行？即使扳过来折弯处也会留下凹陷，或者掉漆，使单车“破相”。

老师傅说：你不用担心，我修好给你看，你满意就给钱，不满意再更换前叉也不迟。他这样说，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和韦XX就站在旁边看他修，大约两个多小时后，单车已全部修好，我仔细检查发现单车居然完好如初，只是在被折弯成九十度的那根前叉外侧根部的凹陷处还略略有一点凹痕，不十分仔细地观察还看不出来，折弯处扳正后的油漆也没有剥落，我一开始估计要把这辆撞成这样的单车修好怎么也得花上二三十块钱，甚至更多，结果到算账时那位老师傅说：换一根前轴一块三角钱、换十二根钢丝一块二角钱、换两节链条四角钱再加上六角钱的工钱，一共三块五角钱。这个价格着实出乎我的意料，我估计即使不更换前叉，至少也得花十几块钱才能修好，更何况要在其他地方，这正是修车人敲诈交通肇事人的大好机会，更是会漫天要价。然而这位修车老师傅令我敬佩的不仅仅是他那高超的修车技术，更是他那一切为顾客着想，也不趁人之危捞一把的品格。

后来当我们要从上林返回湖北蒲圻去采油菜、紫云英缺乏路费，小朱不得不把这部单车卖掉时，果然如那位修车老师傅所言，人家一看是“凤凰牌”原装，二话不说便出了比原价高二三十元的价格买走了。

二是：那次我骑单车从上林经宾阳、黎塘再到南宁铁路分局去批车皮计划，在从南宁返回上林的途中，刚骑到离五塘还有几里路的地方，单车的一节链条就断了一侧，此时我只能把断了一侧的那节链条控制在链条圈的下方，这样单车的踏脚就只能踩半圈，又要退回来再踩半圈，这样使不上力，在平地还可踩半圈慢慢前行，一遇上坡就只能下来推着单车走，而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找不到修车的地方，我正担心到半夜都回不到上林时，此时，我发现有个人也骑着一辆单车慢慢地跟在我后面走，我慢他也慢，我快他也快，就这样他跟了一阵之后，他就骑到我的旁边对我说：你的单车链条是不是有一节断了一侧？我说：是呀！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就是修单的，我的修理店就在前面的五塘，到了那里我幫你修好。

到了五塘他的修车店里，他倒了一杯水给我喝，让我坐在旁边休息，他把链条卸下修好后又帮我装上，还幫我把钢丝都紧了一遍，我心想他知道我是外地人，又要急着要趕长路，多半会被他敲一把竹杠，为了赶路他要多少钱我都只能认了。结果他对我说：換一节链条本应收两角钱，但你只断了一侧，我只跟你换了半节链条收你一角钱，工钱一角伍分钱，你一共给二角五分钱就行了。我一听又大出我的意料。我原来估计他收我一两块钱也不祘贵，就是收我五块钱我也只得给他。我付钱谢谢他后，临走他又用气筒帮我把单车的气打足说：骑长途，气打足一点骑起来比较轻快。

这两件事充分反映出广西人特别是壮族人那纯朴、善良、乐于助人和讲究诚信的民性和传统。

当然在长期的贫困和中共当局的洗脑蛊惑之下，广西人的民性也有被扭曲的时候，例如前面提到的在1967年发生的对“阶级敌人”的无端残杀、甚至炒食人的心肝这类令人惊悚的事情。

长期的贫困也造成了一些偷盗现象，我们在洋渡桥畔放蜂时，就曾遇到并抓获过一个偷蜂贼。那是我们正在整理行装准备离开洋渡桥去黎塘时(刚进场的混乱和快离场时的无暇追究是偷蜂的最佳时机)，那天半夜两点多钟报警器突然发出剌耳的叫声，我们六个人都从梦中惊醒连忙爬起床往帐篷外面跑，看见一个人正在搬蜂箱，不远处的公路边还有一个人扶着两辆自行车等在那里，小朱、小骆朝公路上追去，公路上那个人马上骑上一辆单车，丟下另一辆单车飞快逃跑了。我和小许朝蜂箱前的那个人追去，只见他慌不择路，朝蜂箱侧面刚犂过不久的旱土里跑去，由于刚犂过的土很松，他跑不快，我和小许在后面紧追，小朱和小骆又从公路那边包抄了过来，在我们四人的合围之下，偷蜂贼很快就被我们抓住了。我们把他那个同伴丢在公路边上的他的单车也推到蜂场里来了。我们问他为什么来偷蜂？他说：家里穷，想养蜂增加一点收入改善生活，家里又没有钱买蜂，想来偷两箱蜂回去养。我们问他：你家还有单车，生活应该还可以吧？他说：单车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

由于我们要忙于转场，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单车一起送到澄泰派出所，公安问明了情由之后，就对我们说：你们去忙的你们的事，把他交给我们处理。那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看见那个偷蜂贼胸前挂了一块硬纸板，上面用墨笔写了“偷蜂贼”三个大字，站在洋渡桥上示众(这是“文革”期间的遗风)，没有人看守他，他也老老实实地低着头站在那里示众，忍受过往村民投来的鄙夷的目光，和嘲讽的话语。

到下午三点左右我们也看着过意不去，就走到洋渡桥上幫他把那块牌子取下来，对他说：你回去吧！派出所的人要问，就说是我们要你回去的。今后再也不要去偷别人的东西。我看着他带着羞愧的神色，低着头在公路上逐渐远去的身影，心头湧起一阵莫名的愁怅，像他这样一个老实的青年在长期贫困的逼迫之下，居然也起了偷盗之心，正是应了那句老话：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

南江这一带由于地处喀斯特地貌，地下多溶洞、暗河，屯不住水，塘坝、水库很少，所以田土多为旱土，水田很少，村民们都以玉米红薯为主食，他们通常的饮食习惯就是：早上煮一大锅玉米粥，早上吃一顿、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吃不完剩下的就加上菜叶、野菜……等煮成猪潲去喂猪，生活的清苦、单调由此可见一斑。

广西人还很喜欢体育活动，人口并不多的广西，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成绩在全国都居于中上游水平，超过许多人口比广西多得多的省份，这与他们体育活动比较普及有关，上林县的每一个大队、公社都有至少一支兰球队，有的还有排球队，而且各球队之间经常举行比赛。

那年的春节期间，各公社之间；各大队之间都举行各种比赛，县里也举行比赛，我们曾去观看比赛，发现他们县里举办的兰球赛、排球赛水平都很高，比我们湖南同级别的兰球、排球比赛水平要高许多。

那年春节期间传来消息：县电影院在春节期间将放映彩色故事片“刘三姐”，这对于在那个年代被那八个“样板戏”看恹倦了的上林人来说，无异于天大的好消息。开演的那一天的头一天晚上便有来自上林各公社的社员们排一通宵的队，等在电影院外的售票口排队买票，那几天所有的道路上都有源源不断的人流湧向县城去看电影“刘三姐”。据当地人说上林县城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商店的零食、饮食店的米粉每天不到中午就已全部卖光，以致许多赶到县城去看“刘三姐”的村民都只好自备干粮，那就是带上煮熟或烤熟的红薯或棕子(广西人吃粽子并不像其他地方的人那样，只有在每年端午节前后那几天才吃，而是作为一种上山砍柴或出远门便于携带又可保存较长时间的干粮来食用的，一年四季都可能包棕子吃)以便在去看戏的过程中食用。我们闻讯也到县城电影院去凑了一回热闹。

那天，天不亮我们便吃完早饭，出发往县城去看电影“刘三姐”，一路上只见通往县城的公路上络绎不绝的人群扶老携幼，有步行的、有骑单车带人的、也有挤在手扶拖拉机上的，一齐湧往县城的方向。那场景就像电影中看到的抗战时期在公路上逃难的人群，只是没有携带那么多行李而已。

尽管我们那么早出发赶到县城电影院排队买票，排了近两个小时的队后，才买到几张晚上九点开演的票。售票口幸亏有多名警察在那里维持秩序，才没有出现那种挤成一团的乱象。

电影院为满足观众的需要，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一场接着一场地放映。由于电影“刘三姐”演的是他们广西壮族人的事，戏中又有一系列广西壮族人熟悉的山歌旋律和歌词，而饰演刘三姐的又是他们广西桂林彩调剧团的能唱会演、年轻漂亮的演员黄婉秋，再加上影片中黄婉秋那时而清脆嘹亮、时而悠扬婉啭的歌喉和她那清纯迷人的媚眼，令整个上林县人都陷入疯狂状态，全上林县到处都在谈论“刘三姐”；到处都在唱“刘三姐”里面的山歌，就连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早上妇女们出工前集会都由以前的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之类的“红歌”，改成了齐声高唱“刘三姐”里面的山歌。

这一现象不仅令我震惊，而且也令我悲哀。我从这次“刘三姐”现象中，看到了一个如此纯朴、善良的民族的情绪，居然这么轻易就被一部小小的电影鼓动到这么疯狂的地步。这使我从中找到了这个纯朴善良的民族，为何在十余年前在毛和中共当局的欺骗蛊惑之下，疯狂到大量残杀无辜“阶级敌人”并炒吃他们的心肝的地步的根源，那就是在资讯来源极度匮乏的状况之下，越是善良、纯朴又无知的人群，就越容易被极端的邪恶思想、言论和行为所蛊惑，而失去理智并使人性扭曲陷入疯狂状态，从而做出极端伤天害理的事来。

1978年3月初我们终于告别了在洋渡桥畔三个月的那种悠闲自在、充满诗情画意，并留下了许多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的养蜂时光，继续走向一条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

到我们快要返回湖南湖北时，除了咸宁农科所的蜂场之外，我们这几个蜂场一起还凑不齐回去的四百多元火车运费，我想必须找一个有经济实力的蜂场一起拼车，让这个蜂场为我们先垫付一部份运费，回去后，油菜、紫云英花期收了蜜再还给他。

我去黎塘报车皮计划时，见公路边不远处放了一群蜂，我去放蜂的帐篷里借口讨杯水喝，在那里坐了一下，相互交谈后了解到，放蜂的马氏夫妇是河南卢氏县人，夫妻二人都是回民，由于与原来一起拼车来上林的几家蜂场闹翻了，不想再跟他们一起拼车，正为下一步到什么地方去采油菜、紫云英花和找什么人拼车而发愁，马师傅问我：你们准备去什么地方采油菜、紫云英？我说：回湖北蒲圻，这次是我去黎塘报车皮计划路过这里，口渴才进来讨水喝的。我听马师傅说他们蜂场去年情况不错，我心想如果能拉到他一起拼车去蒲圻，估计他有能力帮我们垫一部份路费，但如果我主动提出来要和他拼车，想要他先垫一部份路费，可能会引起他的误会，以为我们在打他运费的主意。所以我只如实介绍了蒲圻一带油菜、紫云英蜜源的情况，他听后很感兴趣，我说那你就找人拼车去蒲圻一带放蜂呀！到时候我可以给你介绍几处放蜂场地。

此时我已看出他心里是想跟我们一起拼车去蒲圻，只是不好意思先开口，我也不提拼车的事，我告辞的时候，他说：你明天回蜂场路过这里，再进来喝口水，聊聊天。我说：好！第二天上午我在黎塘办好车皮申报追补计划表回来时，经过马师傅的蜂场，我又进去喝水，那时已近中午马师傅说：你到南江还有三四十里路，你干脆在我这里吃完午飯再走吧！你不用客气，我们都是长年在外面跑的人，他太太也跟着说：陈师傅你吃完飯再走也不误你的事。我见他们真心相留，我就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吃饭时马师傅说：昨晚我们夫妻商量了一下，从你的言谈举止我们觉得你是个可靠的人，我们想和你们一起拼车去蒲圻，你看怎么样？我说我本人非常欢迎你和我们拼车去蒲圻，但我们这个车皮已经有了三百来箱蜂，如果再加上你们的三四十箱蜂，一个三十吨的车皮就有点挤，我不知道其他几位养蜂师傅是不是会同意，我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吧！我回去跟他们几位师傅商量一下，大家挤一挤一起走，过几天我还要把追补计划填好后，拿到南宁铁路分局去批，我路过这里时再给你们回信，你看怎么样？马师傅说：那就拜托你在各位师傅面前多美言几句，争取一起走吧！

我回到洋渡桥，把上述情况向师傅们说了一下，大家都说看来这下运费的问题解决了，他们问我向马师傅提了要他先垫付部份运费的事没有？我说现在还不能提，现在一提，弄不好把别人吓跑了，等大家都到了黎塘等车皮的时候我再去提，保准能成。

［註：１］：扮禾是湖南人对收割稻谷这一农活的俗称。

[註：２]：划格器是中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推广水稻密植而采用的一种农具，在待插秧的水稻田上用有一定间距的划格器横向纵向各拖过一遍，就将一块待插秧的田划出均匀的四方或矩形的小格，这些小方格的边长分别有５寸×５寸、４寸×６寸、３寸×７寸……等规格，在这些小格的每个交叉点上插上一蔸秧，就能达到上级要求的水稻种植密度。中共的上级外行领导凭想象认为：每亩田插秧的密度越高，产量就会越高，实际上水稻种植密度过高，使得稻田不易透光透气，使病虫害更容易发生、植株光照不足，反而会降低水稻产量。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上林这个地方(广西其他地方也大都一样)尽管民性纯朴、善良热情好客，但有许多习俗与湖南大下相同，这里农村的男人大概是全国农村最享福的男人，这里的妇女大概也是全国农村最勤劳、最辛苦的妇女。农业上所有繁重的农活都是妇女们承担了，诸如：使牛耕田、耙田，担糞、打石灰、插秧、扮禾［註：１］、挑谷、挑稻草、上山砍柴、担柴、耕土……等几乎所有的重体力农活。男人们则当大队于部、当生产队干部，在劳动生产时对妇女们指手划腳，或做点轻松的农活。

插秧时：男人们站在岸上抛抛秧，拖拖划格器[註：２]，而妇女们却在田里耕田、耙田、扯秧、担秧、插秧；收稻谷时：男人们或在田里捆捆稻草，或在晒场翻晒稻谷，而妇女们却在田里割禾、用扮桶扮禾、踩打稻机、担谷；播种玉米时：妇女们耕土、整土、担糞、挖播种坑，男人们则只往小坑里丢几颗玉米种子。

特别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干重活的妇女之中，不乏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而且有许多妇女和老太太还是背上揹着一个婴幼儿在干这些繁重的农活。

这种情况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完全相反，在其他地区，完全由男人包揽的繁重农活，在广西则几乎全部由妇女和老太太们包揽；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通常都由妇女们来承担的轻松农活，在广西则几乎完全由男人们来做。这里的妇女们除了承担了几乎所有的重体力生产劳动之外，还要承担所有的家务：洗衣、做饭、帶小孩、喂猪、缝补衣物，甚至通常都由男人们负责的在自留地里种蔬菜之类的事，在广西也都是由妇女们来承担的。所以广西的妇女们由于劳累过度而特别出老，三四十岁的妇女看起来就有四五十岁的样子，甚至显得更老。

男人们则游手好闲，每逢澄泰、三里赶集的日子，男人们就会骑上单车或步行带上自留地所产的蔬菜、山里挖来晒干了的竹笋、磨菇、药材、澄江里捕获的鱼虾、田里捉的黄鳝、泥鳅，或一两只鸡鸭到澄泰或三里的集镇上去赶集。用卖得的钱在集镇上吃一盘炒米粉，再和朋友们打上几两廉价的米酒或甘蔗酒，一起一边划拳饮酒；一边闲聊邻里的逸闻趣事，这就是那时广西农村男人“逍遥安逸”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们也到澄泰和三里去赶过集，每逢赶集，集市上人山人海，集市上男女老少磨肩接踵、熙来攘往，叫卖声、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集市上从未发生过短斤少两的事，一开始我们按照在其他地方的经验买了东西之后怕少秤，总想找个地方去复一下秤，同行的村民知道后都笑话我们说：复什么秤？我们这里买卖东西从来不会少秤的，你们尽管放心好了。广西壮族人民性的纯朴、诚信、善良、忠厚由此可见一斑。

对此还有两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也可以佐证：一件是：有一天我骑小朱的单车去上林县城办事，回来时己到傍晚，天已经快要黑了。我骑车行走在一短上坡的公路上，公路的左侧是一条数十米深的河谷，公路的右侧是修公路时从山上凿出来的像峭壁一样的陡山，由于快天黑了，视野已不大好，太靠右怕撞到右边的山崖上，太靠左侧怕掉到数十米深的河谷下去。由于已是傍晚路上人车都基本上没有，所以我就放心地在公路的正中间往上骑，接近山顶时，突然从山顶上高速冲下一辆自行车，也行进在公路的正中间，等我发现它时，双方的距离已经很近了，我连忙将单车龙头往右边急转，正当我转向的自行车刚转了九十度横在我右侧的公路上时，只见山上飞驶下来的那辆单车，直冲我的车龙头冲来，我连车带人被冲翻在公路的右侧，奇怪的是在对方人、车、货(对方的单车货架上还捆着一个装了五六十斤鲜鱼的麻袋)的高速冲撞下，我倒在公路地面上，居然毫发无损，对方也人仰车翻倒在地上，我们两人从地上爬起来后，对方也居然也毫发无损，只是我的单车两根原本平行的前叉的一根与另一根之间被撞成了九十度，前轮已变形扭曲，钢丝也断了十几根，前轴也折断了。

我对他说：你怎么搞的？我已经向我的右方转过去了，你就是在马路中间不转向直冲下来，我都已经让过你了，不会发生冲撞，你怎么不朝你的右侧转，反而朝你的左侧转，转到我单车龙头的正前方，这才撞到了我，你的人、单车都没事，却把我的单车揰成这样，你要再往我的左一点揰到我的身上，我恐怕就被你撞死了。

他居然并不爭辩(以我的经验，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广西以外的地方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会强词夺理地爭辩一番，以图把责任推向对方)，他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一时心慌怕掉到河沟里面去，转错了方向，他把散落一地的鱼重新装到麻袋里，放在单车后捆好，说：我们一起到县城去找派出所处理。

一开始他推着单车往县城方向走，我揹着那辆被撞得不成样子的单车跟着他走。后来我一想他要是骑上单车跑了，我揹着这辆破车到哪里去找他(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我对他说：我把单车放在你的单车上，你一起推吧！他二话没说，便把我那辆被撞坏的单车放还他的单车上，一起往县城方向推去。

出事的地点离县城只有十来里路，大约一个钟头后，我们就到了县城的城关派出所(那时的县城还没有专门的交警队，交通事故通常都由公安局、派出所的相关科室处理)我们到派出所已七点多钟，派出所已下班，但有值班的工作人员可处理问题。

我向值班公安说明事故的情况，撞车发生在我前进方向的右侧我的车为让对方，已按规则减速并向右规避对方，我的车已横过来了，两车相遇时他不向他的右侧规避，也没有减速，反而违反规则，朝我的右前方冲过来，以致酿成车祸，责任完全在对方。

公安听完我的陈述之后，又询问对方：情况是不是如他所说的这样？令我想不到的是像这种只有他知我知又无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之下，如果换了其他地方的人百分之八九十会起来爭辩，以减轻自己的责任，甚至颠倒黑白把责任推向对方。然而这位村民却一点也不加爭辩，连声承认是他一时心慌转错了方向才造成了撞车，完全是他的责任。

在从事故地点到城关派出所的路上，我一直担心他要把责任推给我怎么办？派出所的人要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不顾事实偏袒本地人怎么办？所以我对到城关派出所后将要作出的处理并不乐现，十分可能是各打五十大板、各负其责了事。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居然没有进行任何狡辩，他承认是他下山速度太快等发现快撞车时一时心慌转错了方向，又没有减速才造成了撞车，也承认我已採取了正确的规避行动，责任完全在他身上，他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值班公安说事情已经清楚，撞车责任完全在韦XX，双方又没有异议，今天天色已晚，你们先找地方住下，把单车都放在派出所明天你们一起来，由韦XX负责把陈同志的单车修好，修到陈同志满意为止，修车费用由韦XX支付。此时韦XX提出明天是否可以晚一点去修单车，他想趕早集把生产队的那五六十斤鱼在集市上卖掉后，再来幫我修单车，否则错过了早市，鱼卖不掉，会变质，会给生产队造成损失，值班公安问我行不行？我听他说得有道理，又被他们的品德所感动，我连忙说：没问题，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急事，就等他卖完鱼再去修也不迟。

第二天他卖完鱼，我们一起带着我那辆单车来到一个修单车的摊位，我说：两根前叉已撞成了九十度、前轴已经折断、前轮钢圈已严重变形和十几根断掉的钢丝都已无法修复，都需要换成新的。那位修单车的老师傅仔细看了看这架撞坏的单车后说：这可是一部“凤凰牌”单车啊！如果更换成别的零件，它就不值钱了，如果保持原装，就是再骑上十年八年都能按原价卖出去。前叉、钢圈我都能把它们校正成原样，只需换一根前轴，正好我这里还有一根“凤凰牌”的前轴，断掉的钢丝换成新的，你看怎么样？我说：钢圈你也许可以把它校正过来，那个已变成九十度的两根前叉你怎么把它们扳成平行？即使扳过来折弯处也会留下凹陷，或者掉漆，使单车“破相”。

老师傅说：你不用担心，我修好给你看，你满意就给钱，不满意再更换前叉也不迟。他这样说，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和韦XX就站在旁边看他修，大约两个多小时后，单车已全部修好，我仔细检查发现单车居然完好如初，只是在被折弯成九十度的那根前叉外侧根部的凹陷处还略略有一点凹痕，不十分仔细地观察还看不出来，折弯处扳正后的油漆也没有剥落，我一开始估计要把这辆撞成这样的单车修好怎么也得花上二三十块钱，甚至更多，结果到算账时那位老师傅说：换一根前轴一块三角钱、换十二根钢丝一块二角钱、换两节链条四角钱再加上六角钱的工钱，一共三块五角钱。这个价格着实出乎我的意料，我估计即使不更换前叉，至少也得花十几块钱才能修好，更何况要在其他地方，这正是修车人敲诈交通肇事人的大好机会，更是会漫天要价。然而这位修车老师傅令我敬佩的不仅仅是他那高超的修车技术，更是他那一切为顾客着想，也不趁人之危捞一把的品格。

后来当我们要从上林返回湖北蒲圻去采油菜、紫云英缺乏路费，小朱不得不把这部单车卖掉时，果然如那位修车老师傅所言，人家一看是“凤凰牌”原装，二话不说便出了比原价高二三十元的价格买走了。

二是：那次我骑单车从上林经宾阳、黎塘再到南宁铁路分局去批车皮计划，在从南宁返回上林的途中，刚骑到离五塘还有几里路的地方，单车的一节链条就断了一侧，此时我只能把断了一侧的那节链条控制在链条圈的下方，这样单车的踏脚就只能踩半圈，又要退回来再踩半圈，这样使不上力，在平地还可踩半圈慢慢前行，一遇上坡就只能下来推着单车走，而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找不到修车的地方，我正担心到半夜都回不到上林时，此时，我发现有个人也骑着一辆单车慢慢地跟在我后面走，我慢他也慢，我快他也快，就这样他跟了一阵之后，他就骑到我的旁边对我说：你的单车链条是不是有一节断了一侧？我说：是呀！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就是修单的，我的修理店就在前面的五塘，到了那里我幫你修好。

到了五塘他的修车店里，他倒了一杯水给我喝，让我坐在旁边休息，他把链条卸下修好后又帮我装上，还幫我把钢丝都紧了一遍，我心想他知道我是外地人，又要急着要趕长路，多半会被他敲一把竹杠，为了赶路他要多少钱我都只能认了。结果他对我说：換一节链条本应收两角钱，但你只断了一侧，我只跟你换了半节链条收你一角钱，工钱一角伍分钱，你一共给二角五分钱就行了。我一听又大出我的意料。我原来估计他收我一两块钱也不祘贵，就是收我五块钱我也只得给他。我付钱谢谢他后，临走他又用气筒帮我把单车的气打足说：骑长途，气打足一点骑起来比较轻快。

这两件事充分反映出广西人特别是壮族人那纯朴、善良、乐于助人和讲究诚信的民性和传统。

当然在长期的贫困和中共当局的洗脑蛊惑之下，广西人的民性也有被扭曲的时候，例如前面提到的在1967年发生的对“阶级敌人”的无端残杀、甚至炒食人的心肝这类令人惊悚的事情。

长期的贫困也造成了一些偷盗现象，我们在洋渡桥畔放蜂时，就曾遇到并抓获过一个偷蜂贼。那是我们正在整理行装准备离开洋渡桥去黎塘时(刚进场的混乱和快离场时的无暇追究是偷蜂的最佳时机)，那天半夜两点多钟报警器突然发出剌耳的叫声，我们六个人都从梦中惊醒连忙爬起床往帐篷外面跑，看见一个人正在搬蜂箱，不远处的公路边还有一个人扶着两辆自行车等在那里，小朱、小骆朝公路上追去，公路上那个人马上骑上一辆单车，丟下另一辆单车飞快逃跑了。我和小许朝蜂箱前的那个人追去，只见他慌不择路，朝蜂箱侧面刚犂过不久的旱土里跑去，由于刚犂过的土很松，他跑不快，我和小许在后面紧追，小朱和小骆又从公路那边包抄了过来，在我们四人的合围之下，偷蜂贼很快就被我们抓住了。我们把他那个同伴丢在公路边上的他的单车也推到蜂场里来了。我们问他为什么来偷蜂？他说：家里穷，想养蜂增加一点收入改善生活，家里又没有钱买蜂，想来偷两箱蜂回去养。我们问他：你家还有单车，生活应该还可以吧？他说：单车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

由于我们要忙于转场，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单车一起送到澄泰派出所，公安问明了情由之后，就对我们说：你们去忙的你们的事，把他交给我们处理。那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看见那个偷蜂贼胸前挂了一块硬纸板，上面用墨笔写了“偷蜂贼”三个大字，站在洋渡桥上示众(这是“文革”期间的遗风)，没有人看守他，他也老老实实地低着头站在那里示众，忍受过往村民投来的鄙夷的目光，和嘲讽的话语。

到下午三点左右我们也看着过意不去，就走到洋渡桥上幫他把那块牌子取下来，对他说：你回去吧！派出所的人要问，就说是我们要你回去的。今后再也不要去偷别人的东西。我看着他带着羞愧的神色，低着头在公路上逐渐远去的身影，心头湧起一阵莫名的愁怅，像他这样一个老实的青年在长期贫困的逼迫之下，居然也起了偷盗之心，正是应了那句老话：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

南江这一带由于地处喀斯特地貌，地下多溶洞、暗河，屯不住水，塘坝、水库很少，所以田土多为旱土，水田很少，村民们都以玉米红薯为主食，他们通常的饮食习惯就是：早上煮一大锅玉米粥，早上吃一顿、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吃不完剩下的就加上菜叶、野菜……等煮成猪潲去喂猪，生活的清苦、单调由此可见一斑。

广西人还很喜欢体育活动，人口并不多的广西，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成绩在全国都居于中上游水平，超过许多人口比广西多得多的省份，这与他们体育活动比较普及有关，上林县的每一个大队、公社都有至少一支兰球队，有的还有排球队，而且各球队之间经常举行比赛。

那年的春节期间，各公社之间；各大队之间都举行各种比赛，县里也举行比赛，我们曾去观看比赛，发现他们县里举办的兰球赛、排球赛水平都很高，比我们湖南同级别的兰球、排球比赛水平要高许多。

那年春节期间传来消息：县电影院在春节期间将放映彩色故事片“刘三姐”，这对于在那个年代被那八个“样板戏”看恹倦了的上林人来说，无异于天大的好消息。开演的那一天的头一天晚上便有来自上林各公社的社员们排一通宵的队，等在电影院外的售票口排队买票，那几天所有的道路上都有源源不断的人流湧向县城去看电影“刘三姐”。据当地人说上林县城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商店的零食、饮食店的米粉每天不到中午就已全部卖光，以致许多赶到县城去看“刘三姐”的村民都只好自备干粮，那就是带上煮熟或烤熟的红薯或棕子(广西人吃粽子并不像其他地方的人那样，只有在每年端午节前后那几天才吃，而是作为一种上山砍柴或出远门便于携带又可保存较长时间的干粮来食用的，一年四季都可能包棕子吃)以便在去看戏的过程中食用。我们闻讯也到县城电影院去凑了一回热闹。

那天，天不亮我们便吃完早饭，出发往县城去看电影“刘三姐”，一路上只见通往县城的公路上络绎不绝的人群扶老携幼，有步行的、有骑单车带人的、也有挤在手扶拖拉机上的，一齐湧往县城的方向。那场景就像电影中看到的抗战时期在公路上逃难的人群，只是没有携带那么多行李而已。

尽管我们那么早出发赶到县城电影院排队买票，排了近两个小时的队后，才买到几张晚上九点开演的票。售票口幸亏有多名警察在那里维持秩序，才没有出现那种挤成一团的乱象。

电影院为满足观众的需要，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一场接着一场地放映。由于电影“刘三姐”演的是他们广西壮族人的事，戏中又有一系列广西壮族人熟悉的山歌旋律和歌词，而饰演刘三姐的又是他们广西桂林彩调剧团的能唱会演、年轻漂亮的演员黄婉秋，再加上影片中黄婉秋那时而清脆嘹亮、时而悠扬婉啭的歌喉和她那清纯迷人的媚眼，令整个上林县人都陷入疯狂状态，全上林县到处都在谈论“刘三姐”；到处都在唱“刘三姐”里面的山歌，就连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早上妇女们出工前集会都由以前的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之类的“红歌”，改成了齐声高唱“刘三姐”里面的山歌。

这一现象不仅令我震惊，而且也令我悲哀。我从这次“刘三姐”现象中，看到了一个如此纯朴、善良的民族的情绪，居然这么轻易就被一部小小的电影鼓动到这么疯狂的地步。这使我从中找到了这个纯朴善良的民族，为何在十余年前在毛和中共当局的欺骗蛊惑之下，疯狂到大量残杀无辜“阶级敌人”并炒吃他们的心肝的地步的根源，那就是在资讯来源极度匮乏的状况之下，越是善良、纯朴又无知的人群，就越容易被极端的邪恶思想、言论和行为所蛊惑，而失去理智并使人性扭曲陷入疯狂状态，从而做出极端伤天害理的事来。

1978年3月初我们终于告别了在洋渡桥畔三个月的那种悠闲自在、充满诗情画意，并留下了许多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的养蜂时光，继续走向一条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

到我们快要返回湖南湖北时，除了咸宁农科所的蜂场之外，我们这几个蜂场一起还凑不齐回去的四百多元火车运费，我想必须找一个有经济实力的蜂场一起拼车，让这个蜂场为我们先垫付一部份运费，回去后，油菜、紫云英花期收了蜜再还给他。

我去黎塘报车皮计划时，见公路边不远处放了一群蜂，我去放蜂的帐篷里借口讨杯水喝，在那里坐了一下，相互交谈后了解到，放蜂的马氏夫妇是河南卢氏县人，夫妻二人都是回民，由于与原来一起拼车来上林的几家蜂场闹翻了，不想再跟他们一起拼车，正为下一步到什么地方去采油菜、紫云英花和找什么人拼车而发愁，马师傅问我：你们准备去什么地方采油菜、紫云英？我说：回湖北蒲圻，这次是我去黎塘报车皮计划路过这里，口渴才进来讨水喝的。我听马师傅说他们蜂场去年情况不错，我心想如果能拉到他一起拼车去蒲圻，估计他有能力帮我们垫一部份路费，但如果我主动提出来要和他拼车，想要他先垫一部份路费，可能会引起他的误会，以为我们在打他运费的主意。所以我只如实介绍了蒲圻一带油菜、紫云英蜜源的情况，他听后很感兴趣，我说那你就找人拼车去蒲圻一带放蜂呀！到时候我可以给你介绍几处放蜂场地。

此时我已看出他心里是想跟我们一起拼车去蒲圻，只是不好意思先开口，我也不提拼车的事，我告辞的时候，他说：你明天回蜂场路过这里，再进来喝口水，聊聊天。我说：好！第二天上午我在黎塘办好车皮申报追补计划表回来时，经过马师傅的蜂场，我又进去喝水，那时已近中午马师傅说：你到南江还有三四十里路，你干脆在我这里吃完午飯再走吧！你不用客气，我们都是长年在外面跑的人，他太太也跟着说：陈师傅你吃完飯再走也不误你的事。我见他们真心相留，我就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吃饭时马师傅说：昨晚我们夫妻商量了一下，从你的言谈举止我们觉得你是个可靠的人，我们想和你们一起拼车去蒲圻，你看怎么样？我说我本人非常欢迎你和我们拼车去蒲圻，但我们这个车皮已经有了三百来箱蜂，如果再加上你们的三四十箱蜂，一个三十吨的车皮就有点挤，我不知道其他几位养蜂师傅是不是会同意，我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吧！我回去跟他们几位师傅商量一下，大家挤一挤一起走，过几天我还要把追补计划填好后，拿到南宁铁路分局去批，我路过这里时再给你们回信，你看怎么样？马师傅说：那就拜托你在各位师傅面前多美言几句，争取一起走吧！

我回到洋渡桥，把上述情况向师傅们说了一下，大家都说看来这下运费的问题解决了，他们问我向马师傅提了要他先垫付部份运费的事没有？我说现在还不能提，现在一提，弄不好把别人吓跑了，等大家都到了黎塘等车皮的时候我再去提，保准能成。

［註：１］：扮禾是湖南人对收割稻谷这一农活的俗称。

[註：２]：划格器是中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推广水稻密植而采用的一种农具，在待插秧的水稻田上用有一定间距的划格器横向纵向各拖过一遍，就将一块待插秧的田划出均匀的四方或矩形的小格，这些小方格的边长分别有５寸×５寸、４寸×６寸、３寸×７寸……等规格，在这些小格的每个交叉点上插上一蔸秧，就能达到上级要求的水稻种植密度。中共的上级外行领导凭想象认为：每亩田插秧的密度越高，产量就会越高，实际上水稻种植密度过高，使得稻田不易透光透气，使病虫害更容易发生、植株光照不足，反而会降低水稻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