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北彦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2024年的北京两会终于结束了。虽然如许多人的预期，这次两会无新闻，就像西线无战事一般死寂，但是会前会后都爆出了大新闻，暗示着北京政局在两会前后的风向。

头一桩是“人大”在开会前一天宣布取消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后一桩则发生在“两会”结束后，河北燕郊一起疑似地铁施工引发的天然气管道大爆炸。不过，在“两会”结束后，这些插曲似的爆炸都改变不了北京政局已经陷入的长久死寂。

“两会”的鸵鸟政策

这种正在成为新常态的政治“死寂”，在当下中国有多种面相，各界都抱着从未有过的恐慌关注着。在经济界，进入三月，人们已经不再争论是通缩还是通涨，地产价格全面崩塌，人民消费紧缩，投资萎缩，各种信心指数都在负面区间。经济通缩反映的社会各阶层的新共识，就是对前景的悲观和对当下体制的不满，人民在高压下以各种无声方式做出了“不”的选择。

在政策制定领域，“两会”同样展现了中国政治精英的集体躺平。不仅一周会期内，几乎没有代表、委员因应时局提出针对性的、有力度的改革建议，也未通过热议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而且作为经济总管的总理在取消会后记者会后，甚至还取消了会后将在钓鱼台宾馆进行的年度国际企业家会面。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危机时刻选择了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

这一切发展都像极了1980年代初期的苏联和东欧，人民只能麻醉于酒精，年轻人则寻求一点点摇滚乐和牛仔裤的快乐，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湮没在僵化体

制中。那时的苏东人民并不知道轰然倒塌的最后时刻究竟什么时候到来。而当下中国则不然，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经历过“前后三十年”阶级斗争和改革开放的人们，都能意识到中国政治的转变，既是根本的，又是难以持续的。这是北京鸵鸟政策的根源，也是结果。

体制“韧性”转僵硬

首先，最大、最根本的变化，来自中国体制韧性的消失。换言之，从中共“二十大”到今年“两会”、或者未来不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外界更关心的，多集中在中共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路线的终结、或者1992年以来市场经济的终结，但是，从2012年以来过去十二年中共政治体制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一个曾经被誉为“韧性”体制(resilient system)的消亡。这远比改开终结或者已经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更能说明中共体制目前的鸵鸟政策，也更能昭示中共在不远未来的结局。

所谓体制韧性，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通黎安友教授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提出的概念，算是较早地指出了中共向民主转型道路上难以去除的巨大障碍，即中共的存在本身，尤其在江、胡时期所表现出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自适应能力，不仅能够适应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而且善于调整自己、巩固政权，渡过同期颜色革命的冲击。

也部分基于此，美国政界在随后逐渐放弃了对中国的幻觉，一个从1970年代初甚至更早能追溯到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时代对中国有别于苏联的粉色幻觉。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后期逐渐形成对华强硬共识至今，并且准备不惜任何手段与这个具有强大体制韧性的中共政权进行长期竞争，即一场不宣布的新冷战。

然而，在今年“两会”上，人们看到的却是这个体制无所作为，唯一做的就是在讲不搞西方式现代化的同时要搞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严重生产过剩、面临总危机爆发的时刻继续强调制造业和空洞的“新质生产力”，后者在与全球化脱钩、被欧美怀疑的情形下几乎只有“自嗨”的价值，而不具任何国家竞争力的意义。

只要任何熟悉纳粹时代的人都能明白，这些话语和纳粹上台前后“不要共产主义、不要资本主义、只要德国特色”的虚无主义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有区别，那么只能说在诸多“既要又要还要”的最高指示下，中共领导人在追求富国强兵的同时似乎完全放弃了纳粹时代追求全面就业、增进社会福利的起码社会目标。

一人党的危险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各阶层人民才从未像今天那么清醒。他们很容易就看清，这个体制曾经具有的灵活和务实也就是体制韧性的核心，经过十余年的党内清洗和社会清洗已经当然无存。

以至于，在今年“两会”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政治舞台，五千余名政治精英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形同政治僵尸，与中共历史上关键复苏时代所呈现的生动活泼、批评与自我批评、解放思想等善于自我纠错的传统和机制都彻底决裂。这才是决定中共未来政治命运的关键。

更关键的，这也意味着中共不再是一个集一个庞大精英群体智慧和能力的政党，而是如同芯片竞争中处于的下风，或者苏联1980年代的僵化，不仅国家，而且整个政党都愈来愈紧密地与其领袖个人相连，而不再由列宁主义政党的集体智慧或者哪怕党内残酷斗争结果所产生的政党路线来决定。中共正在加

速变成一个个人党，也就是普京模式的个人党和私人国家。党内政治精英和九千万党员变成了无足轻重的附属。

然后，中共未来的气数也就越来越紧密地与领袖个人的意志、健康、智力、和判断相绑定。如此一来，在经过了十余年的权力转型和巩固后，对中共来说，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了，能够做出的选项也越来越少。而它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却是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民主世界，就像经过两年俄乌战争后的欧洲，譬如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治宣言所显示的无所畏惧。

只能说，在中国一片死寂的政治气氛中，在“两会”的中共政治精英们的集体鸵鸟症候中，中国的未来全系个人，而世界形势已经逆转。

编者按：这是北彦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2024年的北京两会终于结束了。虽然如许多人的预期，这次两会无新闻，就像西线无战事一般死寂，但是会前会后都爆出了大新闻，暗示着北京政局在两会前后的风向。

头一桩是“人大”在开会前一天宣布取消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后一桩则发生在“两会”结束后，河北燕郊一起疑似地铁施工引发的天然气管道大爆炸。不过，在“两会”结束后，这些插曲似的爆炸都改变不了北京政局已经陷入的长久死寂。

“两会”的鸵鸟政策

这种正在成为新常态的政治“死寂”，在当下中国有多种面相，各界都抱着从未有过的恐慌关注着。在经济界，进入三月，人们已经不再争论是通缩还是通涨，地产价格全面崩塌，人民消费紧缩，投资萎缩，各种信心指数都在负面区间。经济通缩反映的社会各阶层的新共识，就是对前景的悲观和对当下体制的不满，人民在高压下以各种无声方式做出了“不”的选择。

在政策制定领域，“两会”同样展现了中国政治精英的集体躺平。不仅一周会期内，几乎没有代表、委员因应时局提出针对性的、有力度的改革建议，也未通过热议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而且作为经济总管的总理在取消会后记者会后，甚至还取消了会后将在钓鱼台宾馆进行的年度国际企业家会面。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危机时刻选择了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

这一切发展都像极了1980年代初期的苏联和东欧，人民只能麻醉于酒精，年轻人则寻求一点点摇滚乐和牛仔裤的快乐，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湮没在僵化体

制中。那时的苏东人民并不知道轰然倒塌的最后时刻究竟什么时候到来。而当下中国则不然，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经历过“前后三十年”阶级斗争和改革开放的人们，都能意识到中国政治的转变，既是根本的，又是难以持续的。这是北京鸵鸟政策的根源，也是结果。

体制“韧性”转僵硬

首先，最大、最根本的变化，来自中国体制韧性的消失。换言之，从中共“二十大”到今年“两会”、或者未来不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外界更关心的，多集中在中共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路线的终结、或者1992年以来市场经济的终结，但是，从2012年以来过去十二年中共政治体制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一个曾经被誉为“韧性”体制(resilient system)的消亡。这远比改开终结或者已经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更能说明中共体制目前的鸵鸟政策，也更能昭示中共在不远未来的结局。

所谓体制韧性，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通黎安友教授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提出的概念，算是较早地指出了中共向民主转型道路上难以去除的巨大障碍，即中共的存在本身，尤其在江、胡时期所表现出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自适应能力，不仅能够适应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而且善于调整自己、巩固政权，渡过同期颜色革命的冲击。

也部分基于此，美国政界在随后逐渐放弃了对中国的幻觉，一个从1970年代初甚至更早能追溯到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时代对中国有别于苏联的粉色幻觉。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后期逐渐形成对华强硬共识至今，并且准备不惜任何手段与这个具有强大体制韧性的中共政权进行长期竞争，即一场不宣布的新冷战。

然而，在今年“两会”上，人们看到的却是这个体制无所作为，唯一做的就是在讲不搞西方式现代化的同时要搞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严重生产过剩、面临总危机爆发的时刻继续强调制造业和空洞的“新质生产力”，后者在与全球化脱钩、被欧美怀疑的情形下几乎只有“自嗨”的价值，而不具任何国家竞争力的意义。

只要任何熟悉纳粹时代的人都能明白，这些话语和纳粹上台前后“不要共产主义、不要资本主义、只要德国特色”的虚无主义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有区别，那么只能说在诸多“既要又要还要”的最高指示下，中共领导人在追求富国强兵的同时似乎完全放弃了纳粹时代追求全面就业、增进社会福利的起码社会目标。

一人党的危险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各阶层人民才从未像今天那么清醒。他们很容易就看清，这个体制曾经具有的灵活和务实也就是体制韧性的核心，经过十余年的党内清洗和社会清洗已经当然无存。

以至于，在今年“两会”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政治舞台，五千余名政治精英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形同政治僵尸，与中共历史上关键复苏时代所呈现的生动活泼、批评与自我批评、解放思想等善于自我纠错的传统和机制都彻底决裂。这才是决定中共未来政治命运的关键。

更关键的，这也意味着中共不再是一个集一个庞大精英群体智慧和能力的政党，而是如同芯片竞争中处于的下风，或者苏联1980年代的僵化，不仅国家，而且整个政党都愈来愈紧密地与其领袖个人相连，而不再由列宁主义政党的集体智慧或者哪怕党内残酷斗争结果所产生的政党路线来决定。中共正在加

速变成一个个人党，也就是普京模式的个人党和私人国家。党内政治精英和九千万党员变成了无足轻重的附属。

然后，中共未来的气数也就越来越紧密地与领袖个人的意志、健康、智力、和判断相绑定。如此一来，在经过了十余年的权力转型和巩固后，对中共来说，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了，能够做出的选项也越来越少。而它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却是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民主世界，就像经过两年俄乌战争后的欧洲，譬如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治宣言所显示的无所畏惧。

只能说，在中国一片死寂的政治气氛中，在“两会”的中共政治精英们的集体鸵鸟症候中，中国的未来全系个人，而世界形势已经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