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在我们附近放蜂的还有一户陕西洋县的蜂场是一位姓X的老大爷带着他的儿子媳妇一起养蜂，还有陕西兴平县的一个叫王学文的个体养蜂户，后来，来往来熟了，他们两家蜂场都要求和我们一起去广西越冬，大家也都同意了，那位X大爷因到广西后便与我们分手了，打交道的时间不长所以也记不起他姓什么了，这位兴平的王学文后来在广西与我放在一起所以印象深刻。

这年的八月下旬，我在下青石，忽然接到湖南大学发给我的一份公函，里面有一份“改正”通知称：陈Ｘ甫同学在校学习期间，确有某些错误，但属思想认识问题，定为“反动学生”不当，特予改正，补发大学毕业证书，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同函还附有一份到湖南省岳阳市人事局报到的通知单。我收到后，心想：上半年我找学校要求平反，被你们断然拒绝，并要我安心在农村干“革命”，大半年来，你们既未找我本人调查核实情况，怎么又突然找到宁夏给我发函给予“改正”、补发大学毕业证、安排工作(后来正仁来信告诉我，是湖大学生科的人找到他那里来，从他那里了解到我在宁夏放蜂的地址)？后来我想肯定是我写给中组部胡耀邦的申诉信起了作用，是中组部把我的申诉信批转到湖南大学责令湖南大学限期对我落实政策，所以，那个时期以极左著称的湖大当局，才那么急急忙忙找到正仁那里去打听我的地址，把“改正”通知和报到证寄到我放蜂的地方来，好对中组部有个交待，了结这桩他们极不心甘情愿了结的事。

当学校当局自以为我接到“改正”通知和报到证之后，会对他们感激涕零；会急急忙忙跑到学校去领毕业证；会急急忙忙跑到岳阳人事局去报到的时候，我回了一封信给湖南大学，信中我申明：我在校学习期间的所有言行，按现在的标准均不构成任何错误，必须给我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平反通知中不得留任何尾巴，否则我拒绝这种不彻底的“改正”，我不仅拒绝到学校领取毕业证；也不接受你们分配的任何工作。我随信把“改正”通知和报到证一起退回给学校。

到九月份我又接到湖南大学发来的公函，其中声称：经湖南大学党委再次研究决定：你的“改正”通知不能更改，请速来学校领取毕业证和到岳阳市人事局报到。我懒得理他们，准备在我提前去广西看场地时取道长沙，当面去与校方交涉。

从11月份起当地的气温已降至零下十几度这样低的气温，由于天天都出太阳、气候又很干燥，远没有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冻得难受，我还是穿件衬衫、一件棉絨背心、一件卫生衣，一件罩衣，早晚再披上一件旧棉大衣，也不觉得冷，晚上虽然气温低到零下十五六度甚至近零下二十度，由于我住在窑洞里，行军床上也只垫一床薄垫被，盖一床两斤重的晴纶棉薄被，也不觉得怎么冷，我在窑洞里真正体会到了冬暖夏凉的滋味。

接到学校寄来的改正通知后，我知道，我已不会再会株连任何亲友了，我才恢复了与大姐、二姐以及湖大化学系王树信老师和他的夫人胡文琼老师等亲友的联系。大姐来信要我去广西看场地时顺便到成都一见，二姐来信要我趁在固原越小冬时，有空到吳忠一见，王老师也来信要我到长沙时到他家一叙。

这年十月下旬我南下广西去看场地之前，我决定到吳忠去探望一下二姐和二姐夫，由于在宁夏没有什么收入，上半年的收入除交了500元给生产队和在宁夏的几个月生活费、运费之外，已所剩无几了，所以我只带了两啤酒瓶的蜂蜜到吳忠。

我先乘车到固原，再从固原坐汽车到吴忠(那时固原、吳忠都没有通铁路，包(头)兰(州)线只从距吳忠还有二十多里路的青铜峽车站经过)，我按信上的地址于当天下午找到了二姐一家在吳忠师范学校的宿舍。十九年未见面的亲人相见当然都很高兴，在吳忠的那几天，除二姐夫妇在家没宴招待之外，他们还带我去拜访了他们在吳忠的好友，有在银南地委当秘书长的王一峰(系二姐夫吕学修在西安师专的同学和在高陵家乡的同乡)，吳忠一中的物理教师王金陵夫妇，吳忠电影院的钟经理等人家，他们或设家宴，或在飯店招待我。

二姐夫吕学修祖籍河南后移民陕西高陵，毕业于西安师专地理系，毕业后分到吳忠师范学校执教，改行教语文，具有北方人的豪爽性格，书教得很好，喜欢豪飲。当时他们家从学校分得一张“永久”牌单车指标，二姐夫说：我们家已有一辆单车，你长年在外面跑，没有一辆单车不方便，这个指标就送给你。我说：正仁马上要结婚，要不我买下来送给他吧！他说：这样也行。第二天他们到百货公司用这张单车票买和一百九十多元钱回了一辆“永久”双杠加重单车(用锰钢制造的)，要我拿到青铜峡车站去托运给正仁。

次日一早我把新单车打好气便骑上它到二十多里路外的青钢峽车站去办理托运手续，为了防止在运输途中把单车上的漆碰坏我又在托运处的倉库里找到许多别人拆下的包装草绳把整部单车各部位全部都用草绳缠上，回到吳忠后，我对二姐夫妇说：在宁夏采荞麦没有收入，我现在身上的钱还不夠去广西的运费，买单车的钱要等明年春天回湖南采油菜、紫云英花时才能还给你们(大约一百九十多块钱)。二姐说：没关系，你啥时还都行。但二姐夫似乎不太相信我说的话，他对我说：不会吧？我听我们宁夏本地的养蜂人说今年养蜂收成不错嘛！你们在固原怎么会没有收入？我说：养蜂完全是靠天吃飯，有时多下或少下一场雨都对花流不流蜜产生重大影响，吳忠离固原这么远，吳忠一带荞麦流蜜，而固原一带的荠麦不流蜜的情况都是正常的，二姐夫对我的解释似乎并不完全相信。

后来我到广西后，接到二姐夫妇的来信称：买单车的钱就不用还了，那辆单车就算是他们送给正仁的结婚礼物，他们就不给正仁另送结婚礼品了。这显然是二姐夫对我的为人处世缺乏起码的了解，误以为我是一个被当局搞到农村去的“反动学生”流浪汉，为骗取姐姐姐夫的这辆宝贵单车作自己送给弟弟的结婚礼物而玩的小花招。以致他后来想：与其让这辆单车被我骗去作送给正仁的结婚礼物，还不如他们直接送给正仁，这大概就是我留给二姐夫的第一印象。以致到后来，我1981年底结婚时，他只勉强送了一条廉价的毯子作为礼品。直到后来二姐夫妇调回长沙之后，彼此接触多了，他才发现我并不是他原来想象中的那种人，有次他很抱歉地对我说：你结婚我们只送了一条毯子，现在想起来还有点过意不去。

尽管二姐夫一开始对我印印象并不怎么好，但对我的热情招待并没有受影响，我回下青石之前，他还专门跑到吳忠乡下的蘋果园去买了一篓当时著名的“红元帅”蘋果，一篓有六十斤，他们知道我马上要去广西看场地，会取道成都探望母亲和大姐夫妇，要我把这篓蘋果全带去，除留点自己吃之外，余下的全送给母亲和大姐夫妇。这种“红元帅”蘋果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引进的品种，也许是吳忠一带的气候土壤特别适合这种蘋果的生长、结果(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这种蘋果长得又红又大、又香又脆又甜。买好蘋果后，二姐夫又找王一峰帮忙，王一峰便以到固原检查档案工作为由头，从地委车队派了一台七座的小面包车(汽车队和档案工作都归秘书长管)带上司机、秘书室的一位搞挡案工作的人员小X，再加上我和二姐夫妇以及那一大篓有六十斤重的“红元帅”蘋果，一起送我回下青石。

那天一早出发中午到同心县“检查档案工作”，由同心县委办公室招待，在宾馆就餐，同时请二姐夫和王一峰在西安师专的老同学同心县文化館館长马砚平夫妇作陪，吃完饭后，王一峰和那位管档案的小X在同心县有关负责人的陪同下到同心县档案館去转了一圈后，回到车上，我们开车先到马砚平家坐了一下，聊了一下天，他们聊天我没事，我见王砚平家中放了一本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写的回忆录，马砚平见我看得出神，临走时就说你带在路上去看吧！要你姐夫回来时带给我就行。

我们又继续往固原县城开去，同心县周围大多是沙地，是全国闻名的发菜的主要产地之一。直到傍晚才到达固原县城，我们在固原县委招待所住下，晚餐是由固原县委招待，十分丰盛不仅有牛羊肉、大肉，甚至还有鱼和对虾与穆大爷一家的生活真有天壤之别，虽然吃着这种多年不见的美食，但脑子里总是浮现出那天我们看见的穆大爷趟在炕上饿了三天的形象，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王一峰跟我和二姐夫说：等一下我叫司机开车送你们到下青石去，我和小X就在这里召开一个挡案工作会议，学修和司机赶回固原吃午飯，下午我们就回吳忠。

司机把我们送到穆大爷家们口，二姐夫和司机一定要到我住的窑洞和穆大爷家里去看看，当他们看到穆大爷家穷到那个程度都皱起了眉头，二姐夫连忙要那个司机到车上，把吃早飯时从招待所拿的、准备带在路上吃的几个油炸饊子(这是一种以前回民节假日和来了亲友经常吃的油炸食品)拿来送给穆大爷，穆大爷夫妇一边吃一边说：好吃！真香！好多年都没有吃过了。

二姐夫走后，我打开那篓“红元帅”拿了十来个给穆大爷，他们一吃就说：这是啥果子？这么好吃，又香又甜又脆，比我们家的杏好吃多了。我说：这是蘋果呀！你们以前没吃过吗？就是你们宁夏吳忠产的。他们说：没吃过，连见都没见过。

那天晚上我趟在窑洞里我那张活动行军床上久久不能入眠，我想不到这些口口声声要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官员，还可以借工作的名义去办自己的和朋友的私事；我想不到这些共产党的官员们走到哪里都可以享受完全不用自己掏钱掏粮票的公款吃喝，而且即使在固原那样贫困的地区，吃喝的档次还居然那么高，除牛羊肉鸡鸭之外连沿海产的对虾都有。就在这些共产党官员安然免费享用这一切高档享受的同时，又有多少像穆大爷这种贫苦人家在濒临死亡的饥饿状态下痛苦地掙扎？我深感改变这种状态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献身精神的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从吳忠回来后，还在下青石休息了一天，就啓程前往广西看场地，我把那五十多斤蘋果装在两个人造革大旅行袋里，先坐汽车到咸阳，然后转火车前往成都，宝成铁路沿途的景色几乎与我1968年第一次去成都时完全一样，没有一点变化。

列车越过秦岭之后，进入四川，铁路两旁仍然是那种从澳大利亚引进的大叶按和小叶桉，秋收后的田野显得灰暗毫无生气，火车到达成都北站后，由于我在十二年前已来过一次，这次到达的时间又是白天，我下车后很快就找到了公交车总站，一看车牌发现仍然是第十六路车从火车北站开往火车南站，我在人民南路一环路口下车，根据以前的记忆很快就找到了金陵路十四号。这里和十二年前一样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母亲、大姐、大姐夫见到我都很高兴，大外甥志进已考进了四川医学院，小外甥志刚小学也快毕业了。我把带去的二姐他们送的“红元帅”拿给他们吃，他们都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蘋果(后来大姐夫去上海出差还顺便带了一些送给在上海的二姨妈、四姑妈，他们也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蘋果) 。

在与母亲、大姐夫妇的交谈之中才知道1968年10月我离开成都后，在接着开展的那场“清理阶级队伍”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大姐也因受我们兄弟的“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株连，而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经过四川医学院造反派联委的内查外调，实在找不出她与我们兄弟的“反革命集团”有任何关联，又找不出她平时有任何反革命言行，加之上至学院的院系领导；下至她的同事医生、护士、病友甚至医院的勤杂工，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说大姐勤奋好学、医术高超、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而且性情温和平易近人。所以大姐在“牛棚”关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被放出来了。但因她出身不好，三个弟弟又都是反革命，所以她经常被安排到那些又苦又累又危险的科室去上班，她的本行是心内科，却被安排到结核科、急诊科、妇科、小儿科……等科室去当医生，由于大姐以前医学基础知识学得很札实，加之又勤奋好学，所以能够很快塾悉一个新科室的工作，由于在诸多科室的历练使大姐几乎成了一位全科医生。正是“塞翁失马，知非福焉”啊！大姐被关进“牛棚”之后，母亲和大姐夫怕她一时想不开去寻短见，有次便借天冷送棉被的机会，在被子里层夹了一张便条宽她的心。后来大姐放出来后，大姐说她见到那张便条后心里很宽慰，知道亲人们都能理解她，但是她说她是不会寻短见的，一是问心无愧；二是还有母亲、明生和两个儿子，在等着她回去，她是不会丢下他们不管的。

我在成都停了两三天后，又乘火车经重庆、贵阳、长沙、衡阳到黎塘。下车后就决定先到宾阳县武陵公社小马那里去看一下，小马和我们一起从内蒙回来后，因他是武陵镇下放农村的知青，他家里便找关系把他招工招到了武陵粮站工作。

我到武陵粮站找到他，他很高兴(因来前我已写信告诉他)，他马上给粮站的同事打了个招呼，便带我到他在武陵镇上的家里去，他召工后不久便结了婚，现已与父母分开，单独过日子，他向他太太介绍我说这是他以前养蜂的老朋友，她太太赶紧去菜场买了一些菜和一瓶桂林三花酒回来做饭。

吃飯时我们边喝酒边聊天，小马说：那次在炭店其他蜂场都走光了，要不是你在那天晚上带车来炭店把我们蜂场拉到咸阳那麻烦就大了。我说：一起跑的蜂场互相关照是应该的，你不必在意。我把在蒲圻蜂场被没收、追讨蜂场财产和重建蜂场的过程扼要地向他说了一遍。小马说：陈哥！养蜂这碗飯不好吃，现在知青大都已返城安排工作，你是大学生，怎么不找你们学校去安排个工作回城？我说我正在办，还没有办好。小马说今年你们不必把蜂拉到上林那么远的地方去了，就在武陵我帮你安排几个场地，这里的油菜、紫云英比上林的不会差。我说：好呀！这样我们还可以省点运费。飯后小马骑上自行车带着我到他熟悉的几个大队生产队联系了几处放蜂的场地，他在粮站工作，因收购粮食的关系与下面的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都很熟，联系场地的事没有费什么周折就搞定了。

我在武陵镇上一家小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乘汽车到黎塘，从那里乘那趟湛江到北京的162次快车来到长沙，住到正仁那里。

此时正仁己平反，正在等待厂里分配房子结婚，对象是长沙下放到沅江的一位女知青彭云燕，虽然已办病退回长沙，但因父亲是国民政府的一位下级军官，出身不好，街道工厂她又不想去，所以一直还没有安排工作，就看结婚后能不能以照顾夫妻关系的名义，招工到正仁他们厂里工作。

在长沙的第二天我乘公交车长来到湖南大学学生科，接待我的又是那位马老师，他一见面就说：怎么？安排你的工作你还不去，发给你毕业证你还不来领，现在想通了吧！赶紧把毕业证领回去，我再给你办个报到证，到岳阳人事局报到去吧！我说：我是来要求学校给我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平反通知上不能留任何尾巴，你们说我在校学习期间确有某些错误，请你们列举出事实，我在校学习期间的那一项言行，按现在的那一项标准构成了哪一项错误，列举不出，就不能在我的平反通知上留下“在校学习期间，确有某些错误……”这样的尾巴！马老师说：你吹捧资本主义、丑化社会主义、你攻击党的方针政策、你对现实不满……这些不是错误吗？我说：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是提出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吗？他们能说，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只是比他们早说二十年，就成了错误？对现实不满是错误吗？没有我们祖先对当时的现实不满，我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高度吗？他说不过我，就说：我不跟你狡辩，反正你的改正决定是校党委经再三研究讨论一致通过了的，不能更改！我说那我就拒绝接受你们的“改正”，也不会去领毕业证，更不会接受你们分配的工作。说完我就离开了。

离开了校办公楼后，我来到了住在红叶楼教工宿舍的王老师夫妇家，王老师的夫人胡文琼老师以前是比我高一届的化学系学生，王老师和她在1960年夏都和我一起在湖南制药厂实习了近两个月，所以彼此都比较熟。他们问起我“落实政策”的情况，我把前面这些情况都和他们谈了一下。他们都说湖南在各方面在全国都是最左的，特别是在平反和落实知识份子政策方面更是如此。最近湖大物理系的石任球等几位“右派”教授还联名写信到“光明日报”投诉湖南、湖南大学在平反“右派”和落关知识份子政策方面的极左表现。他们说：你被刘书记他们搞成“反革命集团”后，许多老师都在私下说你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心里话。王老师夫妇一定要留我在他们那里吃午饭，由于互相都比较熟我也就没有多推辞，他们炒了好几个菜还专门炸了一碟花生米下酒，王老师又拿出一瓶白酒和我边飲边谈。飯后我与他们告别，他们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不给我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我是不会接受他们那个还留有“尾巴”的改正的，我也不会接受他们安排的工作，暂时还只能继续把蜂养下去，这次回宁夏后马上就会南下广西越冬，他们说：真羡慕你这种一年到头天南地北、天不管地不管、无拘无束的生活。我心想这其中的艰难苦楚哪里是你们想象得到的啊！

当我从湖大出来经过五一路湘江大桥，来到太平街的水产市场，忽然看到那里有许多大螃蟹在出售，好多年都没有看见过这么多这么大的螃蟹了，我去问了一下价钱，只要五角钱一斤，我心想：不贵呀！从阳澄湖运到长沙，路上除了运费还有损耗，这么大的螃蟹(每个都有半斤以上)怎么只卖五角钱一斤？而且还没有什么人买，我问卖螃蟹的人：这螃蟹是哪里运来的？他说都是渔民们在洞庭湖周围捞来的，多得很。我知道洞庭湖一带，以前是不出产这种学名为“中华绒鳌蟹”的螃蟹的。因为这种螃蟹每年秋季霜降前后性成熟后，都要游走到长江口淡水与海水交界处产卵繁殖，孵化出蟹苗后，在长江口长到大姆指大小时，到春季再迴游到长江下游的江苏安微一带水域生长。洞庭湖一带距长江口太远，螃蟹迴游不到这里，尽管这里水草肥美很适合这种螃蟹的生长，但这一带还是不出产螃蟹。

我后来才了解到：这年春季国家水产部门在长江口捞捕了大量蟹苗，空投到洞庭湖水域，这里的水草和自然条件又特别适合“中华绒鳌蟹”的生长，所以到秋天洞庭湖一带的渔民们捞捕了大量这种又肥又大的螃蟹，而湖南本地人那时还没有吃螃蟹的习惯，所以买的人很少，才这么便宜。我正愁这次再去成都没有什么礼品带给母亲和大姐夫妇，我想大螃蟹不正是他们最稀罕的礼品吗？于是我跟卖螃蟹的渔贩子说：我加一角钱一斤给你，我全部要母的，你给我称十斤，用个竹篓子给我装好，我要带到外地去，那个渔贩子大概也是头一回卖螃蟹，不知道公的与母的有多大区别，见我又加一角钱一斤给他，还一下子就要十斤(他正愁卖不出去哩！)，他很爽快就答应了，我用七块多钱买了卄只半斤多一只的大母螃蟹，回到正仁那里，我把买螃蟹的事告诉正仁，正仁说：这下妈要高兴了，从1958年以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吃过螃蟹，到现在己经有二十二年了。

为防止螃蟹死亡，我赶紧从长沙坐火车经贵阳、重庆到达成都。一下火车我又赶到金陵路十四号大姐家中，母亲和大姐夫妇一见我带去了二十只大螃蟹，而且都是母的，都高兴得不得了，都说二十几年都没有吃过螃蟹了，这下可以大飽口福。母亲要大姐把在四川医学院住读的大外甥志进也叫回来开洋荤吃螃蟹，我吃了一个就不吃了，母亲和大姐夫妇都说：你吃呀！都是你带来的，你怎么就不吃了，我说你们吃吧！你们成都买不到，我常年在外面跑，有的是机会。他们留我在成都住了几天，晚上还带我到邻居吕福家看电视，他们十四号七八户人家只有在学院搞后勤的吕福家有一台十四吋的黑白电视，那些副教授、讲师家里都没有(那时大姐大姐夫都己评上了副教授职称)，吕家很好客，一到晚饭后家里就挤满了来看电视的邻居，记得那时上演的是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是描写二战期间美军一支由各类罪犯组成的敢死队的离奇故亊，剧情跌荡起伏、曲折惊险。对于已被八个“样板戏”和几部老电影搞得对戏剧电影失去了兴趣的中国大陆人来说，“加里森敢死队”几乎成了每晚必不可少的精神粮食。

我临去固原之前，大姐买了一二十斤桔子要我带在路上吃，我回到下青石之后，把剩下的几斤桔子送给穆大爷吃，他们吃后都说：这是啥果子？怎么这么好吃呀！我说：这就是南方的桔子，你们没吃过吗？穆大爷说：别说吃过；连听都没听说过。

到12月20号前后，穆大爷知道我们快要离开下青石回南方之后，有一天穆大爷说要请我到他家里吃午饭，那天中午穆大爷把他家那只他饿得快死都没有捨得吃掉的宝贵的大公鸡拿到阿訇那里去宰了，炖了一大锅鸡汤，还弄了一些红萝卜、白萝卜和大白菜招待我，主食是洋麦烙饼，吃饭时，我埋怨穆大爷不该把那只大公鸡宰了来招待我，我说您家那么困难，有小菜便飯我就很高兴了。穆大爷说：现在分田到户了，到明年就再也不会挨饿了，你明年要再到下青石来，说不定我会请你吃上牛羊肉哩！吃饭时穆大爷和穆老太坚持要把那只大鸡腿夾给我吃，我推脱再三说：这鸡腿还是留给您的大孫女吃吧！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们说还有一只鸡腿是留给孫女吃的，我见实在推脱不过，只好带着一种十分歉疚的心情把那只大鸡腿吃掉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在我们附近放蜂的还有一户陕西洋县的蜂场是一位姓X的老大爷带着他的儿子媳妇一起养蜂，还有陕西兴平县的一个叫王学文的个体养蜂户，后来，来往来熟了，他们两家蜂场都要求和我们一起去广西越冬，大家也都同意了，那位X大爷因到广西后便与我们分手了，打交道的时间不长所以也记不起他姓什么了，这位兴平的王学文后来在广西与我放在一起所以印象深刻。

这年的八月下旬，我在下青石，忽然接到湖南大学发给我的一份公函，里面有一份“改正”通知称：陈Ｘ甫同学在校学习期间，确有某些错误，但属思想认识问题，定为“反动学生”不当，特予改正，补发大学毕业证书，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同函还附有一份到湖南省岳阳市人事局报到的通知单。我收到后，心想：上半年我找学校要求平反，被你们断然拒绝，并要我安心在农村干“革命”，大半年来，你们既未找我本人调查核实情况，怎么又突然找到宁夏给我发函给予“改正”、补发大学毕业证、安排工作(后来正仁来信告诉我，是湖大学生科的人找到他那里来，从他那里了解到我在宁夏放蜂的地址)？后来我想肯定是我写给中组部胡耀邦的申诉信起了作用，是中组部把我的申诉信批转到湖南大学责令湖南大学限期对我落实政策，所以，那个时期以极左著称的湖大当局，才那么急急忙忙找到正仁那里去打听我的地址，把“改正”通知和报到证寄到我放蜂的地方来，好对中组部有个交待，了结这桩他们极不心甘情愿了结的事。

当学校当局自以为我接到“改正”通知和报到证之后，会对他们感激涕零；会急急忙忙跑到学校去领毕业证；会急急忙忙跑到岳阳人事局去报到的时候，我回了一封信给湖南大学，信中我申明：我在校学习期间的所有言行，按现在的标准均不构成任何错误，必须给我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平反通知中不得留任何尾巴，否则我拒绝这种不彻底的“改正”，我不仅拒绝到学校领取毕业证；也不接受你们分配的任何工作。我随信把“改正”通知和报到证一起退回给学校。

到九月份我又接到湖南大学发来的公函，其中声称：经湖南大学党委再次研究决定：你的“改正”通知不能更改，请速来学校领取毕业证和到岳阳市人事局报到。我懒得理他们，准备在我提前去广西看场地时取道长沙，当面去与校方交涉。

从11月份起当地的气温已降至零下十几度这样低的气温，由于天天都出太阳、气候又很干燥，远没有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冻得难受，我还是穿件衬衫、一件棉絨背心、一件卫生衣，一件罩衣，早晚再披上一件旧棉大衣，也不觉得冷，晚上虽然气温低到零下十五六度甚至近零下二十度，由于我住在窑洞里，行军床上也只垫一床薄垫被，盖一床两斤重的晴纶棉薄被，也不觉得怎么冷，我在窑洞里真正体会到了冬暖夏凉的滋味。

接到学校寄来的改正通知后，我知道，我已不会再会株连任何亲友了，我才恢复了与大姐、二姐以及湖大化学系王树信老师和他的夫人胡文琼老师等亲友的联系。大姐来信要我去广西看场地时顺便到成都一见，二姐来信要我趁在固原越小冬时，有空到吳忠一见，王老师也来信要我到长沙时到他家一叙。

这年十月下旬我南下广西去看场地之前，我决定到吳忠去探望一下二姐和二姐夫，由于在宁夏没有什么收入，上半年的收入除交了500元给生产队和在宁夏的几个月生活费、运费之外，已所剩无几了，所以我只带了两啤酒瓶的蜂蜜到吳忠。

我先乘车到固原，再从固原坐汽车到吴忠(那时固原、吳忠都没有通铁路，包(头)兰(州)线只从距吳忠还有二十多里路的青铜峽车站经过)，我按信上的地址于当天下午找到了二姐一家在吳忠师范学校的宿舍。十九年未见面的亲人相见当然都很高兴，在吳忠的那几天，除二姐夫妇在家没宴招待之外，他们还带我去拜访了他们在吳忠的好友，有在银南地委当秘书长的王一峰(系二姐夫吕学修在西安师专的同学和在高陵家乡的同乡)，吳忠一中的物理教师王金陵夫妇，吳忠电影院的钟经理等人家，他们或设家宴，或在飯店招待我。

二姐夫吕学修祖籍河南后移民陕西高陵，毕业于西安师专地理系，毕业后分到吳忠师范学校执教，改行教语文，具有北方人的豪爽性格，书教得很好，喜欢豪飲。当时他们家从学校分得一张“永久”牌单车指标，二姐夫说：我们家已有一辆单车，你长年在外面跑，没有一辆单车不方便，这个指标就送给你。我说：正仁马上要结婚，要不我买下来送给他吧！他说：这样也行。第二天他们到百货公司用这张单车票买和一百九十多元钱回了一辆“永久”双杠加重单车(用锰钢制造的)，要我拿到青铜峡车站去托运给正仁。

次日一早我把新单车打好气便骑上它到二十多里路外的青钢峽车站去办理托运手续，为了防止在运输途中把单车上的漆碰坏我又在托运处的倉库里找到许多别人拆下的包装草绳把整部单车各部位全部都用草绳缠上，回到吳忠后，我对二姐夫妇说：在宁夏采荞麦没有收入，我现在身上的钱还不夠去广西的运费，买单车的钱要等明年春天回湖南采油菜、紫云英花时才能还给你们(大约一百九十多块钱)。二姐说：没关系，你啥时还都行。但二姐夫似乎不太相信我说的话，他对我说：不会吧？我听我们宁夏本地的养蜂人说今年养蜂收成不错嘛！你们在固原怎么会没有收入？我说：养蜂完全是靠天吃飯，有时多下或少下一场雨都对花流不流蜜产生重大影响，吳忠离固原这么远，吳忠一带荞麦流蜜，而固原一带的荠麦不流蜜的情况都是正常的，二姐夫对我的解释似乎并不完全相信。

后来我到广西后，接到二姐夫妇的来信称：买单车的钱就不用还了，那辆单车就算是他们送给正仁的结婚礼物，他们就不给正仁另送结婚礼品了。这显然是二姐夫对我的为人处世缺乏起码的了解，误以为我是一个被当局搞到农村去的“反动学生”流浪汉，为骗取姐姐姐夫的这辆宝贵单车作自己送给弟弟的结婚礼物而玩的小花招。以致他后来想：与其让这辆单车被我骗去作送给正仁的结婚礼物，还不如他们直接送给正仁，这大概就是我留给二姐夫的第一印象。以致到后来，我1981年底结婚时，他只勉强送了一条廉价的毯子作为礼品。直到后来二姐夫妇调回长沙之后，彼此接触多了，他才发现我并不是他原来想象中的那种人，有次他很抱歉地对我说：你结婚我们只送了一条毯子，现在想起来还有点过意不去。

尽管二姐夫一开始对我印印象并不怎么好，但对我的热情招待并没有受影响，我回下青石之前，他还专门跑到吳忠乡下的蘋果园去买了一篓当时著名的“红元帅”蘋果，一篓有六十斤，他们知道我马上要去广西看场地，会取道成都探望母亲和大姐夫妇，要我把这篓蘋果全带去，除留点自己吃之外，余下的全送给母亲和大姐夫妇。这种“红元帅”蘋果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引进的品种，也许是吳忠一带的气候土壤特别适合这种蘋果的生长、结果(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这种蘋果长得又红又大、又香又脆又甜。买好蘋果后，二姐夫又找王一峰帮忙，王一峰便以到固原检查档案工作为由头，从地委车队派了一台七座的小面包车(汽车队和档案工作都归秘书长管)带上司机、秘书室的一位搞挡案工作的人员小X，再加上我和二姐夫妇以及那一大篓有六十斤重的“红元帅”蘋果，一起送我回下青石。

那天一早出发中午到同心县“检查档案工作”，由同心县委办公室招待，在宾馆就餐，同时请二姐夫和王一峰在西安师专的老同学同心县文化館館长马砚平夫妇作陪，吃完饭后，王一峰和那位管档案的小X在同心县有关负责人的陪同下到同心县档案館去转了一圈后，回到车上，我们开车先到马砚平家坐了一下，聊了一下天，他们聊天我没事，我见王砚平家中放了一本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写的回忆录，马砚平见我看得出神，临走时就说你带在路上去看吧！要你姐夫回来时带给我就行。

我们又继续往固原县城开去，同心县周围大多是沙地，是全国闻名的发菜的主要产地之一。直到傍晚才到达固原县城，我们在固原县委招待所住下，晚餐是由固原县委招待，十分丰盛不仅有牛羊肉、大肉，甚至还有鱼和对虾与穆大爷一家的生活真有天壤之别，虽然吃着这种多年不见的美食，但脑子里总是浮现出那天我们看见的穆大爷趟在炕上饿了三天的形象，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王一峰跟我和二姐夫说：等一下我叫司机开车送你们到下青石去，我和小X就在这里召开一个挡案工作会议，学修和司机赶回固原吃午飯，下午我们就回吳忠。

司机把我们送到穆大爷家们口，二姐夫和司机一定要到我住的窑洞和穆大爷家里去看看，当他们看到穆大爷家穷到那个程度都皱起了眉头，二姐夫连忙要那个司机到车上，把吃早飯时从招待所拿的、准备带在路上吃的几个油炸饊子(这是一种以前回民节假日和来了亲友经常吃的油炸食品)拿来送给穆大爷，穆大爷夫妇一边吃一边说：好吃！真香！好多年都没有吃过了。

二姐夫走后，我打开那篓“红元帅”拿了十来个给穆大爷，他们一吃就说：这是啥果子？这么好吃，又香又甜又脆，比我们家的杏好吃多了。我说：这是蘋果呀！你们以前没吃过吗？就是你们宁夏吳忠产的。他们说：没吃过，连见都没见过。

那天晚上我趟在窑洞里我那张活动行军床上久久不能入眠，我想不到这些口口声声要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官员，还可以借工作的名义去办自己的和朋友的私事；我想不到这些共产党的官员们走到哪里都可以享受完全不用自己掏钱掏粮票的公款吃喝，而且即使在固原那样贫困的地区，吃喝的档次还居然那么高，除牛羊肉鸡鸭之外连沿海产的对虾都有。就在这些共产党官员安然免费享用这一切高档享受的同时，又有多少像穆大爷这种贫苦人家在濒临死亡的饥饿状态下痛苦地掙扎？我深感改变这种状态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献身精神的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从吳忠回来后，还在下青石休息了一天，就啓程前往广西看场地，我把那五十多斤蘋果装在两个人造革大旅行袋里，先坐汽车到咸阳，然后转火车前往成都，宝成铁路沿途的景色几乎与我1968年第一次去成都时完全一样，没有一点变化。

列车越过秦岭之后，进入四川，铁路两旁仍然是那种从澳大利亚引进的大叶按和小叶桉，秋收后的田野显得灰暗毫无生气，火车到达成都北站后，由于我在十二年前已来过一次，这次到达的时间又是白天，我下车后很快就找到了公交车总站，一看车牌发现仍然是第十六路车从火车北站开往火车南站，我在人民南路一环路口下车，根据以前的记忆很快就找到了金陵路十四号。这里和十二年前一样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母亲、大姐、大姐夫见到我都很高兴，大外甥志进已考进了四川医学院，小外甥志刚小学也快毕业了。我把带去的二姐他们送的“红元帅”拿给他们吃，他们都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蘋果(后来大姐夫去上海出差还顺便带了一些送给在上海的二姨妈、四姑妈，他们也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蘋果) 。

在与母亲、大姐夫妇的交谈之中才知道1968年10月我离开成都后，在接着开展的那场“清理阶级队伍”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大姐也因受我们兄弟的“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株连，而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经过四川医学院造反派联委的内查外调，实在找不出她与我们兄弟的“反革命集团”有任何关联，又找不出她平时有任何反革命言行，加之上至学院的院系领导；下至她的同事医生、护士、病友甚至医院的勤杂工，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说大姐勤奋好学、医术高超、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而且性情温和平易近人。所以大姐在“牛棚”关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被放出来了。但因她出身不好，三个弟弟又都是反革命，所以她经常被安排到那些又苦又累又危险的科室去上班，她的本行是心内科，却被安排到结核科、急诊科、妇科、小儿科……等科室去当医生，由于大姐以前医学基础知识学得很札实，加之又勤奋好学，所以能够很快塾悉一个新科室的工作，由于在诸多科室的历练使大姐几乎成了一位全科医生。正是“塞翁失马，知非福焉”啊！大姐被关进“牛棚”之后，母亲和大姐夫怕她一时想不开去寻短见，有次便借天冷送棉被的机会，在被子里层夹了一张便条宽她的心。后来大姐放出来后，大姐说她见到那张便条后心里很宽慰，知道亲人们都能理解她，但是她说她是不会寻短见的，一是问心无愧；二是还有母亲、明生和两个儿子，在等着她回去，她是不会丢下他们不管的。

我在成都停了两三天后，又乘火车经重庆、贵阳、长沙、衡阳到黎塘。下车后就决定先到宾阳县武陵公社小马那里去看一下，小马和我们一起从内蒙回来后，因他是武陵镇下放农村的知青，他家里便找关系把他招工招到了武陵粮站工作。

我到武陵粮站找到他，他很高兴(因来前我已写信告诉他)，他马上给粮站的同事打了个招呼，便带我到他在武陵镇上的家里去，他召工后不久便结了婚，现已与父母分开，单独过日子，他向他太太介绍我说这是他以前养蜂的老朋友，她太太赶紧去菜场买了一些菜和一瓶桂林三花酒回来做饭。

吃飯时我们边喝酒边聊天，小马说：那次在炭店其他蜂场都走光了，要不是你在那天晚上带车来炭店把我们蜂场拉到咸阳那麻烦就大了。我说：一起跑的蜂场互相关照是应该的，你不必在意。我把在蒲圻蜂场被没收、追讨蜂场财产和重建蜂场的过程扼要地向他说了一遍。小马说：陈哥！养蜂这碗飯不好吃，现在知青大都已返城安排工作，你是大学生，怎么不找你们学校去安排个工作回城？我说我正在办，还没有办好。小马说今年你们不必把蜂拉到上林那么远的地方去了，就在武陵我帮你安排几个场地，这里的油菜、紫云英比上林的不会差。我说：好呀！这样我们还可以省点运费。飯后小马骑上自行车带着我到他熟悉的几个大队生产队联系了几处放蜂的场地，他在粮站工作，因收购粮食的关系与下面的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都很熟，联系场地的事没有费什么周折就搞定了。

我在武陵镇上一家小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乘汽车到黎塘，从那里乘那趟湛江到北京的162次快车来到长沙，住到正仁那里。

此时正仁己平反，正在等待厂里分配房子结婚，对象是长沙下放到沅江的一位女知青彭云燕，虽然已办病退回长沙，但因父亲是国民政府的一位下级军官，出身不好，街道工厂她又不想去，所以一直还没有安排工作，就看结婚后能不能以照顾夫妻关系的名义，招工到正仁他们厂里工作。

在长沙的第二天我乘公交车长来到湖南大学学生科，接待我的又是那位马老师，他一见面就说：怎么？安排你的工作你还不去，发给你毕业证你还不来领，现在想通了吧！赶紧把毕业证领回去，我再给你办个报到证，到岳阳人事局报到去吧！我说：我是来要求学校给我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平反通知上不能留任何尾巴，你们说我在校学习期间确有某些错误，请你们列举出事实，我在校学习期间的那一项言行，按现在的那一项标准构成了哪一项错误，列举不出，就不能在我的平反通知上留下“在校学习期间，确有某些错误……”这样的尾巴！马老师说：你吹捧资本主义、丑化社会主义、你攻击党的方针政策、你对现实不满……这些不是错误吗？我说：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是提出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吗？他们能说，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只是比他们早说二十年，就成了错误？对现实不满是错误吗？没有我们祖先对当时的现实不满，我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高度吗？他说不过我，就说：我不跟你狡辩，反正你的改正决定是校党委经再三研究讨论一致通过了的，不能更改！我说那我就拒绝接受你们的“改正”，也不会去领毕业证，更不会接受你们分配的工作。说完我就离开了。

离开了校办公楼后，我来到了住在红叶楼教工宿舍的王老师夫妇家，王老师的夫人胡文琼老师以前是比我高一届的化学系学生，王老师和她在1960年夏都和我一起在湖南制药厂实习了近两个月，所以彼此都比较熟。他们问起我“落实政策”的情况，我把前面这些情况都和他们谈了一下。他们都说湖南在各方面在全国都是最左的，特别是在平反和落实知识份子政策方面更是如此。最近湖大物理系的石任球等几位“右派”教授还联名写信到“光明日报”投诉湖南、湖南大学在平反“右派”和落关知识份子政策方面的极左表现。他们说：你被刘书记他们搞成“反革命集团”后，许多老师都在私下说你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心里话。王老师夫妇一定要留我在他们那里吃午饭，由于互相都比较熟我也就没有多推辞，他们炒了好几个菜还专门炸了一碟花生米下酒，王老师又拿出一瓶白酒和我边飲边谈。飯后我与他们告别，他们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不给我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我是不会接受他们那个还留有“尾巴”的改正的，我也不会接受他们安排的工作，暂时还只能继续把蜂养下去，这次回宁夏后马上就会南下广西越冬，他们说：真羡慕你这种一年到头天南地北、天不管地不管、无拘无束的生活。我心想这其中的艰难苦楚哪里是你们想象得到的啊！

当我从湖大出来经过五一路湘江大桥，来到太平街的水产市场，忽然看到那里有许多大螃蟹在出售，好多年都没有看见过这么多这么大的螃蟹了，我去问了一下价钱，只要五角钱一斤，我心想：不贵呀！从阳澄湖运到长沙，路上除了运费还有损耗，这么大的螃蟹(每个都有半斤以上)怎么只卖五角钱一斤？而且还没有什么人买，我问卖螃蟹的人：这螃蟹是哪里运来的？他说都是渔民们在洞庭湖周围捞来的，多得很。我知道洞庭湖一带，以前是不出产这种学名为“中华绒鳌蟹”的螃蟹的。因为这种螃蟹每年秋季霜降前后性成熟后，都要游走到长江口淡水与海水交界处产卵繁殖，孵化出蟹苗后，在长江口长到大姆指大小时，到春季再迴游到长江下游的江苏安微一带水域生长。洞庭湖一带距长江口太远，螃蟹迴游不到这里，尽管这里水草肥美很适合这种螃蟹的生长，但这一带还是不出产螃蟹。

我后来才了解到：这年春季国家水产部门在长江口捞捕了大量蟹苗，空投到洞庭湖水域，这里的水草和自然条件又特别适合“中华绒鳌蟹”的生长，所以到秋天洞庭湖一带的渔民们捞捕了大量这种又肥又大的螃蟹，而湖南本地人那时还没有吃螃蟹的习惯，所以买的人很少，才这么便宜。我正愁这次再去成都没有什么礼品带给母亲和大姐夫妇，我想大螃蟹不正是他们最稀罕的礼品吗？于是我跟卖螃蟹的渔贩子说：我加一角钱一斤给你，我全部要母的，你给我称十斤，用个竹篓子给我装好，我要带到外地去，那个渔贩子大概也是头一回卖螃蟹，不知道公的与母的有多大区别，见我又加一角钱一斤给他，还一下子就要十斤(他正愁卖不出去哩！)，他很爽快就答应了，我用七块多钱买了卄只半斤多一只的大母螃蟹，回到正仁那里，我把买螃蟹的事告诉正仁，正仁说：这下妈要高兴了，从1958年以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吃过螃蟹，到现在己经有二十二年了。

为防止螃蟹死亡，我赶紧从长沙坐火车经贵阳、重庆到达成都。一下火车我又赶到金陵路十四号大姐家中，母亲和大姐夫妇一见我带去了二十只大螃蟹，而且都是母的，都高兴得不得了，都说二十几年都没有吃过螃蟹了，这下可以大飽口福。母亲要大姐把在四川医学院住读的大外甥志进也叫回来开洋荤吃螃蟹，我吃了一个就不吃了，母亲和大姐夫妇都说：你吃呀！都是你带来的，你怎么就不吃了，我说你们吃吧！你们成都买不到，我常年在外面跑，有的是机会。他们留我在成都住了几天，晚上还带我到邻居吕福家看电视，他们十四号七八户人家只有在学院搞后勤的吕福家有一台十四吋的黑白电视，那些副教授、讲师家里都没有(那时大姐大姐夫都己评上了副教授职称)，吕家很好客，一到晚饭后家里就挤满了来看电视的邻居，记得那时上演的是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是描写二战期间美军一支由各类罪犯组成的敢死队的离奇故亊，剧情跌荡起伏、曲折惊险。对于已被八个“样板戏”和几部老电影搞得对戏剧电影失去了兴趣的中国大陆人来说，“加里森敢死队”几乎成了每晚必不可少的精神粮食。

我临去固原之前，大姐买了一二十斤桔子要我带在路上吃，我回到下青石之后，把剩下的几斤桔子送给穆大爷吃，他们吃后都说：这是啥果子？怎么这么好吃呀！我说：这就是南方的桔子，你们没吃过吗？穆大爷说：别说吃过；连听都没听说过。

到12月20号前后，穆大爷知道我们快要离开下青石回南方之后，有一天穆大爷说要请我到他家里吃午饭，那天中午穆大爷把他家那只他饿得快死都没有捨得吃掉的宝贵的大公鸡拿到阿訇那里去宰了，炖了一大锅鸡汤，还弄了一些红萝卜、白萝卜和大白菜招待我，主食是洋麦烙饼，吃饭时，我埋怨穆大爷不该把那只大公鸡宰了来招待我，我说您家那么困难，有小菜便飯我就很高兴了。穆大爷说：现在分田到户了，到明年就再也不会挨饿了，你明年要再到下青石来，说不定我会请你吃上牛羊肉哩！吃饭时穆大爷和穆老太坚持要把那只大鸡腿夾给我吃，我推脱再三说：这鸡腿还是留给您的大孫女吃吧！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们说还有一只鸡腿是留给孫女吃的，我见实在推脱不过，只好带着一种十分歉疚的心情把那只大鸡腿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