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 — 中国民主党和洛杉矶中国民主平台4月6日在洛杉矶附近的蒙特利公园市联合主办了“六四屠杀与今日中国”主题讲座，吸引了众多关注中国政治和人权的人士参加。历史文献学者、八九民运参与者吴仁华作为主讲者，深入探讨了六四事件对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的影响，并对当今中国的民主前景进行了深入分析。吴仁华在演讲中指出，美国人凭借努力和勤奋可以成为中产阶级，但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变，中国人将永远无法成为中产阶级。他强调，中国当前的问题不在于领导人，而在于制度，习近平只是制度问题的一个缩影。

吴任华表示，习近平只是一个红色家族的后代，比其他领导人更蛮横、傲慢和自我。他实施的某些措施更具激进性，因此被称为“加速师”，加速了中国各个领域的恶化。然而，实质问题仍与制度相关，特别是与中国当局在六四事件后采取的若干重要措施有关。

“中国的问题不是领导人的问题，不是习近平问题。习近平是做的很糟糕，可以批评、可以骂，但不能简单归结到习近平。习近平下台，别的人上台，可能中国就改变了，不是的，是制度的问题，”吴仁华说。

六四屠杀与中共维稳

在讲座中，吴仁华回顾了六四事件后中国政府采取的重要措施，包括确立维稳思维、建立维稳体系以及放弃对意识形态的争论等。他指出，六四事件导致共产党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争论，转而利用经济建设成果来赢得支持，以加强其合法性。此外，吴仁华还提到，中国的维稳体系从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一直到习近平时期都在不断巩固，维稳经费也在不断增加。

吴仁华告诉美国之音，自八九民运后，“（中共）首先确立了维稳思维，稳定压倒一切和将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稳定一直是中共当局最重要的工作，超越经济、文化等其他的方面。所以才会中共的维稳费超过了军费，因为把稳定放在第一位。”

吴仁华提到，在今年春季召开的全国人大上，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反复提及的词汇之一就是“安全”，出现了29次，而“习近平”仅出现了16次。这表明习近平经常强调的“政权安全”即稳定至关重要，必须保住共产党的政权。这也意味着共产党认为，稳定优先于一切，维护其政权至关重要。这正是六四事件后共产党面对国际制裁和国内广泛不满所采取的第一项措施。

吴仁华表示，中国的维稳体系从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一直到习近平时期都在不断巩固，维稳经费也在不断增加。因此，不能说对社会的野蛮控制是习近平开始的，是自六四后维稳体系就一直存在并持续强化。只是因为习近平于2012年上台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更多的经济实力来加强维稳体系，包括引进了许多高科技，如人脸识别等。因此，对社会的监控也变得更加严格。

六四屠杀与中共意识形态的破灭

吴任华也指出，六四屠杀导致中共的传统意识形态被戳穿，没有人再信（共产党），“所以在六四屠杀以后，共产党把‘爱国主义’作为宣传的主旋律，伴随着爱国主义而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激烈，高点就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今天中国为什么那么多‘粉红’、‘爱国贼’，不是因为习近平，因为六四以后，把‘爱国主义’作为主旋律，带来的这么一种结果，”吴仁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吴仁华表示，由于六四事件中政府和军队开枪打人民，导致执政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因此共产党利用经济建设成果来赢得各界人士的支持，以加强其合法性。这种做法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前是奏效的，但疫情封城三年改变了这种情况。

“在反对疫情封锁之前，中国的富豪，包括绝大多数中产阶级，是支持共产党的。相比六四以后大家普遍的上街反对不一样，为什么，这些人在经济发展中获利了，所以他们成为利益集团的一部分，所以疫情封城三年之前中国国内、包括海外的网络上，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是帮共产党说话的，”吴仁华说，“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封城以后这些有钱人，包括中产阶级感受到自由的重要。所以纷纷逃离中国，今天国内、国外的网络很少有钱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帮共产党说话，因为被社会主义的‘铁拳’砸到了，”

聆听历史，探寻未来

此次讲座的参与者认为，历史文献学者吴任华的讲座意义在于，通过聆听历史，探寻未来。这场讲座不仅是对六四事件的追思和纪念，更是对当今中国政治现状和民主前景的深刻思考。

活动负责人王中伟对美国之音表示，吴仁华的讲述让人们对六四事件及其后续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以其独到的见解和亲历者的身份，为与会者带来了一次思想的盛宴，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反思。

参与者张振振表示，这样的活动对于在中国国内难以全面了解中国民主进程的人们尤为重要，能够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观点和事实，启发高尚思想。

今年40岁的张振振来自江苏省徐州市。他表示，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他看到了那些为中国民主事业付出时间的人，因此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中国是可以实现民主的。他认为民主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他积极参与社团的活动，以行动支持这一理念。

“吴仁华在香港人士的帮助下，从中国大陆逃出来后，写下的愿望是‘活着干、死了算’，他要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奉献一生，因为他的学生在六四被屠杀，他看到血淋淋的尸体躺在学校的课桌上，所以吴仁华举行活动我每次都要来，他是历史的亲历者，通过他的讲述仿佛历史回到了我的眼前，”张振振说。

另一位参与者梁亚力表示，中国向民主转型可能需要更多新的思路和妥协，而不仅仅是对共产党的抵抗。他认为，通过一次次的妥协和斗争，才能改变中国的民主现状。

“通过讲座我更加了解到，中国向民主转型，可能更需要一些除了对共产党的批判、抵抗，我们还需要一些新的思路，凝结更多的力量，有更大的妥协，更多的开放态度，来凝聚更多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基层的共产党人。”梁亚力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委耿冠军也表示，吴仁华的讲座对于民主党内外人士都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当前形势。

“他（吴仁华）对海外民运的看法和认识非常清晰，对共产党的一些看法也非常客观。他的讲座对我们民主党内部人员的成长非常有益，同时也有助于党外人士更清楚地了解当前的形势，”耿冠军对美国之音说。

洛杉矶 — 中国民主党和洛杉矶中国民主平台4月6日在洛杉矶附近的蒙特利公园市联合主办了“六四屠杀与今日中国”主题讲座，吸引了众多关注中国政治和人权的人士参加。历史文献学者、八九民运参与者吴仁华作为主讲者，深入探讨了六四事件对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的影响，并对当今中国的民主前景进行了深入分析。吴仁华在演讲中指出，美国人凭借努力和勤奋可以成为中产阶级，但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变，中国人将永远无法成为中产阶级。他强调，中国当前的问题不在于领导人，而在于制度，习近平只是制度问题的一个缩影。

吴任华表示，习近平只是一个红色家族的后代，比其他领导人更蛮横、傲慢和自我。他实施的某些措施更具激进性，因此被称为“加速师”，加速了中国各个领域的恶化。然而，实质问题仍与制度相关，特别是与中国当局在六四事件后采取的若干重要措施有关。

“中国的问题不是领导人的问题，不是习近平问题。习近平是做的很糟糕，可以批评、可以骂，但不能简单归结到习近平。习近平下台，别的人上台，可能中国就改变了，不是的，是制度的问题，”吴仁华说。

六四屠杀与中共维稳

在讲座中，吴仁华回顾了六四事件后中国政府采取的重要措施，包括确立维稳思维、建立维稳体系以及放弃对意识形态的争论等。他指出，六四事件导致共产党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争论，转而利用经济建设成果来赢得支持，以加强其合法性。此外，吴仁华还提到，中国的维稳体系从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一直到习近平时期都在不断巩固，维稳经费也在不断增加。

吴仁华告诉美国之音，自八九民运后，“（中共）首先确立了维稳思维，稳定压倒一切和将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稳定一直是中共当局最重要的工作，超越经济、文化等其他的方面。所以才会中共的维稳费超过了军费，因为把稳定放在第一位。”

吴仁华提到，在今年春季召开的全国人大上，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反复提及的词汇之一就是“安全”，出现了29次，而“习近平”仅出现了16次。这表明习近平经常强调的“政权安全”即稳定至关重要，必须保住共产党的政权。这也意味着共产党认为，稳定优先于一切，维护其政权至关重要。这正是六四事件后共产党面对国际制裁和国内广泛不满所采取的第一项措施。

吴仁华表示，中国的维稳体系从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一直到习近平时期都在不断巩固，维稳经费也在不断增加。因此，不能说对社会的野蛮控制是习近平开始的，是自六四后维稳体系就一直存在并持续强化。只是因为习近平于2012年上台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更多的经济实力来加强维稳体系，包括引进了许多高科技，如人脸识别等。因此，对社会的监控也变得更加严格。

六四屠杀与中共意识形态的破灭

吴任华也指出，六四屠杀导致中共的传统意识形态被戳穿，没有人再信（共产党），“所以在六四屠杀以后，共产党把‘爱国主义’作为宣传的主旋律，伴随着爱国主义而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激烈，高点就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今天中国为什么那么多‘粉红’、‘爱国贼’，不是因为习近平，因为六四以后，把‘爱国主义’作为主旋律，带来的这么一种结果，”吴仁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吴仁华表示，由于六四事件中政府和军队开枪打人民，导致执政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因此共产党利用经济建设成果来赢得各界人士的支持，以加强其合法性。这种做法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前是奏效的，但疫情封城三年改变了这种情况。

“在反对疫情封锁之前，中国的富豪，包括绝大多数中产阶级，是支持共产党的。相比六四以后大家普遍的上街反对不一样，为什么，这些人在经济发展中获利了，所以他们成为利益集团的一部分，所以疫情封城三年之前中国国内、包括海外的网络上，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是帮共产党说话的，”吴仁华说，“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封城以后这些有钱人，包括中产阶级感受到自由的重要。所以纷纷逃离中国，今天国内、国外的网络很少有钱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帮共产党说话，因为被社会主义的‘铁拳’砸到了，”

聆听历史，探寻未来

此次讲座的参与者认为，历史文献学者吴任华的讲座意义在于，通过聆听历史，探寻未来。这场讲座不仅是对六四事件的追思和纪念，更是对当今中国政治现状和民主前景的深刻思考。

活动负责人王中伟对美国之音表示，吴仁华的讲述让人们对六四事件及其后续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以其独到的见解和亲历者的身份，为与会者带来了一次思想的盛宴，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反思。

参与者张振振表示，这样的活动对于在中国国内难以全面了解中国民主进程的人们尤为重要，能够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观点和事实，启发高尚思想。

今年40岁的张振振来自江苏省徐州市。他表示，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他看到了那些为中国民主事业付出时间的人，因此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中国是可以实现民主的。他认为民主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他积极参与社团的活动，以行动支持这一理念。

“吴仁华在香港人士的帮助下，从中国大陆逃出来后，写下的愿望是‘活着干、死了算’，他要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奉献一生，因为他的学生在六四被屠杀，他看到血淋淋的尸体躺在学校的课桌上，所以吴仁华举行活动我每次都要来，他是历史的亲历者，通过他的讲述仿佛历史回到了我的眼前，”张振振说。

另一位参与者梁亚力表示，中国向民主转型可能需要更多新的思路和妥协，而不仅仅是对共产党的抵抗。他认为，通过一次次的妥协和斗争，才能改变中国的民主现状。

“通过讲座我更加了解到，中国向民主转型，可能更需要一些除了对共产党的批判、抵抗，我们还需要一些新的思路，凝结更多的力量，有更大的妥协，更多的开放态度，来凝聚更多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基层的共产党人。”梁亚力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委耿冠军也表示，吴仁华的讲座对于民主党内外人士都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当前形势。

“他（吴仁华）对海外民运的看法和认识非常清晰，对共产党的一些看法也非常客观。他的讲座对我们民主党内部人员的成长非常有益，同时也有助于党外人士更清楚地了解当前的形势，”耿冠军对美国之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