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 — 西藏流亡政府主席（正式名称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最近通过印度媒体表示，他的代表已于北京方面通过秘密渠道打了一年多的交道，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中国外交部则对此予以否认，称北京只与十四世达赖喇嘛接触商谈，而且仅限于他的“个人前途问题”。分析人士普遍对北京与达兰萨拉的任何形式的对话不抱希望。印度报业托拉斯最先披露了西藏流亡政府与北京通过秘密渠道沟通的消息。该通讯社4月25日报道，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对一些记者说，“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有了秘密渠道（接触）。但我们对此没有立即的期望。这必须是长期的（接触）。”他还强调，“会谈是非常非正式的”。

但中国外交部一天后否认边巴次仁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4月2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指责西藏流亡政府是“藏独组织”，并表示北京只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对话。

汪文斌说，中国政府的对话接触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接触商谈的对象只能是十四世达赖的私人代表，而不是什么‘西藏流亡政府’或‘藏人行政中央’，中国政府不会与它打交道。第二，接触商谈要谈的只能是十四世达赖本人，最多加上他周围一些人的个人前途问题，而不是谈什么‘西藏高度自治问题’。”

目前还不清楚西藏流亡政府与北京方面具体谈论了哪些内容。但分析人士质疑，达兰萨拉与北京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是否有效。

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教授谢林·琼宗·布蒂亚（Tshering Chonzom Bhutia）对美国之音说，“从2002年到2010年，即使不考虑2008年（拉萨）的抗议活动，之前举行的对话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取得成果。”

她还担心，目前的对话可能只是为了减轻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压力，而不会取得实质性成果。“目前的‘秘密渠道’仅仅是为了缓和国际社会/美国的压力，那么除了在西藏问题再次不再相关或国际环境平静之前表演，我们无所期待。”

对于北京方面仅与达赖喇嘛而不是西藏流亡政府对话的立场，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丹增列谢对“西藏之声”电台(Voice of Tibet)表示，达拉萨拉一直秉承“中间道路”的双赢政策，即西藏根据中国宪法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而非中国外交部最近所说的寻求“西藏独立”、“高度自治”或者“变相独立”。

但有汉藏关系专家指出，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支持的“中间道路”对散居海外的藏人产生了分裂性影响，称这一策略打击了支持者的士气，并在主张中间道路的人和寻求完全独立的人之间造成了裂痕。

知名藏人活动家丹增尊仁(Tenzin Tsundue)对这些秘密对话持批评态度。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表示希望讨论达赖喇嘛的未来，这意味着两件事：他们只对达赖喇嘛的权威感兴趣，而不是西藏的事业；没有达赖喇嘛的合作，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目前，有大约15万藏人生活在海外40多个国家，主要是印度、尼泊尔、北美地区和欧洲。他们在如何更好地推动在中国境内的630万藏人的权利问题上分歧明显。一些人呼吁西藏恢复到1950年中共军队进驻时的独立地位。

丹增尊仁说：“既然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他们的政治利益只是达赖喇嘛的未来，而不是西藏和七百万藏人的事业，我们就必须回到我们最初要求西藏独立的呼声上来。”

喜马拉雅亚洲研究与参与中心(Centre for Himalayan Asia Studies and Engagement)主席、藏学家维贾伊·克朗提(Vijay Kranti)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达赖喇嘛现在最好的选择是最终认识到，他通过提出‘中间道路’与中国和解的良好愿望并未奏效。因此，与其把时间浪费在与中国政府无关紧要的对话上，他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团结和重振藏人社区，重振全世界的西藏支持运动，否则对他和西藏来说都为时已晚。”

克朗提亦表示，任何形式的“对话”似乎都是徒劳的。“北京与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接触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其对西藏的控制。”他还指出，把希望错误地寄托在与北京对话上可能会分散国际社会对西藏的支持。

新德里 — 西藏流亡政府主席（正式名称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最近通过印度媒体表示，他的代表已于北京方面通过秘密渠道打了一年多的交道，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中国外交部则对此予以否认，称北京只与十四世达赖喇嘛接触商谈，而且仅限于他的“个人前途问题”。分析人士普遍对北京与达兰萨拉的任何形式的对话不抱希望。印度报业托拉斯最先披露了西藏流亡政府与北京通过秘密渠道沟通的消息。该通讯社4月25日报道，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对一些记者说，“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有了秘密渠道（接触）。但我们对此没有立即的期望。这必须是长期的（接触）。”他还强调，“会谈是非常非正式的”。

但中国外交部一天后否认边巴次仁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4月2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指责西藏流亡政府是“藏独组织”，并表示北京只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对话。

汪文斌说，中国政府的对话接触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接触商谈的对象只能是十四世达赖的私人代表，而不是什么‘西藏流亡政府’或‘藏人行政中央’，中国政府不会与它打交道。第二，接触商谈要谈的只能是十四世达赖本人，最多加上他周围一些人的个人前途问题，而不是谈什么‘西藏高度自治问题’。”

目前还不清楚西藏流亡政府与北京方面具体谈论了哪些内容。但分析人士质疑，达兰萨拉与北京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是否有效。

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教授谢林·琼宗·布蒂亚（Tshering Chonzom Bhutia）对美国之音说，“从2002年到2010年，即使不考虑2008年（拉萨）的抗议活动，之前举行的对话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取得成果。”

她还担心，目前的对话可能只是为了减轻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压力，而不会取得实质性成果。“目前的‘秘密渠道’仅仅是为了缓和国际社会/美国的压力，那么除了在西藏问题再次不再相关或国际环境平静之前表演，我们无所期待。”

对于北京方面仅与达赖喇嘛而不是西藏流亡政府对话的立场，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丹增列谢对“西藏之声”电台(Voice of Tibet)表示，达拉萨拉一直秉承“中间道路”的双赢政策，即西藏根据中国宪法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而非中国外交部最近所说的寻求“西藏独立”、“高度自治”或者“变相独立”。

但有汉藏关系专家指出，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支持的“中间道路”对散居海外的藏人产生了分裂性影响，称这一策略打击了支持者的士气，并在主张中间道路的人和寻求完全独立的人之间造成了裂痕。

知名藏人活动家丹增尊仁(Tenzin Tsundue)对这些秘密对话持批评态度。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表示希望讨论达赖喇嘛的未来，这意味着两件事：他们只对达赖喇嘛的权威感兴趣，而不是西藏的事业；没有达赖喇嘛的合作，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目前，有大约15万藏人生活在海外40多个国家，主要是印度、尼泊尔、北美地区和欧洲。他们在如何更好地推动在中国境内的630万藏人的权利问题上分歧明显。一些人呼吁西藏恢复到1950年中共军队进驻时的独立地位。

丹增尊仁说：“既然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他们的政治利益只是达赖喇嘛的未来，而不是西藏和七百万藏人的事业，我们就必须回到我们最初要求西藏独立的呼声上来。”

喜马拉雅亚洲研究与参与中心(Centre for Himalayan Asia Studies and Engagement)主席、藏学家维贾伊·克朗提(Vijay Kranti)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达赖喇嘛现在最好的选择是最终认识到，他通过提出‘中间道路’与中国和解的良好愿望并未奏效。因此，与其把时间浪费在与中国政府无关紧要的对话上，他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团结和重振藏人社区，重振全世界的西藏支持运动，否则对他和西藏来说都为时已晚。”

克朗提亦表示，任何形式的“对话”似乎都是徒劳的。“北京与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接触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其对西藏的控制。”他还指出，把希望错误地寄托在与北京对话上可能会分散国际社会对西藏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