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主管副县长反映Ｘ池的贫困现状 为Ｘ池爭取到更多民政政经费 为掌握民政对像真实情况 起早摸黑翻山越岭历时四个多月走访记录全公社一百六十一个生产队民政工作对像的家庭情况 在龙卷风灾水灾后有的放矢对五保户困难户和受灾户进行救济 连夜步行七十里探视受灾艳华母女 利用中央文件力拒公社领导截留民政经费 决心改变Ｘ池以往民政经费违规使用的不良现象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从成都回到汨罗之后，我准备赶回Ｘ池公社去上班，但听同事说：马上要在县大礼堂召开一年一度的国家干部大会，学习中共中央发佈的1983年一号文件，并对去年全县的工作进行总结、评比；佈置今年的工作和任务。今年的中央文件正式肯定，并要求在全国推广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的政策，尽管实行“合作化”、“公社化”后，自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开“分田到户”之先河以来，全国大多数的农村地区都自发地群起仿效，“分田到户”都已成为既成事实，而且成效卓著。

自全国“解放”以来一直被饥馑困扰的中国大陆农村，自“分田到户”以来，绝大多数农村都已摆脱飢馑的长期困扰，而国家征购、收购的粮食也大为增加。但中共中央在陈云之类的极左派领导人的阻扰之下，直到1983年才在发佈的中央一号文件之中正式承认并在全国农村推广实施这一政策，为了否定“分田到户”的资本主义性质，硬给“分田到户”起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联产承包责任制”，以维持这一政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名份。

我趁在县里参加国家干部大会的机会，专门找到分管政法的副县长邓盛厚，向他报告：Ｘ池公社虽然地处汨罗江以南(按当时汨罗县的习惯，以汨罗江为界，江南为富裕地区，江北为贫困地区)，但玉池虽地处汨罗江以南，但因山高林密、田土稀少(人均不足四分地)、海拔高，秋季山区常为云雾所缭绕，水稻只能种植一季，全年人平收入为全县最低。按国家的民政政策，国家每年拨付给Ｘ池的民政经费人平应高于全县平均水平，而实际情况却是：国家每年拨付给Ｘ池的民政经费还远远低于全县的平均水平。以1982年为例：这年国家拨付给全县的民政救济经费人平为五角多钱，而1982年拨付给Ｘ池的民政救济经费人平只有二角五分钱，连全县平均水平的一半还不到。希望邓副县长和县民政局今后在拨付民政救济经费时考虑Ｘ池公社的具体情况，能使拨付给Ｘ池的民政经费人均高于全县的平均水平。

邓副县长说：你反映的情况很好，以前我们没有注意Ｘ池的特殊情况，也没听Ｘ池以前的民政干部反映过。今后县里分配民政救济经费时，会适当照顾Ｘ池的，你是新来的民政于部吧？以前没见过你。我说：是的。

结果这次反映情况还真的起到了作用，从1983年起只有九千多人口的Ｘ池公社每年拨付的民政救济经费都与山下人口达两万多人的白水公社和川山公社一样多。有了经费开展民政工作就有了财政保障。

国家干部大会散会后，回到Ｘ池公社，我想要搞好民政工作首先就要了解全公社各生产队所有民政工作对象的生活和经济状况，于是我决定先花所有时间和精力去调查子解各队社员的生活状况，我到玉池后的前四个多月，除了参加公社统一的计划生育工作之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走访各生产队的社员家庭上。

每天在公社早餐后，我就依次到各大队各生产队去调查了解每队的五保户、困难户、四属户(户主在外工作的人家)、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等民政工作对相的详细情况。

我把全公社十五个大队共一百六十一个生产队都跑子一遍，我把每户民政工作对相的家庭一年收获多少稻谷、红薯；一年山里的竹木收入多少钱；一年喂几头猪；家中有无耕牛；家中有无泥工、木工、篾匠，一年收入多少钱；家中有多少人口，有无学生在外读书，有无伤老病残人员；家中有没有人在外工作……等一系列家庭状况调查清楚后，我把所调查了解的各家各户的情况都登记在我的工作笔记本上(一共记满了八九个公社配发的工作笔记本)。我根据民政工作对象各家各户的经济状况，把他们分成九等，分别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这九等，这样在进行民政救济时我就有了依据，知道哪些人应当救济；哪些人不应当救济。我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一十分艰巨的工作。

在这段时间，我除了公社有时要我配合参加计划生育工作之外，每天一早，我一吃完早饭就依次下到各生产队去调查了解各民政工作对象的家庭状况。我先找到生产队长请他先向我介绍他队上的基本情况，然后由他帶领我到各户人家去调查了解，有的队由于路途遥远，又要翻山越岭有时为了调查完这一个队的情况，免得明天又要来跑一趟以节省时间，有时搞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公社吃晚饭。

在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是在公社食堂晚饭后很久，才赶回公社吃晚饭，只好麻烦食堂的熊师傅帮我把剩飯剩菜炒热一下吃，弄得熊师傅都有点不耐烦了。有次我到一个偏远的生产队去调查了解情况，由于住户住得分散，不仅路远又都是翻大山，为了一天把那个队的情况调查完，免得明天又来跑一趟，那天我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回到公社，此时厨房的熊师傅已经睡下了，由于厨房的钥匙在熊师傅那里，我爬了一天山，此时又饿又累，我不得不把他叫醒，请他帮我热一下剩下的饭菜，此时熊师傅终于忍不住了，他一边帮我热飯菜，一边抱怨说：哪你见过你这样的干部？天天搞到半夜才回来吃饭，有什么事难道不能等到明天再去办？我说：熊师傅，我是为公事才这么晚回来，你有责任热饭菜给我吃，如果我是为私事这么晚才回来，我宁愿餓一餐，也不会来麻烦你的。因我说得有理，他才停止了报怨。此后我回来得再晚，他都没有再抱怨过。

我之所以坚持赶回公社吃晚饭，是为了减轻社员们的额外负担，我不愿在我所调查的社员家里吃饭，因为我若在社员家里吃一顿飯，他们见是公社干部在他家吃饭，那些贫苦的社员们都要想方设法炒几个鸡蛋或是把家里仅有的一点荤菜拿出来招待我，而按规定我们在社员或队干部家吃一顿飯只付给社员或队干部半斤粮票两角钱，远低于他们对我们的招待。而且我知道那几只鸡蛋很可能就是他们指望用来到供销社去换取照明用的煤油、食盐或火柴的，那点荤菜就是他们留作招待前来做客的至亲好友用的，我去吃掉之后，将给他们造成多大的困难呀！有时中午距公社又远，我通常是附近如有供销社、代销点我就会在那里买点饼干之类的食品充饥，实在没有办法就只好到当地的大队干部或生产队干部家去吃午饭，这些队干部们的家境通常都比一般社员家里要好，我用半斤粮票两角钱在他们家里吃一頓午饭，不会对他们造成多大的困难。但是晚饭我始终坚持不论多晚我都要回到公社吃。

当我把全公社的民政工作对象家里的情况都了解清楚之后不久，汨罗遭遇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强龙卷风的袭击，给汨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房屋毁损和一些人员伤亡。Ｘ池由于高山的阻挡风势没有平地上那么大，所以造成的损失主要就是竹木的折断、房屋的损毁，基本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平地上损毁的房屋很多，许多房子的屋顶都被掀掉了，在龙卷风中心经过的地方有数百年前的古塔被龙卷风卷起来，掉到了好几十米远之外的地方。

风灾发生过后，公社召开全公社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大会，我赶印了一些表格交各大队填报风灾损失情况，然后我限据各大队申报的风灾损失情况，立即下到各大队和生产队进行核实，然后统计上报县民政局，Ｘ池的主要损失是山里生长的楠竹被大风吹断了约20万根，有数百所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损毁严重的有20余户，基本没有人员伤亡。

不久民政部的救灾款就拨付到了县里，隨后救灾款就拨付到了各公社。此时民政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共同发佈了一份关于民政经费的保管、使用和发放的具体规定(该文件通常简称为“中央两部两行文件”)。有了这份文件民政经费的发放、保管便有了依据。第一批救灾款Ｘ池拨来了一万元，与山下那几个两万多入的大公社拨的救灾款一样多，这表明在县国家干部大会期间我向管政法的邓副县长反映的情况已发挥了作用。

接着我根据受灾家庭的损失情况和他们的经济状况，确定了各户灾民的救济金额，然后通过大队干部通知灾民们带私章来公社领取救灾款。

救灾款发放完毕后，又陆续来了几笔救济款。

到七月份汨罗又遇到特大洪水灾害，Ｘ池是山区洪灾的影响不大，只是暴雨造成的山洪冲毀了一些农田和对几所房屋屋造成了一些损害，上面又拨了几次救灾款和救济款来，这年前后拨到玉池的救灾款、救济款总金额达到了三万几千元。

洪灾发生时，我正在用电话向县民政局优抚科的胡科长汇报Ｘ池的灾情，汇报完后，胡科长在电话里对我说：老陈讶！你不要光顾Ｘ池的灾情，你住的友谊河边上的菜二队已被洪水淹成了一片汪洋，你快回去看看吧！我听到后心情紧張，担心艳华母女的安危，我在公社给艳华在县邮电局工作的弟弟打了个电话，得知艳华在发大水之前就带着芳芳住到石仑的娘家去了，我想她娘家就在新市汨罗江对岸不远处，地势也不高，不知是否已被洪水淹没？

我连忙到公社书记和社长那里去请了个假，就匆匆忙忙往石仑赶，此时已到下午五点多，开往县城的班车早已开走，我只能步行七十多里路赶往石仑，我从Ｘ池下山经团山、新开到黄柏，一路上连个卖吃的东西的地方都没有，到黄柏镇上已到了晚上九点多，供销社早已关了门，此时我又累又餓只好叫开供销社的门，向值班的人员说明情况，请他卖了一斤饼干给我，他又倒了一杯水给我，我就着那杯水把那一斤饼干吃掉了一半，接着又继续赶路。

当我沿老的107国道赶到新市时，新市镇及其周围早已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连接新市汨罗江两岸的新市大桥也被淹没水下，我走到水边脱下衣裤只穿一条短裤，便以公路两边的两行树木为参照，把衣裤顶在头顶上在水中沿着107国道往对岸的石仑方向行走，经过新市大桥后路上的水越来越深，到后来脚已踩不到底，我只好举着衣服在公路的上面踩水朝艳华家游去。当我游到距艳华家不远处时，我看到她家的房子离水面已不到一尺高，幸亏他家的房子还在土砖墙的下面砌了三四块砖高的靑砖，若水再涨高一尺多土砖墙被洪水一浸泡，整个房子就会全部垮塌。

我见她家房子里没有一点灯光，我叫了两声也没有人应，我估计他们已搬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去了，但他们会搬到什么地方去躲避水灾呢？我分析了一下，认为最大的可能是搬到艳华的同母异父的哥哥孙大兵家里去了，她哥哥家在孫家河.那里地势较高，两家关系也比较密切。

于是我又往回游到靠近新市大桥的一个路口转往另一条通往高处的公路，不久就登上了陆地。

我找到艳华哥哥家，那时已到了半夜一点多钟，他们都已入睡，我叫开门后，他们都很惊讶，都说：这么晚、这么深的水你怎么来了？我说：我傍晚才知道家里被洪水淹没，，就连夜赶过来了，刚才是游泳过来的，先游到了你家见没有人，估计你们搬到这里来了，所以才找到这里来的，我见两家老小都安然无恙，这才放下心来，她哥哥嫂嫂连夜又下了一碗面条给我充饥。

第二天我和艳华带着芳芳坐划子过渡到新市107国道的岔路口登上通往汨罗的道路的干岸上，再乘车到达汨罗县城，此时洪水已有所消退，我们住的菜二队友谊河边的河堤已退出了水面。我们抱着芳芳沿河堤往南走，走到我们租住的房子那里，只见我们租住的一楼的那间房还淹没在洪水之中，此时我们心想我们在房中的柜子、箱子里面和床上的被子、衣物、书籍、照片、信件和个人文件肯定全都完了。此时我见我们的房东老杨划着他用木头木板自制的一个小木簰过来了，我们连忙叫他，他将木簰划到我们面前说：你们还知道回来呀！你们房里的东西全浸在水里了，涨水那天眼看着洪水进了房，我们刚把自已的东西搬到二楼上，我和细静(他的太太)就下来搬你们房间里的东西(老杨夫妻为人热情诚恳与我们关系很好，平时我们不在时都把一片房门钥匙放在他们家里，以便他们帮我们照看东西)刚把你们的一口皮箱和床上的被子枕头搬到二楼去，再准备下来搬其他东西时，水已经涨到窗户都俺了一半那么高，吓得我们连忙跑回二楼去躲避，幸亏洪水涨到距二楼楼板还差十几厘米时才停止了继续上涨，否则我们只能躲到阁楼上去。

我们谢谢老杨之后说：想坐他的本簰到房间里去看一下究竟被淹成了什么样子，老杨说：现在你们房间里漂满了东倒西歪的柜子、床舖和其他家具，门都被堵住了打不开，只有等大水退掉之后，你们再来清理打扫房间。我们只好到了艳华弟弟在邮电局的一间单人宿舍暂住了下来，等候洪水的退去。

我在邮电局打了个电话给公社领导报告情况，并说可能要在汨罗多停几天才能回Ｘ池，公社领导说：不要紧，你在汨罗把把家里的事处理好再回Ｘ池来。

这洪水涨起来快，退起来也快。三四天之后就退下去了，菜二队地方也都露出了水面。我们来到住房外，用棍子从窗户的铁栅栏的间隙伸进去把堵在房门内的家具顶开，又用力把门推开了一条可容一个人侧身而入的縫，我穿着半统套靴侧身挤进门之后，从里面把把堵住门的家具移开，艳华把芳芳交给细静照应.也进到房里，我们一起先把水泥地上的一层淤泥铲除到外面的菜地里(淤泥可以作肥料)，再用水把地面冲洗干淨，然后把衣柜、五屉柜里的湿衣物拿到房东家的水龙头下去清洗干净，晾晒到绳子上；又把书桌里的湿书全部搬出来放到走廊上；再把家具一样一样搬到外面地坪上去冲洗干净。

干完后，我找老杨借了一担箩筐把打湿的书担到韩公社宿舍外的水泥地上摊开晒，这些被水侵湿的书的书页都紧紧粘结在一起，不易晒干，需要不时翻动书页才能加快书的干燥速度。

由于考虑到Ｘ池还有许多灾后的救济事宜等着我去处理，，我便交待艳华继续带着芳芳在她弟弟这里晒书。我第二天一早便乘早班车赶回Ｘ池上班。

我接县民政局的通知，知道又有一笔6000元的救济款拨付到了玉池，我到公社信用社主任邹正池那里一问，他说是拨了一笔6000元的救济款来了，但早几天应公社党委的要求已把这笔钱转到公社财政所的帐上去了。我一听就知道：今年的救灾、救济款拨来得比往年都要多好几倍，公社领导打起了这笔钱的主意，想把这笔钱挪作他用。我对邹主任说：民政经费只能在信用社设立专用的帐户存放，必须凭民政助理开具的三联单才能发放使用，你难道不知道吗？他说：我知是知道，但我们公社信用社也在公社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之下，他们要我把这笔钱划到公社财务所的帐上去，我有什么办法？

我找公社任书记、公社任社长和管公社政法的副书记杨X亮，他们都推说不清楚此事，要我去找公社财政所的老徐。我找到财政所的老徐，我要他把那笔6000元的民政救济款按中央两部两行文件的规定，转到信用社的民政专用账户上来。他说：你们民政还想搞“小钱柜”呀？我说：这不是搞“小钱柜”，这是专款专用。他说：管财经的任森副县长在全县财务工作人员大会上说了，任何单位都不能搞“小钱柜”，包括民政经费在内，都要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

无论我对他怎么解释，他就是不肯把这笔钱转到民政专用账户上来，因为他有公社领导为他撑腰。我知道公社领导们打的算盘是：先把这笔钱截留下来，到年底作为公社干部的“福利”发放，然后要我开据总共6000元向社员们发放救济款的假三联单就可以到民政局去报账。

我对老徐说：既然民政经费你要管，那民政工作也一起由你来管好了。此后凡有来申请救济的社员，我都指使他们去找老徐，由于是公社领导指使他把那笔钱截留下来的，他又不敢发，而且他没有民政专用的三联单，他也不能发放，他被社员们找得不胜其烦。

与此同时，我向专管财经的任森副县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听我公社财政所徐X平说，你在全县财务工作人员大会上说过，任何单位都不能搞“小钱柜”，包括民政经费在内，所有经费都要由各级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我想，你作为一个主管财经的副县长，你不会讲这种明显与中央两部两行文件精神和规定相违背的话，如果是徐X平听错了；或是他理解错了你的讲活，那么请你按中央文件的精神和规定，指示徐X平同志把那笔民政经费转到Ｘ池信用社的民政专用账户上来；如果你说了那种与中央文件精神相违背的话，则请你在今后召开的全县财政工作人员大会上按中央两部两行文件的精神公开予以纠正，并指示全县财政工作人员严格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和有关民政经费的管理使用的规定执行。

这封信发出去十多天后，有一天徐X平找到我说：老陈呀！我们今天一起到信用社去把那6000块钱转到民政专用帐户上去，民政还是由你来管。我说：好呀！早就该这样了。

我来Ｘ池之前，这里的民政工作十分混乱，以前的几任民政干部都不安心在Ｘ池工作，成天想的就是如何想方设法往山下好的公社调，或是往县城里调。民政经费的使用发放连一笔帐都没有，经常是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或他们的亲友找到公社领导声称生活困难，公社领导大笔一挥就批给他们一笔民政救济款，甚至公社领导和干部一起下队在某社员家吃饭时，该社员(通常都是公社干部或大队干部的至亲好友)买肉、杀鸡、打酒招待他们，公社领导和干部们酒醉飯飽之后，这家社员趁机提出救济的要求，于是公社领导大笔一挥在社员的救济报告上批给一笔救济款。在这种情况之下，Ｘ池公社的五保户、真正的困难几乎从来也没有得到过国家的救济，我决心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