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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不见的战争》中，我写的是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而不是“动乱”、“事件”，甚至不是您说的“镇压事件”。 因为在西方，警察也可能有充足的理由“镇压”社会骚乱。 但是出动20多万戒严正规军，坦克和装甲车沿途碾压和开枪，造成大约300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截至目前的统计）惨死的“天安门屠杀”，不可能发生在任何西方民主国家。 十多年前，我逃亡到柏林，获得家喻户晓的德国书业和平奖不久，德国电视一台播出了我和90多岁的德国前总理斯密特的辩论。 斯密特见过毛泽东，也是邓小平的老朋友，所以竭力辩解说，那是一场不得不那样做的恢复社会秩序的军事行动（跟普京侵略乌克兰的说辞有点相似），又说死亡数字被夸大了，也许就几十人，最多不到两百人。 当时我回答：哪怕一个人被枪杀，也叫屠杀，斯密特先生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屠杀就是屠杀的道理，在东西方，人人都懂，但因为要做生意，要去中国居住、赚钱和发展，这个道理就行不通了。 因为只要你说天安门屠杀，中国政府就给你翻脸，不准你入境，进去了，也马上。 所以，同独裁者打交道要懂得“变通”。 久而久之，“变通”就成为西方与中国在所有交往中的“潜规则”。 就像“武汉病毒”这个名词，开头，中国政府自己也口口声声叫“武汉肺炎”，后来突然醒悟这意味着“病毒的源头就在武汉”，于是，“武汉病毒”或“武汉肺炎”就成了和“天安门屠杀”一样的禁忌。 西方人要去中国，说“新冠病毒”和“Covid-19”都没问题，只要你提“武汉病毒”，中国政府就给你翻脸，指控你恶意造谣。

是的，35年过去了，也许国际社会纪念天安门屠杀的声浪要大一些，这是因为独裁中国越来越不把西方民主国家放在眼里（就像恶棍普京，也因为有习近平这个坚定不移的恶棍盟友，就不把乌克兰、欧盟和美国放在眼里）。 不但抓国内的异议分子，也抓外国在中国的异议分子，甚至还跨境抓捕，还在美国和欧洲多国设警察机构。 以前英国和中国签订了香港政治制度50年不变的回归协议，可是还不到20年，中国就出尔反尔了。 香港人不服？ 200多万人上街抗议？ 那就用独裁的铁拳一下下打服。 5月30日，天安门屠杀35周年前夕，香港高院宣判三年多前参与立法会初选的民主派47人犯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

作為一名作家，我目前所能做的，就是接受您的採訪，不說客套的假話，或許你覺得我的“屠殺就是屠殺”，而不是“事件”，甚至不是“鎮壓事件”的更正有些偏執和冒犯，但這也是我的見證性工作的一部分。

首先，感谢《卫报》用那么长篇幅，发表了我的“狱中写作”和“狱外秘密写作”的故事。 天安门屠杀那个凌晨，我和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一起制作长诗《屠杀》录音带，并传播到20多个城市，我被判刑入狱，戴迈河被当作西方间谍驱逐出境——其时，法官宣读完《判决书》，大声对我说：9个月后才破案，廖亦武，你真有运气啊！ 如果你当场被抓住就死定了——我自以为是英雄，没想到4年后出狱，却被响应邓小平下海挣钱号召的大伙儿刻意遗忘——这也是天安门屠杀后，成千上万死难者、抗议者、政治犯的共同命运。 由于惧怕被社会遗忘和抛弃，我不得不选择地下写作。 我的手稿被警察搜走了三次——我写自己的经历，也写了300多个底层人物的故事——很多年后，我在欧美发表了很多译著。 我也曾为刘晓波、李必丰、王怡、王藏等许多政治犯写过呼吁文章，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我的呼吁而走出监狱。 我的贡献只是让台湾和西方读者，特别是德国读者，记住了书中的一些人和一些事。

我被称作“时代录音机”，在写作《武汉》时，由于通过网络追踪瞬息万变的人物和事件，抢救下载了几十万字资料，所以通宵熬夜3个多月，直到某一天，电脑被共产党黑客攻克，突然瘫痪，幸好这些资料也同时进了移动硬盘。 而我的心脏也差点瘫痪，送医院休克治疗（让心脏停止跳动5分钟，然后重新启动）。 苏醒时，我以为才几分钟，医生说已过去三个多小时。 也许，我放弃追溯真相的写作，心脏及身体的其它器官会渐渐复原如初，甚至更加好转，但是，这是我的宿命，许多反对派作家同行死了，坐牢了，或在国内失踪了，比如刘晓波，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谋杀在狱中——可是我在柏林，有冷战残骸柏林墙时时提醒，我几乎是唯一的、在西方拥有如此读者众多的、来自中国的、还活着的政治犯作家了...... 想想吧，从中共政权建立以来，以政治罪名被杀害、被判刑坐牢、被折磨致死的中国人，至少上千万吧，目前就我一人还奇迹般地生活在柏林！ 在街上走着，有时还会被某个读者认出来，对我说一通我一点也不懂的德语...... 这一切，都是我写下去的动力。

去年在意大利，我获得“时代杂志”颁发的 “路易吉-阿米科内新闻奖 ”（Luigi Amicone Journalistic Award），理由是：当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政府应对Covid-19 疫情时赞扬「中国模式」时，他却透过纪实小说《武汉》为中国人民的苦难发声，展示中国政府如何利用病毒“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监控系统”。

乔治 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终于在中国变成现实。 “武汉病毒”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共和人民的关系，也彻底改变了中共和西方的关系。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直想做巨无霸生意，想通过贸易战，迫使中国吐出更多过去“非法所得”的利润，却没想到武汉病毒转眼来袭，由于在武汉封城时，他还相信习近平的谎言，没有立即关闭海关和中美航班，数十万“疫区旅客”就顺利进到美国本土和其它地方。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统计，在中国外的世界，武汉病毒造成了1490多万的“超额死亡”，美国位居第一。

如果未来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日，就是第一个宣战日，一个独裁病毒政府向自己的人民，也向西方民主国家的宣战日，或不宣而战日。

武汉封城时，没有任何西方记者能够进入“疫情战区”，有几个飞蛾扑火式的民间调查记者，钻进去四处拍摄了若干YouTube视屏，后来都相继失踪。 最后一个张展，她也是《武汉》这本书中最后一个重要人物，半个多月前，才从监狱放出来——她4年刑期满了，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也已打响两年多——不知人们是否还记得，普京和习近平，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恶棍，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在国际社会的聚光灯下，像战友一样会师？ 他们结成了恶魔同盟：发表了中俄“没有禁区”的联合声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新的法西斯轴心国联盟——普京从习近平手中拿到超过千亿美元的订单，并约定中国奥运会一结束，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就打响。

如果普京获胜，习近平就会模仿普京，对台湾发动侵略战争！ 这将比扼杀香港的自由更残忍数倍！ 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科学家们，普通民众们，如果大家记得列宁、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这样一些造成过几百万、几千万、上亿的无辜平民死亡的独裁者的名字，就请记住：普京和习近平也是这样的独裁者，他们正在造成类似的浩劫。

《武汉》中记录了致命病毒来袭 之前的“吹哨人”李文亮和“发哨人”艾芬，他们的命运很惨，被官方捂住了嘴巴，还被当作造谣罪犯示众，结局是死亡或失踪。 小说《武汉》主角艾丁目睹了这一切，亲历了Covid-1984发生和泛滥的全过程，他既想回家，又想做一个勇敢的“吹哨人”或“发哨人”，最后却家破人亡，被国家安全局带走。

《武汉》这本书初稿写于2020年6月，是中文和英文同时完成的，我在柏林写一章，就传给万里外的美国加州的同案犯戴迈河英译，我们俩的心情，都和书中的艾丁一样，想做病毒真相的“吹哨人”和“发哨人”。 可是，很遗憾，《武汉》先后被21家美国出版社拒绝——这种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我身上从未发生过，也极少发生在其他有知名度的作家身上吧——幸好，德国Fischer出版社接纳了《武汉》，他们发表过我10本书，主编汉斯出于对作家的信任——可谁也没料到，《武汉》在2022年1月26日一发表，马上激起巨大反响， 几乎所有的德语媒体都相继发表了报道和评论。 瑞士的《新苏黎世报》在同日发表了Katharina Borchardt的评论文章，文章开头就提到“卡尔森的屈从”：

“武漢病毒”當然來自武漢，這是“對真相的客觀描述”，廖亦武在他的新書中強調說—考慮到中國不斷有人提出病毒是從國外傳入的瘋狂理論，這不是普通的論證。去年，中国駐漢堡總領事館要求卡爾森出版社撤回並修改其兒童讀物《給安娜和莫里茨的新冠彩虹》（A Corona Rainbow for Anna and Moritz），因為書中說：“病毒來自中國並從那裡傳播到世界各地。” 因為巨大的經濟利益，卡爾森屈從了。https://www.nzz.ch/feuilleton/wuhan-liao-yiwu-zertrampelt-pekings-geschoentes-corona-narrativ-ld.1666369?fbclid=IwAR2npStWcS0f7iUGe1yoMQJqghq5jmET767yLhDvnUHZ13Jyx66vKODMW_8

我会回到四川，回到成都，而不是中国。 我觉得不仅共产党，而且共产党之前的系列统治者，都没有能力把这么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地域治理好，所以，回溯历史，灾难总是比和平安宁要长久。 与其这样，中国还不如分裂成几十个国家。 如果四川是一个独立国家，天性自由的四川人肯定要和天子脚下的北京划清界限，我们要从西方引进选举制，选一个厨师或酒鬼当总统，我们不要毛泽东、邓小平或习近平这种中南海的独裁烂货。 那样的话，很多从南美走线美国的偷渡者，都会千方百计跑回四川来。 我除开作家、诗人、音乐家的身份，也是一个上过《南德意志日报》头条的四川厨师和酒徒。 这不容易，我做的麻婆豆腐在柏林无人能敌。

这就是我的故事。 谢谢美联社，谢谢您，Simina Mistreanu，希望有一天，你能在四川共和国成都市的某一条幽深的巷子里，尝到我做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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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不见的战争》中，我写的是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而不是“动乱”、“事件”，甚至不是您说的“镇压事件”。 因为在西方，警察也可能有充足的理由“镇压”社会骚乱。 但是出动20多万戒严正规军，坦克和装甲车沿途碾压和开枪，造成大约300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截至目前的统计）惨死的“天安门屠杀”，不可能发生在任何西方民主国家。 十多年前，我逃亡到柏林，获得家喻户晓的德国书业和平奖不久，德国电视一台播出了我和90多岁的德国前总理斯密特的辩论。 斯密特见过毛泽东，也是邓小平的老朋友，所以竭力辩解说，那是一场不得不那样做的恢复社会秩序的军事行动（跟普京侵略乌克兰的说辞有点相似），又说死亡数字被夸大了，也许就几十人，最多不到两百人。 当时我回答：哪怕一个人被枪杀，也叫屠杀，斯密特先生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屠杀就是屠杀的道理，在东西方，人人都懂，但因为要做生意，要去中国居住、赚钱和发展，这个道理就行不通了。 因为只要你说天安门屠杀，中国政府就给你翻脸，不准你入境，进去了，也马上。 所以，同独裁者打交道要懂得“变通”。 久而久之，“变通”就成为西方与中国在所有交往中的“潜规则”。 就像“武汉病毒”这个名词，开头，中国政府自己也口口声声叫“武汉肺炎”，后来突然醒悟这意味着“病毒的源头就在武汉”，于是，“武汉病毒”或“武汉肺炎”就成了和“天安门屠杀”一样的禁忌。 西方人要去中国，说“新冠病毒”和“Covid-19”都没问题，只要你提“武汉病毒”，中国政府就给你翻脸，指控你恶意造谣。

是的，35年过去了，也许国际社会纪念天安门屠杀的声浪要大一些，这是因为独裁中国越来越不把西方民主国家放在眼里（就像恶棍普京，也因为有习近平这个坚定不移的恶棍盟友，就不把乌克兰、欧盟和美国放在眼里）。 不但抓国内的异议分子，也抓外国在中国的异议分子，甚至还跨境抓捕，还在美国和欧洲多国设警察机构。 以前英国和中国签订了香港政治制度50年不变的回归协议，可是还不到20年，中国就出尔反尔了。 香港人不服？ 200多万人上街抗议？ 那就用独裁的铁拳一下下打服。 5月30日，天安门屠杀35周年前夕，香港高院宣判三年多前参与立法会初选的民主派47人犯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

作為一名作家，我目前所能做的，就是接受您的採訪，不說客套的假話，或許你覺得我的“屠殺就是屠殺”，而不是“事件”，甚至不是“鎮壓事件”的更正有些偏執和冒犯，但這也是我的見證性工作的一部分。

首先，感谢《卫报》用那么长篇幅，发表了我的“狱中写作”和“狱外秘密写作”的故事。 天安门屠杀那个凌晨，我和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一起制作长诗《屠杀》录音带，并传播到20多个城市，我被判刑入狱，戴迈河被当作西方间谍驱逐出境——其时，法官宣读完《判决书》，大声对我说：9个月后才破案，廖亦武，你真有运气啊！ 如果你当场被抓住就死定了——我自以为是英雄，没想到4年后出狱，却被响应邓小平下海挣钱号召的大伙儿刻意遗忘——这也是天安门屠杀后，成千上万死难者、抗议者、政治犯的共同命运。 由于惧怕被社会遗忘和抛弃，我不得不选择地下写作。 我的手稿被警察搜走了三次——我写自己的经历，也写了300多个底层人物的故事——很多年后，我在欧美发表了很多译著。 我也曾为刘晓波、李必丰、王怡、王藏等许多政治犯写过呼吁文章，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我的呼吁而走出监狱。 我的贡献只是让台湾和西方读者，特别是德国读者，记住了书中的一些人和一些事。

我被称作“时代录音机”，在写作《武汉》时，由于通过网络追踪瞬息万变的人物和事件，抢救下载了几十万字资料，所以通宵熬夜3个多月，直到某一天，电脑被共产党黑客攻克，突然瘫痪，幸好这些资料也同时进了移动硬盘。 而我的心脏也差点瘫痪，送医院休克治疗（让心脏停止跳动5分钟，然后重新启动）。 苏醒时，我以为才几分钟，医生说已过去三个多小时。 也许，我放弃追溯真相的写作，心脏及身体的其它器官会渐渐复原如初，甚至更加好转，但是，这是我的宿命，许多反对派作家同行死了，坐牢了，或在国内失踪了，比如刘晓波，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谋杀在狱中——可是我在柏林，有冷战残骸柏林墙时时提醒，我几乎是唯一的、在西方拥有如此读者众多的、来自中国的、还活着的政治犯作家了...... 想想吧，从中共政权建立以来，以政治罪名被杀害、被判刑坐牢、被折磨致死的中国人，至少上千万吧，目前就我一人还奇迹般地生活在柏林！ 在街上走着，有时还会被某个读者认出来，对我说一通我一点也不懂的德语...... 这一切，都是我写下去的动力。

去年在意大利，我获得“时代杂志”颁发的 “路易吉-阿米科内新闻奖 ”（Luigi Amicone Journalistic Award），理由是：当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政府应对Covid-19 疫情时赞扬「中国模式」时，他却透过纪实小说《武汉》为中国人民的苦难发声，展示中国政府如何利用病毒“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监控系统”。

乔治 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终于在中国变成现实。 “武汉病毒”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共和人民的关系，也彻底改变了中共和西方的关系。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直想做巨无霸生意，想通过贸易战，迫使中国吐出更多过去“非法所得”的利润，却没想到武汉病毒转眼来袭，由于在武汉封城时，他还相信习近平的谎言，没有立即关闭海关和中美航班，数十万“疫区旅客”就顺利进到美国本土和其它地方。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统计，在中国外的世界，武汉病毒造成了1490多万的“超额死亡”，美国位居第一。

如果未来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日，就是第一个宣战日，一个独裁病毒政府向自己的人民，也向西方民主国家的宣战日，或不宣而战日。

武汉封城时，没有任何西方记者能够进入“疫情战区”，有几个飞蛾扑火式的民间调查记者，钻进去四处拍摄了若干YouTube视屏，后来都相继失踪。 最后一个张展，她也是《武汉》这本书中最后一个重要人物，半个多月前，才从监狱放出来——她4年刑期满了，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也已打响两年多——不知人们是否还记得，普京和习近平，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恶棍，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在国际社会的聚光灯下，像战友一样会师？ 他们结成了恶魔同盟：发表了中俄“没有禁区”的联合声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新的法西斯轴心国联盟——普京从习近平手中拿到超过千亿美元的订单，并约定中国奥运会一结束，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就打响。

如果普京获胜，习近平就会模仿普京，对台湾发动侵略战争！ 这将比扼杀香港的自由更残忍数倍！ 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科学家们，普通民众们，如果大家记得列宁、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这样一些造成过几百万、几千万、上亿的无辜平民死亡的独裁者的名字，就请记住：普京和习近平也是这样的独裁者，他们正在造成类似的浩劫。

《武汉》中记录了致命病毒来袭 之前的“吹哨人”李文亮和“发哨人”艾芬，他们的命运很惨，被官方捂住了嘴巴，还被当作造谣罪犯示众，结局是死亡或失踪。 小说《武汉》主角艾丁目睹了这一切，亲历了Covid-1984发生和泛滥的全过程，他既想回家，又想做一个勇敢的“吹哨人”或“发哨人”，最后却家破人亡，被国家安全局带走。

《武汉》这本书初稿写于2020年6月，是中文和英文同时完成的，我在柏林写一章，就传给万里外的美国加州的同案犯戴迈河英译，我们俩的心情，都和书中的艾丁一样，想做病毒真相的“吹哨人”和“发哨人”。 可是，很遗憾，《武汉》先后被21家美国出版社拒绝——这种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我身上从未发生过，也极少发生在其他有知名度的作家身上吧——幸好，德国Fischer出版社接纳了《武汉》，他们发表过我10本书，主编汉斯出于对作家的信任——可谁也没料到，《武汉》在2022年1月26日一发表，马上激起巨大反响， 几乎所有的德语媒体都相继发表了报道和评论。 瑞士的《新苏黎世报》在同日发表了Katharina Borchardt的评论文章，文章开头就提到“卡尔森的屈从”：

“武漢病毒”當然來自武漢，這是“對真相的客觀描述”，廖亦武在他的新書中強調說—考慮到中國不斷有人提出病毒是從國外傳入的瘋狂理論，這不是普通的論證。去年，中国駐漢堡總領事館要求卡爾森出版社撤回並修改其兒童讀物《給安娜和莫里茨的新冠彩虹》（A Corona Rainbow for Anna and Moritz），因為書中說：“病毒來自中國並從那裡傳播到世界各地。” 因為巨大的經濟利益，卡爾森屈從了。https://www.nzz.ch/feuilleton/wuhan-liao-yiwu-zertrampelt-pekings-geschoentes-corona-narrativ-ld.1666369?fbclid=IwAR2npStWcS0f7iUGe1yoMQJqghq5jmET767yLhDvnUHZ13Jyx66vKODMW_8

我会回到四川，回到成都，而不是中国。 我觉得不仅共产党，而且共产党之前的系列统治者，都没有能力把这么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地域治理好，所以，回溯历史，灾难总是比和平安宁要长久。 与其这样，中国还不如分裂成几十个国家。 如果四川是一个独立国家，天性自由的四川人肯定要和天子脚下的北京划清界限，我们要从西方引进选举制，选一个厨师或酒鬼当总统，我们不要毛泽东、邓小平或习近平这种中南海的独裁烂货。 那样的话，很多从南美走线美国的偷渡者，都会千方百计跑回四川来。 我除开作家、诗人、音乐家的身份，也是一个上过《南德意志日报》头条的四川厨师和酒徒。 这不容易，我做的麻婆豆腐在柏林无人能敌。

这就是我的故事。 谢谢美联社，谢谢您，Simina Mistreanu，希望有一天，你能在四川共和国成都市的某一条幽深的巷子里，尝到我做的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