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清事实真像 坚持正义公正依法处理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 成功镇慑地头蛇和村霸保障底层民众权益 乡领导勾心斗角我被评为优秀国家干部 及时建议转院救农技干部一命 终获较彻底的平反改正并补发三年工资 被委任为县政协委员 政协委员“伪县长”兰田令人感叹和悲愤的经历 日籍政协委员李赛珍 台湾归来政协委员胡先生的可疑身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每当我去调解、处理民事纠纷或轻微刑事案件时，我都会先找大队(村)、生产队(组)干部了解事件的大概情况、双方当事人的大概情况，然后到双方当事人的左邻右舍去调查了解邻里们对这于纠纷(案件)的描述和看法，以及他们对双方当事人的性格、人品的看法。再分别找双方当事人了解他的对纠纷(案件)的陈述；他们的诉求。然后再把当事双方叫到一起，晓之以理、晓之以法，进行说服疏导，让他们明白各自可以达到的利益和目的在哪里。最后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法规、条例为准绳作出公正合理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调解处理或判决，通常都能化解纠纷、消除矛盾。

当然有时也遇到过几个不服处理，总想占他人便宜，侵害他人权益又不肯接受调解和处理村霸、地头蛇之类的人物。此时我在处理涉及这类村霸、地头蛇的民事纠纷或轻微刑事案件时，我也会约公安特派员张运年一起去，我会请他穿上公安制服、戴上大盖帽、腰里别上手槍一起去，老张的这一套行头对村覇、地头蛇们在心理上会起到一种震慑的作用。当这些人不肯把侵占别人的利益退还给对方；不肯赔偿给他人造成的财产、物质损失；不肯赔偿对方的医药费和误工损失：拒绝向对方赔礼道歉……时，我就会向他们说明这样做的后果，并向他们宣读《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刑法》上的相应条款，使他们明白：如果不接受我和老张的调解处理，等着他的的就是手铐、拘留、拘役甚至判处徒刑，而要履行的赔赏责任仍将一分钱不少地照样要履行。我对他们说：你们现在就接受调解处理的意见，还只赔偿、退回应给对方的财产、物资和赔礼道歉，如果不接受，今后除了照样也要赔偿退回这些财产物资、赔礼道歉之外，还要加上拘留、拘役甚至判刑，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想好了。我告诉他们：所谓拘留、拘役和判刑就是平常说的“坐牢”，一个坐过牢回来的人，你们在地方上还有脸面吗？通常到此时，这些村霸、地头蛇们权衡利弊之后，都只好乖乖地接受我和老张作出的调解和处理。

成功地对付了几个村霸、地头蛇之后，也震慑了其他的村霸和地头蛇，不仅后来我去处理涉及村霸和地头蛇们的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时就顺利多了，而且村霸和地头蛇们横行乡里、欺压村民的事件也大大减少了。

1983年度结束后，全县要评出五十位优秀国家干部，并记功一次，经Ｘ池乡政府党委研究讨论，一致决定评我为这五十位优秀国家干部之一，并记功一次。

这有点令我意外，尽管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全县的民政助理干事和司法员之中，没有任何一位在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刻苦深入、细致入微和在民政、司法工作方面的绩效上可以与我相比；尽管我的工作成效深得民政局和司法局领导和局办事人员的好评，特别是深得Ｘ池乡村民们的好评。

但我深知：我在乡政府除了组织委员王迎春、公安特派员张运年、计划生育专干陈立英、妇女主任黎秀珍、乡政府秘书周年丰和食堂的熊师傅(他先曾为我的刻苦工作给他增添了不少麻烦而抱怨过，后为我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不辞劳苦的精神所感动，而对我尊敬有加)等少数几位普通干部对我的工作态度和成效持正面评价之外，其他领导干部都因我妨碍了他们隨心所欲以权牟私而对我心怀不满。他们是不甘心把“优秀国家干部”的荣誉加在我头上的，然而最终他们还是将我的名字上报到这五十个“优秀国家干部”的名单之中。

我分析其中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方面：一是全乡乡于部之中他们实在找不出第二个可以报上去并获得县主管部门认可的优秀国家干部；二是把我报上去获得县里面批准的可能性最大，我被批准了成为全县五十名“优秀国家干部”并记功一次，不仅可为乡政府脸上增光，而且乡领导们还可以对外吹嘘：陈某人能成为“优秀国家干部”与乡政府的“英明”领导是分不开的；三是乡政府领导们彼此都不希望别的领导被评为“优秀国家干部”，如果被别的领导评上了，那么这个人就会比自己得到更多的提拔的机会，所以乡政府的领导们都不想便宜对方，而只有评给我这个连党员都不是的最低级别的干事对他们自己的地位和今后的晋升都不会构成威胁，所以尽管他们内心都不愿意，但在权衡对自身的利弊关系之后，就都同意把我评为“优秀国家干部”。

但乡政府的领导们又都心有不甘，以致在1984年春节后召开的全县国家干部大会期间，县里通知各单位“优秀国家干部”与县领导合影并当场颁发“优秀国家干部”奨状和立功证书时，故意到事后才通知我，使我未能参加合影，而我的“优秀国家干部”奖状和立功证书都是由他们代领后转交给我的。

在这年的县国家干部大会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Ｘ池乡的农技干部，刚从农校毕业分到Ｘ池乡不久的农技员张权保，春节前因身体不适到县人民医院就医，医生怀疑小张肺部有问题要开刀，打开胸腔发现肺部没有问题，刀口缝好后，又怀疑是腹部有问题，又把腹部切开也未找出病因，刀口缝好后，又使用大量消炎药和抗生素也未能控制住刀口的感染，刀口发炎，人发高烧引起小张精神错乱，加上刀口发炎又癢又痛，小张的刀口被自己扯开，又加上已长久未能进食，导致身体极度虚弱，县人民医院已对县农业局(农技干部属县农业局管)和小张家里发出了病危通知书，Ｘ池乡政府和县农业局都已认为小张没救了，县农业局甚至已为小张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只等小张一落气，便正式举行小张的治丧事宜。

我在县参加国家干部大会期间，才知道小张的病情已到了生死关头，于是我打算在小张死前去见他最后一面，在某天中午休息期间，我和艳华买了点蘋果和一瓶荔枝罐头，到县人民医院外科病房去探望“病危”中的小张，我听医生、护士介绍了他的病情和治疗经过之后，我觉得既然打开小张的胸腔和腹腔都没有发现内脏有什么明显的病变，那么说明以前医生对小张的诊断都是误诊，小张目前的病况主要是两次不必要的开刀，及开刀后刀口发炎和用药不当引起的精神狂燥造成的，小张实际上并没有得什么会夺去他生命的大病。

我安慰他几句之后，对他说：你的病不要紧，只是要转院到长沙湘雅医院去，你很快就会好的。回到国家干部大会会场，因下午是分乡进行讨论，我找到任X桃书记对他说：小张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病，他之所以搞到这种地步，完全是县人民医院的医生误诊和两次乱开刀和用药不当造成的，现在小张的情况危急，继续留在县人民医院治疗，他的生死恐怕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依我看我们乡政府是否能派车把小张送到长沙湘雅院去搶救一下？如能抢救过来，小张和他的父母都会感谢你一辈子，即使未能抢救过来，你作为他的领导也算是尽心尽意了，这对小张的父母也交待得过去。

不料这位一向对我素无好感的任书记，竟然很爽快地同意了我的意见。他们几位乡领导商量了一下之后，当场决定立即打电话给留守Ｘ池乡政府的周秘书叫他立即通知司机老周赶紧把乡政府那台2.5吨的苏制小嘎斯车开到县人民医院来，把小张接到长沙湘雅一医院搶救。当天下午周师傅把车开到县人民医院，小张由一位护士陪同一起转院到了湘雅一医院。小张的父母由农业局的一位干部陪同，坐傍晚的火车也赶到长沙湘雅一医院陪护和办理转院公费医疗手续。

后来据陪同小张的农业局的干部回来说：湘雅的医生对小张作了全面检查之后，告诉他们：小张的身体原本就没有什么大病，小张的病完全是乱开刀、乱吃药造成，幸亏你们来得还及时，再晚一两天小张就没救了。后来湘雅的医生先用药控制好小张刀口的炎症，然后重新把被小张撕开的刀口缝合之后，一共住了二十多天院就出院了。但小张此时与从前已面目全非，面色苍白、骨瘦如柴，身体虚弱、头发几乎己掉光，县农业局决定让小张回老家黄柏休养，工资照发。

直到两三年之后，身体虽然仍未完全恢复，小张在家闲得无聊，就要求重回农业局工作，才回到农业局从事一些轻微工作。

我当时还奇怪，一向不受任书记待见的我，为何我向他一提出将小张转往长沙湘雅一医院的建议时，他居然就那么爽快地同意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年轻英俊刚从中专毕业前途无量的小张，正在与任书记的大女儿谈恋爱。

可是当刚从湘雅一医院出院回到汨罗，如同一个“废人”的小张，与任书记女儿之间的这场恋爱也就走到了尽头。这场恋爱的结局虽不圆满，但这场恋爱必竟救过小张一命，所以这场恋爱还是值得小张铭记并感谢终生的。

我到Ｘ池后，一直没有中断过向湖南大学要求获得彻底的平反，直到这年湖南大学以物理系石任球为首的五名“右派份子”教授联名写信向《光明日报》投诉湖南大学党委坚持极左路线，拒不落实党的知识份子政策的信件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后，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并引起中央重视之后，我才得到湖南大学给我的较为彻底的平反改正通知，通知上再没有留“陈ＸＸ同学在校字习期间，确有某些错误……”这样的尾巴。汨罗县也得到湖南大学补发我80、81和82年三年的工资的通知，由汨罗县统战部出面，给我补发了这三年的工资，扣除每年一百元的在农村的农业收入后，共补发给我一千五百余元的工资。

83年县里对各乡遭受水灾的于部补助了一批木材指标和钱，划拨到Ｘ池公社的木材指标是0.5立方杉木和几百块钱，公社干部中只有我一家遭水灾，所以公社就把那0.5立方杉木指标分给了我，因我刚从统战部领得了一千五百余元的补发工资，县里专对干部发放的救灾款(不属民政救济，是由县财政局拨付的专款)就由其他家境困难的乡干部们瓜分了。

1983年3月县里通知Ｘ池公社选派一位干部担任汨罗县的政协委员，Ｘ池公社考虑到我既是无党派人士，又是知识份子，符合上面对政协委员的要求，便委派我作为Ｘ池公社的县政协委员，去参加三月份由县统战部主持召开的县政协会议。

由于我内弟韩公社的岳父余德老先生是汨罗县的老政协委员，又是县政协的常委，他是作为工商界的代表参加政协的(余老先生“解放”前经商，“解放”后参加工作进了农业银行)，余老先生分在县政协的文史组，所以余老先生也把我要到了文史组。另外，政协还有文教卫生组、科技组……等小组。全县政协委员和政协的大小官员和专职干部一起大约有七八十人。

我虽然知道：不要说政协就连人大都不过是中共“民主厨窗”里的一个“花瓶”，根本不是一个能代表民意的真正的民意机构，但既然公社党委已决定要我去当政协委员，我也不便拒绝，况且可利用每年春秋两季的政协大会回到汨罗家里与家人在一起休息休息。此外我也想从政协了解一些县里的内幕和政协、人大的运作模式。

中共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都是由中共各级党委按中共当局的需要指定的，每年开会期间就是听听县(后来改为市)政府、县法院、县检察院、县财政局的工作报告，然后“讨论”一番之外，就是在县招待所大吃几天鸡鸭鱼肉，此外就是借来自不同行业部门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难得聚集在一起的机会，天南海此地闲聊一番。

不过这些闲聊有时也可增长一些见识。记得我们文史组在分组讨论时，就喜欢要组内曾在国民政府当过一任县长的兰田(智峰公社的政协委员)老先生讲他“解放”前当县长的和“解放”后当“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经历。

兰田系汨罗县智峰乡人士，“解放”前在本地高小毕业后，便考入长沙市的大麓中学唸中学，到高中毕业后，恰逢国民政府招考各县的县长，凡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凭的人都可报考。当时正在为就业所困的兰田，心怀着为国为民作一番事业的理想，也就去报名参加了湖南省政府的县长招聘考试，结果成绩优秀的兰田居然考上了。由于兰家在省政府没有什么关系，就被分配到湖南湘西的一个编远小县双簰县去当县长。

兰田领命后，带着省政府的委任状，背着一口小木箱，手拿一把雨傘，又坐车又坐船最后还要走好几十里山路，一路上花了十多天时间，历尽艰苦，才到达双簰县政府上任。

兰老先生说：当时的双簰县政府、公安局、法院、教育局、财税局一共才二十来个人(比我们现在Ｘ池乡一个小乡的国家干部人数都要少)，都在一个食堂吃飯。兰县长在任上完善保甲制度、在各乡建立国民小学，在县里展开“新生活动动”[註：1]……等等，做了不少实事。后因秉公执法得罪了地方宗族势力，为这些人所不容，到兰县长三年任期届满后，兰田便辞官返回故里智峰(当时汨罗县尚未从湘阴县分出)。他走前，双簰县政府的工作人员特意把县政府食堂喂的一头猪杀了，把一块猪肉做成腊肉送给兰田，算是对他三年来为双簰县所作出的贡献表达的-种感谢和敬意吧！

所以兰田当了一届县长回去时和三年前来时一样，一口小木箱、一把雨傘，只是多了一块腊肉。兰田在国民政府当县长的经历，令我和文史组的其他政协委员们大为感叹，一是国民政府的县级行政机构和官员如此简练，尽管是一个偏远小县，但人员和机构还没有我们现在一个偏远小乡多；二是兰县长如此清亷，除薪俸之外，辞官时与赴任时的行李只多了一块腊肉。现在，在全国恐怕也找不到一个这样亷洁的县长；三是想不到万恶的“旧社会”的县长居然是通过考试公开招聘的。

兰老先生的亲身经历令绝大多数政协委员们大跌眼镜，这与他们从中共当局那里接受的关于“旧社会”的宣传相差实在太远了。兰老先生辞官回到湘阴县长乐镇智峰山兰家洞(“洞”就是当地人对山中的小盆地的称呼)老家后，不久便迎来了湖南的和平“解放”。

“土改”时兰老先生和他的兄弟都被划成“地主份子”，到“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又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兰老先生在民国时代，因心怀救国救民之志，一直没有结婚，到“解放”后头戴双重“五类份子”帽子的兰老先生已经没有任何女士，哪怕是农村妇女敢嫁给他了，所以他一直是单身。为生活上的便利就一直与他同为“地主份子”的哥哥一家住在一起。

头戴两顶“五类份子”帽子的兰老先生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知道受过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令他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长乐地区不知怎么弄出了一桩牵连数十人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大案，牵涉的人员达五六十人之多。一些被牽连进去的人经受不住公安人员和“革命群众”的严刑逼供，很自然就把头戴双重“五类份子”帽子的兰老先生和他的“地富子弟”侄儿（他的“地主份子”哥哥已去世）也牵连进去了。

由于兰老先生伪县长、“历史反革命”和“地主份子”的身份，兰老先生很快就被当地公安人员和“革命群众”认定为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逼迫兰老先生承认。兰老先生知道这个罪名太大，自己如果承认了，不仅自己只有死路一条，而且也会害了其他被迫招供的五六十个人。

兰老先生说：为了迫使他和他的侄儿招供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重大“反革命集团”的组织、成员和纲领，当地公安和“革命群众”对他们叔姪俩使用了一种独特的残酷刑法，那就是把他们叔姪各自的两个大姆指都用麻绳紧紧缠绕在一艰插在地上的碗口大的木桩的上端，木桩上端开了一个裂口，然后把一个木契用鎚子从桩上端的裂口打入木桩，这个契子每往下打入一点，缠绕在他们大姆指上的麻绳就收紧一点，隨着木桩上契子的不断契入，他们叔姪的四个姆指就痛得他们呼天嘁地、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直到麻绳被契子绷断，他们叔姪的四个大姆指的骨头都被麻绳绷碎了，皮开肉裂。兰老先生说：这是他“解放”后所受过的酷刑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种刑罚，这种刑罚在当地被称之为“猴子抱桩”。

最后由于各个“反革命组织”成员在刑讯逼供之下交待的成员、组织、纲领、头目和活动都各不相同，又不能互相印证，最后这个“特大反革命集团”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直到后来在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中，这一冤案才得到平反，但既未追究这一特大冤案制造者的责任，又未对兰老先生他们这五六十位受害人进行过任何赔偿道歉。

到83年中共当局出于统战的需要，才把兰老先生委任为智峰乡的政协委员，吸收到汨罗市政协里面来，也分到我们文史组，汨罗市的政协委员里面除兰老先生之外，还有三位印象比较深刻，一位叫李赛珍，她是一位日本人，她原在日本军队当护士，日本战败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没有被遣返回日本，而是与一位汨罗籍的国军下级军官结了婚，自己也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李赛珍。这位国军军官复员后，她也跟着这位国军下级军官回到了汨罗黄柏镇农村老家。

解放后她的丈夫成了“历史反革命份子”，她也跟着受了不少苦，“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又被冠以日本间谍的罪名，夫妻俩累遭批斗苦不堪言，直到“改革开放”后，她丈夫才脱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她也洗清了日本间谍的嫌疑。出于当时对日友好和统战宣传的需要，李赛珍被中共当局选定为黄柏乡的政协委员。我们见到她时，尽管她已在汨罗农村当了近四十年农民，但仍然显得文质彬彬、言谈举止都显示出她的教养，尽管在农村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在她的脸厐上留下了岁月的滄桑，但也难以掩盖她过去的秀美和小巧。她的汨罗话讲得很地道，听起来就像个土生土长的汨罗人，她的普通话也说得十分标准，这一切都显示出她所受过的良好教育。

后来她通过外事部门还找到了她在日本的亲友，她在她日本亲友的资助之下，曾带着她的一个儿子到日本去探亲，她的亲友们都希望她留在日本，但她割舍不下与自己患难与共的丈夫和儿女，探亲后他还是从日本回到了她的第二故乡黄柏，继续与她的丈夫和儿女们生活在一起。

另一位是一位从台湾回来的胡先生，胡先生是汨罗市白水乡人士，临“解放”前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也跑到了台湾，胡先生在台湾混了三十多年，仍然一事无成，到83年前后在台湾一事无成的胡先生，在台湾既无妻小又无财产，对台湾也就没有什么牵挂，于是想到了落叶归根，就想方设法筹集了一点路费，取道香港两手空空地回到了阔别了三十多年的家乡汨罗县白水乡。当时海峽两岸尚未开始往来，中共当局出于宣传上的需要，把胡先生的举动视为弃暗投明的“壮举”，于是汨罗市为胡先生在白水镇上安排了住所，又把胡先生定为汨罗市政协委员，又以某种名义每月发给胡先生一份工资以维持生活，使得在台湾已走投无路的胡先生在白水镇能安享晚年。

脑袋灵光的胡先生早己看出中共当局对自己的良苦用心，也就对中共当局“投桃报李”，所以胡先生在政协言必称祖国的大好形势；言必称要为两岸和平统一贡献力量。

后来我向白水镇的乡干部打听胡先生的底细时才知道，原来胡先生“解放”前在白水一带是一个地痞式的人物，临“解放”时和国民党军队一起逃到台弯后就当了逃兵(这是胡先生自己的说法)，在台湾又不务正业，以致到头来还是孤身一人，既无职业又无财产，当听到中共当局要和平解放台湾时，头脑灵光的胡先生就想到大陆来混混看，于是他就筹集了一笔路费，取道香港回到大陆来投靠中共，中共当局出于对台统战的需要，当然不会拒绝胡先生前来投靠，于是就有了前面所说汨罗市对胡先生的安排。

我曾问过白水乡的干部：胡先生既然是落叶归根，为何不住在他在白水的亲友家里？他们说由于胡先生过去在当地臭名昭著，他回来后没有一个亲友愿意接纳他，所以才由政府在白水镇给他安排了一处住所。

后来，我对胡先生的说法产生了不少疑问，一是他那么一个能说会道、头脑灵光又读了点书(从他在政协会上的发言不时还吐出几句文言来判断)的地痞式的人物，怎么可能会被国军抓去当兵？既然是当兵去的台湾，那他退伍后是会有很优厚的按月发放的退伍金的，住宿的房屋也会有台湾政府安排，他怎么会在台湾孤身一人衣食无着呢？如果他是自己去的台湾，以他当时在白水地方的地位和财产都不可能使他有机会去台湾。

直到1984年我在Ｘ池乡经办给原“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平反一事时，从当局的文件和“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的口述之中，才发现了胡某去台湾的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胡某是作为中共地下党的身份被派往台湾的。

抗日战爭末期，在日本败局已定的情况之下，中共为了在湘鄂粤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以便为抗战胜利后夺取全国政权打下基础，于是派王震率领八路军359旅南下湘鄂粤建立新的根据地。不料王震率领的359旅刚走到湖北通城、湖南平江、湘阴一带日本就投降了，接着国共和谈，王震奉命率部北上与李先念的中原地区的部队汇合，但命令王震在鄂东南、湘北一带留下部份兵力，组成359旅南下支队，以李XX任支队长(李XX解放后在湖南郴州地区担任领导职务，后曾任广西省委组织部长)在这一带地方发展地下党组织；收编当地的土匪部队组建“湘北人民自救军”。而胡某这种有点文化的流氓无产阶级正是中共地下党发展的对象，十分可能胡某就在这个时候参加了中共的地下党，临“解放”前，胡某奉中共之命前往台湾潜伏，以图在台策应中共解放台湾的行动，胡某隨国民党败军潜往台湾后，不料以吳石(国军中将)和朱枫(由大陆派往台湾与吳石、蔡孝乾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头目)为首的中共地下党因台湾中共地下党头目蔡孝乾被捕叛党而悉数被捕处决，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几乎被国民政府一网打尽。

到台后还来不及与当地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的胡某之类的由大陆派往台湾的中共地下党，虽然未被国民政府消灭，但从此也只能消声匿迹以求保命，这就是为什么胡某在台湾混了三十多年都一事无成，连家也没有成，到老来还落得个无依无靠的结局，所以胡某才在1983年就被迫取道香港回大陆“认祖归宗”。这就是胡某回大陆后受到中共当局礼遇的原因。当然这只是我事后根据各种迹象作出的推断，至于胡某的真实情况，恐怕只有胡某自己和中共当局的特务情报系统的少数几个人才知道。

［註：１］：“新生活运动”是前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发起并主导的、以改进国民的不良陋习和精神面貌为目的的国民运动。

查清事实真像 坚持正义公正依法处理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 成功镇慑地头蛇和村霸保障底层民众权益 乡领导勾心斗角我被评为优秀国家干部 及时建议转院救农技干部一命 终获较彻底的平反改正并补发三年工资 被委任为县政协委员 政协委员“伪县长”兰田令人感叹和悲愤的经历 日籍政协委员李赛珍 台湾归来政协委员胡先生的可疑身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每当我去调解、处理民事纠纷或轻微刑事案件时，我都会先找大队(村)、生产队(组)干部了解事件的大概情况、双方当事人的大概情况，然后到双方当事人的左邻右舍去调查了解邻里们对这于纠纷(案件)的描述和看法，以及他们对双方当事人的性格、人品的看法。再分别找双方当事人了解他的对纠纷(案件)的陈述；他们的诉求。然后再把当事双方叫到一起，晓之以理、晓之以法，进行说服疏导，让他们明白各自可以达到的利益和目的在哪里。最后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法规、条例为准绳作出公正合理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调解处理或判决，通常都能化解纠纷、消除矛盾。

当然有时也遇到过几个不服处理，总想占他人便宜，侵害他人权益又不肯接受调解和处理村霸、地头蛇之类的人物。此时我在处理涉及这类村霸、地头蛇的民事纠纷或轻微刑事案件时，我也会约公安特派员张运年一起去，我会请他穿上公安制服、戴上大盖帽、腰里别上手槍一起去，老张的这一套行头对村覇、地头蛇们在心理上会起到一种震慑的作用。当这些人不肯把侵占别人的利益退还给对方；不肯赔偿给他人造成的财产、物质损失；不肯赔偿对方的医药费和误工损失：拒绝向对方赔礼道歉……时，我就会向他们说明这样做的后果，并向他们宣读《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刑法》上的相应条款，使他们明白：如果不接受我和老张的调解处理，等着他的的就是手铐、拘留、拘役甚至判处徒刑，而要履行的赔赏责任仍将一分钱不少地照样要履行。我对他们说：你们现在就接受调解处理的意见，还只赔偿、退回应给对方的财产、物资和赔礼道歉，如果不接受，今后除了照样也要赔偿退回这些财产物资、赔礼道歉之外，还要加上拘留、拘役甚至判刑，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想好了。我告诉他们：所谓拘留、拘役和判刑就是平常说的“坐牢”，一个坐过牢回来的人，你们在地方上还有脸面吗？通常到此时，这些村霸、地头蛇们权衡利弊之后，都只好乖乖地接受我和老张作出的调解和处理。

成功地对付了几个村霸、地头蛇之后，也震慑了其他的村霸和地头蛇，不仅后来我去处理涉及村霸和地头蛇们的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时就顺利多了，而且村霸和地头蛇们横行乡里、欺压村民的事件也大大减少了。

1983年度结束后，全县要评出五十位优秀国家干部，并记功一次，经Ｘ池乡政府党委研究讨论，一致决定评我为这五十位优秀国家干部之一，并记功一次。

这有点令我意外，尽管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全县的民政助理干事和司法员之中，没有任何一位在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刻苦深入、细致入微和在民政、司法工作方面的绩效上可以与我相比；尽管我的工作成效深得民政局和司法局领导和局办事人员的好评，特别是深得Ｘ池乡村民们的好评。

但我深知：我在乡政府除了组织委员王迎春、公安特派员张运年、计划生育专干陈立英、妇女主任黎秀珍、乡政府秘书周年丰和食堂的熊师傅(他先曾为我的刻苦工作给他增添了不少麻烦而抱怨过，后为我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不辞劳苦的精神所感动，而对我尊敬有加)等少数几位普通干部对我的工作态度和成效持正面评价之外，其他领导干部都因我妨碍了他们隨心所欲以权牟私而对我心怀不满。他们是不甘心把“优秀国家干部”的荣誉加在我头上的，然而最终他们还是将我的名字上报到这五十个“优秀国家干部”的名单之中。

我分析其中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方面：一是全乡乡于部之中他们实在找不出第二个可以报上去并获得县主管部门认可的优秀国家干部；二是把我报上去获得县里面批准的可能性最大，我被批准了成为全县五十名“优秀国家干部”并记功一次，不仅可为乡政府脸上增光，而且乡领导们还可以对外吹嘘：陈某人能成为“优秀国家干部”与乡政府的“英明”领导是分不开的；三是乡政府领导们彼此都不希望别的领导被评为“优秀国家干部”，如果被别的领导评上了，那么这个人就会比自己得到更多的提拔的机会，所以乡政府的领导们都不想便宜对方，而只有评给我这个连党员都不是的最低级别的干事对他们自己的地位和今后的晋升都不会构成威胁，所以尽管他们内心都不愿意，但在权衡对自身的利弊关系之后，就都同意把我评为“优秀国家干部”。

但乡政府的领导们又都心有不甘，以致在1984年春节后召开的全县国家干部大会期间，县里通知各单位“优秀国家干部”与县领导合影并当场颁发“优秀国家干部”奨状和立功证书时，故意到事后才通知我，使我未能参加合影，而我的“优秀国家干部”奖状和立功证书都是由他们代领后转交给我的。

在这年的县国家干部大会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Ｘ池乡的农技干部，刚从农校毕业分到Ｘ池乡不久的农技员张权保，春节前因身体不适到县人民医院就医，医生怀疑小张肺部有问题要开刀，打开胸腔发现肺部没有问题，刀口缝好后，又怀疑是腹部有问题，又把腹部切开也未找出病因，刀口缝好后，又使用大量消炎药和抗生素也未能控制住刀口的感染，刀口发炎，人发高烧引起小张精神错乱，加上刀口发炎又癢又痛，小张的刀口被自己扯开，又加上已长久未能进食，导致身体极度虚弱，县人民医院已对县农业局(农技干部属县农业局管)和小张家里发出了病危通知书，Ｘ池乡政府和县农业局都已认为小张没救了，县农业局甚至已为小张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只等小张一落气，便正式举行小张的治丧事宜。

我在县参加国家干部大会期间，才知道小张的病情已到了生死关头，于是我打算在小张死前去见他最后一面，在某天中午休息期间，我和艳华买了点蘋果和一瓶荔枝罐头，到县人民医院外科病房去探望“病危”中的小张，我听医生、护士介绍了他的病情和治疗经过之后，我觉得既然打开小张的胸腔和腹腔都没有发现内脏有什么明显的病变，那么说明以前医生对小张的诊断都是误诊，小张目前的病况主要是两次不必要的开刀，及开刀后刀口发炎和用药不当引起的精神狂燥造成的，小张实际上并没有得什么会夺去他生命的大病。

我安慰他几句之后，对他说：你的病不要紧，只是要转院到长沙湘雅医院去，你很快就会好的。回到国家干部大会会场，因下午是分乡进行讨论，我找到任X桃书记对他说：小张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病，他之所以搞到这种地步，完全是县人民医院的医生误诊和两次乱开刀和用药不当造成的，现在小张的情况危急，继续留在县人民医院治疗，他的生死恐怕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依我看我们乡政府是否能派车把小张送到长沙湘雅院去搶救一下？如能抢救过来，小张和他的父母都会感谢你一辈子，即使未能抢救过来，你作为他的领导也算是尽心尽意了，这对小张的父母也交待得过去。

不料这位一向对我素无好感的任书记，竟然很爽快地同意了我的意见。他们几位乡领导商量了一下之后，当场决定立即打电话给留守Ｘ池乡政府的周秘书叫他立即通知司机老周赶紧把乡政府那台2.5吨的苏制小嘎斯车开到县人民医院来，把小张接到长沙湘雅一医院搶救。当天下午周师傅把车开到县人民医院，小张由一位护士陪同一起转院到了湘雅一医院。小张的父母由农业局的一位干部陪同，坐傍晚的火车也赶到长沙湘雅一医院陪护和办理转院公费医疗手续。

后来据陪同小张的农业局的干部回来说：湘雅的医生对小张作了全面检查之后，告诉他们：小张的身体原本就没有什么大病，小张的病完全是乱开刀、乱吃药造成，幸亏你们来得还及时，再晚一两天小张就没救了。后来湘雅的医生先用药控制好小张刀口的炎症，然后重新把被小张撕开的刀口缝合之后，一共住了二十多天院就出院了。但小张此时与从前已面目全非，面色苍白、骨瘦如柴，身体虚弱、头发几乎己掉光，县农业局决定让小张回老家黄柏休养，工资照发。

直到两三年之后，身体虽然仍未完全恢复，小张在家闲得无聊，就要求重回农业局工作，才回到农业局从事一些轻微工作。

我当时还奇怪，一向不受任书记待见的我，为何我向他一提出将小张转往长沙湘雅一医院的建议时，他居然就那么爽快地同意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年轻英俊刚从中专毕业前途无量的小张，正在与任书记的大女儿谈恋爱。

可是当刚从湘雅一医院出院回到汨罗，如同一个“废人”的小张，与任书记女儿之间的这场恋爱也就走到了尽头。这场恋爱的结局虽不圆满，但这场恋爱必竟救过小张一命，所以这场恋爱还是值得小张铭记并感谢终生的。

我到Ｘ池后，一直没有中断过向湖南大学要求获得彻底的平反，直到这年湖南大学以物理系石任球为首的五名“右派份子”教授联名写信向《光明日报》投诉湖南大学党委坚持极左路线，拒不落实党的知识份子政策的信件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后，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并引起中央重视之后，我才得到湖南大学给我的较为彻底的平反改正通知，通知上再没有留“陈ＸＸ同学在校字习期间，确有某些错误……”这样的尾巴。汨罗县也得到湖南大学补发我80、81和82年三年的工资的通知，由汨罗县统战部出面，给我补发了这三年的工资，扣除每年一百元的在农村的农业收入后，共补发给我一千五百余元的工资。

83年县里对各乡遭受水灾的于部补助了一批木材指标和钱，划拨到Ｘ池公社的木材指标是0.5立方杉木和几百块钱，公社干部中只有我一家遭水灾，所以公社就把那0.5立方杉木指标分给了我，因我刚从统战部领得了一千五百余元的补发工资，县里专对干部发放的救灾款(不属民政救济，是由县财政局拨付的专款)就由其他家境困难的乡干部们瓜分了。

1983年3月县里通知Ｘ池公社选派一位干部担任汨罗县的政协委员，Ｘ池公社考虑到我既是无党派人士，又是知识份子，符合上面对政协委员的要求，便委派我作为Ｘ池公社的县政协委员，去参加三月份由县统战部主持召开的县政协会议。

由于我内弟韩公社的岳父余德老先生是汨罗县的老政协委员，又是县政协的常委，他是作为工商界的代表参加政协的(余老先生“解放”前经商，“解放”后参加工作进了农业银行)，余老先生分在县政协的文史组，所以余老先生也把我要到了文史组。另外，政协还有文教卫生组、科技组……等小组。全县政协委员和政协的大小官员和专职干部一起大约有七八十人。

我虽然知道：不要说政协就连人大都不过是中共“民主厨窗”里的一个“花瓶”，根本不是一个能代表民意的真正的民意机构，但既然公社党委已决定要我去当政协委员，我也不便拒绝，况且可利用每年春秋两季的政协大会回到汨罗家里与家人在一起休息休息。此外我也想从政协了解一些县里的内幕和政协、人大的运作模式。

中共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都是由中共各级党委按中共当局的需要指定的，每年开会期间就是听听县(后来改为市)政府、县法院、县检察院、县财政局的工作报告，然后“讨论”一番之外，就是在县招待所大吃几天鸡鸭鱼肉，此外就是借来自不同行业部门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难得聚集在一起的机会，天南海此地闲聊一番。

不过这些闲聊有时也可增长一些见识。记得我们文史组在分组讨论时，就喜欢要组内曾在国民政府当过一任县长的兰田(智峰公社的政协委员)老先生讲他“解放”前当县长的和“解放”后当“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经历。

兰田系汨罗县智峰乡人士，“解放”前在本地高小毕业后，便考入长沙市的大麓中学唸中学，到高中毕业后，恰逢国民政府招考各县的县长，凡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凭的人都可报考。当时正在为就业所困的兰田，心怀着为国为民作一番事业的理想，也就去报名参加了湖南省政府的县长招聘考试，结果成绩优秀的兰田居然考上了。由于兰家在省政府没有什么关系，就被分配到湖南湘西的一个编远小县双簰县去当县长。

兰田领命后，带着省政府的委任状，背着一口小木箱，手拿一把雨傘，又坐车又坐船最后还要走好几十里山路，一路上花了十多天时间，历尽艰苦，才到达双簰县政府上任。

兰老先生说：当时的双簰县政府、公安局、法院、教育局、财税局一共才二十来个人(比我们现在Ｘ池乡一个小乡的国家干部人数都要少)，都在一个食堂吃飯。兰县长在任上完善保甲制度、在各乡建立国民小学，在县里展开“新生活动动”[註：1]……等等，做了不少实事。后因秉公执法得罪了地方宗族势力，为这些人所不容，到兰县长三年任期届满后，兰田便辞官返回故里智峰(当时汨罗县尚未从湘阴县分出)。他走前，双簰县政府的工作人员特意把县政府食堂喂的一头猪杀了，把一块猪肉做成腊肉送给兰田，算是对他三年来为双簰县所作出的贡献表达的-种感谢和敬意吧！

所以兰田当了一届县长回去时和三年前来时一样，一口小木箱、一把雨傘，只是多了一块腊肉。兰田在国民政府当县长的经历，令我和文史组的其他政协委员们大为感叹，一是国民政府的县级行政机构和官员如此简练，尽管是一个偏远小县，但人员和机构还没有我们现在一个偏远小乡多；二是兰县长如此清亷，除薪俸之外，辞官时与赴任时的行李只多了一块腊肉。现在，在全国恐怕也找不到一个这样亷洁的县长；三是想不到万恶的“旧社会”的县长居然是通过考试公开招聘的。

兰老先生的亲身经历令绝大多数政协委员们大跌眼镜，这与他们从中共当局那里接受的关于“旧社会”的宣传相差实在太远了。兰老先生辞官回到湘阴县长乐镇智峰山兰家洞(“洞”就是当地人对山中的小盆地的称呼)老家后，不久便迎来了湖南的和平“解放”。

“土改”时兰老先生和他的兄弟都被划成“地主份子”，到“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又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兰老先生在民国时代，因心怀救国救民之志，一直没有结婚，到“解放”后头戴双重“五类份子”帽子的兰老先生已经没有任何女士，哪怕是农村妇女敢嫁给他了，所以他一直是单身。为生活上的便利就一直与他同为“地主份子”的哥哥一家住在一起。

头戴两顶“五类份子”帽子的兰老先生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知道受过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令他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长乐地区不知怎么弄出了一桩牵连数十人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大案，牵涉的人员达五六十人之多。一些被牽连进去的人经受不住公安人员和“革命群众”的严刑逼供，很自然就把头戴双重“五类份子”帽子的兰老先生和他的“地富子弟”侄儿（他的“地主份子”哥哥已去世）也牵连进去了。

由于兰老先生伪县长、“历史反革命”和“地主份子”的身份，兰老先生很快就被当地公安人员和“革命群众”认定为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逼迫兰老先生承认。兰老先生知道这个罪名太大，自己如果承认了，不仅自己只有死路一条，而且也会害了其他被迫招供的五六十个人。

兰老先生说：为了迫使他和他的侄儿招供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重大“反革命集团”的组织、成员和纲领，当地公安和“革命群众”对他们叔姪俩使用了一种独特的残酷刑法，那就是把他们叔姪各自的两个大姆指都用麻绳紧紧缠绕在一艰插在地上的碗口大的木桩的上端，木桩上端开了一个裂口，然后把一个木契用鎚子从桩上端的裂口打入木桩，这个契子每往下打入一点，缠绕在他们大姆指上的麻绳就收紧一点，隨着木桩上契子的不断契入，他们叔姪的四个姆指就痛得他们呼天嘁地、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直到麻绳被契子绷断，他们叔姪的四个大姆指的骨头都被麻绳绷碎了，皮开肉裂。兰老先生说：这是他“解放”后所受过的酷刑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种刑罚，这种刑罚在当地被称之为“猴子抱桩”。

最后由于各个“反革命组织”成员在刑讯逼供之下交待的成员、组织、纲领、头目和活动都各不相同，又不能互相印证，最后这个“特大反革命集团”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直到后来在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中，这一冤案才得到平反，但既未追究这一特大冤案制造者的责任，又未对兰老先生他们这五六十位受害人进行过任何赔偿道歉。

到83年中共当局出于统战的需要，才把兰老先生委任为智峰乡的政协委员，吸收到汨罗市政协里面来，也分到我们文史组，汨罗市的政协委员里面除兰老先生之外，还有三位印象比较深刻，一位叫李赛珍，她是一位日本人，她原在日本军队当护士，日本战败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没有被遣返回日本，而是与一位汨罗籍的国军下级军官结了婚，自己也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李赛珍。这位国军军官复员后，她也跟着这位国军下级军官回到了汨罗黄柏镇农村老家。

解放后她的丈夫成了“历史反革命份子”，她也跟着受了不少苦，“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又被冠以日本间谍的罪名，夫妻俩累遭批斗苦不堪言，直到“改革开放”后，她丈夫才脱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她也洗清了日本间谍的嫌疑。出于当时对日友好和统战宣传的需要，李赛珍被中共当局选定为黄柏乡的政协委员。我们见到她时，尽管她已在汨罗农村当了近四十年农民，但仍然显得文质彬彬、言谈举止都显示出她的教养，尽管在农村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在她的脸厐上留下了岁月的滄桑，但也难以掩盖她过去的秀美和小巧。她的汨罗话讲得很地道，听起来就像个土生土长的汨罗人，她的普通话也说得十分标准，这一切都显示出她所受过的良好教育。

后来她通过外事部门还找到了她在日本的亲友，她在她日本亲友的资助之下，曾带着她的一个儿子到日本去探亲，她的亲友们都希望她留在日本，但她割舍不下与自己患难与共的丈夫和儿女，探亲后他还是从日本回到了她的第二故乡黄柏，继续与她的丈夫和儿女们生活在一起。

另一位是一位从台湾回来的胡先生，胡先生是汨罗市白水乡人士，临“解放”前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也跑到了台湾，胡先生在台湾混了三十多年，仍然一事无成，到83年前后在台湾一事无成的胡先生，在台湾既无妻小又无财产，对台湾也就没有什么牵挂，于是想到了落叶归根，就想方设法筹集了一点路费，取道香港两手空空地回到了阔别了三十多年的家乡汨罗县白水乡。当时海峽两岸尚未开始往来，中共当局出于宣传上的需要，把胡先生的举动视为弃暗投明的“壮举”，于是汨罗市为胡先生在白水镇上安排了住所，又把胡先生定为汨罗市政协委员，又以某种名义每月发给胡先生一份工资以维持生活，使得在台湾已走投无路的胡先生在白水镇能安享晚年。

脑袋灵光的胡先生早己看出中共当局对自己的良苦用心，也就对中共当局“投桃报李”，所以胡先生在政协言必称祖国的大好形势；言必称要为两岸和平统一贡献力量。

后来我向白水镇的乡干部打听胡先生的底细时才知道，原来胡先生“解放”前在白水一带是一个地痞式的人物，临“解放”时和国民党军队一起逃到台弯后就当了逃兵(这是胡先生自己的说法)，在台湾又不务正业，以致到头来还是孤身一人，既无职业又无财产，当听到中共当局要和平解放台湾时，头脑灵光的胡先生就想到大陆来混混看，于是他就筹集了一笔路费，取道香港回到大陆来投靠中共，中共当局出于对台统战的需要，当然不会拒绝胡先生前来投靠，于是就有了前面所说汨罗市对胡先生的安排。

我曾问过白水乡的干部：胡先生既然是落叶归根，为何不住在他在白水的亲友家里？他们说由于胡先生过去在当地臭名昭著，他回来后没有一个亲友愿意接纳他，所以才由政府在白水镇给他安排了一处住所。

后来，我对胡先生的说法产生了不少疑问，一是他那么一个能说会道、头脑灵光又读了点书(从他在政协会上的发言不时还吐出几句文言来判断)的地痞式的人物，怎么可能会被国军抓去当兵？既然是当兵去的台湾，那他退伍后是会有很优厚的按月发放的退伍金的，住宿的房屋也会有台湾政府安排，他怎么会在台湾孤身一人衣食无着呢？如果他是自己去的台湾，以他当时在白水地方的地位和财产都不可能使他有机会去台湾。

直到1984年我在Ｘ池乡经办给原“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平反一事时，从当局的文件和“湘北人民自救军“成员的口述之中，才发现了胡某去台湾的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胡某是作为中共地下党的身份被派往台湾的。

抗日战爭末期，在日本败局已定的情况之下，中共为了在湘鄂粤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以便为抗战胜利后夺取全国政权打下基础，于是派王震率领八路军359旅南下湘鄂粤建立新的根据地。不料王震率领的359旅刚走到湖北通城、湖南平江、湘阴一带日本就投降了，接着国共和谈，王震奉命率部北上与李先念的中原地区的部队汇合，但命令王震在鄂东南、湘北一带留下部份兵力，组成359旅南下支队，以李XX任支队长(李XX解放后在湖南郴州地区担任领导职务，后曾任广西省委组织部长)在这一带地方发展地下党组织；收编当地的土匪部队组建“湘北人民自救军”。而胡某这种有点文化的流氓无产阶级正是中共地下党发展的对象，十分可能胡某就在这个时候参加了中共的地下党，临“解放”前，胡某奉中共之命前往台湾潜伏，以图在台策应中共解放台湾的行动，胡某隨国民党败军潜往台湾后，不料以吳石(国军中将)和朱枫(由大陆派往台湾与吳石、蔡孝乾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头目)为首的中共地下党因台湾中共地下党头目蔡孝乾被捕叛党而悉数被捕处决，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几乎被国民政府一网打尽。

到台后还来不及与当地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的胡某之类的由大陆派往台湾的中共地下党，虽然未被国民政府消灭，但从此也只能消声匿迹以求保命，这就是为什么胡某在台湾混了三十多年都一事无成，连家也没有成，到老来还落得个无依无靠的结局，所以胡某才在1983年就被迫取道香港回大陆“认祖归宗”。这就是胡某回大陆后受到中共当局礼遇的原因。当然这只是我事后根据各种迹象作出的推断，至于胡某的真实情况，恐怕只有胡某自己和中共当局的特务情报系统的少数几个人才知道。

［註：１］：“新生活运动”是前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发起并主导的、以改进国民的不良陋习和精神面貌为目的的国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