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渔被审讯，第一个问题就是5月3日的“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友渔写道，在5月3日会议之前，他就多次承诺，召集会议的责任由他承担。在整个审讯期间，友渔坚持实现了这个承诺。涉及到其他与会者，可能对他们不利，警察又未见得知道的情况，友渔绝不吐露。尽管这些事都是正大光明的，符合现行的宪法和法律的，但经验证明，当局会无耻的把你说的事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罗织成罪名，然后对他人进行惩罚和迫害，所以友渔绝不吐露，不给审讯者任何可乘之机，坚持由自己承担起全部责任。
友渔的同案犯，笔名“不锈钢老鼠”的刘荻，在第二年（2015年）写文章回忆道，“和徐友渔老师成为‘同案’，是我的荣幸。我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就是我愿意和他一起坐牢”。刘荻说，“2012年12月28日，朋友们决定闯关去探望长期遭到软禁的刘霞，特意拉上了徐老师，意思是请他来‘背黑锅’，承担可能的责任。徐老师欣然应允”。“去年5月的六四研讨会事件中，徐老师主动提出愿为此承担责任，而且说到做到，即使坐牢也不反悔。在我看来，要成为民主运动的领袖和英雄，最重要的品质是要能够承担责任”。
在看守所期间，友渔被多次提审。每一场审讯都是一场博弈，每一场审讯也都是一场抗争。审讯的目的常常不是为了从你口中得到什么要紧的信息，审讯的目的常常就是为了侮辱你的人格，打击和摧毁你的意志。友渔总是从容应对，一找到机会就反击。友渔当面质问审讯者，请你解释什么是“寻衅滋事”罪，它怎么和我们的行动相关联？审讯者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只好说，你不该这么问，你只该考虑你自己的问题。友渔说，这个问题不弄明白，其他事情无从谈起。审讯者恼羞成怒，说，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罪名抓你，并威胁说，另外的罪名判罚会更重。友渔毫不退让地反击道：“如果你们用这个罪名抓人不成立就随便换一个罪名，那说明你们抓人和定罪是任意的。“审讯者自知理亏，被迫转移话题。这个审讯者对友渔怀恨在心。在接下来的一次审讯中，他用凶狠的眼光逼视友渔，友渔针锋相对，用蔑视的眼光盯着他，不眨眼，不转移。两人相互怒视了许久，最后，是对方把眼光闪开了。友渔和警察打了多年的交道，没有一次在气势上屈居下风。
看守所的情况很恶劣。监室只有22平方米，却关进了17个大男人。其中大多数是重罪嫌犯，包括4个杀人嫌犯、一个等待处决的杀人犯，3个贩毒嫌犯。中国监狱的惯例，对新来者要施以下马威。友渔一踏进监室，囚徒们个个眼露凶光，牢头问道：“干什么的？为什么事进来？”友渔说我是中国社科院的教授，因为开了一个纪念六四的会议被抓。奇迹发生了。整个监室的气氛为之一变。众囚徒的态度由威吓变为赞叹。友渔在监室中受到一系列优待。没有人对他直呼其名，都叫他“徐老师”、“徐老”。友渔写道：“我在狱中心态平和、精神宁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丝毫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虽然狱友们因为我是政治犯和教授而对我十分尊重。”
友渔书里还讲到一件事。一次被提审后，一个年轻的警察趁没人的时候溜进审讯室，对友渔说：“徐老师，我知道你，我看过你写的文革和红卫兵的书，那真是有关文革里程碑式的著作！请你好好保重。”友渔听了深受感动和鼓舞。读到这里我忍不住想，这个警察会不会是看了我写的书评呢。我为友渔那本《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与演变》写的书评，标题就是“文革研究的里程碑”。
在仅有的一次和律师会见，友渔对律师说，作为哲学家，生死看得很开，精神不会崩溃，死都无所谓。唯一感到愧疚难过的是给家人带来惊吓和担心。
拘押了些日子，经过了几次审讯，当局要友渔“写一个认识”。友渔略一思索就答应了。友渔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被当局抓了，强令你写“认识”写“保证”，怎么办？友渔有自己的应对方略：面对兽类，大可不必太迂腐。能蒙混过关就蒙混过关。出卖同伙的事绝不能做，自我污辱的话，别人说了不谴责，自己决不说。
警方要求一定要有“认错”的字句。友渔是这么写的：“基于错误的形势估计而开了会”，“只考虑自己主观上并无恶意，认为此举能化解社会紧张对立情绪，促使执政党借鉴台湾国民党处理二二八事件的方式开辟政治新局面，但实际上却没料到执政党会做出强烈反应”……这与其说是认错，不如说是批判。居然也就过关了。
2014年12月16日，瑞典“帕尔梅争取国际谅解和共同安全纪念基金会” 宣布，将2014年度“奥洛夫·帕尔梅奖”颁发给徐友渔。2015年1月3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会大厦举行了颁奖仪式。友渔因取保候审不能出国领奖。在颁奖式上，基金会总裁宣读了颁奖词，并传达了徐友渔的决定，将全部奖金（7万5千美元）捐赠给“天安门母亲”。
从1967年3月，我和友渔结识，转眼之间，就过去了57年。我们这一代人，除去离世者，其他的也步入余生。无论是言说还是行动，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事，友渔都不愧为我们这代人的典范。借此书评，谨表达我对友渔崇高的敬意，以及对我们半个多世纪友谊的美好留念。
（完）
来源：RFA
